《江海春秋》2017年04期
2017年04总第172期
目录
本刊特稿
南通沿江港区的建设与改造/沙锦程
江海烽火
南通地区早期中共县委组织建立及其活动特点/张建明
金庄战斗／何书平
奇袭茅家镇／陶建明
江海岁月
彩虹卧波 长江北汊变通途
-------如皋长青沙岛建桥事略／陈础基
辛亥革命后通州、如皋和平独立之经过／程太和
初创南通电视的岁月／腾 杰
江海撷英
巅峰炉艺
————记铜香炉省级非遗传人张志伟／何惠斌
有执着追求的体育人——茅 鹏／汤大同
江海名镇
古镇余西的牌坊／沈志冲
江海骄子
致力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南通籍地质学家——沈其寒／陆继权
德耀江海（三）／单志浩
久病床前的好儿媳——张红英／黄小丽
张謇研究
浅谈张謇楹联的思想内容／濮 潇
江海风情
曝 伏／许德忠
江海文化
东皋印旧韵犹存／侯求学
诗词二首／庄 奂
史志园地
《南通年鉴》框架设计的自我演变与创新研究／焦学健
文史考辨
关于“五一农民暴动”的两份文献资料／顾 健 苇 航
《前线》报创刊世界及地点考／彭 伟
信息动态
《南通年鉴（2016）》获江苏优秀年鉴一等奖／周 磊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组织《新四军在江苏》图片展／单志浩
南通沿江港区的建设与改造
沙锦程
南通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东濒黄海，南临长江，是集黄金水道和黄金海岸于一体，其江海岸线分别为164.63公里和200.28公里，境内水系发达，经济腹地宽广，具有良好的建港条件。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南通市成为全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南通市委、市政府抓住历史机遇，制定“以港兴城”发展战略，南通港口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至1987年，南通港下辖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3个装卸作业区。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一港十二区”发展格局，沿江有如皋、天生、南通、任港、狼山、富民、江海、通海、启海9个港区，沿海有洋口、吕四、通州湾3个港区。港口建设在南通区域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侧重记载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南通沿江港区的建设与改造过程。
南通港新港区的兴建
南通港新港区兴建的提出。1956年以前，南通港仅有天生港承担着货运的任务，其余小港都是以客运为主，适当接运部分农副产品。1952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好转起来，南通地区城乡经济建设的大量物资需要从港口进出，使得天生港拥塞不堪。“大跃进”运动掀起后，港口的压力更为沉重，建立南通港新港区便被提上议事日程。经南通市人民委员会同意，新港址选在任港西250米处。该地段水流平稳、避风、锚地好、岸线长，虽地势稍低，仍不失为建港的理想选址。1959年5月，南通港建港工程处成立，南通港新港区开工兴建。
南通港新港区1、2号码头的建造。南通港新港区建设工程，包括1个客运泊位、2个3000~5000吨级的货运泊位，还有候船室、仓库等配套设施。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工程主要项目为建造客运码头1座，包括土石方、栈桥、引桥、趸船4个部分，国家投资38万元。在建造码头的同时，还进行了通吕运河任港段开挖工程、南通节制闸工程和南通船闸工程。
1959年5月，港区1号码头填土与护坡工程先行开工。截至1960年2月，累计完成填土47500立方米，石驳护坡线100米，码头两边建成道路50米，并为2号码头堤内填土175145立方米，堤外填土130000立方米，2号码头两个泊位石驳护岸线长547米。同时，水工工程陆续进行。
为争取1号码头早日投产，南通电力、邮电、交通、港务等各方面对码头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1960年4月11日，南通港区1号码头竣工，并于4月12日投入使用。1号码头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栈桥长90米，宽8米，通过载重能力13吨以上。栈桥的前端有10.5米长、14米宽的操作平台。新港区1号码头建成后，原任港的客货运输业务转入南通港新港区，任港关闭。同时，上海港至天生港的客运班轮也改靠新港区1号码头，天生港港区结束了客运历史。
1960年5月，南通港区二期工程动工。工程主要项目为建造1座钢筋混凝土高桩板梁结构岸壁式码头（2个泊位），投资25万元；候船室1座，投资15万元；仓库1座，投资2.5万元；石驳护坡、填土、挡浪墙，投资16万多元。1961年1月19日，码头打桩工程开始施工，但不久出现了基桩严重下沉问题，其中15、16、18号基桩沉陷最为严重。2月上旬，工程技术人员采取技术措施，最终解决了问题。4月29日，2号码头建造工程全部竣工，并于5月10日通过验收。2号码头为3000～5000吨级，通过载重能力达30吨以上，码头长90米、宽12.3米，两端备有4米宽的踏步供船员上下。引桥长110米、宽7米。当时由于资金紧缺，原设计该码头为2个泊位，结果只建成1个泊位，投产1238平方米，缓建1226.7平方米。码头面标高为6.13米，设计配备机械为海轮自备船吊，码头自身仅有少量的几台革新土机械。候船室大厅及室内外下水道等工程到1962年3月31日才完工，5月12日验收并交付使用。
南通港新港区1、2号码头建成后，取代天生港成为南通港最大的港区，不仅解决了重件货物通过港口的难题，适应了南通城乡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对南通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南通港从一个地区性长江支流小港发展成为长江入海口的重要干流港口。1965年10月23日，上海海运局“和平33”号轮由大连运木材直达南通港长江水域，南通港开始有了海轮直达运输的业务。
南通港新港区5号码头、3号码头的建设。1967年以后，长江下游运输船舶向大吨位发展，进出南通港的2000吨级货驳的比例由1965年的38%上升到68%，通吕运河入江口的南通船闸只能通过700吨级的船只，大型船只只能在闸外停靠，货物装卸只能在闸外。为确保货物及时装卸，1968年，长江航运管理局投资118万元，在南通港新港区建造新码头。该码头与南通港区原码头平行，为浮趸式结构，配置7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趸船、钢质引桥，码头泊位可停靠一艘2000吨级货驳，全长200米，其中120米为件货泊位，80米为杂货泊位，年吞吐能力为30万吨。在这期间，南通港将所辖港区码头重新编号，即从上游的天生港地区，顺水流方向由上而下进行编号，天生港港区码头为l号、2号，南通港新港区原2号改为3号，原1号改为4号，新建的码头为5号。
5号码头建成后，满足了大吨位船舶停靠的需要，解决了南通船闸不适应船舶进出的矛盾。同时，码头形成了群体，港口综合通过能力增强。但是5号码头接卸下来的货物只能由陆路疏散，既不经济也不方便。为此，长江航运公司于1974年2月投资70万元，建设南通港5号码头后沿引河港池工程，并投资8万元对引河进行开挖。地方投资12万元建设引河公路桥工程。这样，5号码头接卸的货物由货场可经港池、引河、船闸至通吕运河疏运各地。
南通港新港区3号码头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成一部分，即一个泊位。后因国家经济领域遭受严重挫折，财力紧缺，投资收缩，未全部建成。随着停靠南通港的进江海轮日渐增多，续建工程提上议事日程。该项工程主要是将3号码头平台向上游加长80米，码头前沿加宽6米，全部工程于1973年竣工。3号码头经过续建，便利了海轮停靠，同时也为1000～2000吨级的长江驳船增加了一个泊位。1975年5月，长航上海分公司为发挥3号码头2个泊位的生产能力，批准在3号码头后方建仓库2575平方米，投资36万元。
5号码头及其港池和3号码头的相继建成投产，使南通港区增加了3个泊位，通过能力增加了50万吨。南通港区范围扩大，岸线上通通吕运河入江口，下至任港河口，岸线长度扩展为523.5米。
1977年8月，对3号码头作业线进行改造配套，形成了一条通过能力为25万吨的作业线。1978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对5号码头进行配套改造，将原来栈桥5米宽的单车道改为7米宽的双车道，形成了年吞吐能力为36万吨的散货作业线。南通港区客运班轮全部停航后，大量客运设施闲置，客运功能带来的深水浅用给岸线资源造成较大浪费。2002年完成南通港港区改扩建一期工程，形成120米固定码头及相应配套设施。2004年11月，二期改扩建工程开工，2005年5月竣工，建造长216米的5万吨级通用泊位1座。
狼山港区建设
狼山港址的选定。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的航运事业发展较快，周恩来总理指示：港口问题一定要解决，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港口问题。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港口建设高潮。1973年12月22日，南通市成立了建港领导小组，邀请交通部第二、第三航务工程局设计院协助勘察。经初步勘察，有两处可供建造深水泊位，一处是南通港附近的任港河东侧、姚港油库码头上游1000米间的岸线。另一处为姚港至狼山的岸线。1975年5月，国务院建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彭敏一行到南通实地考察，与建港人员一起对两处岸线进行了比较，认为姚港至狼山之间的岸线条件优于南通港至姚港间的岸线，此处江面开阔，横港沙对这里的航道没有障碍，并且狼山龙爪岩伸在江湾，对水流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10月，南通狼山港区建港计划获批。1976年2月，成立南通市建港指挥部。5月，狼山港区建港工程动工兴建。
1、2号码头建设。1980年3月，狼山港2座万吨级深水码头主体工程基本完成。1、2号码头总长360米，码头前沿水深达-14米至-16米，码头宽14.5米，设有2道门座起重机轨道，平台宽10.5米，引桥6座，各宽9米、长69.2米。1号码头为散货泊位，2号码头为件杂货泊位，年通过能力为80万吨。同年底，狼山港区建港工程交付使用。港区1、2号码头是长江岸线上第一次使用的岸壁式万吨级码头，使南通港成为长江上第一个深水大港，结束了南通港仅仅作为苏北地区门户港的历史，开辟了南通港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3号码头的建设。为进一步扩大南通港深水港区的通过能力，使之成为充分发挥南通港功能和作用的关键，1979年10月，南通市建港指挥部向交通部上报了续建狼山港区第三泊位的计划任务书。1980年7月，交通部批复同意续建通用性深水码头1座。2.5万吨级的3号码头于1982年3月动工兴建、1983年11月建成，码头采用高桩板梁式结构，前沿水深-11米，码头长187.1米、宽25米，设置引桥3座，宽度均为8米，其中2座长69.2米，1座长35.8米，年通过能力为60万吨。
狼山二期工程建设。作为国家“七五”期间大中型重点项目之一，1991年，狼山港区二期工程散货泊位建设全面展开。当年，三个土建项目均通过交通部组织的抽查验收，并且达到优良工程标准。1992年，二期工程总体形象进度达到要求，即：八泊位竣工验收，六、七泊位达到完工拟交付竣工验收；长江港池4个千吨级泊位、2个工作船泊位、973米防洪墙及临时防汛墙、518米挡浪墙及护坡等单体工程全部竣工。同年8月12日，散货泊位系统进行了装卸工艺设备重载联动试车。经过3个多月的重载联动试车及10余艘船的试装卸，11月20日通过交通部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1993年，国家交通投资公司下达六、七泊位后方堆场、流动机械库等工程。10月28日，交通部验收委员会同意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单位试生产。狼山二期工程散货泊位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散货装卸系统。该工程被南通市评为重点工程建设一等奖。
1993年11月，南通港狼山二期工程集装箱、多用途泊位工程开工建设。建设规模为：新建深水海轮泊位两座（其中2.5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和1.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各1座）及相应的港内外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年设计吞吐能力90万吨（含5万标箱）。1998年1月22日，交通部验收委员会对狼山二期集装箱、多用途泊位建设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
狼山三期工程建设。随着国际航运船舶的大型化和国家长江口整治工程的推进，南通港的发展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既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狼山三期工程于2002年12月18日开工建设。狼山港区三期工程位于姚港码头的上游和集装箱泊位的下游，工程的建成提高了南通港口公用泊位的核心竞争力。
其他港区码头的建设与改造
1976年后，在建设狼山港区的同时，南通港其他港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和技术改造，港口吞吐能力日益扩大。
天生港港区的改造。天生港1号码头与2号码头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分别于清宣统三年（1911）、清宣统二年（1910）竣工，由于建造年代久远，主要构件朽坏程度日益严重，天生港1号码头曾在1968年进行了改造，将木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增加了皮带机数台、输油胶管、油泵房等设施。2号码头在1954年一次大修后，于1967年后又增加趸船1艘、钢引桥1座、梁板引桥1座。后来经过发展，1、2号码头基本成为天生港电厂用煤的专用泊位。天生港电厂扩建后，用煤大量增加，而当时天生港1、2号码头年吞吐能力只有40多万吨。为配合电厂第一台12.5万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发电，港区首先于1979年对2号码头的装卸工艺流程和装卸机械进行了改造配套，改造后平均日卸煤能力由1500吨提高到2500吨。1980年10月，天生港电厂第二台12.5万千瓦发电机组上马，随后又对l号码头进行了改造，形成了日卸2000吨煤的装卸作业线。通过对1、2号码头的改造，生产效率提高了10倍。2004年3月，南通通沙港务有限公司码头改扩建工程通过专家评审，将现有的5000吨级浮码头改扩建成万吨级码头，这是天生港水道第一座万吨级泊位。
客运码头建设与改造。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南通港港区的客运只有4号（专供客运）、5号（客货两用）2座码头。客货两用码头既不卫生又不安全，为此，1983年港务局提出新建1座客运专用码头，1984年客运码头建成并投入使用。当年，港口完成客运量169.5万人次，比1960年增长了39.2倍。2002年10月，针对客运航线减少、客流大幅下降的实际情况，在原客运5号码头差距水域建设岸壁式码头，并与通州港务公司3、4号码头相连接，将客运码头改造成货运泊位。
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南通港口建设实现了由地方性小港到区域性枢纽港的跨越，正向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组合港的方向前进。南通，这座有着滨江临海独特区位优势的城市，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包容会通发展之路，也正向着江海交汇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迈进。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南通地区早期中共县委组织建立
及其活动特点
张建明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南通地区以当时民国县级行政区划为基础，逐步建立中共县委。受革命斗争客观因素的影响，县委的建立及其实践活动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中共县委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领导体系一般为划区建立区执行委员会（区委）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地委），由区委或地委直接组建各地支部，指导工作开展。1922年，南通地区开始有党员活动。在中共江浙区委指导下，1926年春夏，南通城建立了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和南通代用师范支部。至1927年夏，如皋、海安、海门又相继建立了中共支部。各支部均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党的组织系统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市或县委员会、区委员会、支部干事会的体系。6月上旬，江苏省委建立后，指导各地建立县委组织。不久，如皋县委、海门县委和南通县委相继建立。
县委建立的主要特点
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南通地区早期中共县委的建立有两个主要特点：
建立时间早。据资料记载，至1927年底，全省共建立13个县委。与江苏省委所在地上海隔江相望的南通地区，其革命斗争受到省委重视，县委的建立比较顺利，如皋、海门、南通3个县委成为全省第一批建立的县委组织。
如皋县委是南通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县委，时间约在1927年7月，书记是王盈朝；海门县委成立于1927年10月，书记是沈惠农（陆铁强）；南通县委成立于1927年11月，书记是陆景槐（陆植三）。
从时间上看，江苏范围内，6月成立县委的只有无锡县委和苏州县委，7月成立的如皋县委，成为苏北地区成立最早的县委。此后于10月和11月建立的海门、南通县委，均为省内成立较早的县委。
实现了区域全覆盖。早期县委成立，基本是参照当时的民国行政区域划分。20世纪20年代，民国江苏省境内县级行政区划约60个，其中今南通境内，成建制的县级行政区为如皋县（包含今如皋市和如东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地区在1928年前属于崇明县（1927年底前已建立县委），海安县大部分地区属于泰县。因此，就建制区划而言，全省约60个县中，1927年建立中共县委的只有13个，南通地区的3个县全部建立了县委，实现了区域全覆盖。至1928年6月，全省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县（35个）建立了中共县委组织。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今启东区域的崇明外沙设立启东县。为推动该地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由海门县委负责启东地区的工作，并于1929年初正式建立中共启东县委，江眠天任书记。
县委组织的全面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南通地区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
县委活动主要特点
南通地区县委建立后，在江苏省委领导下开展工农革命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形成了若干特点。
壮大党员队伍，南通成为全省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县委的建立，有力推动了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据不完全记载，1927年，全省党员1329人（另上海有党员1799人）。如皋县委成立时有党员24人，南通县委成立时有党员10人，海门县党员人数不详。至年底，如皋县委已经组建了7个支部，发展党员50余人；南通县委建立11个支部，发展党员约50人；海门县委建立2个支部，发展党员20多人。南通三县党员总数超过150人。1928年1月1日《江苏各县暴动计划》对如皋、南通、海门三县有记录。按照该计划，南通县党员要尽快发展到1200人，如皋县发展到1000人，海门县发展到580人。其中南通县的计划发展数仅次于无锡的2000人。至1928年底，南通县有支部18个，党员760人；如皋县有支部102个，党员813人；海门县有支部15个，党员192人。南通地区党员人数共1765人。该年全省党员数未见统计，但1928年南通各县党员人数已超过1927年全省党员总数，并且达到1929年11月全省党员数5700人（不含上海的1100人）的近三分之一。显然，县委建立后，党组织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南通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成为省内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
注重武装斗争，为省内唯一正规红军的建立积蓄力量。1927年下半年，省委部署各地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武装。苏南、苏北各地的暴动和起义建立了不少游击组织，但真正建立并开展战斗的唯有通海如泰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南通各地县委成立后，抓武装建设，在农村发展红军游击队伍，为红十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8年12月，南通特委召开区代表会，提出要根据党的六大精神，把群众日常斗争引向武装斗争，在乡村组织赤卫队，并渐次扩大为红军。南通县委在东乡4个区组建了游击小队，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力量。至1930年初，南通东乡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长短枪120余支。在此基础上，南通、海门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
红十四军另一部基础力量是如泰工农红军。1928年五一农民暴动失败后，如皋县委继续开展武装斗争。7月，县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的游击小组。1929年3月改称镇涛红军游击队，队员50余人。8月，根据南通特委的决定，镇涛游击队与泰兴游击队合编为如泰工农红军，队员120余人，长短枪80余支。10月，队伍整编为一个大队，12月扩编为总队。在队伍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县委书记直接参与组织领导。1930年4月，红十四军建军大会召开，通海地区红军武装编为第一支队，如泰地区红军武装编为第二支队。启东县委则于4月底将当地红色武装编为红十四军启东大队。
红十四军建立后，各县委依托红军武装，没收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渐趋高涨。
关注政权建设，为省内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实践积累经验。1928年如泰五一农民暴动中，如皋县委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些起义和暴动是各地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组织工农政权的尝试。由于暴动很快失败，革命政权未能真正建立或开展工作。此后党领导的农村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重要目标。
红十四军武装斗争的展开，为建立革命政权提供了保障。南通东乡在1929年初就有了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是年2月，南通县委在仇家园召开5000名群众参加的大会，宣布建立南通东乡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封建基层组织土崩瓦解。1930年5月1日，余中、三益召开群众大会，率先选举成立了余中工农革命委员会和三益区岸北工农革命委员会。是日，如皋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多地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即筹备委员会），展开了组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30年9月以后，随着红十四军武装斗争的失败，通海如泰地区建立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也遭到挫败。
出生入死，县委领导被捕和牺牲频繁。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政策，革命人士面临严峻斗争环境，在革命斗争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南通境内县委组织从1927年建立到1933年基本停止活动的6年间，在南通地区担任过县委书记（负责人）的共有30余人，他们大多有过被捕的经历，其中被国民党杀害的有14人，被捕后遭摧残后病逝的有1人。担任如皋县委书记的共8人，其中7人牺牲。
1927年11月中旬，海门县委书记沈惠农被捕牺牲，年仅20周岁。他是南通地区第一位被捕牺牲，并且是最年轻的县委书记。1933年6月，中共南通中心县委暨南通县委书记顾臣贤被捕，9月英勇就义。他是土地革命时期南通地区牺牲的最后一位县委书记（同时也是中心县委书记）。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南通地区党的活动基本中止。当然，除了被捕牺牲，也有部分负责人脱离革命阵营，甚至是倒向敌对阵营。能坚持革命斗争并迎来新中国成立的，目前所知，只有曾任南通县委书记的刘瑞龙、陆植三2人。
原因解析
形成以上特点的主要原因有：
大革命后期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比较强。20世纪初叶，南通地区在张謇的影响下实行地方自治。由于教育发达，五四运动以后，进步思潮涌动。1922年以后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春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革命斗争形势似乎并不突出。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在当地的影响相对更小，直到1927年初才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国民党地方组织，且负责人多为共产党人或左派人士。1927年7月“分共”后的国民党开始组织“清党”。由于南通各县“清党”委员多由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担任，“清党”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清党”清出去的一般为投机分子、反共先锋，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得以保存。因此，7月以后，根据省委要求，南通各县得以迅速建立省内第一批县委组织。县委成立后，许多党员仍以国民党身份开展工作，直到1928年初才根据省委指示退出。
省委对南通地区的斗争高度关注。土地革命时期，省委在制定全省斗争策略时，十分注重与上海斗争的呼应。1927年9月《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第一次）》认为：“必须上海四周的农民暴动起来，然后上海的工人暴动才有声援和保障，才能站得住。”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南通既有一定规模的近现代产业，产业工人斗争可以与上海呼应，同时，农民的力量也很庞大。省委非常注重该地区的斗争，提出江苏农民暴动应该特别注意江北方面，将南通地区各县列入全省5个重点区之一的崇明区（包括崇明、海门、南通、如皋、靖江、泰兴）。11月的第二次《江苏农民运动计划》，则将崇明区列为盐城区、淮阴区后的第三个重点开展暴动的区域。1928年1月的《江苏各县暴动计划》明确将南通、如皋、海门三县列入全省必须发动农村游击战争的22个县之中，同时要求南通县将党员人数发展到1200人（仅次于无锡）。此后，为推动南通地区工作的开展，省委下发了一系列指示，并不断派人巡视指导，使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相对特殊的地域条件。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特别是两省或数省边界地区以及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而当时的江苏，既有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又有（或紧邻）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上海，不是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最合适的地区。南通之所以能在一段时间内建立起省委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南通地区在开展武装斗争时在空间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南虽有少量的山丘，但毕竟紧靠上海和南京，地域较窄。南通则连接苏北平原，有一定的纵深；长江将南通与上海隔开，也有一定的缓冲。由此，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一定时期得以存在并发展。
其次，南通地区革命斗争可以得到省委及时的领导。当时，省委对各地斗争的领导非常具体，不仅直接安排县委成员，而且直接下达各种指示，一些斗争的具体计划往往也出自省委。背靠上海的南通地区党组织可以更方便与省委乃至中央联系，包括县委组织遭到破坏更替时可以及时得到帮助。组建红色武装时，省委和省军委也可以及时派出军事干部，为县委组织开展革命政权和根据地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南通地区早期县委组织建立至今已经90周年，当时，党的理论和实践尚不成熟，其在斗争中形成的特点或缺点，积累的经验教训，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梳理。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金庄战斗
何苏平
在海安县雅周镇金庄村耸立着一座纪念碑——金庄战斗纪念碑。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70年前，华中野战军主力已开赴山东战场，苏中广大地区正处于敌后。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剿灭我敌后武装，斗争尖锐残酷，其中，海（安）泰（州）线以南地区斗争尤为酷烈。我南线军民坚持原地斗争。1947年7月1日，为粉碎敌人对南线的全面“清剿”，配合两台地区的反“扫荡”，南线支队突袭如靖交界的西来镇据点，攻克该镇北面四口圩，歼敌80多人。4日，又配合华野11纵队32旅95团强攻如皋西南部的珊瑚庄据点，击溃季家市和季黄线、如黄线援敌，毙伤敌50余人。支队随即转移至陈家堡一线，又击溃南小庄来援之敌。这两次战斗，虽未获全胜，但鼓舞了南线军民的斗志。
7月12日，细雨蒙蒙，给炎热的夏天送来一丝凉爽。然而，敌人以102旅304团一、三两个营为骨干，配合省保安3总队的一个中队，及泰州、泰兴县各一个机动大队共5个营2000以上的兵力，分5路从海安、曲塘、分界、古溪、如皋据点出发，对以营溪为中心的两泰边境地区，进行南北夹击，东西合围，企图在消灭南线武装骨干力量后，在营溪安下据点，割断如皋、泰兴与分区联系的通道，全面控制南线地区。
当时，中共泰州、泰兴县委正率领泰县县团一个主力连和侦察队以及泰兴武工队、黄桥市队、雅周区队驻扎在雅周区迮庄乡兔儿塘，决定从被动中争取主动，采取入虎口、拔虎牙、进虎穴、取虎子的战术，在敌人合围圈内，距营溪6里、古溪5里的金庄待机击敌。
当天早晨，敌泰兴保安机动大队从古溪据点出发，进至金庄、汪陈庄一带。泰县县团一部飞速前进，准备占领战略要地汪陈庄，从正面攻过去，直取金庄。另一部插向西南，过万家庄折向东南迂回包围，切断敌人后路，准备把敌人消灭在汪陈庄和金庄之间。但是，当侦察排赶到汪陈庄北时，敌人已先期占领了庄子。于是，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随着一声冲锋口令，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将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敌人死伤众多，被迫退到汪陈庄河南，庄子终于被侦察排占领。可狡猾的敌人又立即返回，用机枪封锁侦察排前进。说时迟那时快，侦察排副排长王清迅速凫水过河，绕进侧面的竹园，用驳壳枪将敌机枪手击毙，冲上去端起敌人的机枪，向敌人猛扫。战士们随后迂回插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侦察排的战士们各显身手，杀得敌人鬼哭狼嚎。侦察员张贵生单刀直入敌群，左右挥舞，一连砍倒多个敌人后，不幸中弹牺牲。随后，两面夹击的部队在金庄对敌人形成包围，不到半个小时，彻底消灭了敌人。
此战活捉敌大队长项文若以下200余人，毙伤敌102旅联络官以及中队长以下70余人，缴获轻机枪9挺、子弹万余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县团除1人牺牲外，仅1人负伤。
金庄大捷，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震慑了敌军，军分区政委钟民接到胜利的电报后非常欣喜。苏中军区管文蔚等首长和苏中第一军分区特传令嘉奖。《前线》报和新华社向分区和全国传播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此战犹如一声号响，传遍了南线。它一扫南线的沉闷气氛，狠狠打击了敌军的凶焰，揭开了南线斗争反攻的序幕，为以后西进泰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海安县烈士陵园管理处）
奇袭茅家镇
陶建明
日伪大“扫荡”失败后，于1942年6月集中兵力在海启地区进行重点“清剿”。为了彻底挫败敌人的“清剿”计划，南通警卫团团长梁灵光等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奇袭海门县城茅家镇。
茅家镇是海门日伪机构的中心地，距三厂、青龙港较近，敌人掠夺的战略物资都须经三厂、青龙港运往上海。若攻打茅家镇得手，便可切断敌人点线联系，孤立日伪据点，动摇其军心，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此时，茅家镇日本侵略军警备队有一小队驻在伪县政府的一个据点里，伪警察总局在南街中部，伪军一个中队驻在马路东的据点里，另外在竖河南段西洋桥旁的碉堡里有伪军一个排把守，担任公路和竖河的警戒。敌人为防偷袭，在镇内的大街小巷都钉上木栅栏，夜里上锁禁止通行，并派人看守。
我军分析了攻打茅家镇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有利条件是：我军士气高涨，敌兵力不足，人心涣散，可攻其不备，敌人想不到我们会攻打县城；我军善于近战、夜战；敌伪据点分散，便于我军各个击破。不利因素是：我军没有重武器，弹药短缺，打攻坚战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可以通过近战、夜战和奇袭的办法加以克服。
决心既下，便开始行动。部队先在南通中心地区严家灶集中。6月26日傍晚，南通警卫团二营和三营七连共4个连500多人，以连纵队排列，坐满了一个场地。团长梁灵光对部队作了战前动员，营长邓若波讲了行军中的注意事项。
日落后，部队立即出发，由金余镇跨过运河南下。经过几个小时奔袭，来到三星镇东南10多里处的天主堂，在其两侧的农民家里扎营住下。刚刚成立的通海自卫团，在团长汤景延的率领下也赶来集中，配合这次行动。
第二天，他们召开干部大会，仔细研究并最后确定了战斗方案。决定由营长邓若波带四、七两个连进攻伪县政府和日寇警备队；营教导员贾鸿钧率五、六两个连进攻伪县警察总局和摧毁西洋桥伪军碉堡，得手后再进攻伪军据点；汤景延团担任外围警戒。进攻的序列、线路是：邓若波带领四、七连为第一梯队先行，四连为前卫，从县城西北，趟过竖河进入街区，打开几道木栅栏门，沿大街向东进击，五连沿竖河西岸向南直取西洋桥碉堡，尔后再进攻伪军中队据点。
方案一定，大家分头准备。剪铁丝网的钳子，打开木栅栏的斧子、锯子、十字锹及武器弹药，很快准备好了。6月28日傍晚，部队冒雨离开天主堂，在黑暗中穿过一块玉米地，绕过一条条小沟，擦着小镇的边沿，很快来到海门城边。四连随着向导的指引前进。
因事前准备充分，几道木栅栏被顺利打开。四、七连在邓若波的指挥下，向伪政府和日寇警备队驻地前进。五连连长黄金寿带两个排向西洋桥插去。余下的一个排在指导员葛威带领下留在竖河边策应。贾鸿均员带六连进街后迅速摸向伪警察局。二排排长吴金用带领突击队，冲在队伍的前面。一个伪军哨兵厉声问：“干什么的？”话音刚落，吴金用投过去的手榴弹便响了，战士们旋风似地打进警察局。接着西洋桥也响起了机枪、步枪、手榴弹声，战斗立即打响。
六连很快解决了伪警察局，俘获伪警察5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数十支。黄金寿带领两个排也攻克了西洋桥碉堡，俘获20多名伪军，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收缴日本洋行的大收音机、自行车等物品，并抓获2名日本商人。
此时，伪县政府和日寇警备队方向却无动静。据七连进街后抓获的一名俘虏交代：日军司令部已下发通知，当晚新四军要来攻打茅家镇，晚6点钟以后实行戒严，街上如有行人，格杀勿论。增援部队正在途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团长梁灵光立即下令攻击部队迅速撤出战斗。
当战士们冒着大雨，押着俘虏，踩着泥泞的小路赶到宿营地附近时，果然发现有敌人尾追堵击，梁灵光立即布置一个班阻击，掩护部队转移。结果，大部队安全转移，而担任阻击的这一个班战士全部牺牲。后来查明，团内一名译电员通敌泄密，随即被处决。
这次奔袭，虽因敌情变化，未能如预先计划的那样全歼守敌，但这次战斗创苏中四分区地方武装攻打县城的先例。部队攻入城里，捣毁伪警察局，对敌伪震动很大，有力地支援了启海地区人民的反“清剿”斗争。延安《解放日报》曾报道这一次奔袭。
（作者单位：中共海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彩虹卧波
长江北汊变通途
——如皋长青沙岛建桥事略
陈础基
清末，长江如皋段沙群林立。此后经涨坍演变，在1920年后的40余年间，长江如皋段水道分为南汊（刘海沙水道）、中汊（又来沙水道）、北汊（天生港水道）三股。时属如皋县域且取有名字的沙滩近20个。1958年前后，高案、张案、朱案、凌案4个沙滩相继涨连，且发育稳定。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如皋县委、县人委于1965年2月组织34个公社1.2万名民工进滩围垦，在四面环水的江滩上造田6292亩，于当年8月竣工。因冀其四季长青、长远兴旺发达，故取名长青沙。围垦后，县政府将其中部3441亩土地划给县棉花良种场；东部1762亩土地安置县内江北移民，组建长青大队；西部1287.8亩土地组建知青大队，安置城镇插队知青。当时长青、知青两个大队隶属长江公社。1972年始，长江、江防公社先后在长青沙定心围外的滩地上围垦扩围，各自组建3个大队。1974年11月，如皋县新组建长青沙人民公社，该公社管辖新围垦的6个大队和原长青、知青两个大队。
出行不便，呼吁建桥
虽然长青沙围滩造田，造福于民，但过江难的交通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长青沙有长青沙公社和如皋县良种场两个行政建制，长青沙公社管辖8个大队、57个村民小队；良种场建有10个大队，全岛总人口11630人，常住人口8180人，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3450人，其中200人是因国家建造如皋军用飞机场而移入的。岛上务农居民由原江北的县内32个乡镇的移民组成。
岛屿因江而生，又为江所困。长青沙围垦以后，居民进出完全依靠渡船。最初，摆渡船用的是杉板船、张帆的桅船，速度慢，还受潮汐、风向风力的制约；渡船每天只往来两三趟。1968年秋，一载客40多人的渡船突遭风浪翻沉，致使4人被淹死。事故发生后，县政府明令县航运公司为长青沙渡口配备机动渡船用作摆渡。虽然机动渡船的摆渡时间大大缩短，然而依旧受着潮水和北汊水文状况变化的制约。县城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到长青沙检查工作时，只能将汽车停在江北的江堤上，乘摆渡船过江后步行或乘专门接送的手扶拖拉机赶往目的地。长青沙的干部群众到县城办事遇有潮汐，便不能及时赶回，只能借宿在江北的集镇或亲友处，极不方便。在机动渡船固定航班结束或因潮汐风浪不能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江边又滋生出私家小船冒险私渡，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遇到大风大浪，岛上人的急事便不能及时过江办理；重急症患者往往因此耽误或失去最佳就医的时机。交通的不便，还给每年的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岛上居民昼夜担惊受怕。
在“八五”期初，长青沙岛被定为江苏省绿色食品开发基地，具有极富吸引力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开发前景相当广阔，但北汊成为长青沙与外界的天然阻隔，长青沙犹如孤岛，丢失了一次又一次良好的商机，长青沙人受环境所束，有翅难展，小岛经济举步维艰，未能迈入应有的发展快车道。
长青沙的人大代表连续多年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提案，呼吁早日建造过江大桥，方便群众出行，发展长青沙岛。1995年2月8日，长青沙全体六届人大代表联名向南通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加速建造长青沙大桥的议案》，对长青沙过江难、孤岛“孤”的状况进行多方面归纳：原辅材料（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的购进与产品的运出困难；引不进人才，留不住人才，无法开发和安排工业项目，对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毫无吸引力；大龄青年难以找到合适伴侣婚配成家……
直至21世纪初，长青沙乡仍是南通市乃至全省唯一不通公路的乡。
工程立项，多方筹资
其实，如皋早就开始筹划建造长青沙大桥事宜。“七五”期末“八五”期初，如皋市委、市政府便提出多方筹措资金新建长青沙过江大桥的指导意见。1991年，如皋市政府安排市交通局着手对新建长青沙大桥进行勘测、选址、水文调查，在此基础上，如皋市交通局委托南通市交通规划设计院进行长青沙过江大桥总体方案设计，委托常州地质勘察工程公司进行地质勘测。与此同时，“跑”资金的队伍也踏上征途。
1992年，如皋市沿江开发拉开帷幕。年初，如皋市委组建如皋港筹建领导组，并向上级申请建立如皋港经济开发区，要求在上级正式批准建立前，将如皋港作为如皋经济开发区的一部分，启动区域开发。当年，如皋市委召开如皋港码头选址及岸线规划方案汇报会。1993年1月，南通市政府批准成立如皋港经济开发区。3月，在“如皋港万吨级码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上，来自17个部门的43名领导、专家、代表对可行性报告一致认可。从此，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大力度展开。因港区码头设在长青沙岛上，长青沙过江大桥的建设显得更为紧迫。长青沙紧邻如皋市长江镇，时可耕面积32000亩，待垦面积万亩以上，土地资源充裕，同时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若将大桥建成，公路贯通，长青沙岛的优质资源必然能在全市沿江开发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身价倍增。
1994年8月17日，时任南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徐燕与南通市分管副市长、交通局局长等人，到如皋检查防汛工作，专程徒步长青沙渡口，实地考察并商定建桥方位。9月16日，如皋市政府向江苏省财政厅作出恳请拨款支持新建如皋市长青沙大桥的请示。1996年12月26日，如皋市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作出《关于新建长青沙大桥立项的批复》。1997年7月，时任南通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琛主持召开长江南通段西段开发整治会议，明确建造长青沙大桥，结束孤岛不通公路的历史，并将此作为年度工作重点，列为长江南通西段整治的龙头工程之一。当年，如皋市政府将长青沙大桥建设列入政府年度为民办实事的重点任务。
工程立项后，由于当时如皋市财政吃紧，缺少建桥资金，使得大桥迟迟不能开工。如皋市委、市政府通过广开门路、上下联动等有效措施，艰难地破解资金难题。在整个建桥过程中，省财政厅、省交通厅给予了特殊支持，其中省财政厅拨款390万元，省交通厅拨款200万元。另外，南通市交通局还支持了60万元。但在大桥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为此，如皋市政府多次召开办公会议，全力挖掘资金来源，明确由长青沙乡和良种场办理集体借贷，并发动社会捐款。
2001年2月21日，长青沙乡人民政府、如皋市良种场联合发出《关于募集长青沙大桥部分建设资金的通知》，长青沙乡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关于捐集部分长青沙大桥建设资金的决议》。乡、场共同组织开展了建桥资金募集活动，募集对象为所有长青沙籍人员，常驻长青沙人员，曾在长青沙乡机关部门、良种场工作过的人员和其他自愿捐款的社会各界人士。募捐活动中，从各级领导到普通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年幼稚嫩的孩童，纷纷解囊相助，支持大桥建设。据统计，长青沙大桥建设资金募集办公室向社会各界人士募集资金56.8万元，向社会集资200万元。
跨越天堑，踏上通途
长青沙长江大桥于1997年11月18日举行开工仪式，当日打下大桥第一桩，当年投入800万元。虽然大桥因开工后资金未能全部及时到位而中途停工4次，但最终于2001年12月28日建成并通过竣工验收。2002年1月18日，举行通车典礼。该桥原为如皋市交通局工程队独家建造，为加快工程进度改为崇明水建和交通局工程队两家从江南江北同时施工。大桥全长660米，宽9米，总造价1800万元。随着大桥的通车，结束了长青沙围垦后不通公路的历史，圆了长青沙岛人民几十年的建桥梦，实现了区域内过江交通量的迅速增长，一大批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纷纷落户长青沙，给长青沙岛带来勃勃生机，加快了全市沿江综合开发的前进步伐。
2004年12月，如皋市委、市政府根据沿江开发发展需要，开工实施长青沙长江大桥改扩建工程，在长青沙大桥的东边近侧，又建一座与其平行的过汊大桥，该桥总长610米，宽12.5米，于2006年建成通车。
2010年8月，如皋长江大桥开工建设。该桥位于长青沙北汊，北接沿江公路，南连长青沙岛，是204国道如皋港连接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全长3230米，主塔高85米，主桥长1046米、宽26米，为双塔单索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通航孔净高10米，以仙鹤造型体现如皋长寿文化内涵。该桥于2013年12月8日建成通车。通车后，如皋长江大桥连接长青沙岛，通过皋张汽渡连接苏南沿江高速公路，通达苏南各大城市，成为如皋乃至苏北地区承南启北重要的交通干线。对进一步完善南通市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加快如皋接轨上海、融入苏南，加快如皋经济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如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辛亥革命后通州、如皋
和平独立之经过
程太和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成功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随后，革命高潮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全国，各省闻风响应，纷纷脱离清朝廷独立，各州、县也相继宣布独立。通州、如皋也不例外。
通州和平独立
武昌起义成功及上海宣布光复的消息传到通州（今南通），通州工商界上层人士集会，并与地方官吏密议制备五色旗于商会。同时，商会邀请杂货、京货、南货、布庄、木行、陆陈行、茶烟等行业店主开会，要求各安生业，静候大局变化。
上海光复后，周边的嘉定、宝山、太仓、青浦、常熟等县随后光复。1911年11月8日，上海光复军派许宏恩到通州，宣布独立。通州商会邀约地方各界民众四五百人至芦泾港迎接许宏恩一行，商团教练王聘之右肩挂一白布条登光复军军舰联络。光复军入城后，通城三门街道及寺街等主要街道沿途商店、居户都在门口悬挂白旗，并写“光复大汉”“还我河山”等标语，张贴通衢，地方秩序如常，毫无惊扰。许宏恩先至狼山镇署大堂发表演说，申明汉族光复大义；随行人员推翻旧公案，举指挥刀猛劈，截其一角，高喊独立口号。次日，光复军于商会会址（通城柳家巷）召开地方士绅大会，宣布成立军政分府，组成总司令部，公推张詧任总司令，孙宝书任民政长，许宏恩任军政长，刘桂馨任财政长，原通州知州张有寀任司法长。总司令部设于商会。总司令部与商会虽为两块牌子，实际混为一体，办事人员多有兼职，总司令部关防及财政、税务等印信，均由商会管印人兼管。民政长孙宝书发布宣告称：“通州光复，界以民政重任，即有保卫地方，与民更始之天职……”劝告铺户和居民“务以自安生业，切勿听信谣言”。司法长张有寀发布声明：“通州光复，民刑诉讼法律章程，暂以法院编制法及现行刑律为依据，参照地方情形，期臻完善。”
民国元年（1912）二三月，通州筹备选举，将原21个自治区并为7个选区，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及省议员的初选候选人，再至江阴复选。同年，江苏都督府指令，准临时省议会议决暂行地方制案，“凡地方无论旧称为州为厅为县者，一律称县”“南通县辖旧时通州地（废直隶州）”。通州改称南通县，上隶江苏省，地方民政分府改称民政长公署。12月，民政长公署又更名为县知事公署。1913年8月，于原贡院址成立县议事会，于振声为议长，邢启才为副议长，下设秘书1人，总管文牍事宜。同时设参事会，田宝荣任会长。
如皋和平独立
如皋宣布独立之日为清宣统三年11月23日，与周边各州县相比，如皋宣布独立较迟。如皋宣布独立之所以比周边州县迟一步，是因为当时的如皋拥有今如皋、如东两市（县）及海安东部地区，滨江临海，为我国江海防重地，境内清廷驻军较多，独立确非易事。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如皋，当时在如皋的同盟会会员只有黄七五（名家瑞，清末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学，后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1人。黄七五与好友沙元榘、吴元如、周梦吾等人商议，只要说服清朝翰林沙元炳（如皋巨绅），让他站出来领头，事情就好解决了。
经交谈，沙元炳立即表示同意，但他指出：如皋城里一向不驻兵，城守官的手下兵丁不多，仅是掌管四个城门的启闭。但东乡几个场镇（今属如东县）驻有缉私营和水师营，南乡几个港镇驻有江防营，共约500人，都是客军，如果就这样宣布独立，这些人恐以为会革断了军饷，生活无着落，势必会起来反抗。知县之类的地方官员，不是想脱身，就是随大流。而地方学过军事和新军退伍等在籍新潮人物又不多，如果清廷张勋的兵攻取扬州东下，来一阵“回风雨”，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沙元炳表示一定要将工作做细致。
黄七五和沙元炳最后商定，由沙元炳出面做缉私营的工作，并设法将驻在海安的清廷缉私营管带蔡和林部移驻如皋城，以保卫如皋城厢。另外，由沙元炳出面到南通大生纱厂借银3万元，交给黄七五去上海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新军，以补充缉私营的兵力。这就样，黄七五星夜赶去上海，拿着沙元炳的亲笔信，向南通大生纱厂在上海的帐房借得3万元，从日本商人手中购得三八式步枪300支、手枪10支、子弹数万发。又从退伍军人和旧警察中招募了一个营的人，命名为义勇队，由黄七五任司令，进行编队训练。与此同时，沙元炳亦已做好蔡和林缉私营、南乡江防营和清廷在如皋地方官员的工作，同时筹集到一批现款，特别是从裕宁官钱局筹集的钱款数额巨大，这笔钱足够原缉私营、水师营、江防营和义勇队维持一段时间的兵饷。一切准备就绪，遂决定起义，于11月23日宣布如皋独立。
如皋独立时宣布了起义总司令和设置的军政分府、民政分府、审判厅、检察厅，由沙元炳宣布起义总司令和两分府、两厅各长的具体人选，虽称“事先业经各界商定”，实际推举不过是形式。从这些机构中人选的安排来看，足见沙元炳煞费苦心。总司令周莲，原籍贵州贵阳，清光绪末年（1908）做过福建布政使，二品大员，其父周际霖曾任如皋知县，卸任后寄居如皋。民政长由沙元炳担任，他当时在地方上最有权威，实际权力在他手中。军政长蔡和林，是一个喜欢结交地方文人的武官，与沙元炳特别是如皋师范国文教员许树枌私交甚好。当时，蔡和林部有两三百人，原驻海安，调防至如皋后，百余人驻如皋城，百余人驻如皋郊区。扬州独立后，盐运总监史增厚逃走，徐宝山的军政分府消灭了起事营的李祖培部，又到东台、泰州镇压了定字副营刘凤朝。正当蔡和林担心自己也会被剿灭时，沙元炳出面来拉拢他，调他驻如皋，说是防卫溃兵土匪，实际是倚仗他的兵力监视同驻如皋的水师营。如皋宣布独立后，蔡和林被推为军政长，后来张謇又以盐政总理的命令，让他统管通如一带的缉私营，升为标统。审判厅长郭曾沂，为原任如皋知县，独立时援通州、靖江、泰兴，将他由清廷旧官变为新官，但以审、检两厅并设（通州审、检两厅未分设），他不称司法长，而与检察厅并列，表面上体现司法独立，实则是既安顿旧官，又安插新派。检察厅长张汝霖，是通州师范第一届毕业，留学日本，学过法律，刚过而立之年，在新政权五个长里，他最为年轻，代表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新派。
这五个机构成立后，都以本机构的名义发出布告。如军政分府发出的布告，首先说明如皋宣告独立之缘由，其中有“现奉苏省都督，檄饬一律进行，如皋仿照办理，公议悉表同情”云云。关于上述机构内部组织和人选，据现有文献资料，民政分府设置五个课：总务课长陈其嘉，家住林梓，清末举人，如皋师范学堂国文教员；主计课长汪云龙，实际主持商会工作，号召城乡大小地主，组织筹集临时急款；学务课长沙元榘，清末秀才，通州师范毕业生，原任县视学；劝业课长许树枌，清末廪贡生，如皋师范学堂国文教员，兼长诗、书、画，他在拉拢缉私营蔡和林中起过重要作用。独有警卫课长缺载（有可能是黄七五，因如皋宣布独立他是有功之臣，但独立后却未见他的职务）。通州《星报》曾有一篇题为《民国训练之整肃》的报道，据载：“如皋召集民兵百余人，名曰义勇队，聘范湖洲之朱黻虞为队长，分队长皆新军退伍之士兵。”黄七五此时很有可能已至民政分府任职。
除这五个机构外，还于当年12月12日组成了临时县议会，由总司令处决定乡区推代表1人，大镇区3人。正议长推举的是张汝霖，副议长是任为霖。后来，张汝霖得到江苏都督委任，任检察厅长，辞去议长，但副议长不同意就任正议长，并请辞副议长一职，因此，搁浅了一段时间才补选。
沙元炳煞费苦心，最大程度保证了如皋社会的稳定，保证了辛亥革命后如皋政权的平稳过渡，但受时局影响，新政权并不稳固。一次传说扬州政权有变，如皋城一片恐慌，后经查清是谣言才稳定了人心。在农村，盗贼猖獗，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海盗横行，大户人家常遭抢劫；曾经200余名海盗洗劫苴镇（今属如东县），家家户户遭灾受难，因此，农村大小地主纷纷购枪雇佣保卫。辛亥年除夕沙元炳曾作有一诗：“谁料有家还卒岁，不知明日是何年？”以感叹时事艰难。由于当时新政权财政极其困难，沙元炳既要保证军饷供应，又要照顾各方面人际关系，背着一个庞大的民政、军政分府及审判、检察二厅，虽勉力支撑，但实在难以为继，只得借口患喉症，向江苏都督电请辞职。
后来，省里派来了李大年。李大年上任后，着手裁减冗员，留下了课长陈其嘉、沙元榘、许树枌3人和几名课员，将民政分府改为民政长公署，算是将机构改组和缩小了。至于军政分府，到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便随后取消了。审、检两厅人选亦有所变化，临时县议会则变成了县议事会和参事会，形式上通过公民投票产生。
民国2年（1913），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取消议、参两会和审、检两厅制度。除早先的知县改称县知事外，其余一切又恢复到独立前的状况。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安支公司）
初创南通电视的岁月
滕杰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江海平原上绽开了一朵改革开放的“报春花”——南通电视新闻在荧光屏上第一次与百万观众见面，自此，南通市自办电视节目诞生了。
（一）
参与初创电视节目的人们清楚地记得，摄制组附在南通电台编辑部，办公室、剪辑室、机房混合在13平方米的一间房间里面。这间房原是长年堆放报纸、杂物的，朝北方向，冬冷夏热，夏天里仅有的一台风扇要给剪辑机散热，但摄制组的同志热情却很高：“比起红军两万五，今天我们不算苦。”
根据南通市委、市政府在十二大期间正式将南通电视宣传开展起来的指示，南通电视初创人员满怀激情，不辞辛劳，跑遍有关机关和工厂录制相关节目。在大家的努力下，首档播出新闻为《南通海港职工喜迎十二大》，以及和反映全市轻纺、化工、电子、机械等系统广大职工努力生产的精神风貌的一组新闻片，这组新闻送至江苏电视台后立即被采用。新闻《南通海港职工喜迎十二大》送至中央电视台后，在《新闻联播》播出。南通电视宣传的首战告捷，不仅使全市人民受到鼓舞，更激励了电视新兵高昂奋进。
时任南通市市长朱剑等领导观看这组新闻时，当场研究决定成立南通市广播事业局电视制作部，并明确“其人员编制、经费等均由电台负责，宣传和技术也与电台合在一起，电台编辑部主任兼电视制作部主任，为正式建立电视台积极做好准备”。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即1982年9月14日，南通市编制委员会就下发了批准文件。这不仅吹响了开创南通电视事业的进军号，也为南通电视发展史揭开了第一页。
制作部成立时，仅有2套180单管低档摄录设备，调来的同志对新闻业务、电视技术知之甚少，同志们风趣地说：“七八个人两条枪（摄像机），一间房子就开了张（机）。”全体电视初创人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认真学习业务、技术，知难而进。他们经常不分昼夜，不顾风雨，顶严寒，冒酷暑，扛着摄像机走大街、串小巷、下工厂、奔农村、赶会场，拍下一个个镜头，制成一条条电视片。
电视艺术的魅力，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因电视宣传日益增多，每天采访拍摄的任务应接不暇。可此时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那就是用车问题。电视记者的用具不像报纸、广播记者那样简便，一支笔、一本采访本、一辆自行车就可以完成任务。他们的采访工具是三四十斤重的摄录设备，还有灯具等器材，一行至少三人，全靠肩扛手提，奔波到一个又一个单位。他们常常为赶拍镜头连续奔波，烈日酷暑时汗如雨下，就连严冬腊月也汗流浃背。每遇到突发事件和重大报道，需要争分夺秒赶去摄制时，显得极其不便。故而，在1984年正式建台前，初创人将到沈阳电视台花2万元复录回来的《霍元甲》《万水千山总是情》播出，用想方设法拉赞助、搞创收积累的25万元购置了3辆进口汽车。
（二）
在人力和设备都不具备拍摄电视剧的条件下，电视人不畏艰辛，努力打开南通电视初创局面。邀请江苏电视台（因他们有高档摄录设备）联合建成摄制组，在获得以南通制药厂为主的几家化工厂共6万元资助后，特请著名电影艺术家钱千里执导，于1983年7月，以南通著名蛇医专家季德胜的传奇故事为蓝本，辗转新港镇化装一条街、剑山古庙、十字街、仓巷等处和浙江天目山、上海虹桥机场外景场地，历时近4个月，摄制成南通市乃至江苏省历史上首部3集电视剧《蛇侠》。此剧除在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播映外，还在全国70多家省、市及海外电视台播出。时隔不久，又与中央电视台合拍了单本剧《瓦楞上的草》。
自1983年开始，南通电视新闻就加入了江苏电视台每年一度的电视新闻评比行列。首次送评的《南通愿你飞向世界》《南通港口建成国内最大浮筒》《皮蛋大王王佩恒致富不忘众乡亲》等5件作品，全部分获一、二、三等奖，这更加鼓舞了创业者们的奋进激情。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1984年，南通电视台在如皋空军机场的大力帮助下，约请苏子龙同志撰稿，首次航拍了《南通风貌》对外宣传片。该片获得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到通调查组的高度赞扬，认为此片既是南通港崛起、经济繁荣的对外宣传片，又是南通人文景观的风光片。
（三）
南通电视台初建阶段，条件非常艰苦。初设的新闻部、专题文艺部、技术部、综合部（即总编室）和办公室，在4间简陋的平房里。两个部门合挤在一间，连走路都要侧着身子。3位台长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朝北的一间房里办公，因为阴湿，夏天蚊虫较多，要靠点着蚊香才能办公。技术部与外单位、住家混合在一起，全台连一间会议室都没有，开起会来室内坐一半，室外坐一半。由于资金紧缺，除制作部有2台低档180摄录机外，只新置了3台中档摄录机和2条剪辑线。演播室的设施全部因陋就简：演播台由一张旧办公桌和一块红绒布遮盖搭建；背后布景就是在两块厚杉木板上面蒙了一块浅绿色的布；又花了5000元从上海购来几台灯具灯架，以及话筒等器材。更为艰苦的是，为了每天18∶30准点播出节目，在下午节目合成后，由专人骑着自行车行使8公里到狼山脚下，再登上100多米高的山顶，将节目带送到狼山差转台发射机房。
南通台初建时，一批采、编、播、技术人员，包括台、部两级领导极少是科班出身。一批同志被派送到中央台、上海台、江苏台实习，到北京广播学院、浙江广电专科学校进修，较为系统地学习电视艺术和新闻理论知识，大家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
1984年10月1日晚，女主播李惠萍、男主播陆建华一起播报新闻，第一次与全市广大观众见面，引起不小的反响，观众们纷纷打电话表示祝贺和赞扬。建台后的3年，电视台生产出一大批新闻、专题、文艺片、小品和多部电视剧，每年在省台新闻用片名列前茅，在中央台用片10条以上，连续3年在上海台用片100条以上，喜获金质奖杯和3年冠荣誉称号。《南通市百万群众喜看日环食》获得全国电视新闻特等奖，此片不仅在日本台播用，还被北京广播学院列为教学片；在城市台中办得较早的，与上海电视台《大世界》相媲美的综艺栏目《乐在今宵》，被观众赞誉为国家级水平；举办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江海春潮》等节目，犹如雨后春笋，芳香四溢。邵应路等人摄制的《滩涂小景》成为电视专题片的代表作；钱广裕等人采摄的《天下第一鲜》（亦名《海上迪斯科》）获得全国城市台评优新闻二等奖；苏子龙等人摄制的上、下集电视剧《人与人》，不仅获得了北京、上海、南京影视界多位专家的赞誉，还首次荣获江苏省优秀电视剧最高奖。电视节目主持人李惠萍也获得全省大赛第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南通电视台于1985年摄制的、由3人共同投资38万元的9集电视剧《庚娘》（据聊斋故事改编），成为江苏省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在中央台两次播放及全国100家省、市台播出，此剧还与《红楼梦》《诸葛亮》《西游记》《努尔哈赤》等电视剧首次走向世界，销往法国、加拿大、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销售收入除去返还投资人和剧组开支外，盈利近20万元，受到时任国家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台台长王枫的高度赞扬。
佳作的频频问世扩大了南通台的影响，引起全国其他城市台乃至中央电视台的关注。香港无线电视台也将南通台列为其在江苏的4家重点联络台之一。南通台一度被兄弟台誉为“明星台”。1987年，《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南通电视台获全面丰收》的消息。
（四）
电视台初创时，每周播出3档《南通新闻》，除调进两三名有摄影基础的人员外，日常的采访、编辑、剪辑、播音、技术制作全是电台的人员兼做。从摄制组到制作部，直至正式建台，无不得到广播人的支持。当时电台的办公用房已十分紧张，可他们还是让出了最好最大的两间房用作电视制作部剪辑室和办公用房。在十二大召开期间，新闻节目得以如期播出，无不凝聚了众多广播人的智慧和汗水。1984年4月，国家广电部、南通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建立南通电视台。时隔3个月，电视制作部随局机关迁至姚港路16号，一些人员也正式离开了广播岗位，投身到电视台筹建工作中。1985年1月1日，南通电视台正式挂牌成立，市人民广播电台为电视台输送了记者、编辑、播音员、电子工程技术人员及行政、后勤人员30多名优秀人才。
南通电视能出现喜人繁荣的局面，也离不开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从初创至建台，时任市领导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高度关注电视事业发展和成长，经常听取工作汇报，研究、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在电视塔选址中，市长朱剑多次查看选择塔址，倾听各方意见，亲自召开专家会议，经多次论证，最终定址于和平桥濠河畔，这不仅为闹市区新增了一景，也成为南通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建筑。
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里，以新闻立台、新闻为主的“头碗菜”，以及知识性、服务类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生活、广告、气象等各类栏目遍满荧屏，南通电视台极大地满足了广大观众的需求。
初创南通电视，取得丰硕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电视台）
巅峰炉艺
——记铜香炉省级非遗传人张志伟
何惠斌
“案头铜炉生烟，一柱清香袅袅”，历来是文人雅士追求的读书意境。华夏悠久的铜炉文化灿若星河，而明宣德炉又堪称炉中绝品，传世真品稀若晨星，虽历代均有仿制，但均未得其神韵。南通民间工艺家张志伟，经10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千百次的失败，终于使失传已久的铜香炉浇铸技艺在南通获得新生。
张志伟从小尊崇能工巧匠，对古代四大发明等故事百听不厌。他有个姑父叫王文金，铜匠出身，后来在四安农具厂担任铸造车间主任，家住南通城东北数十里的四安乡下。张志伟从上初中开始，每年寒暑假，都要去姑父家，跟他到农具厂上班，学习翻砂等技术，这也为他以后研究铜香炉浇铸技艺打下了基础。
高中毕业后，张志伟参军入伍，1981年退伍后，被安排在通沙汽渡工作。他在学生时代曾拜南通籍旅美著名画家顾乐夫为师，凭着积累的美术基础，不久即担任通沙汽渡广告公司经理。
1985年，张志伟皈依佛门，成为一名俗家弟子，与一名出身于铜匠世家的师兄兴趣相近，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一次，两人谈及铜匠的翻砂铸造一事，张志伟提出想做一套仿明铜桌，此想法得到师兄的赞同，并答应在浇铸技术上给予协助。很快，张志伟办起一家铸造厂，在起步阶段的10个月里，他一头扎在厂里，绘图、制模、浇铸，一连做了4套仿明铜桌，仿明铜桌以苏州拙政园珍藏的明式红木圆桌为原型，五足，虎腿，桌面嵌大理石，线条流畅，简洁大方。仿明铜桌的创作成功，成为张志伟开始研究铜香炉工艺的最好铺垫。
俗话说，“一座香炉一尊佛”。仿明铜桌创作成功后，随着对礼佛、尊佛用品香炉、铜鼎的日渐了解，张志伟决定仿制铜香炉。铜香炉中最知名的是明朝制造的宣德炉。明代宣德皇帝酷爱铜香炉，曾召集一批巧匠以金、银等数十种贵重金属加入红铜，采用“失蜡法”，经过十多次精心铸炼，铸造出3000座香炉。铜香炉主要供皇室使用，流入民间极少。据说，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曾得到过宣德炉，以珍宝视之，在《宣炉歌注》中，他将宣德炉比之于绝色美女的肤色，称“宣炉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正如美女子肌肤柔腻可掐”。可惜的是，宣德炉不仅存世稀少，其浇铸“失蜡法”更是失传已久。听说张志伟要烧铸铜香炉，有人怀疑，“见也没见过宣德炉的张志伟，他能造出具宣德炉神韵的铜香炉吗？”但更多熟悉张志伟的人相信，平时话语不多、为人低调的张志伟，一旦决定要做的事，即使困难再大，挫折再多，也一定会排除万难，坚持到达成功的。
张志伟决定仿制宣德炉，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资料缺乏，他花了大量精力搜集“失蜡”浇铸的资料，但收效甚微。他还走街串巷，登门拜访了很多老铜匠，虚心请他们传授浇铸技艺。其间，有一件事最让张志伟兴奋不已，在友人的帮忙下，他得到了一本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按照实物影印的明宣德炉画册，这让他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宣德炉的优美形制。他以画册上的宣德炉为蓝本，绘图、制模，进行了第一次浇铸。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心情开炉，只见铜香炉上有不少气泡，第一次浇铸失败了，这次失败在意料之中，探索失传已久的“失蜡法”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张志伟接着再干。“失蜡”浇铸跟翻砂不尽相同，需一模一铸，一次浇铸得一个月。张志伟连续浇了4炉，几乎都遭败绩，烧坏了100多只香炉，成功率不到四分之一。在困难面前，有人打了退堂鼓，连担任技术顾问的师兄也认为没有现成的资料，铜香炉不可能浇铸成功，退出了合作。张志伟却越干越有劲，他从失败中认真总结经验，经10多年努力，千百次失败，终于使失传多年的宣德炉浇铸技艺得到了恢复。
资金困难是张志伟遇到的第二道难题。浇铸一炉铜香炉成本大约要三四万元，开始浇铸连续失败，4炉亏损10多万元，还要发工人工资，要买材料，资金愈显紧张。因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生产的铜香炉也只能低价包销给苏南的一个古玩商，为他人作嫁衣。据粗略估算，张志伟为研究、浇铸宣德炉，从初始到成功，共砸进去100多万元，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但他从来都无怨无悔。
再有一难，就是浇铸铜香炉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这对有10多年的糖尿病史的张志伟来说，始终是一个考验。“失蜡”浇铸，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上料都不同，一般要上7层料，浇一炉得需一天时间。大清早起来作业，直到下午四五点才能结束。炉膛内的温度有1100多度，炉子周围至少也有几百度，炉膛里的铜水还需要工人不停地搅动。无论寒暑，工人都被高温烤得不停流汗，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到炉膛里拎模具的时候，尽管工人戴着厚厚的棉布手套，手背还是常常被高温烤得起水泡。浇铸完成后，每只铜香炉还需打磨、做旧。每道工序都要付出很多辛劳。
为了实现让明宣德炉“失蜡法”浇铸技艺重见天日的梦想，张志伟面对各种困难，锲而不舍，毫不气馁，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掌握了古老而神秘的“失蜡法”，破解了铸造宣德炉的关键技术。
所谓“失蜡法”，就是先用蜡做成香炉模型，再在蜡模外面敷焙烧材料，然后加热将蜡化去，形成空腔，再浇入液态金属，冷却后将多余的部分锯掉，经打磨处理，得到成型铸件。生产铜香炉整套工艺主要有制图、母本制作、翻模成型、倒模、制模、装浇口、洗蜡模、上料、煮模、烘模、化铜、浇注、去砂、打磨、做旧、上光16道全手工制作工序。按“失蜡法”浇铸的铜香炉，温润而色泽晶莹，颇得宣德炉的技术神韵。2009年5月，张志伟采用“失蜡法”创作的如意耳龙盖三足熏炉在江苏省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展出，获金奖和省工艺美术界最高奖——“艺博杯”大奖赛金奖。11月，张志伟创作的明式双龙四猴炉获江苏省第二届旅游产品博览会最佳产品奖。2011、2012年，张志伟创作的铜香炉远赴新加坡，参与国家文化部举办的“春城洋溢华夏情”主题活动；2013年，又到法国展出，精美的铜香炉引来观众阵阵赞叹。
最近几年，经过反复实验，张志伟的手艺已经越来越精湛，所做的香炉器型越来越复杂。据资料记载，明宣德炉一共有117个器型，张志伟的创作已经超过200个品种。一些饰有浮雕造型的香炉，如冲耳鼎式炉、蟠龙兽面浮雕纹三足盖炉、兽首衔环双耳钵式炉、狮首耳簋式连座炉等，更具宣德炉神韵，深受国内外收藏行家青睐。
2010年,张志伟被确定为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年，张志伟创作的铜香炉精品代表江苏省在上海世博会举办的世博会宣传周上展出。2011年，铜香炉浇铸技艺被列入省级非遗项目。2014年，张志伟被命名为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12月，张志伟被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有执着追求的体育人
——茅鹏
汤大同
他，曾是南通中学的尖子生，其原创的“一元训练理论”，对当时国际体坛主流理论——苏联体育训练理论形成颠覆。他，就是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茅鹏。
茅鹏，1932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1949年从南通中学毕业。次年任中共南通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秘书。19岁调任苏北团工委军事体育部干事，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体育工作生涯。23岁任江苏省体育干部训练班支部书记、副主任（代主任）。26岁参与南京体育学院的创建工作并任运动系负责人、院党委委员。1978年创建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当时无正所长），1983年免职。1989年被选举担任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敢为人先，初见成效
茅鹏对体育事业的研究极为执着，悟出不少新观点、新理论。这是从多学科自学和实践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茅鹏在冬训后的“体能测试”比赛中看到：马拉松运动员跑百米过了50米后减速显著（比百米运动员的相应减速更为严重）。他通过反复的思考领悟到：“耐力素质”是臆造的、客观不存在的。类此大量事实，促使他的整个认识发生转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断定苏联的“全面身体素质训练”理论是错误的。然而，这个认识的转变，与当时国家体委“以身体素质训练为基础”的训练方针，是直接相抵触的。
1960年5月，茅鹏担任江苏体操队领队，在同事们支持下，撤销“全面身体素质训练”，实行专项化训练。在当年10月的全国体操锦标赛中，原不被看好的江苏队，竟一举夺得男女团体双冠军。接着，他否定苏联的儿童不允许搞专项的、关于运动员成长的“两阶段”理论，毅然吸收儿童进体操队。这些措施促使江苏体操队的领先程度进一步提高、影响持续扩大。1963年春，在上海的一次比赛中，江苏女队团体总分竟超越前来参赛的国家女队。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体操队男队员中，有6名来自江苏。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茅鹏的训练思路不断拓宽，他的训练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创新。2003年，他与严政、程志理合作写了《一元训练理论》文本。苏联理论认定运动能力由体能、技术“二元”构成，并认定“全面身体素质”是体能的本质、技术的基础。茅鹏认定运动能力的构成是“一元”的：体能与技术，是同一本质的不同指称（体能是动力学指称，技术是运动学指称，所指实体是“同一”的）。茅鹏认为速度、耐力、力量，不是不同的“素质”存在，而是作为整体的运动能力在不同视角中的“属性”反映。他认为所谓的“全面身体素质”，实际上是不同手段组成的无关“杂项”，被当作体能的本质，是完全曲解了。以“全面身体素质训练”为基础的“二元训练”，实际是“杂项化训练”，形成“熵增加”，注入负能量，干扰、妨碍专项正能量的发展。
茅鹏发现：以年龄为特征的生命史缘于自然规律，应该正确地掌握运用，专项从儿童抓起是“得序”，苏联的“两阶段”理论是“失序”。运动员机体内存在：“基本生命运动”（阴）与“运动能力运动”（阳）的对立统一。两者相生相克，产生“体力波”。搞得好，就涌动进步；搞不好，就出问题。“超量恢复”，这个苏联论定的训练进步“根本原理”，是有偏差的，其所导出的“大运动量训练原则”，也同样偏差了。
茅鹏的种种发现，不仅在体操训练中得到验证，在胡鸿飞的朱建华训练、孙海平的刘翔训练等杰出的创造性经验中，也可以细品出相关因素。中国女排也是由于周恩来总理指示“学大松”，从而以“专项化训练”取代“二元训练”，开辟世界冠军征途的。严政用“一元训练理论”指导江苏崔文华，使之成为中国唯一的大体重级别举重世界冠军。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前，辽宁女子中长跑队在南京训练半年，该队一到南京就与茅鹏合作，队教练毛德镇经常与茅鹏商讨训练工作，茅鹏还给队员们上课，使队员受益匪浅，均有较大进步。该队队员王军霞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5000米金牌、万米银牌的好成绩。
茅鹏担任过多种体育项目的训练行政管理。击剑世界冠军栾菊杰也是出其门下。在茅鹏带领江苏篮球队一年间，使之由丙级急升甲级。华东师范大学张洪潭教授、北京体育大学易剑东教授、解放军体育学院李之文教授等多位学者，都较重视茅鹏的训练理论，并推荐其给全国手球教练员培训班授课。茅鹏还曾受邀到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大学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和南京体育学院授课。
国际体坛的主流训练理论没有改变。但由于国际体坛（包括苏联）实行教练员负责制，产生了“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经过半世纪“进化运动”的实际发展，训练是越来越专项化，与茅鹏的“一元训练理论”，也是越来越趋近。两者是殊途同归的。
呼吁改革，奏效明显
江苏体操队的奇迹被《体育报》发现并经常予以报道，甚至用第一版整版进行报道。应记者邀请，茅鹏撰写了《身体素质论应当否定》一文，呼吁专项化训练改革，并于《新体育》1964年6月号发表。
此后，茅鹏接连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江苏体操队训练的成功改革实践，受到国家体操队重视，开始在全国体操界流行。同时，中国将此引入了与体操在技术上存在血缘关系的跳水、蹦床等项目。专项化和从小训练使这些项目发展成国际强项。中国举重队受保加利亚队的启发，实行专项化训练，后来也发展成国际强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这些项目全部39块金牌中的26块（占67%），成为中国代表团全部51块金牌中的重头（占51%）。
中国的体育体制是自上而下的。上述项目由于实践成功得以从缝隙中逃过了训练管制，但体育当局对高含金量项目的训练管制极严，使之深陷陈旧训练格局，与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使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等项目，沉沦为国际弱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这些项目的全部85块金牌中，中国籍选手仅刘子歌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获得1块。在第12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中，中国游泳队仅获1银1铜，陷入16年来最差成绩。赛后，茅鹏撰写论文《必须拿起“进步原则”——第十二届游泳世锦赛观后》，指出这是陈旧训练的恶果，并提出建议，若是采用“一元训练理论”进行创新改革，必能取得迅速进步。该论文寄呈国家游泳管理中心，他的建议获得重视和采纳。经过短短几年的改革，在2011年第14届国际泳联世锦赛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所获得的金牌数上升到世界第2位。
前沿理论，走出国门
耄耋之年的茅鹏，眼看《一元训练理论》无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便请人英译，于2010年秋投寄给德国的挈纳博士。不料这篇文章即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体育联合会的权威杂志《竞技体育》2011年第1期上，占5页篇幅，全文发表。
江苏盐城有名高校体育老师，曾在2011年托人从美国购回多本体育参考资料。其中有一本中国台湾1998年出版的，署名马特维耶夫著的《体育训练新方向》（中文繁体）。该书从目录到全文，竟一字不漏地抄袭茅鹏的《运动训练新思路》（《一元训练理论》的前身，1994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这两件事均说明了茅鹏的训练理论早已被境外接触和关注。
壮心不已，终成正果
早在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初创时期，茅鹏就带头创办了一个江苏体育刊物，刊物以学术性与普及性并重，注重学科建设。茅鹏被免职后，该刊由程志理接办，改名《体育与科学》。而后，该期刊有了很大发展，荣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暨入选核心期刊，曾荣获中国科学文献评价中心颁发的“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奖。在创刊20周年之际，茅鹏因经常发表文章获得该刊特别贡献奖（该奖项的三位得主之一）。
2013年1月23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技术司副司长刘爱杰和在该司担任顾问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小平两人，专程到南京看望和慰问茅鹏，这使在体育事业上奋斗钻研了大半辈子的茅鹏感到非常欣慰。仅具中学学历的茅鹏，通过刻苦自学和实践经验总结，写出体育专业论文不下百篇，登载于各级体育刊物，获得了体育界和学术界的认可和尊重。然而，他心存报国之志，自认为是一个老学生，仍在不断学习钻研，要为体育强国梦继续奋斗下去。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古镇余西的牌坊
沈志冲
南通市通州区余西古称余庆，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古镇，始于唐末，兴于北宋，盛于明清，煮海为盐而逐步发展形成，是古通州东南沿海第一个盐埠，也是我国蓝印花布的发祥地。相传，余西是座龙城：盐署衙门是龙首，左右两口古井是龙眼，南北的竖街是龙身，铺街的碎石是龙鳞。东城门外的东、西虹桥和运盐河横街的东、西高桥是相互对称的四只龙脚。周边的几十座庙宇是缭绕在巨龙身边的祥云。古镇内古迹众多，人文荟萃，拥有龙街、精进书院、钱氏牌坊等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址，出了曹顶、柳敬亭、朱理治、曹秀升等众多的历史名人。余西人遗存的上百座历史建筑为古镇增添了丰富的人文气息，鲜为人知的是，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余西古镇可谓是牌坊之乡。
牌坊是中国建筑艺术与社会文化的结晶，其历史源远流长。它产生于周朝，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牌坊的产生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紧密相联，是当地和一个家族的荣耀。可以说，历史文化底蕴浅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是很少见到牌坊的。
余西古镇建有四城门，内有城隍、文武二圣庙，市坊、义冢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镇共有大小庙宇、祠堂、道观、香台近百座，古镇的古街道、古书院、古寺、古手艺、古树、古井，构成了余西极其厚重的历史底蕴。余西的牌坊究竟有多少，就连余西本土人也知者不多。祖居余西的曹颙武老先生通过核查史料，发现余西先后共有19座牌坊。这个数字几乎是棠樾牌坊群的三倍。其牌坊数量之多，在乡间古镇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余西古镇保护区面积仅为26公顷，在如此区域内分布如此众多的牌坊，这在苏北乃至全国，实属罕见！
中国的牌坊，从结构上看，有顶者曰牌楼，无顶者曰牌坊；从材质上看，有石牌坊、木牌坊、砖牌坊之区别；从性质上看，有功德牌坊、节孝牌坊、庙宇牌坊、百岁牌坊、陵墓牌坊等多种。余西古镇的牌坊，无论从结构、材质、性质上面，几乎全占了。贞节牌坊4座：郁氏石牌坊，季家祠堂张氏贞孝坊，二甲陈氏节孝坊，袁灶张氏节孝坊。百岁牌坊2座：余西东街的曹氏百岁坊，季家祠堂季氏百岁坊。庙宇场署牌坊4座：文庙学宫前“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木牌坊，大悲殿山门堂四座三门冲天式石牌坊，都天庙砖砌八字形庙门牌坊，余西场署衙门前“鹤凤东来”“金石西鉴”木牌坊。坟墓祠堂牌坊4座：明代曹汉英墓石牌坊，明嘉靖年间曹仲仁墓石牌坊，民国时期曹鹤山八字形砖牌坊，季家祠堂石牌坊。孝子坊1座：曹溥孝子坊。政绩功德牌坊2座：清康熙年间曹汉冲石牌坊。
在余西古镇，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是郁氏牌坊（过去一直误称钱氏牌坊），它位于余西古镇龙街中部，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牌坊用花岗岩建造，由基础、立柱、额坊、字牌和檐顶五部分构成，榫卯结构，一门二柱三楼式，宽3米，高5.5米，坐西朝东，坊顶部及左右分刻冠以一大二小的庑殿式顶，中楼嵌阴刻“御赐”二字。边楼各为一朝官，中横额阴刻“旌表故儒士曹建章之妻郁氏孺人之坊”，上下横额分别雕刻二龙戏珠和狮子滚球，柱上刻对联一副：“百年贞操冰霜厉，千载徽音日月昭。”坊顶上层楣额刻“节孝”二字，下层则镌刻着立此坊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弘谋和通州知州张宗衡等各级地方官员的名字。
在封建社会，一座牌坊不仅体现着一个家族的荣光，也是一个地区的荣耀。需要经过各级地方官员的层层申报和审批，甚至要得到当朝皇帝的恩准才能建造。可以说，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情感交织的动人故事。
比如曹溥，是南通家喻户晓的大孝子。据《曹氏家谱》列传记载，其母得厉疾卧床七年，曹溥“七年之丙日则待立，夜伴寝起身必亲自扶抱，饮食必亲自调制，亵衣溺器必亲自涤荡，勤勤恳恳未尝废，远以至家资殆尽，宗族咸悯之，而公毫无愠色，惟期得报罔极之恩为幸”。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七月，钦命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提督表彰江苏学政翰林院二级记录，江南直隶通州正堂三级记录，乾隆皇帝三次赐金匾额册封表彰孝子曹溥，载入《通州志》。清乾隆二十六年，皇帝赐令江苏翰林院建造笃孝堂，树立石碑坊，册封宋代征西伐南唐名将曹武惠后人曹溥为忠孝子载入史册。
再比如季祠内的张氏贞孝坊，传说季氏家族中有一名贫困青年，其父40余岁，母亲早逝，每天在季祠学塾上下学时都要途经张氏家门口。张氏看到这名男青年总穿着草鞋，心生怜悯，便做了一双布鞋赠予青年。这青年拿鞋回家，看到父亲没鞋穿，请父亲试穿后正合脚，就将这双鞋让给父亲穿了。张氏得知后，深深钦佩青年孝敬父亲的美德，抽空又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后来张氏与青年有了感情，订盟终身。不料该青年在婚前罹病离世。张氏悲痛欲绝，竟自跑到季家抱着青年的牌位披麻戴孝，并表示愿守在婆家终身不嫁。张氏在夫家尽心劳动生产，操持家务，孝待上人，并为公公续弦。公公婚后得一子，张氏用心培养叔子，令其入塾读书考取通州秀才。张氏又为其成家立业，并精心培育其子。张氏孝于翁并为其家培养两代，使季家有后，成名成业，深得当地官民的赞扬。后来，秀才的儿子赴江南乡试考举人，交卷时，跪在提学前请求为张氏旌表贞孝，得提学允许，请求北京六部颁下贞旌表，并建立石牌坊，以资表彰。
不少人认为，牌坊是统治者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手段，是宣传封建传统道德的广告牌，而对其全盘否定。然而，传统道德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像节孝牌坊倡导妇女为夫守节，一女不嫁二夫，制约了妇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婚姻自主的追求；另一方面，旧社会妇女忍辱负重、节俭持家、抚孤恤老的宝贵精神，又值得现代人传承和弘扬。此外，蕴藏在孝子坊中的孝道，政绩功德牌坊中的刚正不阿、清廉自守、为国为民的优秀品德，仍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作者单位：通州历史文化研究会）
《南通年鉴（2016）》获江苏优秀年鉴一等奖
7月12日，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第四届江苏省优秀年鉴名单，《南通年鉴（2016）》获综合优秀一等奖第一名，蝉联地方综合年鉴省级评比最高奖。同时获框架设计单项优秀奖。
南通市报送的六县（市、区）年鉴全部获综合优秀奖，《海门年鉴（2016）》《海安年鉴（2016）》《如皋年鉴（2015）》获一等奖，《如东年鉴（2016）》《启东年鉴（2016）》获二等奖，《通州年鉴（2015）》获三等奖。
《南通年鉴》是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具体组织编纂的大型资料年刊。创刊于1998年，2017年恰逢创刊20年。近年来，《南通年鉴》不断创新编纂理念，在框架结构、内容组织、编写方式、装帧设计等方面实行全面改版，被列为全省唯一的设区市综合年鉴试点单位。2014版《南通年鉴》先后获江苏年鉴奖特等奖、全国综合年鉴评比特等奖（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2016版《南通年鉴》根据新的发展形势，继续深化篇目调整，充实了信息容量，客观、全面、系统记载了“十二五”收官之年——2015年度南通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评审过程中，该年鉴框架设计的科学性、收录资料的实用性、记述体例的规范性得到评委专家的高度评价。
（周磊）
致力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的
南通籍地质学家——沈其韩
陆继权
沈其韩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他长期致力于早期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其成绩卓著，贡献突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同时，他也是启东第一位中科院院士。
沈其韩祖父辈从崇明搬迁至海门海复镇（今属启东市）复南村17组。沈其韩的父亲沈瑞侯曾是一名塾师，后由熟人介绍，到淮阴导淮委员会任会计。1922年4月沈其韩出生。由于当时军阀混战，不久其父弃职，举家回到海门。
沈其韩幼时曾在海门富兴镇南埭杨锦昌私塾学习过，后在富安镇锄经小学读书。16岁入私立海门中学读高中。中学毕业时，海门已沦陷，沈其韩辗转到内地，后到重庆参加了当时的高考。由于中学时期对地理比较感兴趣，又误以为地质就是地理，沈其韩于1942年考入国立重庆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大学毕业时，地质工作正受到国家重视，准备在南京筹办地质单位，沈其韩借此机会考进了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后调入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质工作受到重视，沈其韩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先在湖北大冶参与铁矿的详细勘探，后又到山西参加铜矿的勘探。在进行太古宙鞍山铁矿研究期间，沈其韩首先发现辽河群底部的炮台山砾岩，进一步确定了辽河群与鞍山群之间的不整合，这一论点一直沿用至今。
沈其韩在随后几十年间的变质岩石学、前寒武纪地质年代学、早前寒武纪地质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荒山野岭间勘探、找寻、调查、研究各个地区的矿藏及其所属类型、储藏量以及绘制图件，并对所有的考察研究都做出明确的结论，为某些地方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铁铜等矿工业基地提供了依据。沈其韩将国内外地质理论结合矿藏实际分析比照，提出新的见解，进行正确论断，从而对实际开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沈其韩长期在地质勘探第一线奔波，每个阶段都有丰硕成果，有的获得了国内重要奖项。1963年，作为第二作者，沈其韩参与了《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的编写，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第二名。该书既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理论，也总结了我国的经验，代表了当时中国变质岩研究的先进水平，成为基层地质工作者的工作手册。
“六五”期间，沈其韩主持并参加了地矿部中国1:400万变质地质岩图编制与研究项目，参与编图中有关疑难问题的分析解决和全国同位素地质年代方面的总结研究，其研究成果《中国1∶400万变质地质图》及《中国变质作用及其演化》，分类阐述不同变质作用类型时空演化特点以及大地构造和地壳演化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引起了国内地学界重视。该成果于1987年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8年获国家出版总署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世纪80年代，沈其韩领导了地矿部项目“中国北方早前寒武纪变质作用于年代学”，亲自参加“内蒙古中南部早前寒武系变质作用和同位素年代学”课题组研究工作。课题成果《内蒙古中南部太古宙变质岩》于1991年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此外，沈其韩主持了中法合作项目“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任中方负责人。课题组在冀东的研究工作中，对该地区太古宙地层的划分，地质年代格架，花岗质岩石和麻粒岩的地球化学以及最老地体的同位素年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山东泰山杂岩的研究中，在详细岩类学、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基础上，详细划分出了太古宙花岗质岩系时代、源岩类型、变质时期，还获得了长期亏损地幔中增生新地壳的相关证据，讨论了该地区太古宙地壳的相关证据，进而讨论了该地区太古宙地壳演化规律，将该地区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水平。而沈其韩参与撰写的论文，在国际著名刊物《PrecambrianResearch》和地质研究所刊物上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五”期间，沈其韩在以往各地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并写出了《华北陆台前寒武纪变质作用及其演化特征》一文。负责地矿部前寒武纪攻关项目“华北陆台早前寒武纪重大地质事件及年龄”的研究工作，成果专著《华北陆台早前寒武纪重大地质事件》（第三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被誉为中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研究的较重要进展之一，对今后研究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获得了1993年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沈其韩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总结了我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的分布、时代，形成的构造格局和地质演变特征，科学地划分出了7个主要麻粒岩相带和4个变质作用类型；以大量的实际资料，重新进行了更为合理的麻粒岩的分类和命名；探讨了麻粒岩和紫苏花岗岩的成因；计算了下地壳的成分；首次对山东沂水地区的麻粒岩进行了流体包镶体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其成果专著《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荣获了1992年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20世纪80年代初，沈其韩参与筹办杂志《岩石矿物及测试》（后更名为《岩石矿物学杂志》），并担任主任。2001年，沈其韩又任《地球学报》主编，还兼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前寒武纪研究进展》等杂志编委会顾问或编委。
在沈其韩60多年的地质勘探研究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在“一五”计划时期就被任命为工程师、地质组长、分队技术负责人。1956年，调入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后改称地质研究所），担任了副主任工程师等技术职务，多次去国外参加学术活动。1977年9月，赴加拿大考察前寒武纪铁矿和选矿。1978年8月，赴坦桑尼亚验收援助的铁矿勘查工程。回国后，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领导小组成员、研究员。1982年9月，沈其韩赴巴西参加前寒武纪地质和成矿作用学术会议及巴西32届年会的野外考察。1986年以后，沈其韩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离子探针中心科技委员会主任等。其间，他还兼任过中国地质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土资源部“大陆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专家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名地质学研究者，沈其韩始终以开发祖国矿业、促进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己任，立足于中国的地质实践，在地质勘查和科研第一线努力耕耘，在矿床普查与勘探、变质岩石学、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等领域中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成果，正式发表出版专著15部（包括图件1部）、论文120余篇（部分合著）、勘探报告和科研报告等30多份，堪称著作等身。这些科研成果，不仅对当时的地质研究具有指导和实际操作意义，而且为中国今后在地质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启东市长江中学）
德耀江海（三）
单志浩
姚泽炎男，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一级引航员。
姚泽炎在长江黄金水道从事引航工作24年，先后引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船舶6000余艘次，引航里程达60万公里，实现引航安全零事故，行风投诉零举报。他在“把世界引进长江、把长江引向世界”这项光荣而神圣的工作中，见证了长江引航事业从艰难起步到蓬勃发展的辉煌历程。
姚泽炎先后荣获十佳引航员、全国交通系统劳动模范、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长江黄金水道服务标兵、长航十大杰出人物、长江引航中心功勋引航员、长航服务型职工标兵等称号。2009年，荣获第二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纪晓飞男，198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如东县掘港镇人，浙江省舟山警备区某两栖侦察艇艇长。
2010年4月20日，纪晓飞在出差的大巴上，面对穷凶极恶的持刀歹徒，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并成功将其制服，保护了汽车上40余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自己却被歹徒砍成重伤。
纪晓飞先后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被浙江省军区荣记一等功，荣登中国好人榜，获舟山市见义勇为勇士荣誉称号，被南京军区授予见义勇为模范军官荣誉称号，并颁发二级英模奖章。2011年，荣获第三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2012年，当选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顾瑛（1953.6—2010.8）男，中共党员，生前系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
2010年8月26日16时许，顾瑛在办案途中不幸因公殉职。顾瑛坚持32年奋战在刑侦第一线，屡建奇功，被老百姓誉为“江海神探”。每一起重大刑事案件，顾瑛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破不休。他持之以恒地钻研刑侦业务，掌握了10多门专业技术，从一名普通侦查员成长为现代警务条件下的刑侦专家和优秀指挥员。他率领团队创新的软暴力犯罪应对、DNA技术、犯罪心理轨迹研究等多项工作成果，成为南通刑警信息化条件下保持攻坚克难能力的利器。
顾瑛率领的刑警支队被国务院授予“特别能战斗刑警队”荣誉称号。顾瑛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江苏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荣立集体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2011年，荣获第三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赵小亭（1990.5—2010.7）女，中共党员，如皋市如城镇邵庄村人，生前系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2008级本科学生。
2010年7月，赵小亭与18名同学前往贵州省贵定县马场河中心小学开展暑期支教志愿服务。7月21日17时左右，在穿越一段崎岖山路时，赵小亭被突然滚落的山石击中头部，不幸当场遇难。
赵小亭支教遇难的先进事迹，在全国上下引起广泛关注，十万名网友自发悼念。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共青团贵州省委、武汉大学等部门追授赵小亭为全国无私奉献优秀大学生，中国杰出青年志愿者，湖北省杰出大学生志愿者，武汉大学品学兼优、自强奉献优秀大学生，湖北省优秀大学生等荣誉称号。贵定县追授赵小亭为贵定县荣誉县民。2010年荣登中国好人榜。2011年荣获第三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久病床前的好儿媳——张红英
黄小丽
她，是一位邻居称赞、长辈疼爱的好儿媳、好侄媳。
她，又是儿女心中永远的老师、后辈们学习的楷模。
她，还是一位人人敬佩并爱戴着的老支部书记。
她是谁？她就是南通市港闸区陈桥街道河口村原党支部书记张红英。张红英自18岁参加工作以来，先后担任过河口村的生产队队长、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
让大家深深记住并尊敬她的，并不仅仅因为她是河口村的老党支部书记，更是因为她数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家中疾病缠身的四位老人，让他们忘记病痛、安享晚年。
前列腺癌、严重的心脏病、肺痨、中风、大小便失禁，这其中的任何一种疾病无论降临到谁身上，都势必会引起慌乱与无助。亲人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接受这个现实。面对中风长期卧床不起的婆婆、大小便失禁的公公、身患前列腺癌的伯父和患有严重心脏病、肺痨的伯母，张红英没有被击倒，她坚强地扛起了照顾四位老人的重担，无怨无悔近十年。
公公周德林雨天串门不慎摔倒，导致半身不遂，只能终日躺在床上。公公原本是个健谈的人，串串门、聊聊天、打打牌，是他的每日必修课，而现在整日躺在床上，左半身还不听使唤，这让他非常烦躁，时不时就拿张红英及家人来出气，这让张红英心里觉得很委屈，但依旧精心照顾，一点儿也不疏忽。她每天想方设法帮公公解闷，讲讲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逗得公公笑得合不拢嘴。为了让公公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她有时候故意让他来帮忙拿主意、把把关。
长期卧床最容易得褥疮，而张红英家的老人却一直清清爽爽，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这和张红英坚持每天给他们按摩不无关系。公公中风正值梅雨季节，稀稀落落的雨下个不停，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儿，为了保证公公床褥的干燥，张红英特地把公公的床铺挪到通风的房间。每天她都坚持帮公公擦拭身子、清洁卫生；每星期替公公洗一次澡，换干净衣服。卧床半年多，公公的身上始终干干净净，没有出现一块褥疮，这都得益于张红英的精心照料。
由于长期卧床，加上年纪大的原因，公公的消化功能很不好，大便常出现异常，有时无法控制，弄得满身都是；有时又便秘得厉害，张红英就用手帮他抠，每次抠完，张红英的手指都有些直不起来了。
在张红英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公公变得愈加开朗，病情也随之好转，左手开始有点知觉，只是还不停地颤抖。张红英托人买了辆轮椅，经常带着公公出门溜达溜达。
2007年6月，婆婆陪公公去医院就医，不幸在医院门口遭遇车祸，导致骨折并引起股骨坏死，卧床不起。家中原本几位老人长期卧床，现又增添了一位，这压得张红英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望着婆婆痛苦的神情，流下了难过的泪水。为了让婆婆减轻痛苦、早日康复，她悉心照料，求医问药，总是忙个不停。看到张红英每天起早摸黑忙碌的身影，邻居们都从心底里敬佩她，向她学习。
在张红英的时间表里，满满都是对老人的生活安排：今天帮伯父洗头，明天替伯母换洗被子，后天为婆婆修剪指甲等。在张红英的眼里，四位老人不是人们所想象的累赘，而是上苍赐给她的福气，她跟老人的相处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般。面对少数人的不理解，她常常笑着说，他们都可以算是我的父母，老天让我好好尽尽孝道呢。在张红英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丈夫对四位老人也更加体贴了，儿子、女儿对四位老人也更加孝顺了，每当星期天回来，都争着替换张红英照顾老人，让她休息休息，这让张红英感到很欣慰。
2007年8月，伯父周春林医治无效去世。2008年1月，公公也不幸去世。短短五个月，张红英失去了两位老人，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她强忍悲痛，含泪料理了老人的后事，继续服侍两位健在的老人，尽量让老人安心、快乐地生活。
经过多年朝夕相处，张红英与老人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因为照顾老人的任务非常繁重，几年来，张红英几乎没有出过远门。有一次，港闸区组织文明使者到日本、北京参观考察，张红英因为不放心家中的老人，差点无法成行，后在几个亲戚做了全力照顾好老人的承诺后，张红英才得以成行。临行前，张红英跟两位老人说自己要出去几天，两位老人像小孩子一样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舍不得让她走，而张红英自己也坦言，在外面参观学习的几天，自己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两位老人。回家当天，她几乎是一放下行李就立刻跑到两位老人床边，拉着她们的手报平安。
曾不止一个人劝过张红英，对她说：“你自己的公婆照顾也就罢了，将伯父和伯母送到敬老院去，也不会有人说你什么。”对此，张红英总是淡淡一笑，她说，丈夫小的时候，家里有6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多亏了大伯和伯母照顾。现在两位老人年纪大了，又没有儿女，正是报恩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让两位老人在家里度过晚年，尽尽孝心。
在张红英的言传身教下，她的家庭成了一个孝顺和谐、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张红英的儿女都会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家看望两位奶奶，并给老人换洗衣裳、擦洗身子，一点儿都不嫌麻烦。就连张红英孙女，每次回家也会争着给两位曾祖母讲故事、喂好吃的。张红英说：“我最大的心愿是让两位老人长命百岁，让我们做儿女的多尽几年孝心。”
张红英，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中华民族千百年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影响着周围的每个人。
（作者单位：南通市港闸区仲裁院）
浅谈张謇楹联的思想内容
濮潇
张謇的一生留下近800副楹联，这些楹联见证了他的事业理想、社会交往和思想脉络，勾勒出他一生的轨迹。他创作的楹联不仅数量多、题材广，且内容丰富、门类齐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本文主要从地方色彩浓郁、实用与艺术共存两方面浅析张謇楹联的思想内容。
地域色彩浓郁
张謇与南通息息相关，是南通的特色人物。可以说，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是张謇中年以后的最高理想之一,也是他后半生著力最勤和成就最大的事业之一。在楹联中，他书写了在通城交往的人、开拓的事业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名胜，这些楹联带着通城的印记，反映了南通地方特色。“赠陈国璋”“赠培根”“挽刘馥畴”“赠黄少轩”“挽香山（黄锡龄）”等楹联，如同一幅幅温情的画卷，展示其与儿时挚友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谊；“题赵亭”“挽宋琳”“挽晋师”“赠石师”等联，书写了少时从业老师：赵彭渊、宋璞斋、屠敬山、徐云锦对他的谆谆教诲；“寿沙元炳六十”“挽李审之（李磐硕）”“挽顾一梅（顾士魁）”“挽沈敬夫（沈燮均）”等联，见证了他与事业合作伙伴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拼搏精神。在“题狼山塔院”“题军山气象台”“题剑山山麓门”“题马鞍山我马楼”“题黄泥山圆觉精蓝大厅”联中，南通的五座名山巍然屹立于眼前；在“题大生纱厂”“题通海垦牧公司慕畴堂”“题通州师范学校礼堂”“题博物苑谦亭”“题中公园南楼”“题教养公积社”等联中，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实业、教育、文化、休闲、慈善设施一一呈现；在“题常乐镇关帝庙”“题常乐镇庙戏台屏联”“题常乐镇城隍行庙”“题濠阳小筑曼寿堂”“题移建药王庙”等联中，关乎张謇的传说一一得到印证。
实用与艺术共存
张謇为人处世以务实著称，其子张孝若说：“我父平常著作，竟没有一篇文一首诗是空论不是实事；进而言之是记事论理，大而言之是治国为民……”他的务实观念影响了楹联创作，使其楹联实用性强，同时，张謇楹联多引经据典，意境深远，颇具艺术性。此类联语分为六类：
开业联语。用于庆贺店家开业，为店家做宣传，功能类似现在的广告。张謇题写的开业联语切合题写行业的特点，颇具文化气息，不似一般开业联语遣词造句浅显低俗。国民10年（1921），张謇为上海一家眼镜名店作《题精益眼镜公司》：“使众昭昭，若岩下电；与世珞珞，望眼中人。”上联“使众”句，出自《孟子·尽心下》：“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岩下电”句，出自《世说新语·容止》：“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若下电。”上联意为，顾客戴上精益牌眼镜，不仅看东西清晰了，目光更有神了。虽是夸张手法，却不乏新意。下联意为精益牌眼镜不但质量好，戴上后还能让你看见心中想见之人。著名联家吴恭亨对此联评价甚高：“轻轻着笔，添毫欲活。”短短8个字，一语道破其楹联特点。同年，张謇门人陈罕在南通城北芦泾港开办永朝夕馆，他题有《永朝夕馆》：“以永今朝，以永今夕；可与晤语，可与晤言。”上联“永乐”二句，出自《诗·小雅·白驹》，意为旅馆可以使客人们朝夕得到方便和快乐。下联“可与”二句语出《诗·陈风·东门之池》，是指这里是旅客相逢谈心的好地方。民国11年（1922）题《沪纱布交易所新筑》：“抱布贸丝，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成贾征偿，将信为本，循之以行。”上联三句交代了纱布交易所的功能是进行纱布买卖生意，通过物物交换，各得其所，各人得到他之所需。下联表明店主希望以诚信为本招徕顾客。全联未出现一个“财”字，却将这种愿望寄予其中，非常巧妙。除此之外，他还作《题布业公所》《题某医室》《题通海汽车公司》，这些联语虽为实际生活服务，却不失理性和文化气息。
贺寿联语。即为庆贺他人生日所作楹联。清宣统二年（1910），张謇三兄张詧六十大寿，他书联道喜：“一官一邑，历两荐卓异而归隐；三代三日，合百龄上寿为美谈。”上联“一官”句是指张曾任江西学政和宜春县令。“历”句谓张两次以才干出众被上司举荐，后辞官回乡。下联“三代”句，指张詧祖孙三代分别于农历九月二十九、九月三十、十月初一相连的三天过生日。“合”句指张詧从子仁祖于前一日，适三十岁，而仁祖子方十岁，祖孙三代年龄相加，正好是一百岁。此联切合题写对象的生平与家况，是贺寿联中的上品。民国8年（1919），张謇为友人马相伯作《寿马相伯八十》：“扶风设教，声闻上寿；伏波忘老，矍铄是翁。”马相伯（1840—1939），名良，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驻日参赞。张謇曾助其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出句谓马相伯致力教育事业，在教育界名声同其寿辰一样高，对句是指东汉伏波将军马援，62岁尚能披甲上马，帝笔曰：“矍铄哉是翁也。”张謇以马氏典故实誉马相伯悉心教育，老而弥坚。此联借用典故切合题写对象，恰到好处，不失深度。
婚嫁联语。为道贺新婚而题，张謇此类联语多喜用典故切合所贺新人的姓氏。民国5年（1916），为庆贺赵竹君之子与王勖臧之女新婚作《贺赵王新婚》：“仲輗和国新姻对；松雪山樵旧世家。”上联以宋宗室赵仲輗切新郎赵姓，下联以元代赵孟頫切新娘赵姓。再如《贺顾石公嫁女》：“花烛新词何水部，琴书旧学顾黄门。”顾石公即江宁顾云，其女嫁何姓郎，故上下联分别用何、顾二姓之典。
贺迁居联语。此类联语在张謇现存楹联中的数量较少，仅一副《贺蕴素校长迁新居》：“大家老去犹传学，小巷新居正有人。”姚倚云（1863—1944），字蕴素，安徽桐城人，张謇友人范当世继室。张謇曾聘姚为通州女师校长。姚的新居在南通城东北隅季家院子。上联是指汉代曹世叔妻班昭，曾入宫授教皇后、嫔妃，世称曹大家。张謇以此典故赞姚倚云在教育事业上的卓越贡献。下联则契合乔迁主题。
赠答联语。一般用于友人间的唱和、酬唱，此处是指张謇在外交场合的赠答联语。清光绪八年（1882）至九年（1883），张謇追随庆军驻扎朝鲜期间，与外国官员多有往来，题写多副外交联语。清光绪八年，他与朝鲜吏部参判金昌熙在酒桌上应酬时，题有三副戏赠金石菱联语，颇具谐趣意味，其一：“闻乐徐参肉竹丝；品酒能分碧红白。”其二：“闻乐徐参肉竹丝；品酒能分碧红绿。”其三：“标卷平分甲丙乙；贡赋犹区上下中。”这些联语是张謇在酒桌上的即兴之作，既助了兴，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光绪九年，张謇与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渐卿于朝鲜汉城相遇，作《集后汉书北史语赠竹添渐卿》：“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九州以外，正自有人。”上联语出《后汉书·班彪传》：“（班固）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下联语出《北史》。全联意为竹添渐卿虽为外国人，却对中国的文化典籍追根寻源，表达了对竹添渐鸿的钦佩之情。
吊唁联语。哀挽联在张謇楹联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有他对至亲、恩师、挚友的哀挽，这部分联语在前文已做分析，此处不再赘言。还有些哀挽对象，虽与张謇来往不多，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张謇出于礼节也为其题写了哀挽联语。此类哀挽联有两类：
一类是对当时社会名流的哀挽。民国14年（1925）作《挽孙中山》：“使第一任终，采择刍荛，公可至今存，超然立万物之表；更数十年后，绸缪桑土，国犹有与立，毋忘革三就而孚。”是年4月13日，张謇在南通孙中山追悼会上演说，对这副挽联作有说明，上联四句是指南京临时政府时事，张謇曾建议派人留学欧美“以广学而养望”。“一面可监视袁项城（世凯）趋向正轨，是则兼尧舜汤武而一之”。但孙中山未采纳。下联四句表达了“希望将来有人拨乱反正，安定国家，亦不可忘创民国之人，及革命以来十四年中，恩怨相寻，波澜起灭，久久不安之源流曲折也”的愿望。民国2年（1913），宋教仁被袁世凯爪牙刺杀于上海火车站，他怒作《宋渔父》：“何人忍贼来君叔，举世谁为鲁仲连。”针对此事张謇在给赵凤昌的信中说：“（宋）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乱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上联以来君叔代宋教仁，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忍心刺杀宋氏呢？下联以鲁仲连代宋教仁，追问现在还有谁愿意出面调和南北呢？全联采用疑问句形式，抒发其不满和愤慨。
另一类是对友人亲朋的哀挽。张謇与这些人并没有交往，源于友人的关系，出于礼节，他题写了这类联语。清光绪十年（1884）作《挽徐泽和夫人》：“宝镜忽中分，剧病九秋杨厄闰；玉台今辍序，伤心一曲燕将雏。”徐泽和，通州西亭人，张謇故友。上联“宝镜”句以乐昌公主典故喻徐泽和夫妇离别。“九秋”指秋季九十天。“杨厄闰”即“黄杨厄闰”，这里比喻境遇困顿。下联“玉台”句是指徐因丧妻之痛，再也不能听到《玉台新咏》一类的艳情歌。“伤心”句是说徐夫人“以产后感疾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作《挽刘邦泽母》：“季能侍养，宦成而仲与侍终，以视鲜民，其幸远矣；我方无父，赴至而友悲其无母，谁非人子，乌乎痛哉。”张謇题写此联的前一年，父亲张彭年因病逝世，饱受丧父之痛的他尤能体会友人的丧母之哀。上联谓，刘氏在取得一定成就后，将母亲奉养到终老，这相对于无父无母的孤穷之民，已是很幸运的了，张謇以此自况，说父母在自己还未取得任何成就的时候就去世了，自己没有侍奉到寿终。下联以丧父之痛表示能理解友人丧母的悲痛心情。吴恭亨评价此联：“一字不涉死者，煞有别调。”
张謇楹联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思想内容丰富，实用性较强，而且有较高的艺术品格，品读这些楹联的同时，仿佛是在聆听一位古稀老者的谆谆教诲。对张謇楹联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真实而准确地解读张謇的精神世界，还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翔实地了解张謇其时的风云历史。
（作者单位：南京市江宁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曝伏
许德忠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记得每当进入大伏天，家家户户都有“曝伏”的习惯。“曝伏”这个词，词典上没有，也许是我们南通地区独有的方言吧。由于南通梅雨季节时间较长，家中的棉被、冬衣、书等物品容易受潮发霉，这里的先辈们在长期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逐步适应本地气候特点的良好生活习惯，一入大伏天，就将衣服、棉被、书籍等拿出来在烈日下曝晒一整天，可除去湿气和霉味，有利存放，这便是曝伏。时至今日，南通人曝伏的习惯未变。
南通人习惯曝伏与南通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南通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从每年6月份开始，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压增强。到了6月中旬，副热带高压稳定在华南上空，其北侧的西南暖湿气流伸展到江南上空；此时，北方冷空气的势力也不甘示弱，这一冷一暖两股气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形成窄长的雨带。这一时段，副热带高压顶着不让雨区南下，造成降雨区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来回徘徊，出现长时期大强度降雨。此时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所以把雨带停留期间的连绵阴雨天气称之为“梅雨季节”，空气湿度较大。一般在7月上中旬，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增强，梅雨带北移到淮河以北地区，即为出梅。出梅后盛夏开始，进入三伏天。
记得我小时候，每到大伏天，总看到母亲把家中的冬衣冬被等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一整天，每年如此，从不间断。当然，曝伏也要看天气，那时没有天气预报，都是凭经验来择个曝伏的好天气。母亲告诉我，在三伏天期间，白天的太阳火辣辣的，夜晚乘凉时再看天空，繁星满天，银河闪烁，这就预示着“天上星多来日热”，第二天肯定是个好天气，可曝伏。
每当提起曝伏，母亲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也就涌上心头，她总是带着感伤又愤慨的心情回忆说，原本我们家在当地还是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每次曝伏都需好几天才能将家里的东西晒完。然而在我出生后一年多的那年春天，日本鬼子进了我们村，到处烧杀抢掠，我家那座“明三暗五”的老宅顷刻间被日本鬼子烧成灰烬，什么都没有剩下，只好从头再来。
我家每次曝伏，都由母亲唱主角，我做助手。我全权负责“搁楞”，这对我这个农村孩子来说，小菜一碟。先搬出三四张“马儿凳”（长条凳），按一定间距摆在泥场上；接着将几根粗长的竹竿或细木棍搁在“马儿凳”上，组成楞架；然后再捧出一卷“花帘”（用芦苇杆织成的,用于晾晒的一种用具）铺在架子上，这个过程叫做“搁楞”。我家曝伏以衣被为主，母亲在家中翻箱倒笼，将从台箱、板箱和衣橱中捧出的旧衣和棉被，一件件有序地摊晒在“花帘”上。到了中午，再把每一件衣被翻过来晒。经过一整天的曝晒，衣被上的潮气蒸发了，蛀虫晒死了，霉菌也杀绝了。在太阳快要落山前，待衣被上的热量散去后，母亲便把衣服分类折叠起来，有序地放入橱、箱里。
如今，我已远离农村，进城生活60多年，虽住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高楼大厦中，但曝伏这一习惯依然每年保持着。曝伏不光是三伏天里对家中衣物的简单摊晒，也是南通地区世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生活习惯，更是我们儿时最珍贵的回忆。
（作者单位：南通市农委）
东皋印旧韵犹存
侯求学
中华印章文化，源远流长。刻印是一种书法与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其起源最初是为了实用，秦以前，无论官私都称“玺”。自元代篆刻家王冕发明以花乳石（即青田石）作为印材，便使写篆到奏刀无需借助于印工由一人完成，成为文人学者的乐事。篆刻与书画发展相结合，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欣赏艺术。篆刻艺术至明清日臻完善，大家辈出，流派纷繁，形成鼎盛。提起东皋印派（如皋印派），足以让如皋人引以为荣。
明末清初，文学家、书法篆刻家邵潜（1581—1665），字潜夫，自号五岳外臣，江苏南通人，性孤僻，家庭几遭变乱，晚年丧妻无子，于万历年间迁居如皋，研究文学并倡导六书和金石篆刻，师从徽派篆刻祖师何震，印风属雪渔派，著有《皇明印史》、《州乘资》等。黄经、许容、童昌龄都受邵潜培养和薰陶，后来成为声誉卓著的早期东皋印派三大家。邵潜凭学术界名望，团结聚合了大江南北数十位印人，往来于扬州、南通、如皋等地，许多印人因而长期旅居如皋，从事书画篆刻实践，他们的印学活动推动了明后叶至清乾嘉间通如扬一带篆刻的繁荣，影响波及苏南。印人聚会，学术雅集，蔚为大观，因其活动中心在如皋，东皋是如皋的别称，故以地名称派。东皋派上承秦玺汉印，取法文、何，发挥徽派、扬州派的特长，地方特色较强，多有成熟作品，具备大家风度。这些作品构思精致，刀法细腻，章法四平八稳，匀称和谐，风格独具，自成一派，在当时印林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出生于东皋本地的东皋印派印人有：黄经、许容、乔林、乔昱、范驹、黄学屺等10多人。出生于南通、扬州、安徽及外省市而流寓东皋的印人有：邵潜、程邃、潘西风、丁有煜、沈凤、童昌龄、李霁等10多人。其中，潘西凤被尊为最精刻竹印的篆刻家。
1830年，黄经后人黄学屺集东皋印人之艺术大成，汇编成《东皋印人传》二卷，收录了原籍如皋和南通、扬州或外省寓皋的印人。东皋印人留存的丰富史料不仅此而已，许容刻并辑的《谷园印谱》为最早的文赋印谱。而且东皋印自成派以来为历代著名书画、印学方家所重视，多有论著评说。
晚清以降，东皋印派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衰落，但东皋印派在中国文化史，特别在印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各级党委政府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如皋市委、市政府为弘扬如皋文化，充分挖掘本地优势文化资源，将重振东皋印学作为重大课题，南通市相关部门亦将其列入江海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正所谓东皋印旧韵犹存，重振兴责无旁贷。
要重振东皋印学，首先要找到东皋印派走衰的原因。南通市谈远印社社长王树堂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印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囿于师承传继、地域时尚、社交圈、交通和物质因素等种种原因，流派的缺陷和致命习气在所难免。东皋印派因过分追求形式技巧、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代代相因、导致习气过深，匠气难改，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以致不能自拔；同时印材混杂，杂木竹角，不易受刀，刻制费力费功，而且也无法体现石章的苍劲古朴，不易产生理想的金石味，晶玉类金属类材料售价高，印材过坚硬。所有这些终致东皋印派日渐衰微，不为世人所重，逐步为晚清继起的进步流派所代替。”笔者披览手中存书及查阅网上有关文章，觉得王老先生所言恰如其分，发自肺腑，值得参酌。
笔者认为，重振东皋地方印学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开放的姿态，注重印学理论的研究。这一点要求今日研究者摒弃流派藩篱，深刻把握书画、篆刻发展规律，准确梳理东皋印派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的脉络，科学总结发展繁荣、衰落敛迹的原因，不推高、不虚夸、不讳短，不自矮、不虚无、不气馁，通过艰苦细致的爬梳，归纳演绎出东皋印派的理论框架。广泛征集历代书画以及篆刻理论对东皋印学的论述，存史存实、存疑存异。二是以务实的精神，寻求印刻技法的突破。积极查找东皋印派传人，最大限度搜集他们的印作，加以汇编，通过一定形式、一定规模的学术研讨，促进东皋印派印刻活动的恢复、兴旺。在此基础上，促进交流，共同探寻提高篆刻技艺。进一步注重地方特色文化宣传、传承培训，兴办多种层次的讲学、传业，形成并壮大坚实的群众性印学队伍，保证印学传承后继有人。三是以历史的眼光，担当印派传承的重任。理论研究、队伍建设，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科学的引导和财力物力的投入，最重要的是离不开责无旁贷的担当意识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
可以说，弘扬地方文化精华于今适逢其时，党委政府重视、学术环境宽松、人力物力充裕。那么，集智集资，薪火相传，重振东皋印学则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如皋市农业资源开发局）
诗词二首
庄奂
（一）
二十年来看紫荆，南疆吐艳布温馨。
身依大树浓荫护，境驻雄师铁臂屏。
两制春风正遒劲，一条龙脉永传承。
香江四海同追梦，竞发千帆破浪行。
（二）
首义南昌，军旗初展，大风唱彻罗霄段。星星之火势燎原，长征路上花烂漫。
歼寇驱倭，南征北战，英雄史事歌无算。功成建国保根基，金汤永固红星灿！
（作者单位：南通市通州区政协）
《南通年鉴》框架设计的
自我演变与创新研究
焦学健
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是年鉴内容的主体结构，是年鉴的骨架和脉络。框架因内容而设，内容由框架而定，框架的顶层设计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年鉴的整体形象和编纂质量。本文梳理了《南通年鉴》创刊20年框架设计的演变历程和发展变化规律，并对2017卷《南通年鉴》的框架结构提出建议。
《南通年鉴》框架设计演变历程
以事物属性为纲，大篇制编排。第一阶段为1998至2001卷。1998卷是《南通年鉴》的第一卷，奠定了《南通年鉴》早期基本框架的基础，1999至2001卷框架设计都在1998卷基础上进行局部小范围地调整。1998卷《南通年鉴》框架分特载、专文、综述、记事、人物、政治、经济、建设、管理、社会、县（市）区、企业、文件、附录14个类目，类目下设分目、副分目、条目3个层次，以条目为基本记述主体。
该阶段年鉴的框架设计采用大篇制的类目，类目数量较少，为10～15个，主体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建设、管理等类目，分类较为笼统，层次感不强，有些类目设置领属不是很恰当，属于工作总结记述类型的框架，没有很好地体现框架设计的层次结构和领属关系。
以行业分类为纲，综合编排。第二阶段为2002至2007卷。2002卷《南通年鉴》的框架设计较前有较大的调整，2003至2007卷以2002卷为基础，做了局部小范围调整。这6卷的类目数量均在40个左右。2002卷《南通年鉴》设置特载、专文、大事记、人物、概览、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委员会、南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南通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通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外事侨务、公安司法、军事人防、开发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农业、海洋渔业、工业、商贸流通、对外经贸、港口口岸、旅游、个体私营经济、综合经济管理、金融保险、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社会生活、县（市）区概貌、文献、附录40个类目。
该阶段借鉴了其他地区的框架设计思路，类目数量大幅增加，能够按行业属性进行细化分类。但是类目数量过多，显得比较杂糅，有些类目可以进行整合，类目间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合理，重点内容、个性化色彩不是很突出。
以五大建设为纲，优化编排。第三阶段为2008至2013卷。2008卷《南通年鉴》设置特载、概览、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县（市、区）、人物、附录9个类目，首次对主体内容尝试设4个类目，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囊括全书大部分内容。2009卷在2008卷基础上增设了生态建设类目。2012卷增设建设类目，取消生态建设类目。
该阶段的年鉴框架设计将“四大建设”或“五大建设”作为框架主体，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基本囊括了一个城市年度经济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从系统性、全面性等方面看，这种框架设计比较科学合理。但存在“旧瓶装新酒”的问题，缺乏个性化和创新性。
以领属关系为纲，科学编排。第四阶段为2014卷至今。2014卷《南通年鉴》设置市情概览、年度纪事、政治、法治、社会组织、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沿海开发、园区经济、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军事、辖区概况、人物、文献、附录23个类目。2016卷在2014卷基础上，将内容庞大的“产业发展”类目拆分成“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开放型经济”5个类目，恢复设置特载类目，从而形成28个类目。
该阶段的框架设计有效结合系统性、个性化和创新性，较好地抓住框架设计的规范与创新的平衡点，涵盖年度内地域行业专业基本情况，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规范有序，各层次标目简洁、准确、规范；时代特征、地方特点和年度特色鲜明。
《南通年鉴》20年框架设计发展变化规律
彰显系统性，用框架设计展现城市发展全貌。第一阶段《南通年鉴》框架设计略显简单，类目数量较少；第二阶段类目数量多，但显得有些杂糅；第三阶段用“四大建设”或者“五大建设”直接囊括类目的主体内容，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第四阶段框架设计则系统性大幅提升。例如，2016卷《南通年鉴》设特载、重要文献、市情概览、年度纪事、政治、法治、群众团体、公共管理、沿海开发、园区经济、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农业、开放型经济、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军事、辖区概况、人物等类目；生态环境类目设置环境保护、资源保护、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环境监管、海洋管理、生态创建等分目。年鉴框架基本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能够具体地反映其内在的结构体系，归类得当，标准统一，层次清晰。
彰显个性化，用框架设计彰显城市特色。20年来，《南通年鉴》一直在探索打破“千鉴一面”的局面，第四阶段在框架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城市的个性化，不仅有“规定动作”，还有体现城市个性的“自选动作”。例如，2016卷《南通年鉴》重点突出南通滨江临海这一区位特色，不仅设置沿海开发、园区经济等特色类目，还首次设置开放型经济类目，下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特色分目；首次将建筑业升格为特色类目，展现“南通铁军”风采；在市情概览类目中，首次设置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分目，更加贴近百姓生活。近三年来，首次设置特载类目，下设南通“十二五”发展专记分目，作为体现年度特殊意义的信息资料专题栏目。同时，在文化类目中增设江海文化研究、张謇研究等特色分目，反映地域特色文化。
彰显创新性，用框架设计展示城市发展变化。《南通年鉴》自创刊以来，一直不断创新框架设计，能够及时反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及其发展状态，及时体现城市功能品质的提升、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新情况、新型业态的诞生和政府管理新方式等。例如，2016卷《南通年鉴》首次对服务业类目依次按照综述、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物流业、软件与服务外包、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会展业、商贸流通、电子商务、中介服务业等分目进行重新编排。在目前经济发展形势下，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把旅游业、金融业、物流业、服务外包、电子商务、中介服务等产业列为分目重点阐述，使得框架设计既有创新元素，又科学合理。
2017卷《南通年鉴》框架设计优化调整建议
紧贴发展实际，强化框架设计的全面性。“十三五”时期，南通市将全面对接服务上海、建设上海“北大门”。年鉴框架可以从交通区位、产业发展、人才引进、发展软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设置，可以围绕构建“外成环、内成网”的便捷交通网络、重点推进“3+3+N”产业（高端纺织、船舶海工和电子信息三大重点支柱产业，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三大重点新兴产业和符合产业发展导向、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若干产业）发展、吸引外来优秀人才、加强制度改革创新等方面增设类目、分目、副分目、条目。
紧贴时代变化，提升框架设计的科学性。为使分目、副分目、条目设置更加科学合理，笔者建议在2017卷《南通年鉴》政治篇中市委分目中增设市委常委会副分目或者条目，在人大、政协分目中，分别增设南通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上级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建议情况的副分目或者条目；在组织分目中增设国有企业党建、高校党建等副分目；在宣传分目中，增设舆论宣传副分目或者条目。在价格管理类目中，增设主副食品价格、工业品价格、物价走势等分目或者副分目。在服务业类目旅游业分目中，增设南通特色文化旅游、自驾游、研学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健康养生旅游、美食旅游等副分目或者条目；增设餐饮住宿业分目；在房地产业分目中增设商品房供销结构、二手房市场、房地产贷款等副分目或者条目；在银行业分目中，增设银行机构分类记述副分目或者条目，记述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租赁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第三方理财公司等）情况。在城乡建设类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分目中增设公共交通建设（公交、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副分目或者条目。
紧贴年度特点，凸显框架设计的特色性。2016年，南通市的一项重要年度特色性工作是开展新一轮城市总规修编研究，制定城市和交通转型发展意见。突出“一主五片两重点”（主城区，中央创新区、五山及西部滨江片区、南通火车西站枢纽片区及平东物流园、星岛水岸片区、先锋生态涵养片区，花园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三城同创”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启动中央创新区规划和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推进“三城同创”三年行动计划，加快轨道交通前期工作。笔者建议在框架设置时，要充分凸显重要的年度工作，设置专门的类目或者分目体现城市规划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交通工程建设等年度特色工作。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五一农民暴动”的两份文献资料
顾健苇航
《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年7月—1934年3月）是中共泰兴县委党史办公室旧藏，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于1988年编印，印数1500册。书中所录红色文献原件均藏于中央档案馆，因此内容不容置疑。由于印量不大，书中的文件如今鲜为人知了。此书收录了中共如皋县委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的《如皋关于实施“红色恐怖”与救济工作的计划（1928年3月）》和《如皋县委关于农民斗争经过情况的报告（1928年5月8日）》。
1928年5月1～5日，江海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如泰“五一农民暴动”。《如皋关于实施“红色恐怖”与救济工作的计划（1928年3月）》和《如皋县委关于农民斗争经过情况的报告（1928年5月8日）》这两份报告涉及我党在暴动前两个月的军事铺垫、暴动的过程、经验教训等，其中内容不乏《如皋人民革命史》《如皋文史》等相关书籍未曾提及，抑或没有分析过的。笔者现将两文部分内容整理如下，与史界同人共享。
据《如皋人民革命史》记述，1928年元旦，中共江苏省委制定《江苏各县暴动计划》。春节期间，黄逸峰到如皋传达准备农民暴动的计划。4月初，王若飞到如皋，明确如皋、泰兴两地联手进行武装暴动。其实在黄逸峰、王若飞先后到如皋的这段时间里，中共如皋县委已经准备了详实的红色暴动计划，为日后的暴动作铺垫，3月，如皋县委给江苏省委的报告中明确写道，如皋县委实行红色暴动“制止白色恐怖，使豪绅之乡村政权即趋崩溃，城市统治不能维持；恢复西乡组织，激起并推动各乡工作，走上游击斗争而至秋暴之兴起”。简单的缘由说明如皋具有最终发生农民的暴动的个体原因，即当时如皋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我党希望在暴动中尽量避免损失，并且不应轻视敌人或麻痹自己，于是计划如下：
第一，建立自上而下的军事组织。军事科中包含参谋处、械弹股、交通股，下设对联—S队—队长—队员。每队最多10名队员。平日对联在军事科的领导下处理一切事物，完成分队训练、工作计划。战斗时，对联取消，大部分队员在队长的领导下接受参谋处的指挥；其余队员执行相关任务的，分别由械弹股和交通股直接指挥。参谋处由总指挥处指挥。至于暴动时各部的布局也有讲究。主要队员直接进入暴动区域斗争，邻近参谋处。械弹股、交通股尽可能同时设在暴动区域的侧面一里处，与参谋处、暴动区域形成对角。指挥部设在后方，距离械弹股、交通股三里开外。如果战斗在预计时间内取得胜利，将由指挥部指挥进攻下一区域；否则指挥部将撤离距离暴动区域约三里地的休息处，械弹股、交通股撤至另一邻近自己的休息处。同时，指挥部讨论方法，交通股派人联系参谋处。如果有三个区域暴动，还须设计更为详细的计划。
第二，进攻区域拟订为江安和卢港。第一天，第一队进攻陶腰庄、许家庄和六甲，第二队进攻南申家岱、北申家岱、许家庄、宽河桥，第三队进攻西燕庄、东燕庄、小燕庄，最后三队合攻江安；第二天在卢港，第一队进攻孙严墩、朝西庄、高明庄，第二队进攻羊子墩、堰里、西申辋，第三队进攻九龙口、陈家庄、西申辋，后面两队再合攻东申辋，最后一起进攻卢港。预计第一天不待总攻江安，江安守敌势必要逃走，南向张黄港、新生港口，东向石庄，东北向城里。若是进攻，第一队为冲锋队（除去交通员，其余全副武装），第二三队兜剿。次日，第二反动区势必要联合起来，城中敌军比如增援仅有30里之遥的卢港。至于具体军事战略，有些问题如皋县委希望由省委决定，譬如分击就会战利品少，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合攻杀不尽反动派：合攻还是分击，恳请省委指示。
第三，队员参与枪杀反动派。要求杀时不能发生大动静，对于看门狗犬设法诱骗弄死。被捉者身上搜出“红兜儿”，确认此人是反革命，甘心压迫农民，立即枪毙！并在红兜上面写明农民暴动的意义；粘贴土地革命标语，包括“杀第三党王浩然”“杀死县党部里的一切贪官污吏”等；烧毁田契，在佃户田间插入“农民有其田”等标语。至于收缴反动武装，要求肉搏后得到的武装，一部分埋藏起来，一部分运回西乡，一部分随即充实武装不足的队伍。缴得枪械，出示布告，说明武器用途；并不惜子弹，沿途开开，召集群众，说明党的作用，红色暴动的意义。
第四，队伍必须有相应的规则。进攻时，队员不许穿白色衣服和鞋子，不许抽香烟，不许高声谈话、大笑，不许乱放枪，一切行动听命令。队员还须学会使用、理解电号。
尽管上述暴动未曾发生，但是这些计划并非纸上谈兵，最终为发动“五一农民暴动”做了有效的准备。在“五一农民暴动”结束数日内，如皋县委撰写了《如皋县委关于农民斗争经过情况的报告（1928年5月8日）》，并向省委汇报。这份材料属于研究“五一农民暴动”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对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非常有价值，笔者整理分析如下：
第一，5月1月晚上，不应向周庄、徐庄出发，应分两路进攻如西豪绅地主的根据地卢家庄、港子。结果我们仅将他们房屋烧毁一些，以致随后敌军可以进驻两地，再向我们发起攻击。
此处如皋县委的总结不无道理，但是关于“分兵两路”的史实和进攻卢家港不利的原因，《如皋人民革命史》的记载与此份报告的说法略有出入。《如皋人民革命史》记述：“入夜，来自芹湖、大西庄、小西庄、孙严墩、鄂家埭、六甲、东燕庄、西燕庄等16个村庄的农民，共3000多人，集中在朝西庄葛显宾家门前广场上……我们决定今晚一路向南攻打江安的徐家庄、周庄头，向北攻打卢港的蒋家埭、卢家庄……分配停当后，暴动队伍分成两路，向南的一路由徐芳德、苏德馨、汤仕伦带队，向北的一路由王盈朝、顾仲起、王玉文带队，分头出发……北路负责人王盈朝，在暴动队伍临出发时才从城里赶到。”显然，兵分两路是原计划制定好的。查阅《王盈朝回忆录》第12章《忆如皋农民首次起义》，他说当晚农民群众近5000人，分为4个大队，若干小队。其余人员都南下打周庄，只留第四大队等他从城里回来，再增援南路，一起进攻周庄。当日中午，他从城里冒家巷刘诚一家化装后出城，到朝西庄已是黄昏（笔者注：王的确回来较晚，客观上耽误了出兵时间）。因为大部分人马已经去南路了，无须增援，王盈朝提出攻打北边的卢家庄。王盈朝认为分兵两路是临时决定的。《如皋县委关于农民斗争经过情况的报告（1928年5月8日）》则说“即日夜晚向周庄、徐庄出发，参加群众有2000余人……当日晚一部分同志率领赴周徐庄之支队二十余人进攻小蒋垡及卢家庄……到卢家庄，因领导者分离，寻找不到，群众涣散，未能将这些地主房屋烧干净”。从如皋县委的汇报来看，进攻卢家庄的直接原因是北路人员不多，只有“支队二十余人”“领导者分离”。至于上述说法，孰真孰假，尚须进一步考证。
第二，5月3日经敌人袭击，便下令散开，领导走去，又是极严重的错误。
此处领导主要是指顾仲起。《如皋人民革命史》与《如皋县委关于农民斗争经过情况的报告（1928年5月8日）》都说，国民党如皋县公安大队派人偷袭会场，顾仲起为避免牺牲，下令解散群众。而如皋县委认为，群众没组织、少训练，于是星散奔走。总指挥及特派员（顾仲起等领导）居然一去不来，使得群众动摇、恐慌。
（作者单位：顾健，中共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如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苇航，如皋市人民医院）
《前线》报创刊时间及地点考
彭伟
革命战争年代，南通地区战地文化繁荣，曾涌现出大量的红色报刊，《前线》报便是其中一份。笔者曾有幸收集到两张珍贵的《前线》报，一张是第83期，民国36年（1947）8月13日星期三发行，另一张是第85期，同年8月17日星期日发行。两张报纸同为8开两版全，从发行日期可看出《前线》报是两日刊，在报头左上角，赫然的“前线”二字左边均印有“苏皖一分区前线报社出版，通讯处：各地交通站，定价：每月三百元”。
笔者认为，《前线》报值得一考，理由有二：
一是存世极为稀少。与《江海导报》和《江海报》等兄弟报刊相比，《前线》报不但存世量小，而且鲜为人知。根据笔者调查，南通市图书馆和南通市档案馆均未藏有《前线》报。如皋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也告知笔者，并未存有《前线》报。此外，《南通市志》《泰县志》《靖江县志》《如皋县志》与《苏中战地文化》等相关书籍对《前线》报未曾提及或仅录有片言只语。
二是内容颇有价值。就笔者收集的这两份《前线》报，从内容来看，是以苏皖一分区（如皋为中心）反“清剿”和反“扫荡”的报道为主，具有一定的地方史料价值。“前线”，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就是“最新战报”。从报纸的版面安排来看，分两部分：二版是“大前线”，报道全国各地的战报，有《刘邓大军乘胜直下陇海路》和《华东七月份歼蒋三万余》等。一版是“小前线”，以报道一分区的如皋、海安和泰县三地的反“清剿”、反“扫荡”斗争内容为主，内容较为丰富。
1947年七八月间，为配合全国大反攻，如皋由反“清剿”向反“扫荡”过渡转型。此时发行的《前线》报，关于地方“小前线”的新闻就是对“大前线”的“细节化”和“具体化”。从笔者收集的第83期和第85期《前线》报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版面，如皋地区革命斗争的新闻都是“绝对主力”，有《卢港军民三天备战粉碎千余敌“会剿”威胁土顽》《击退数倍割秋土顽地武X部袭击吴窑据点》《蒋占区掀起反割青狂涛万余群众包围姚家桥众努难犯蒋区长承认条件吴窑群众反据点同伙胜利》《如皋地武支持反割青斗争强袭石家甸之敌》《蒋军兵力不足势将牵萝补屋军心惶惶纷投明路》等。第83期中，最振奋人心的要数《如皋军民斗争中提高一步粉碎三千敌空前大“会剿”》，这篇新闻记录了当时如皋江石区军民1.5万人火炬游行反割青，彻底粉碎102旅3000余人空前大“会剿”计划的运动。第85期中，著名新四军记者、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谢云（张明东）撰写的《如皋渡军井区发展综合斗争五乡群众召开齐心大会检举复辟地主特务被迫坦白》位于第一版中心位置。此文描述了当时斗争会激动人心的场面：会议的高潮处，区谢政委问道：“打走鬼子，解放如皋的是谁？”下面连声呼道：“是共产党啊！”坚定的回答表现出如皋五乡群众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决心，振奋人心。
如皋城曾是苏皖边区一分区政府所在地，《前线》报又是苏皖一分区出版的。那么，《前线》这一战地报刊于何时创刊？其诞生地是不是在如皋呢？
为此，笔者查阅了三本工具书，居然得到了三种不同的答案：据《如皋县志》（1995年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第691～692页）记载：《前线》“1946年于如皋城创刊，由华中军区主办。1949年初停刊，共出100期。”据《江苏省报业志》（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第149页）记载：《前线》报“1946年11月出版，是华中一地委为指导处于敌后通扬运河以南泰县、泰兴、靖江、如皋4县的工作。地委宣传部部长汪海粟任社长，汪普庆任总编。”据《江苏革命史词典》（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第832页）记载：《前线》“1947年初创刊于苏中一分区南线反‘清剿’地区，1947年9月17日第100期开始，改名《前线报》，并正式决定为中共苏中分区党报。同年11月8日改为《江海导报》。”
先考《前线》报创刊的时间。《如皋县志》认为是1946年，但没有具体到月份，显得较为模糊。《江苏省报业志》则相对具体一点，认为是1946年11月创刊。两者看似并无矛盾，其实不然。《如皋人民革命史》中的《大事记》有录：“1946年7月23日，苏皖一分区及如皋县党政机关主动撤出如皋城。”若根据《如皋县志》的记述，那么，《前线》在同年8月之前就在如城创刊了。因此，目前《前线》报创刊的时间有三种说法：1946年8月之前，1946年11月和1947年初。根据所存实物判断，笔者认为《江苏革命史词典》中《前线》报创刊于1947年初的说法较为准确。
所收集的两份《前线》报右上角分别印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两日刊）第八十三期”和“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七日（两日刊）第八十五期”。首先，这两期报纸时隔4天发行了3期，可见的确是“两日刊”。其次，第85期恰巧是周日，说明《前线》报周末照常出刊。再次，若由第85期向前类推，创刊时间应该在8月17日的170天前。由此可推断，《前线》的创刊时间大约是1947年2月底或3月初。再根据《江苏革命史词典》中记载是“1947年9月17日第100期”，与第85期正好相差15期，因为是双日刊，之间正好相差30天。8月17日到9月17日之间正好也是一个月，时间上基本吻合。
再说《前线》报创刊地点。《如皋县志》记为“如城”，《江苏省报业志》和《江苏革命史词典》均说是“一分区南线”（笔者注：时为苏皖一分区，并非苏中一分区）。“如城”一说并不准确。1947年初，如城已经落入国民党手中，我党的报刊不可能在白区光明正大的发行销售。因此，《前线》报最初的创刊地可能是如泰乡下的解放区。
因为是战地红报，《前线》的印刷地点并不固定。《江苏省报业志》关于《前线》报的记载较为详实：“1947年初，铅印的《前线》报传到泰兴城，轰动一时，也引起了敌人的警惕。敌军多次进入解放区搜查《前线》报的印刷设备。有一部分藏于地下的机器被敌人挖去。《前线》报转移到通扬运河以北紫石县境内的水网地区，在船上流动办报。”据笔者所知：“1947年，主力北上，紫石县委在里下河水网坚持工作。水网地区就是海安里下河地区。”笔者获得的两张《前线》报印于当年夏，应该是在海安境内里下河地区印刷的。尽管印刷地不在如皋境内，但是《前线》的内容却是以如皋为重点，是因为如皋是苏皖一分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革命活动也是异常激烈！
（作者单位：如皋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