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春秋》2017年02期
2017年02总第170期
目 录
南通——体育冠军的摇篮 / 沙锦程
宋生发在联抗的战斗足迹 / 周金国
夫妻合力掩护地下党 / 王茂华
通城印迹之西大街 / 王宇明
刘桥镇的两座古寺 / 吉春发
20世纪上半叶海安发生的两起社会纷争 / 夏俊山
黄逸峰的跌宕人生 / 张树林 贲柠华
南通籍现代藏书家——瞿光熙 / 倪怡中
血海中新生
——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黄彤光/黄波
情系梅庵梦萦古琴
——记梅庵琴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邵大苏 / 吴 莹
张謇在农垦事业中显现的儒商精神/陈有明
德耀江海(一) / 单志浩
金钱有价 大爱无垠
——记南通修车老人胡汉生/杨梦奎
如海方言几例/王其银
一张民国时期的南通中学毕业证书 / 季建林
对《江淮银行纸币与收藏》几个问题的商榷 / 王兴圣
浅谈流氓无产者对红十四军的危害 / 邱贵平
南通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开展富民强企奔小康“走帮服”活动
文 / 张邢建 图 / 单志浩 (封三)
晨练 / 单志浩(封面)
南通民间体育活动源远流长。南通解放后，政府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体育全面快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被誉为“体育之乡”和“世界冠军摇篮”。体育，已经成为南通亮丽的城市名片。
竞技体育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出征的运动员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南通人的名字，他就是南通籍击剑运动员储石生。他参加了该届奥运会的男子花剑比赛，获得花剑团体第7名和花剑个人第15名。这份成绩现在看来并不冒尖，但当时却是中国男子击剑在国际赛场上的最好成绩。是年，南通籍羽毛球运动员吴健秋及队友在尤伯杯赛中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第四届世界杯赛中获得女子双打第二。1987年，南通籍羽毛球运动员赵剑华获第七届世界杯赛男子单打冠军。
“金花”林莉参加了1988年双城、1992年巴塞罗那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唯一连续参加3届奥运会的中国游泳选手，也是南通市第一个获得奥运冠军的运动员。林莉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均获得女子200米和400米个人混合泳的第七名。4年后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打破保持了11年之久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世界纪录，获得冠军；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虽未获得冠军，但打破了该项目的奥运会纪录；她以2分2秒85的成绩打破了女子200米蛙泳的亚洲纪录，创单个运动员连夺1金2银的纪录。功成名就的林莉没有急流勇退，为了给“如何延长运动员的运动生命”课题寻找答案、提供例证，1996年，26岁的林莉以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的女运动员身份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会。虽然这次她仅得了一块铜牌，但向世人昭示了南通人超越自我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一届奥运会上，南通籍羽毛球运动员葛菲，与无锡姑娘顾俊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羽毛球队夺得了首枚羽毛球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葛菲与顾俊蝉联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成为中国羽坛首次蝉联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南通籍运动员李菊与队友王楠合作，又夺得了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南通籍体操运动员黄旭，摘取了体操男团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南通籍选手陈玘及队友在乒乓球男子双打上夺金。2008年8月12日，体操老将黄旭、跳水新秀陈若琳、剑客仲满3名南通籍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一日摘三金”的优异成绩，创下奇迹。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此后每年的8月12日被定为“南通体育日”。2012年伦敦奥运会，陈若琳获得女子单人10米跳台和双人10米跳台两块金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陈若琳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并与搭档获得双人10米跳台冠军，陈若琳成为首位在奥运会、世界游泳锦标赛、跳水世界杯中成功实现“大满贯”的跳水运动员，也是中国跳水队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选手之一，更是获得跳台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
自林莉成为首名南通籍奥运冠军至今，南通连续7届奥运会“届届获金牌”，6届奥运会“届届出新人”，共涌现出7名奥运冠军以及18名世界冠军，他们分别在游泳、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排球、技巧等项目上获得多项世界大赛金牌。原国家体委领导称：南通市是“世界冠军的摇篮”，南通体育成为该市的“拳头产品”，也成为中国的“名牌产品”。
体教结合是南通籍冠军不断涌现的奥秘
南通既是“体育之乡”，又是“教育之乡”，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学校将体育视为素质教育一大重点，体育部门则将培养优秀后备人才当作首要任务，体教结合优势互补，大力推动了南通市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也正是南通能成为“世界冠军的摇篮”的重要因素。
1981年，创办南通市体育中学（后改名为健雄学校），招收有竞技体育发展潜力的学生入学。学员上午参加文化课程学习，下午两节课后进行分项训练。1986年，创办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为全日制中专，对学员进行正规的竞技体育分项训练。为贯彻“从娃娃抓起”，南通市还建有市儿童体校、市少年体校，对少年儿童进行竞技体育基础训练。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通市打破由体委独家办业余训练的格局，在有条件的重点中小学试办体育班。南通县中、金沙中学、如东县中、启东县中、海安县中、通师一附等学校先后开办体育班。
1990年，南通市对体育教育业余训练体制进行改革，将各级业余体校（体育班）纳入普教序列，实行以教育部门管理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是年，继海门县恢复“三集中”（学生集中学习、集中训练、集中生活）业余体校后，如皋县又开办初一“三集中”体育班，海安县筹办田径少年业余体校。
1990～1991年，南通市中小学达标施行面为100%，占应测适龄学生数的92.4%。1991年后，南通市教育、体育部门坚持体教结合，促进学校体育的全面发展。学校“两课、两操、两活动”（每周两堂体育课、每天一次早操一次课间操、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得以长期坚持，学生喜爱的足球、排球、篮球、乒乓球等传统项目在中小学中广泛开展。
1992年，教育、体育结合的业余训练网进一步发展，中小学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重新验收命名。经验收，南通市获命名的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达12所。1993年，江苏省南通中学被评选为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
1994年，南通市学校体育达标工作进行改革，对具体目标进行分解。全市达标施行面继续保持100%，达标人数647661人，达标率上升到95.92%，优秀率上升到19.2%，上升幅度均较明显。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运用评估杠杆，重点抓实田径和排球传统校。县级传统项目学校如东县岔河小学在江苏省小学生男排比赛中勇夺冠军。在江苏省中学生排球比赛中，南通市有4校5队进入前6名，其中2校3队进入前3名。南通市选送的基层创编的三套少儿广播体操中，一套韵律操获省一等奖和全国三等奖。市体委群众体育科被评选为省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先进集体。启东中学被评为全国先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1997年，实施《南通市体育传统校考核奖励办法》，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业余训练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市参加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乒乓球比赛的队数和运动员人数均超过历届。1999年，南通市有7所学校被评为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南通中学获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一等奖，南通中学和通州中学还被命名为省优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2000年，南通市举办NTTV（南通电视台）可口可乐杯中小学生足球比赛，共有122支队伍1220名中小学生参赛，本次比赛，历时之长、规模之大创下南通体育竞赛史之最，被中小学生誉为“我们的世界杯”。2001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的施行面达100%。2005年，市体育局与教育部门联合举办中小学生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航模比赛。2010年，南通市把体育运动学校建成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基地；通州开沙岛国际乒乓球学校正式成立。2013年，海安县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2015年8月12日，作为“南通体育日”系列活动之一，首届青少年校园足球节开幕，至年底，南通市有足球传统学校30所，开展校园足球运动的中小学达250所。
多年来，南通市以体育运动学校和各县（市）少儿体校作为全市业余训练的龙头，各自开设了包括乒乓球、体操、游泳、羽毛球、跳水等17项业余训练项目的特色专业。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以全日制“三集中”的训练模式培养田径、排球、足球、篮球、击剑、网球、举重、射击、摔跤、柔道10个项目方面的优秀运动员，专门向省和国家输送优秀体育人才。南通市儿童业余体校则以“走读”的训练模式，开设了游泳、体操、蹦技、乒乓球、羽毛球、跳水6个项目。南通市的业余训练工作始终围绕培养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这一中心，坚持“选好苗子、打好基础、着眼输送、跟踪服务”，无论是向省优秀运动队或国家队输送人才的数量，还是所输送人才在国际、国内大赛上所做的贡献，始终保持全省领先地位。
竞技体育成绩优异得益于南通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南通市一直把群众体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6个县（市、区）有5个进入“全国体育县（市）”行列，全市体育人口达到45%以上。全民健身活动在城乡广泛开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市、县（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农村体育独具特色。南通市农村有开展体育活动的传统。1957年，南通市举办首届农民运动会，250人参加比赛。从中选拔40人参加南通专区农民运动会。1963年，海安县北凌公社召开首届农民体育运动会，一直延续至今。1974年，南通市通过篮球赛推动农村体育运动的开展。20世纪80年代初，全市开展争创体育先进公社（镇）、县活动，推动农村体育的广泛开展。1984年，南通市农民篮球队参加省丰收杯篮球比赛，男女队分获团体第五、第四名。1985年，南通市组队参加省青年农民文化杯乒乓球赛，女队获团体冠军，单打冠、亚军。在全国农民青年文化杯乒乓球赛中，又获女子团体和单打冠军。
1988年，南通市政府批准15个乡（镇）为第二批市级体育先进乡（镇）。7个乡（镇）被评为江苏省体育先进乡（镇）。52名农民运动员参加江苏省首届农民运动会田径、乒乓、自行车、射击、武术5个项目的比赛和表演，获得女子乒乓球团体冠军，田径团体总分第三名和男子自行车比赛个人第二、第三名。2名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和3名田径选手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农民运动会。
1989年11月，南通市建立市农民体育协会。1990年，全市12个乡（镇）为省级体育先进乡（镇），13个乡（镇）为市级体育先进乡（镇）。是年，南通县石港镇被评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并在授奖大会上介绍经验。1993年，启东市寅阳乡成为南通市第二个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
1994年，港闸区闸东乡风筝队在全省首届风筝比赛中，以7项冠军和5项亚军的成绩获得团体总分冠军。是年，海门市召开首届全民运动会。如皋市被国家体委批准为全国开展第七套广播体操先进县，被江苏省体委授予江苏省田径之乡称号。
1995年，海门市、如皋市成为江苏省体育先进县（市）；启东市汇龙镇等35个乡（镇）被命名为南通市体育先进乡（镇）。通州市观音山镇召开第二届运动会，通州市召开第三届农民运动会。1997年，南通市增加21个省体育先进乡(镇)。启东市获全民健身宣传周活动先进集体称号。1998年，通州市石港镇、海安县角斜镇获评省级体育示范乡（镇）；海门市悦来镇、如皋市林梓镇、如东县潮桥镇被评为省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1999年，南通市66个乡（镇）被省体委命名为体育先进乡（镇）。
2000年，南通市近300名运动员参加江苏省第四届农运会，取得3金7银12铜的成绩。10月，部分运动员参加全国第四届农运会。是年，各县(市、区)举办的小型多样比赛不断：启东市举办鹤城杯桥牌等级赛和电信杯桥牌赛；如皋市举办友好城市长跑邀请赛和足球比赛；通州市举办太太杯乒乓球赛、老年人门球比赛和象棋比赛；崇川区、海门市、启东市联合举办乒乓球赛。
2002年，通州、海门、如皋、海安等县(市)先后举办综合性运动会。全市共投入170万元资金，兴建4个省级健身工程和68个健身点，20个健身路径，为全面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各县(市、区)在健身周期间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据统计，全市共有255万多人次参加健身周活动，开展群众性健身活动和体育竞赛2554次。2003年，南通市继续把全民健身工程（点）建设作为重点，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投入360万元，建设全民健身工程和健身点101个。2004年，南通市体育局、如皋市政府在如皋白蒲镇举办全民健身周暨体育“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
2008年，海安县举行迎奥运倒计时100天暨第45届北凌农民体育运动会。如皋市举办首届中国小康村篮球赛。启东市举行第十届全民健身节暨全市农民运动会。2013年，南通市组队参加江苏省第四届农民体育节，获特色项目竞赛（跳绳、踢毽、滚铁环）第一名、农民体育项目展示金奖，并获优秀组织奖。2015年，各县（市、区）组织广场舞、健身秧歌、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
职工体育蓬勃发展。南通解放后，各级工会加强体育工作的领导。1951年，组建职工篮球队，组队参加南通专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工厂、企业开展广播操、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等活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南通体育工作趋于停顿瘫痪状态。1971年，各工厂、企业体协逐步恢复活动。1984年7～9月，南通市举办第七届职工体育运动大会。是年，组队参加江苏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获田径比赛团体总分第二名，足球冠军，男排第三名，女子40公里自行车赛团体冠军。随后，女子40公里自行车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第二届工人运动会，获团体第四名。是年，南通无线电厂、通棉二厂、启东县供电局、南通市百货大楼等单位因积极组织职工开展体育活动，受到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的表彰。
20世纪80年代，天生港发电厂工人王汉杰参加第六、第七届新蓉城金奖富血康杯马拉松赛，均获冠军；1987年，通棉二厂工人王其保获全国第五届力士杯健美比赛和全国健美冠军赛身体造型第一名、80公斤以上级第五名，并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员。
1990年，市总工会牵头制定《关于加强职工体育的意见》和《职工体育先进单位评比细则》，推动全市职工体育进一步蓬勃开展。1991年，市链罩厂承办第四届金狮杯职工乒乓球比赛。1993年，交通系统业余桥牌选手任军、顾晓华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八强队比赛，取得冠军，并获得中国桥牌大师称号。1994年，市妇联举办迎接世界妇女大会长跑活动，全市5000名妇女参加。
1995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8月，南通市召开动员大会。9月，举行职工室内五人制足球比赛。如东县化肥厂举办的第15届文明杯综合性比赛，1000人参赛。市级机关体协举办第四届机关干部运动会，设置乒乓球、羽毛球、桥牌等5个项目。
1996年，南通市各行业体协、单项体育协会积极开展活动。供电系统举办的乒乓球邀请赛、邮电系统举办的首届职工排球赛、通州市兴东镇举办的万名职工眼保健操、通棉二厂开展的太极拳、健身操培训等，都各具特色。在江苏省全民健身活动周评比表彰中，南通市获全民健身周优秀奖。
1998年，南通市派出75名职工运动员参加江苏省第14届运动会8个项目的比赛，获得15枚金牌，金牌数列全省地级市第一，创全市职工参加省运会比赛历史最好成绩。
1999年，全民健身宣传周期间，全市共组织371万多名职工参加长跑、拳、功、剑、棋牌、体育游戏等活动。活动既推广了科学文明的健身方法，又引导广大职工对“法轮功”邪教活动进行抵制。南通市获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的全民健身宣传周优秀组织奖。
2000年，职工体育活动以全民健身责任书签字单位为抓手，以提高职工身体素质为目标，先后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市电信局举办职工健身操培训班，并于8月份参加江苏省系统比赛；南通港务局广泛开展职工篮球赛，在组队参加口岸杯篮球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市交通系统举行趣味性运动会，并组队参加江苏省龙舟比赛。2005年，结合十运会火炬传递，组织3000人参加长跑活动。
社区体育红红火火。20世纪90年代开始，南通市社区体育日渐重视。1990年，崇川区建立区体委，组织社区开展体育活动为其重要工作内容。1994年，在争创群众体育先进活动中，崇川区西公园街道被评为江苏省体育先进街道、江苏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港闸区召开第二届全民运动会，设27个比赛项目，3000多人参加。
1997年，虹桥街道社区体育在全国第八届运动会上受到表彰，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社区。1998年11月，崇川区以街道为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体育活动。新城桥街道举办第三届社区运动会，384人参加。人民西路街道举办首届社区消防运动会。城东街道举办首届门球邀请赛。
进入21世纪后，南通市6个辖县（市）城区所在地的社区体育取得新进展。社区体育突出科学健身主题，吸引普通市民自觉参与。2000年，海门市、启东市举办社区运动会；海门市与如东县举办社区科学健身演示大会，宣传科学锻炼方法，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2001年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实施的第一年，南通市体育局以建立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为重点，扎实推进社区体育工作，一手抓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一手抓全民健身工程(点)建设。全年共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720人，在城市社区建成全民健身工程3个，并建成26个健身点，群众健身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是年，崇川区被列为省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实验区。到年底，全市体育先进社区占社区总数的50%以上。
2002年，南通市完成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八个一工程”（建立健全一个健身网络；每年开展一次全民健身周活动；建设一个全民健身工程；建设一批晨〈晚〉锻炼点；建设一支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立一个国民体质测试站；每年举办一次科学健身系列讲座；形成一个特色体育项目）在崇川区的试点工作。3月，全省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以现场会的形式在南通、南京两地举行，南通市各试点单位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市体育局与市文明办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体育进社区”活动的实施意见》，当年，全市举行社区体育活动百余次，参加活动市民近万人。
2004年，海安健身花鼓参加全国汇演，获全国“四进社区”体育健身项目优秀节目奖，受到中央文明办、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的联合表彰。2005年，崇川区虹桥、学田、城东等街道举办社区运动会。
2010年，如皋市如城镇举办红星杯社区文体节暨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4个街道16个社区192人参加了弯道超越、跳绳跑、袋鼠跳、四人拔河、踢毽射靶、投篮积分、三石渡河和同舟共济8个项目的比赛。2014年，组织南通市国民体质监测活动，1.8万名群众免费体质测试。2015年，南通市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1500余人。开放社区活动室50个。
残疾人体育丰富多彩。1980年7月，南通市举办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设有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目，106人参加。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开展，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体质，树立起参加社会活动的信心和勇气。
1984年7月，南通市组队参加江苏省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盲人陈辉获盲A1级标枪金牌，破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纪录；聋哑人张菊云获4枚金牌；戴菊芳获3枚金牌。15名运动员共获奖牌35枚，其中金牌15枚，居全省第二。10月，参加全国首届伤残人运动会，张菊云获聋哑组女子100米和200米金牌，跳远银牌，400米铜牌。1985年7月，江苏省聋哑学生游泳赛上，褚国凤获100米蛙泳第一名，男、女队分获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第五名和第三名。8月，南通市队参加江苏省聋哑学生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奖牌36枚，张菊云获女子100米、200米、400米3枚金牌，并打破女子400米的纪录。
1987年7月，南通市组队参加省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17名运动员共夺奖牌51枚，其中金牌16枚、银牌7枚、铜牌12枚，取得“满堂红”的佳绩。12月，参加全国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张菊云获100米、200米、400米、跳远4枚金牌，均破全国纪录，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员。盲人陈辉获铁饼金牌（破全国纪录）和标枪、跳远铜牌。
1989年7月，在省第二届聋哑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朱海蓉获女子跳高第一名，被省队选拔后，在全国伤残人田径、游泳、举重、射击锦标赛上，又获跳高第二名、400米第三名、100米第四名、跳远第五名。1990年，南通市组队参加省第二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获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4枚。徐海祥、崔美根被选拔参加全国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夺得金牌4枚、银牌1枚。1991年9月，在省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南通市团体总分名列第四，获金牌10枚、银牌3枚、铜牌5枚。张菊云、陈辉、阎建国被选拔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张菊云获聋哑组女子100米、200米、跳远3枚金牌，陈辉获铁饼第三名，阎建国获肢残组男子乒乓球第五名。
1995年，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共获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1枚。1996年5月，全国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低视力运动员徐红艳，获女子铅球、铁饼金牌、标枪银牌；8月，第十届残疾人奥运会上，徐红艳获铅球金牌、铁饼银牌。1999年1月，第七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徐红艳获铅球、铁饼2枚金牌。2000年5月，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徐红艳获铅球、铁饼、标枪3枚金牌；10月，徐红艳又在第11届残奥会上获得铁饼金牌、铅球银牌。
2002年5月，第六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上，南通市获团体总分第四名，共获得金牌9枚、银牌4枚。2004年8月，江苏省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南通市获团体总分第八名，金牌3枚、银牌7枚、铜牌2枚；9月，徐红艳获第12届残奥会铁饼金牌、铅球银牌。2005年5月，由南通市组建的江苏省男子盲人足球队参加首届全国男子盲人足球锦标赛，获得冠军。
2008年，在北京残奥会中，南通籍残疾运动员陈山勇和夏征在盲人足球比赛中发挥出色，为国家队赢得银牌做出贡献；8月，选拔10名运动员组队参加省残疾人青少年游泳锦标赛，获13枚金牌、5枚银牌、5枚铜牌和团体总分第二的成绩。
2015年9月，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南通残疾人运动员不负众望，夺得3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的佳绩。2016年9月，南通籍残疾运动员顾小飞摘得里约残奥会卧式举重80公斤银牌，成为南通历史上首个蝉联残奥会银牌获得者。10月，南通市代表队在江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2016年聋人篮球锦标赛中获第二名，创南通市参加全省聋人篮球比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
南通体育，承载了江海文化的源远流长，伴随着江风海韵的产生和发展，演绎着精彩与辉煌。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宋生发在联抗的战斗足迹
周金国
1940年10月10日至1944年10月,在苏中地区活跃着一支形似中立,实为执行特殊任务的抗日部队。这支部队是由黄逸峰出面组建的，是新四军与国民党部队合作的桥梁，是党在苏中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该部队全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
2017年3月12日下午，春雨蒙蒙，位于海安县墩头镇的新四军联抗纪念馆接待了两位特殊游客——联抗的中高层指挥员之一宋生发的三女儿宋一卫、三女婿陆军。宋一卫是江苏省烟草专卖局退休干部，陆军是省政协原副主席。他们此行目的是到联抗活动中心地区寻访宋生发当年的战斗足迹。几名联抗战士的后代和海安县有关领导、专家一同参加了寻访活动。
宋生发，1940年10月任联抗四大队大队长，1942年任联抗泰北支队支队长，1943年10月任联抗一团团长，参与领导了联抗部队的创建、改造，为联抗部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联抗上升为主力后，他先后任团长、扬中军分区副司令员、胶州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大校军衔，20世纪60年代获行政九级待遇。1970年9月在江西宜春遭迫害去世。
寻访人员先后参谒了新四军联抗纪念馆、海安人民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明理堂）、书画馆、新四军联抗烈士纪念碑，祭扫了联抗烈士之墓、黄逸峰同志骨灰安葬处，并召开座谈会。
通过交流、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宋生发对联抗有两大突出的贡献。
其一，宋生发给联抗部队带来了“梅岭星火”。
经协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出一个连，国民党军保安一旅薛承宗派出一个连，李明扬部派出一个连，作为联抗部队的基础。1940年10月10日，联抗司令部在海安曲塘成立（1941年迁至墩头南部地区），黄逸峰任司令，李俊民任副司令。联抗建立后，动员上海、南通、泰县、泰兴、东台等地的爱国青年报名参军，收编东部沿海及曲塘附近的一些地方武装，计800余人，组建4个大队。
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二连改编为联抗四大队二中队。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红军连队，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该连队担任陈毅、粟裕部司令部的警卫任务。原特务营副营长兼二连连长宋生发曾是陈毅的贴身卫士，电影《梅岭星火》中陈老总身边那个警卫员的原型就是他。调入联抗后，宋生发任四大队大队长，原二连是宋生发带给联抗部队的“梅岭星火”，是联抗部队的核心战斗连队，大部分时段在宋生发直接指挥下战斗。当时联抗部队刚成立，部队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只有二连是唯一一支正规连队，对联抗部队其他连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对联抗的改造、成长贡献较大,在1941年初的讨李（李长江伪部）战斗、1941年12月21～22日的鹿汪战斗、1943年7月2日的曹庄战斗、1944年春的夜袭墩头镇等战斗中屡建奇功。在曹庄战斗中，二连抗击10倍于己的日伪精锐部队，毙敌200余人，打出了气势，使联抗威名远扬。
其二，宋生发在联抗部队中起到了传帮带作用。
宋生发在联抗四年战斗中，参与指挥大小战斗百余次，几乎每战必胜。1941年2月18日夜袭伪军（李长江部）王效礼团部，宋生发指挥四大队担任主攻，将王部击溃，又在兄弟部队的策应下聚歼了王效礼整团。次日，宋生发率四大队回防曲塘，在东部黄自量一带阻击来自如皋、海安方向的日军，毙敌10余人。7月中旬，联抗部队北上整训途中，在盐城、阜宁一带，抗击日伪1.7万余人的“扫荡”，毙伤日军100余人，伪军700余人。宋生发始终率四大队冲杀在部队的最前沿，为部队打开生存通道，突出重围。1941年12月21日驱逐野三旅战斗中，宋生发率四大队一中队主攻墩头镇东岳庙据点，歼敌一个排。1944年3月3日在粉碎日伪“八路围攻”的突围战斗中，宋生发率一团主力掩护司令部转移，在陆家窑串场河和日伪血战，突出重围，到达李堡休整。5月初，宋生发率一团主力突袭胡集傅家庙伪军主力，全歼陈才福伪二十六师的便衣大队200余人。1944年9月，宋生发率一团围攻章郭庄税警团据点，歼灭税警团一个加强连。10月初，宋生发率一团主力在兴化八卦河围歼侵入我方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歼敌300余人。
宋生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长期跟随陈毅等将领，耳濡目染，再加上他机敏、悟性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作战时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逐步形成了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作战风格，很受首长的赏识和下级官兵的敬佩。下级官兵都说：“跟着大老宋（下级官兵对他的爱称）打仗不吃亏！”有一个典型战例充分说明宋生发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1944年10月的八卦河(现属兴化茅山)战斗中，联抗司令员黄逸峰、一团团长宋生发共同带队指挥，宋生发率队担任前锋，黄逸峰殿后。深秋时节，水乡早晚雾多，能见度不大。透过蒙蒙水雾，敌人发现了我方船队，还以为是自己人，一齐迎上来，向我方船队招手喊话。有的喊：“喂！怎么也退下来啦？”有的喊：“喂！后面有没有尾巴（有无新四军追赶）？”关键时刻，宋生发镇定自若，将计就计，带头喊：“别没良心，我们是打阻击的，负责断后。”并让战士们喊：“没有啊，尾巴被我们甩得远远的！”等靠近敌人后，宋生发命令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四处溃逃。随后黄逸峰率部赶到，毙敌300余人。
丰富的实战经验，高超的指挥艺术，再加上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风格，宋生发成了联抗部队中下级官兵的良师益友。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袁捷，就是在宋生发的传帮带下，从联抗走出的一代儒将。他在联抗三年，从一名下级军官（中队指导员）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中层指挥员（团教导员，即政委），为以后的职业军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人民的忠诚战士》一文中写道：“当时（刚到“联抗”时）我刚20出头，入伍时间也不长，虽然在抗大五分校当过一段中队指导员，部队的工作经验是不足的，我诚心诚意地抱着向大老宋学习的愿望。”“我们俩如影相随，结成了亲密的伙伴。”“我感到这样的搭档太难得了。”
（作者单位：海安县墩头镇成人教育中心校）
夫妻合力掩护地下党
王茂华
在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陆扶桥村6组有这么一位老人，她叫陶莲英。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有一个比她小四个月的“亲妹妹”葛惠兰。为什么这个“亲妹妹”，不姓陶，而姓葛呢？这里有一段夫妻合力掩护我地下党员的故事。
葛惠兰何许人
葛惠兰，1925年出身于通州区兴东镇陆扶桥村一个开小百货店的商人家庭。1943年9月参加革命，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40年代初，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北兴桥成立后，区乡民主政权也相继建立，陆扶桥村属新建的建设乡管辖，归通西行署四安区领导。这一地区有一条东至海防、遥望港，西至九圩港东西方向的大河，后经开挖扩宽，取名为团结河。在时任中共四安区区委委员、副区长杨明的领导下，以大河为界，建立了两支武工队，一支是大河南武工队，由洪建中（陶莲英的丈夫）任队长；一支是大河北武工队，由朱宝珊（此人后来叛变投敌）任队长。葛惠兰是大河以南人，对有关情况比较熟悉。1943年9月的一天，杨明找葛惠兰谈话，将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让她当“政治交通员”，为我党地下工作者送信。直到1945年9月，葛惠兰到四安区工作队工作。据葛惠兰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我与洪建中、陶莲英夫妇的联系较多，关系也比较密切。”随着武工队队伍逐渐扩大，区委、区政府决定将武工队上升为区队。这样，葛惠兰同洪建中的联系就更方便了。
组织派其打埋伏
1946年9月，葛惠兰被调至新建立的西亭区担任区妇联主任（内部称妇联干事）。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军主力部队北撤，南通县全境被敌人占领。南通县委决定撤销西亭区，新建兴仁区。同时任命李晏复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先派了两名大河南的乡级干部迁入，待他们找到建乡之地，再与后来的同志联系，谁知刚进入兴仁区就被敌人杀害了，其他人员更无法进入。当时，县委、县政府撤退到如东县境内，葛惠兰等人只好跟随李晏复在如东县的周家店一带打游击。可因人数多、目标大，大家只能各自分散打游击。一天，李晏复代表县委向葛惠兰宣布决定，让葛惠兰打埋伏，地点自己找，发3个月的粮（粮票），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区委。
深夜奔向开荒地
听完李晏复的这一决定，葛惠兰目瞪口呆。按她的回忆说：“天哪，我往什么地方走呀！当时虽然已经21岁了，可是参加工作前除南通城、兴仁、西亭、金沙等地外，其他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在外地更无亲友，这可怎么办？可是共产党员必须要服从组织的决定。”正在她焦急无措时，巧遇打游击的洪建中。洪建中安慰葛惠兰说：“不要哭，跟我走！”当时快要过年了，往哪里走呢？洪建中说：“到石港南边的新生乡去，我父亲在那里开荒种地。”这开荒种地的地方，当地人称为“荡田”。洪建中穿着用草编织的雨衣，葛惠兰头戴一顶挡雨的大草帽，身扎一条围裙，深夜冒雨从如东向“荡田”赶路。二人一路奔走，天快要亮时，走到了洪建中父亲洪文金开荒种地的“荡田”。
草船藏人闯敌哨
四安镇上的敌人天天下乡寻找共产党，“围剿”村干部的枪声不停。过了几天，洪建中认为“荡田”不是久留之地。他装扮成开荒种地的农民用木船装着稻草，让葛惠兰藏在船底的一层稻草下，打算把她送到敌占区打埋伏。当船行至西亭太平桥时，遇到镇上敌人的岗哨，站岗的敌人问船上装的什么，洪建中镇定地答道：“装的是稻草，回家给牛吃的。”敌人不相信，硬是要让船靠岸，把稻草搬上岸检查。洪建中认为不到关键时候，不能同敌人硬拼，所以他装着没事的样子搬稻草。当搬到还有最下面一层稻草时，敌人没有发现什么，也就放行了。船行至陆扶桥洪荣寿家门口的河边，葛惠兰下船时，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在河边等候的陶莲英见状急忙回家拿了干净衣服让她换上，还给他们做了饭菜。饭后，洪建中安排他父亲撑船把葛惠兰送到土山洪建中的大弟家打埋伏。在洪建中的大弟家，葛惠兰不小心被邻居看到了。洪建中又将葛惠兰转移到姜灶港洪建中大弟的岳父家。可是，洪建中的父亲嘴不严，泄露了一些情况。
密藏披屋打埋伏
洪建中得知后，带着他二弟洪炳清深夜赶到姜灶港，把葛惠兰接到自己家中。返回途中，他们化了装，洪建中让洪炳清走在前面探路，发现情况迅速后传，葛惠兰走在中间，洪建中随后掩护，最终安全到达洪建中家。
洪建中和陶莲英在厨房的灶台旁搭建了一个披屋，里面放置了一张小床，让葛惠兰住在里面。又在灶台边的墙下开了一个小洞，白天由陶莲英从这个小洞口将饭菜递给葛惠兰，到了晚上再掩护葛惠兰出来。平常在洞口堆放一些做饭用的柴草作掩护。为了配合葛惠兰开展好地下工作，陶莲英经常到不足200米远的陆扶桥街上，葛惠兰的父亲葛金福开的小百货店去买纸、笔等用品，让葛惠兰写宣传标语。陆扶桥虽说是只有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但这里是兴仁通往西亭的通道，驻兴仁的敌人经常路过这里下乡搜查、抓人。洪建中同妻子商定，葛惠兰打埋伏之事要绝对保密。所以，连葛金福都不知道敌人要追杀的女儿就藏在附近，更不知道陶莲英从自己的店里买回的东西就是给自己的女儿用的。
遇敌搜查巧周旋
由于家里要藏两个地下党，目标太大，为了掩护好葛惠兰，洪建中只好在外面打游击。洪建中带人到土山剪断了敌人安装的南通至金沙的电话线，张贴由葛惠兰在披屋里写的宣传标语。有一次，洪建中和洪炳清化装成上街卖柴草的人，在夜里把宣传标语从陆扶桥一直贴到西亭镇。时间长了，敌人多少听到一些风声。一天夜里，洪建中回家取标语，准备和洪炳清在夜里张贴。才刚到家，外面的狗就叫了起来。不一会儿，外面有人敲门，洪建中判断肯定是敌人。说时迟那时快，洪建中对陶莲英做了个手势，让她开门，他则躲在门后，门一打开，3个持枪的敌人便闯了进来，对陶莲英说：“听说你们家藏有共产党，快把他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我们就要了你的命。”年轻的陶莲英不仅很沉着，而且很机智，她说：“什么‘公田广’，我没有听说过。”乘敌人去里屋搜查时，洪建中轻轻一跃出了家门，迅速游过房子后面的小河到河北的坟地，向空中打了一枪。敌人听到枪声，都吓得跑了出去。洪建中利用坟地作掩护，将这3个敌人一一击毙，避免了葛惠兰的暴露。
用船护至解放区
1947年8月，洪建中得知石港镇及骑岸镇等地已解放，又听说有人见到过李晏复，就让葛惠兰用密码写信，请人转送到李晏复手上。李晏复当即回信，指示葛惠兰速回解放区。葛惠兰回解放区仍是由洪建中让洪炳清用小木船送的。当时金沙镇、西亭镇仍被顽敌占领，要去解放区，必须从五总渡（即金沙至南通的运河一个摆渡处）摆渡过去。按约定时间，由时任骑岸镇区委委员刘光到五总渡接葛惠兰，经过八总洋桥到骑石区驻地。当时，张学成任骑石区区委书记，李晏复任骑石区区长。葛惠兰因长时间打埋伏，连续住了长达6个月的灶洞，虽然有陶莲英的掩护和生活上的关照，但长时间见不到阳光，身体很虚弱。张学成发现葛惠兰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便让她休息了几天。随后她就参加了骑石区区委工作组的工作。1948年秋，南通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均解放，恢复了西亭区，葛惠兰被调回到西亭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葛惠兰一直在杭州工作，1982年12月离休。在70多年岁月里，葛惠兰和陶莲英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之情一直延续着。
葛惠兰在2013年2月23日的回忆中说：“我常常地想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许多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如今我们都老了，但要永远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永远记住，在我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帮助我的洪建中、陶莲英，是他们夫妻俩合力掩护了我，救了我。陶莲英姐姐她是我的‘亲姐姐’，是我在老家陆扶桥唯一的亲人。”
（作者单位：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
通城印迹之西大街
王宇明
20世纪50年代的南通西大街，是从十字街向西，穿过西城门，走上西吊桥，经过祭坛巷、地步湾、端平桥，穿过孩儿巷，一直到西门望江楼为止的这一段（也就是从现在的十字街到南通市第一中学这段），大概3里路。从西吊桥到西门望江楼的一段叫西门外大街，南通解放后才统一叫西大街。西城门原名朝京门，后改名来恩门，因为当年的西大街是一条朝向北京、连接外界的主要通道，所以逐渐形成了西门官商聚居，纱庄、布庄、当铺、酒楼、京货店、广货店多的格局，“富西门”一说由此而来。
南通解放前，西大街上的标志性建筑是西门外大街的交通银行大楼，南通有名的一人巷，就是指它东边的一条巷子。交通银行大楼建于民国26年（1937），为钢骨水泥立体式大厦，地面层高4层，地下室1层。南通沦陷后，该楼成为日军的宪兵司令部，地下室成了关押中国人的水牢。南通解放后，这里做过百货商店。1958年拓宽人民路时，为了避开这幢楼，向南转了个弯后一直向西修路，所以，从大楼往西一直到端平桥这段还是原来的乱石铺的老街。20世纪60年代，大楼地下室还做过战备播音室。1965年，南通广播电台从人民公园搬进此楼。广播电台的对面有条马路较宽，能够行驶汽车，一直向南通往跃龙桥。这条路西边是曹昇老虎灶，东边是修补套鞋、汽车轮胎的店，都在1985年建造电视塔时拆除。2003年交通银行大楼被拆除。
20世纪50年代，西大街从端平桥向东，先是保家野大门，然后是许家巷、地步湾、大小马厂巷、江家园、祭坛巷、彭家巷、曹家巷、蔡家巷，与人民路交接的地方是板车工会，劳动模范马富曾在这里工作。1988年因建造华联商厦，拆除了祭坛巷东边的房子和人民路小学，只留下善应庵里的两棵银杏树，并保留至今。1990年建万象新村时，拆掉了人民商场后面的一大片民居；后来建万象东园时，又把西大街拆分成几块，街也就连不起来了。现在路边只竖立了两块“西大街”的路牌，西边的一块路牌立在许家巷口；东边的一块路牌在新亚商场向北的路和万象东园的交叉路口上。只有从西大街87号到156号这段基本保留了地步湾到保家野大门的原样，老街上的店面已经没有了，仅剩住家。只有地步湾幼儿园用的老地名，许是留给后人回忆吧。
西大街从十字街到西吊桥这一段是比较热闹的，最东边坐南朝北的是天寿堂中药店，一大间门面中间开门，上半截装的是花玻璃；东边是用的玻璃窗子。西边有景福斋和介福堂，景福斋是卖糕饼点心的店；介福堂是清道光年间浙江慈溪的一个姓孙的商人开的百年老中药店。两家店三间门面，合用一个店堂，景福斋的柜台在西，介福堂的柜台在东，中间有一大块空地。介福堂的后堂还布置了一个雅室，主要卖人参、鹿茸等高档的药材。南通解放后，景福斋一度经营不善，后在政府和工会的支持下，组织工人生产自救才挽救了企业。景福斋也是食品厂的前身。旁边的余昌钟表店虽然只有一间门面，不过它店大，还有楼上。隔壁还有一家叫中英大药房的西药房。景福斋的东隔壁是一个姓傅的苏州人开的冠康帽庄，其实是苏州冠康的老板送给女儿的陪嫁。店面是四层楼，每层三间房的砖木结构的西式洋楼，是当时西大街上最高的店铺（交通银行大楼除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冠康帽庄一直生意不错。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冠康帽庄与制帽厂合并，并保留了“冠康”品牌。
西大街坐北朝南，靠近十字街有一家瓷器店。西边有家文具书店，叫导文社，据说店招牌是黄炎培题写的。再往西是条巷子。巷子西边临街的是木结构的二层楼店面房，有几家大户人家就在店面房的后面。最东边的一家大户姓陆。从临街的店面穿堂而过有一大块露天空地，二门堂外有一对石狮子，进去是三进正屋。正屋的东边有条窄的火巷。火巷的东边是个花园，有假山，还有幢小点的二层楼。屋子后的院子较大，用石头铺成的地面，院子南边是假山花圃，北边是L型的花厅。后来这里用做人民银行的和平路办事处。
西大街的北边，大家熟知的有三条南北巷子，从东往西分别是寺街、柳家巷和官地街。其实原来是四条，还有一条叫市桥北。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城隍图上显示，在横桥和平政桥之间有座“市桥”，相当于南通饭店的位置。市桥往北，穿过西大街和大巷相交的巷子叫市桥北。在1925年的南通市地图上，除了有市桥北，还有市桥南，市桥南的巷子和西牛肉巷是相通的，后来也就没有了。现在的三条巷子，只有柳家巷不临街。
西大街南边的巷子除了市桥南之外，还有惠民坊和展龙桥。展龙桥是跨市河主干的一座桥，也是市河从西水关出来南支流上的第一座桥，连接惠民坊和西南营。从展龙桥到田家巷之间的巷子原来就叫展龙桥，1966年改称展望巷。展龙桥向南还有玉带桥和凤凰桥。
惠民坊巷口有一家坐南朝北的店叫王顺记水果店。对面有一家规模较小的水果店，柜台上摆着一盆用煤渣堆起来的盆景，还有只“仙鹤”立在上面喷水。东隔壁是一家卖水烟、皮烟丝和旱烟的店叫益林风。在益林风的东边，是一家专卖银盾、奖杯之类的店，店名好像叫源茂，虽然只有一间门面，但装潢新潮，特别引人注目。再往东隔两家是福记布庄，它和景福斋正好一个街南一个街北，因为老板姓朱，大家都习惯称为朱福记布庄。再往东就没有大的店面了，除了一家三层楼的西药房，店名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这家店是在日军占领南通时开的，店里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伙计。原来住在这里的老人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时，西大街上曾着过火，从介福堂向西，沿着吴大生家烧过了巷子口。重建时，界址一律向后退二尺半，所以后来的西大街就只有这一段街面最宽。据说，介福堂重建后，门口的金字招牌下有于右任的题字，店里“术媲神农”四个金字的匾额是陈布雷写的。介福堂应该是南通市第二医药商店的前身。
惠民坊巷子与西大街的连接处有座跨市河主干的桥叫横桥，老百姓习惯称这个地方为横桥子。这里有间有名的南货店叫吴大生，清顺治八年（1651）开业。惠民坊的东西两边都是店面。巷子西边有德兴和衡兴两家五金铜锡店，德兴朝南，衡兴朝北。德兴是南通城里经营铜锡五金的第一家五金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办，专门做脚炉、脸盆等。德兴西隔壁是金城银行，银行对街是一家有两间街面房，做水烟袋的店，叫徐双成。他家做的烟袋，在烟缸盖子里刻有“漢口徐雙成”的标记。在展龙桥还有电镀和抛光的作坊，是集产、销于一身的小工厂，也是后来红星五金生产合作社的主体。银行的隔壁是旭利和皮栈，专卖兰州水烟。那时的水烟分甘字和肃字两种。旭利和向西隔两家就是紧邻西关帝庙的陆竹明毛笔店。再向西的德兴华记铜锡店老板，与德兴的是亲兄弟，德兴是老大，德兴华记是老三。
西南营巷口的大隆茶食店向西有卖油的店、修钟表兼拔牙齿的店、朱家布庄、王家香烛店、朱家帽子店、许家糖果店、香烟店、小百货店、张家兄弟俩合开的帽子店、瘸子的馄饨面店、小百货店。
西大街上有家赵家账簿店，是父子两个合开的。在账簿店东边有家云程阁，是赵家爷爷开的；西边韩开文笔店旁边的云程阁西号，是赵父在民国28年（1939）所开。
与东城门外的转转儿街一样，西城门外也有个转转儿街，都是拆了瓮城后改建的街。
20世纪50年代的西大街从西城门口开始向东店铺林立。
朝南的店面大概有钟表店、修车子的店、官地街口，接下来是布店、帽子店、门堂、新生书店、红木家具修理店、陆竹明毛笔店、德兴华记铜锡店、牙医诊所、西关帝庙。过了旭利和皮栈，往东是冠康鞋帽店、王家珍笔店、玻璃店、金城银行办事处，这里只是门堂，银行凹在里面。过了银行是德兴铜锡店、韩开文笔店、赵家账簿店、温宝宸瓷器店、寺街口。过了寺街有布店、久达五洋店、唐裕泰卤菜店、贾应奎笔店、赵怀玉画像室、倪家瓷器店、铜锡店。再经过大兴绸布庄、大巷口、达家大门堂、西药店和瓷器店，就到了十字街。
西大街门面朝北的店有点心店、茶叶店、鼎龙茶食店、益林风水烟店、帽子店、余昌钟表店、蒋记糖果店、徐双成烟袋店和专门裱红白对子的陈正顺裱画店。过了衡兴铜锡店，就是惠民坊巷子口的王顺记水果店。再往东是梳子店、中英大药房、景福斋茶食店、介福堂中药店、王星记扇子店、广货店，广货店在南通解放后还做过模范书店。再往东有水烟店、酒店、源源书店和天寿堂中药店。
（作者单位：南通电视台）
刘桥镇的两座古寺
吉春发
刘桥镇隶属于通州区，位于南通市港闸区北郊、通州区北隅。刘桥镇形成于唐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镇上有两座古寺：三圣寺和普缘寺。
三圣寺原名舍基三官殿。位于刘桥镇南首约5里处的慎修村（原测震村）境内，通刘公路东侧。据考，寺庙初建于南宋高宗丁未年（1127），至今已有890年的悠远历史。旧时，寺庙四面河流环抱，东南面筑有一条土坝进出。庙殿庄严，一正两厢，供奉着三官帝等菩萨像。庙中高耸粗壮的银杏树上，鸟儿盘旋栖息。当年这里的确是一座佛殿清幽、香烟缭绕远近闻名的庙宇。后因历经沧桑，风雨侵蚀，趋之萧条。据残存碑文见证，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大户陈氏修女出钱买地，独资修缮整建庙宇，供奉着目慈面善的三官大帝像，招徕八方信士，进寺烧香者络绎不绝，因而香火不断，红烛生辉。其后，人们尊称为“舍基三官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庙宇与神像全部被砸毁，变成废墟。
1995年，全国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批准复建寺庙，时称念佛堂，成为刘桥镇南首佛教活动的场所之一。1997年6月中旬，建成大雄宝殿、西厢房、财神殿、文昌殿。1998年建成天王殿，至此，基本建成古寺翻新四合院型的道场。2000年后，佛像装金，改造东厢房、斋堂楼和厨房，建造放生池与西岸200余米的休闲长廊。嗣后，新造了双座菩提桥与飞檐观心亭，新建了雄伟壮观的净土道场念佛堂。2006年，更名为三圣寺。2014年5月，在放生池南端建造普渡桥，向西新建了阎王殿和地藏殿。
观览殿堂中巧夺天工的塑像，让人受益匪浅。那铁面严厉的阎罗王判处地狱罪犯，看后令人心惊胆战，虽属封建迷信，但可警醒世人，活着就要积德行善、诚实清廉、孝老重义，不能偷偷摸摸干坏事，务必堂堂正正做好人。
如今，寺庙占地面积约28亩，建筑面积达2980平方米。在扩建的地藏殿后面的广场上新栽了一棵银杏树。长在大雄宝殿后的那棵银杏树，依然苍劲挺拔，春夏冠如华盖，金秋硕果盈枝。三圣寺宗教和睦，环境幽雅，寺景独秀，实乃是旅游观光、净化心灵的好去处。
普缘寺原名白荡三官殿庙。位于刘桥镇东北约8里处的渔场村。据寺内保留至今的7块石碑记载，普缘寺原名白荡三官殿庙，始建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重建，其时有门堂、大殿、厢房、都天堂、百子堂、斋堂等百余间，江南淮北的香客坐船沿古运河来寺院礼佛敬香。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碑记载，自明以来，殿堂巍峨，四方信士庇佑，福泽也然，为崇川之古刹也，尔时有徐氏一家，善心创建百子堂。清咸丰四年（1854）州府立碑，告示四邻，寺有土地为前人功德捐助，由僧遂元和其徒桂岭耕植，以防不肖僧变卖。后来，三官殿久经风雨，“文化大革命”时期，僧人离庙，殿堂被毁，经当地信众的极力保护，最终保存门堂3间、西厢房5间、残碑7块和一棵600多年的银杏树。2002年9月，经通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址上恢复佛教寺院，更名为普缘寺，意为普度天下有缘众生。
古白荡三官殿庙最大的遗存是“都天信仰”。“都天信仰”源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唐肃宗追封护城抗乱的名将张巡为“都天菩萨”，下令各地立庙祭祀。民间传说，都天既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亦是护佑百姓的神圣，当百姓有病灾时，便去都天庙烧香许愿，从而得以消病除灾。因此，都天菩萨与观音、关公一样，为佛道教所同供。从碑记来看，古白荡三官殿庙在始建之初就建有都天堂，一直流传至今。在“文化大革命”时，也未曾有人胆敢拆除古白荡三官殿庙供有都天菩萨的西厢房。现普缘寺西厢房中的都天堂与原西厢房的都天堂位置未变，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信众从四面八方云集普缘寺举行都天大法会，祈愿国泰民安、众生吉祥。如今的普缘寺，寺景壮丽生态幽，庙姿雄伟香火旺。
（作者单位：如东县利群小学）
20世纪上半叶
海安发生的两起社会纷争
夏俊山
20世纪上半叶，海安境内曾爆发过两起规模较大的社会纷争。
第一起发生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旧时，海安一带的群众新建桥梁时，会有“祭桥桩”的风俗，就是扎一个草人拖着，一边拖行一边问话：“你是哪一个？”如果有人回应“是我”或“是某某”，那么，就会认为这个人要被祭“桥神”了，会很快死去。新桥竣工后，人不能先过桥，要先赶条狗过桥后，人才能通过，否则也会被认为不吉利。
这个旧俗本来就是封建迷信，不讲科学，只讲惯例，但谁若违反，众怒难犯。而在20世纪初的海安，旧俗的力量相当强大。西场爆发的社会纷争就跟“祭桥桩”的旧俗密切相关。
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令：“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寥寥几语,宣告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整整1300年的科举制度的终结。当时，“以功名任西场镇董事”的魏慰农当即与李承标、仲统伊等商量，兴办新式学校。在魏慰农等人的努力下，当年，就以西场镇后街的玉皇宫四合式庙宇为校舍，创立了海安最早、规模最大的玉成初等小学校（俗称“玉成公小学”），魏慰农为堂董，在他的组织下，学校成立了校董会，聘陆耀如任校长。
魏慰农是西场镇的董事，有负责当地调查户口、登记人丁册的职责。那时的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对登记姓名、生日等人口资料大惑不解，不知道登记了有什么用处。一些谣言便开始蔓延，有人说：“登记人的姓名、生日是为了卖给外人，摄取魂灵祭桥桩。”“做这买卖的，就是办学堂里的人。”以讹传讹，很多人对登记人丁是为了“祭桥桩”的谣言深信不疑，一旦祭了桥桩，就会丢了性命。这还了得！于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民众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新成立的学校以及创办学校的人成了众矢之的。
在一个冬日，集合的大锣敲响了，数以百计的农民手拿扁担、锄头、铁锹……他们以农具为武器，冲破学校人员的阻拦，蜂拥着闯进校园，打砸的打砸，放火的放火，转眼间，校园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乒乒乓乓打砸桌凳的声音。修葺一新的校舍在熊熊火光中，很快化成灰烬。纵火焚毁学校后，这些愤怒的人群又涌向魏慰农的私宅。他们见什么砸什么，书画、瓷器、木器一样都不放过。
多年后，魏慰农外孙、海安书画名家仲贞子曾这样记述这次事件：“古镇西场，文化之邦。清废科举，教育大昌。建玉成校，宫废玉皇。慰农魏董，擘画周详。新政多阻，火起荒唐。校舍骤毁，权借民房……”魏慰农孙子、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在《独后来堂十年诗存》一书的跋记中写道：“慰农公回籍应高淳县试，为增广生员，任西场镇董事三十年，热心公益。清光绪乙巳年捐资倡建西场玉成公小学，旋以讹言为乡民毁，公家亦同遭火焚。公复集资，益奋勉，学复成而制益备。新学之兴，众咸推公为首事之善也。”
第二起发生在民国18年（1929）
民国16年（1927），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击溃了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席卷半个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定都南京之后，国民党政权开始推进党务活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封建迷信”。
当时，海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1928年秋，泰县县党部派一名陈姓委员负责领导捣毁泰县、姜埝、海安的城隍神庙，以“破除封建迷信”。
泰县县党部先在城区召开秘密会议，当夜便捣毁了当地的城隍庙。第三天，陈某来到海安，会同海安直属区分部袁侃，召集国民党党员陈子贞、孔宪国等以及海安区行政局长徐海搂、海安商会会长刘蔚、海安公安分局局长周锡峰，召开废祀城隍神庙并取缔反动道会门的秘密会议。为防止消息泄露，所有与会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会后，在陈某的率领下，与会的国民党党员及部分群众共三四十人奔赴位于海安中大街的城隍庙，大家一起动手，用绳子拖、木棍打，庙内的大小塑像全被拖翻在地，城隍菩萨像也身首分离。
城隍庙的大小神像被捣毁后，经过一番清理，改为中山堂。当时，曾流行一首童谣：“天黄黄，地黄黄，海安街，七里长，城隍庙改了个中山堂……”
城隍庙改成中山堂后，中间大厅为“中国国民党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办公厅（审事厅），东厢房开设了文化书店，西厢房开了家茶馆。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事前没有做好破除迷信的宣传，城隍庙被捣毁，老百姓一时间难以接受，再加上1929年夏天，天气久旱无雨，民间传言四起，很多人认为：天气干旱，是因为捣毁了城隍庙，触犯了神灵造成的。一时间，海安四乡（主要为东乡）的农民纷纷进城，手举着点燃的香，在街上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恢复城隍庙，并恳请城隍老爷息怒，消除干旱保庄稼，早降雨水安民心。
对民众的请愿，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迷信”，是“瞎胡闹”。由于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农民的愤怒进一步升级，他们涌进了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大肆打砸，接着又冲击商铺，砸了陈斯记南货店、张万生八鲜行、保泰恒米行、崔柳三医院、震泰恒布店等。因为袁侃是捣毁城隍庙的指挥者之一，农民没抓到他，就逼着他的父亲一步一跪，焚香磕头，求神保佑。
袁侃急忙向泰县县党部汇报了海安农民骚乱情况，县长张烽立即打电话至公安分局局长，要求镇压海安农民闹事，以稳定社会秩序。绰号“饭桶”的分局长范俊祥随即率警察上街，驱散农民。在冲突中，范俊祥鸣枪示警，更加激化矛盾，结果海安东乡贲波庄的张长友和李光寿被枪弹击中，当场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据说，原先进城的农民加上得到消息前来声援的，多达数万人。
县长得知农民闹事的消息后，急忙让县清乡营营长陈鹤龄带来一连人马，帮助平息骚乱。老省长韩紫石此时恰好退居在家，得此消息后，不顾年事已高，主动劝导农民回乡，不要受人鼓动，并及时派人处理了被打死的两个农民，给予其家属经济上的补偿。同时，韩紫石还向农民保证撤换公安分局局长、恢复城隍庙的庙祀等条件，才平息了这次社会纷争。
（作者单位：海安高级中学）
黄逸峰的跌宕人生
张树林 贲柠华
他是书生，先后执教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泰国曼谷新民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和广西大学。他是军人，先后出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中将设计委员；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中一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员。他就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社会科学家黄逸峰同志。黄逸峰，又名黄承镜，1906年7月出生于江苏东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逸峰一生追求信仰，初心不变，留下许多跌宕起伏、曲折惊险的传奇故事。
三次被迫脱党
黄逸峰18岁考入上海公学，后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其间经常聆听瞿秋白、恽代英等的宣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知识，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给黄逸峰强烈震撼，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暴行，积极声援工人运动，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黄逸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还兼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是学生运动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9年春，黄逸峰经组织同意，化名黄世雄，到南通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一面养病，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0月，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分别找他谈话，批评他在南通特委的工作没有做好，要他根据“六大”会议的精神做检查，他先后写了五六次检查才勉强通过。1930年，在党内“左”倾错误影响下，黄逸峰被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被迫断绝与组织的关系，流亡国外。这期间，黄逸峰意志没有消沉，在异国他乡继续传播革命思想。一·二八事变后，黄逸峰毅然回归祖国，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然而，热血与激情遇到的是黑暗和冷漠，他没有找到组织，又悄然离开。
几经周折，他与周恩来、叶剑英取得联系。1940年，已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黄逸峰，到苏北敌后战区工作。回到泰州后，他一方面周旋于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间，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遵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总指挥的要求，组建联合抗日部队。联抗成立后，黄逸峰担任司令，在他的带领下，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一师惩日、除奸、反顽，与日伪军进行了四年的顽强拼杀。刘少奇曾表扬说“北方有牺盟，南方有联抗”。黄逸峰在敌后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得到新四军及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重新加入党组织。
黄逸峰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经历坎坷，性格倔强。新中国成立后，黄逸峰因《人民日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于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撤销所任各职。1956年，毛泽东又记起了黄逸峰，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华东有个黄逸峰，人家要革命，你们为什么不让他革命，只有假洋鬼子才不允许阿Q革命。”1956年12月31日，黄逸峰终于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中，黄逸峰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三次被清除出党，直到1980年，才恢复了黄逸峰的党籍。1987年，中央为黄逸峰全面平反，同意恢复黄逸峰1941年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起计算。
营救周恩来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黄逸峰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是总指挥，黄逸峰负责带领闸北区工人纠察队进攻第五警察署。黄逸峰刚完成攻击战斗任务，就被交通员领到总指挥部接受新任务。周恩来询问了情况后，跟黄逸峰说：“在你们那里建立一个前线指挥所，担任前线和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由你负责！”黄逸峰在起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捕杀。4月12日早晨，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的黄逸峰接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周恩来被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师长斯烈“请去”，告知情况不明，要求黄逸峰立即赶到26军找党代表赵舒，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周恩来。黄逸峰火速找到赵舒，一起赶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只见周恩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斯烈大声训斥，曾是周恩来学生的斯烈十分难堪，狡辩着：“我是奉命的……”黄逸峰见状，立马跑到周恩来旁边警卫。赵舒趁机拉走了斯烈，对其晓之大义、动之旧情。在赵舒的及时劝阻和黄逸峰的机警护卫下，周恩来化险为夷。这次营救，黄逸峰受到党中央的嘉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曾为此专门接见了黄逸峰，表扬了他的勇敢和机智。
七次被捕
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少人都坐过反动政府的牢狱，遭受过非人的刑罚。像黄逸峰这样七次被捕的比较罕见。
第一次被捕在上海。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主席。起义中，他带领工人纠察队围攻闸北区第五警察署，在他的组织指挥下，纠察队佯攻正门，智破侧门，一举攻克伪警署，活捉反动军警30多人，为起义胜利做出了贡献。然而，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4月2日，黄逸峰正以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公开身份，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派出的短枪排冲进会场，将黄逸峰逮捕押至二师司令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得到消息后，发动工人群众包围二师司令部，要求释放黄逸峰。鉴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公开破裂，刘峙只得下令放人。
第二次被捕在南京。1927年，南京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停滞不前，恢复党组织工作迫在眉睫，再加上当时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刚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派年仅21岁的黄逸峰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黄逸峰化名黄国材赶赴南京。到任后，他立即着手重建中共南京市委，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和记洋行、造币厂、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集中登记党员200多人，还拟定了武装起义计划，配合武汉东征军行动计划等。不料，工作开展一个多月，黄逸峰再次被捕了。直到10月，黄逸峰才被保释出狱。
第三次被捕在东台。1928年初，黄逸峰以南通特委书记的身份到南通组建南通特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黄逸峰到南通后，立即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了解各地准备武装起义情况，并在泰兴刁家网发展党员、健全基层党组织、帮助农民赤卫队做好编组训练等工作，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后来创建红十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月，黄逸峰回家乡东台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情，并拟定武装暴动计划。在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的一次大搜捕中，黄逸峰不幸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被判处9个月徒刑。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直到服刑期满，才被释放出来。
在泰国曼谷遭三次被捕。1932年冬，黄逸峰辗转来到曼谷。受一位在暹罗华侨总会工作的同学之邀，筹办华侨中学。当时暹罗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对华侨实施压迫政策，限制华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黄逸峰奋起反击，组织召开全暹罗华侨会馆、学校负责人会议，到会代表数百人，黄逸峰在会上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主张，迫使暹罗政府就“限制政策”做出让步。然而华侨上层个别人出于一己私利告发了黄逸峰，致使其被捕。因审讯无果，翌日，由中华总商会出面将黄逸峰保释出来。
黄逸峰不屈不挠地在异国奋斗，得到广大华人华侨的尊敬和支持。1933年，他担任新办的华侨中学副校长，延聘进步教员，科学设置课程，在华侨中产生广泛影响。较短时间内，学校就招纳新生600多人。黄逸峰的革新举措，使反动政府惊慌失措，他们以黄逸峰有“共党嫌疑”为借口，又一次将他逮捕。黄逸峰在遭受了暹罗警察的毒打后，被关了四五天，由华侨江浙会馆花钱保释出来。
黄逸峰为爱国华侨谋利益的想法并没有因为被捕而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他联合进步华侨和教员，重新创办了南洋中学和工人夜校，并担任校长，继续从事爱国宣传，反对暹罗政府对华侨学校的压制。或许是黄逸峰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太大，又或许是暹罗政府对黄逸峰的组织能力太惧怕，南洋中学办了不到半年，暹罗警察厅以进行抗日活动的罪名封闭了学校，逮捕了黄逸峰和其他两名进步教员。这是其革命生涯的第六次被捕，虽经华侨江浙会馆的疏通保释，暹罗当局还是向黄逸峰发出了“限期自由离境”的通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黄逸峰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抗日火种，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三次被捕，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不屈服，不妥协，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和培育了一批进步华侨青年，不少学生回国后参加革命，走上了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
第七次被捕在铁路局。1934年夏，黄逸峰从泰国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化名林敏考入了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进入铁路局后，黄逸峰的能力、水平得到了铁路局车务处处长肖卫国的赏识。利用这有利条件，黄逸峰倡议成立了车务学友会，并当选为会长。1935年春，车务学友会扩展成铁路青年社，在铁路局正式登记备案，成为合法的群众团体，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大多是青年骨干。在黄逸峰的组织下，铁路青年社创办了社刊《铁路青年》，建立了流动图书馆，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组织社友聚会，讨论时局，畅谈未来。特别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铁路青年社成员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铁路青年社引起了国民党的警惕，在拉拢、威胁、欺骗都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中统特务于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下关至上海的列车上逮捕了黄逸峰。由于审讯一无所获，在无理关押两天后才释放。军统头目陈立夫亲自出面干预，向铁路局施加压力，黄逸峰被迫离开了铁路局。他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黄逸峰事件”
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预示着中国揭开了新的篇章。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的黄逸峰，正以满腔的热忱投身于交通事业时，因一篇文章惹祸。事情是这样的：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学校在设备、图书馆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和铺张浪费问题。看到这篇文章后，校方认为文中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听到校方汇报后，追查事实真相，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经查证，稿件的作者是福建学生薛承凤，校方对其作出处理，勒令其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再次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人民日报》将信转给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纪委调查组调查后，认为黄逸峰是有错误的，建议给黄逸峰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上作公开检讨。这时候，黄逸峰的倔脾气上来了，他不承认错误，拒绝检讨。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在相关文件上做出严厉的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1953年1月，黄逸峰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行政职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
出任上海社科院院长
1978年，在胡乔木的积极举荐下，黄逸峰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任后，这位“高龄院长”以军人的干练处理行政事务，新建办公设施，招纳研究人才，使社科院很快走上了健康运行的轨道。他身体力行，潜心于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理论研究著述丰硕，独树一帜。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社科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不顾年老体弱，日夜操劳、忘我工作，总想补回失去的时间。1980年9月28日，他应邀到交通大学讲学，正当侃侃而论的时候，因情绪激动，突然中风，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1988年11月27日，黄逸峰与世长辞。
（作者单位：张树林，海安县新四军研究会；贲柠华，中共海安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
南通籍现代藏书家——瞿光熙
倪怡中
瞿光熙（1911—1968），现代中国藏书家。先后收藏近、当代文学作品的报刊、图书逾10万册（件），其中有不少孤本、善本图书。业界有人把他和钱杏邨、郑振铎、唐弢誉为“现代中国四大藏书家”。
江苏师范学院在瞿光熙的悼词中这样描述：“瞿光熙同志，又名张振华，江苏南通人，生于1911年。1930年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任浙江绍兴共青团特委书记，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在陕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以后在武汉、桂林、上海等地参加进步文化活动。1944年和1945年在上海沦陷区协助党的工作。1946年白色恐怖时期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地下贸易工作，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家属为此遭受迫害。新中国成立后，瞿光熙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先后担任上海贸易信托公司副经理、华东贸易部秘书、辞海编辑所编辑等职务。1962年调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曾担任过现代文学史教研组组长和系资料室主任。工作负责，教学认真，勤勤恳恳，平易近人，关心青年教师业务上的成长。”
瞿光熙在南通师范求学时就追求进步，加入青年团，经常以广畦为笔名，为《五山日报》撰文。1932年赴浙江任教，因为工作出色，受到组织信任，任绍兴共青团特委书记，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凭他革命工作的资历，完全可以找一个体面而又舒适的工作，但他却主动要求到上海商业局职工夜校教语文。他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大书店，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研究、写作。他收藏、保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量文学书刊，门类众多，版本齐全，在国内现代文学藏书家中独具特色。20世纪50年代中期，瞿光熙是全上海收藏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比较丰富、全面的人。他收藏为用，而且为大家所用。不但公开自己的收藏，欢迎人们利用他的藏书开展学术研究，还热心向文友们提供线索，推荐资料，检索文献，帮助查询。当年上海影印出版一批中国现代文艺刊物，瞿光熙向他们提供了历年来精心的收藏，一些影印本上还能看出他的藏书印章。
现代藏书家，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研究的著名学者丁景唐等人编辑《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时，得到瞿光熙的无私帮助，瞿光熙提供了许多文献，充实了内容。瞿光熙和丁景唐合作编辑整理了《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因资料难得，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视，是研究左联的主要文献之一，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以“管一丁”的笔名在《图书馆》杂志上写文章推荐。上海鲁迅纪念馆布展陈列时，瞿光熙还捐赠了一幅鲁迅手迹，这是1932年时鲁迅书写李贺的两句诗：“金家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室无俗声。”
瞿光熙是藏书家，同时也是学者，读书、著书。很可惜，就在他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遭迫害致死，藏书也难逃厄运。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于1984年才予以出版。
丁景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序》中说：瞿光熙“善于寓严肃细致的史实考订于平易亲切的文笔之中，从而使这些文章免于呆板、枯涩，既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又有较强的可读性。”“光熙同志的藏书中，不仅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报刊、图书资料，还有不少珍贵的革命文物典籍。他在认真搜集整理现代文学史资料的漫长岁月中，特别侧重于寻觅那些重要的革命书刊和文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将不少珍贵的史料捐献给国家机关，使这些史料经过他手而集腋成裘，并找到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文史研究工作的归宿。”“他一生中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考订和研究工作，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第一辑《作家与作品》有“鲁迅事迹丛考”“郭沫若的文学生活”“茅盾作品小札”“郑振铎文事”“许地山掇拾”“郁达夫两题”“蒋光慈事迹与作品”“瞿秋白文学活动”“左联时期烈士的文学事业”“革命家的文学著作和活动”“夏衍余闻”“六家琐记”等栏目；第二辑《文学运动、书刊与文学社团》有“史实考证”“林琴南剪影”“期刊一瞥”“文坛旧事琐闻”“文网史话”“杂忆数则”“文学团体述闻”等栏目；第三辑《戏剧运动及其他》有“戏剧漫话”“作家艺事”等栏目。每栏目下有文章多篇，研究面很宽泛，“涉及的项目，提供的资料，展示的门类，在二十多年前几乎都是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由于缺乏材料而感到困惑的课题”。
有些考证现在大家可能都已知道，但在当时却是很新的资料。如《鲁迅评奖〈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是鲁迅早年为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写的评语，1915年教育部设“通俗教育研究会”，负责对小说、戏曲、讲演的审查，鲁迅作为社会教育司佥事、小说股主任，他起草的评语对周瘦鹃的这部译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种，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复核是书，搜讨之勤，选择之善，信如原评所云，足为近来译事之光。似宜给奖，以示模范。”鲁迅给这部译作定为乙种褒奖。瞿光熙在去苏州拜访周瘦鹃时，还看到过这份奖状。
瞿光熙收藏的“左联”五烈士资料比较齐全，撰写了《和左联五烈士同时牺牲的恽雨棠烈士》《胡也频两部革命小说发表的周折》《关于胡也频、殷夫几件事迹的考评》等文章。他考证郑振铎文章中提到的洛生就是恽雨棠。郑振铎只知恽雨棠被杀害，却不知他是和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一起在龙华遇难。恽雨棠精通俄文，以洛生为笔名向《小说月报》投寄介绍苏联文学的译稿和《苏联文学概论》，文章发表后，杂志社还想请他多译些苏联小说和论文，却不知道他的地址。瞿光熙还考证了胡也频的出生年月、幼年时代和到烟台去的时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写作时间，殷夫的家庭出身、第一次入狱的叙事长诗、第三次被捕入狱的时间等，为左联牺牲作家的资料完善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丁景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序》中惋惜地说：“光熙同志一死，他耗费心力、南北奔走搜集（有些是抢救过来）的珍贵文史资料，在一场大浩劫中自然难逃厄运。譬如他收藏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以及蒋光慈、应修人、潘漠华等作家的有关著作、译本和报刊资料，据我所知是国内最齐全的。还有一些革命书刊也是我在北京、上海的大图书馆里所未曾见到过的。近年来，一些同志向我查问郑振铎写的悼念胡也频、恽雨棠烈士、杨贤江同志的文章，这在我们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中有篇目记载，但却不知刊载这篇文章的清华大学《文学月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二卷第二期）现藏何处。这些刊物都是光熙同志曾经保存的。每当全国各地的同志到上海查阅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珍贵书刊而不得来找我时，我总是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光熙同志活着，他的图书资料不曾散失、毁弃，那就好了。当年我在他的藏书室里看到过的许多珍本，而今安在？”
（作者单位：南通市图书馆）
血 海 中 新 生
——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黄彤光
黄 波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曾播过两集纪录片《魔窟女杰》（“魔窟”，即贵州息烽集中营，“女杰”，即张露萍烈士），笔者一直深受震撼。2016年底，笔者前往贵州参观了息烽集中营旧址。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展示厅内的幸存者名单上，看到了关于黄彤光的介绍：“黄彤光……建国后，在西南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江苏南通食品二厂等部门工作，现已离休。”笔者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集中营幸存者就在南通。2017年2月6日，黄彤光走完了她漫长的人生道路，在南通逝世。贵州省息烽县特地派代表赶到南通吊唁。
黄彤光，1916年出身于福州市一个书香人家。9岁那年举家北迁，后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从此，黄彤光抛弃了富家小姐的身份，走上了革命道路。1942年，26岁的黄彤光由于宣传抗日、追求真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监禁在重庆望龙门拘留所。1943年4月，黄彤光与陆朵云、莫莉莎从重庆转押至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设在西南大后方三座秘密监狱中规模最大、管理最严、关押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座。军统特务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监狱为“中学”，息烽集中营关押的则是从全国各地转来的“要犯”，被称为“大学”。案情重大的革命志士从“小学”转囚于“中学”，再进一步转囚于“大学”，被称为“升学”，被杀害则被称为“留学”。集中营里的监房不称“监”而称为“斋”，分别命名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特共9斋52间。除义斋专门关押女犯外，其余均是男监。
息烽集中营原是刘姓地主的庄园，占地80余亩，军统强行征用后新修围墙，并在四周山坡上修建了石砌碉堡，内可监视营区、外可警戒方圆5公里地带。集中营位于距县城南6公里阳朗坝群山环抱的一座凹地内，地势险要，古树参天，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阴森隐蔽。集中营之所以设在息烽县，一是离贵阳较近，二是有“平息烽火”之意。这样一座秘密监狱，在军统内部称为“息烽新监”，对外公开挂牌却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集中营从1938年成立到1946年撤销，先后关押过共产党人、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12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宋振中（“小萝卜头”）、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许晓轩（小说《红岩》许云峰的原型）、马寅初、韩子栋（小说《红岩》华子良的原型）等。屠杀和折磨致死600多人，400多人下落不明（多数被杀害），幸存者为数不多。
1941年春，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周养浩（小说《红岩》沈养斋的原型）接替了以“屠夫”著称的何子桢的职务，担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人称“笑面虎”“书生杀手”。他以“改革狱政”为幌子，提出要“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称囚犯为“修养人”，办工厂、农场，开煤窑、商店，让“修养人”参加劳动，以求改造集中营内犯人的“头脑”的目的。
黄彤光转来后即被投入义斋关押。在黄彤光发表的《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里，对息烽集中营恶劣的环境作了详尽的描述：“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精神失常、浮肿、夜盲……‘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及稗子极多，因而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为‘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吃后终日不得消化……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衣服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得对外通讯，也不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
在义斋，黄彤光、陆朵云、莫莉莎以及后来被关进来的周大全等女青年，常听张露萍讲革命道理和延安情况。黄彤光对这位比她小好几岁的共产党员十分钦佩，称张露萍为萍妹，张露萍称她为彤光姐。张露萍就义前就是黄彤光为她最后一次梳妆的。1945年7月14日早上，张露萍被女监管员通知准备释放，她意识到为党献身的时候到了，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黄色连衣裙，随后又请黄彤光替自己梳头化妆。黄彤光在给张露萍梳头时手一直在抖，张露萍从容地说：“彤光姐，我知道我要到那边去，我很坦然，别怕。”就这样，她走出义斋英勇就义。笔者在息烽县向当地群众打听张露萍等七烈士墓所在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终年不见阳光、既阴暗又潮湿的女牢里，黄彤光认识了一个瘦骨嶙峋、头大身细、被难友们称作“小萝卜头”的小男孩宋振中。黄彤光经常照顾“小萝卜头”，把每星期一次“改善生活”的水煮黄豆省给他吃，这是“小萝卜头”唯一的零食。而黄彤光因患有严重胃病，吃不下又冷又硬的粗糙米饭，“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就将早餐里的稀饭留给她。黄彤光在狱中对“小萝卜头”的照顾，以及出狱后想方设法接“小萝卜头”到狱外读书生活的恩情，让“小萝卜头”家人一直铭记于心。“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墉一直在寻找黄彤光，终于1996年在南通相见。
1943年7月，周养浩从犯人中选出80多人进行生产劳动，称作“工作修养人”。黄彤光以前做过会计，便被安排在会计室“工作”，后来又兼第四组（即生产组）出纳。长期被关押在忠斋的黄显声将军被安排在总务组。黄显声常到会计室找黄彤光清债务，两人就这样认识了。当时黄彤光有心脏病、胃病，黄显声懂西医，经常为她寻找药品医治。一次，两人互相交谈了自己的遭遇，黄彤光这才知道，这位大个子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黄显声。在以后的不断接触中，黄彤光越来越觉得黄显声不仅能指挥打仗，而且很有才学，人品极好，对其愈加敬重。
1944年的除夕夜，黄显声挥毫写就“民国三十二年夏历除夕书于黔修养中。黄惊中（笔者注：黄显声的别号）”这十几个字作为与黄彤光的定情信物，并约定今后书信往来的落款时间都是“民国三十二年春”，表明他俩永志不忘定情这个日子。春节过后，黄显声找来两小块黄杨木，将它打磨得十分光滑后，请一名擅长雕刻的狱友给自己和黄彤光各刻了一枚印章。多年来，纸条和印章都被黄彤光珍藏着。
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大部分“犯人”被杀，黄彤光与少部分人获释，另有72人转押重庆，重庆白公馆升级为“大学”。这72人中，大部分于1949年11月27日遇难，黄显声就是其中之一。黄彤光为营救黄显声及难友们出狱四处奔波，在黄显声遇害后，黄彤光又寻尸安葬。从某种意义上说，息烽集中营是红岩英烈精神之根。
重庆解放后，黄彤光先后在西南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来到丈夫徐陶的老家南通，便一直生活在南通。她从不以老革命自居，离休后成了一名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员，在南通关心下一代的活动中，她为青少年讲述革命传统故事，宣传英烈的精神。斯人已去，革命老人黄彤光的传奇经历将被世人所铭记。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邵大苏﹙1898—1938﹚名森，原字培林，后改为大樗、大苏，号樗庵。南通人，现代梅庵派琴家。师承梅庵琴派创始人王燕卿，为梅庵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南音重韵，韵胜故清，北音重味，味胜故宏。极则同病，和则两美”的美学观点，为琴家所称道。邵大苏精通古文诗词，嗜古琴如命，与好友徐立孙编订了《梅庵琴谱》，共同创立梅庵琴社，在琴学方面卓有建树。徐立孙的儿子徐鹰这样回忆邵大苏：“先生之长在于超卓的悟性，在古琴曲的内涵和其所叙述的感情变化与意境里，先父实多得益于大苏先生的悟性与启示。”
故居风雨中 家学绵延长
南通市区人民路上人声鼎沸，一至寺街即刻宁静似隔世。傍着千年古寺天宁寺，幽深的三衙敦巷内落英缤纷，巷子走到底，门牌6号处便是邵大苏的故居，也是邵大苏与古琴家徐立孙创办的梅庵琴社旧址，其内梅庵琴房现仍存。
邵大苏家为两进六间带前后天井的青砖黛瓦平房，环境清幽，古意盎然。梅庵琴社创立之初，邵大苏就将自己书房东边的一个小亭子间辟为琴室，中间是一张可供两人相向而坐、双人对弹的琴桌，桌子的两边各置一张琴凳；后方置一小炕椅，两旁各置两椅，并有茶几；左边天井中，置有假山，种有红、黄天竹，深绿的万年青，整洁幽静。
据其后人介绍，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梅庵琴房的雅室，曾是专供诸弟子学习的地方，也是南通雅好古琴文士聚会的场所。当时，徐立孙就住在邵大苏家的后宅，两家仅一墙之隔，故经常来此琴室操缦，交流琴艺。
每到除夕，邵大苏必将请出王燕卿的照片供奉祭祀。当夜，邵大苏便在先生像前操缦，以琴抒情，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邵大苏爱古琴，在他的用物中，处处都能看到古琴的身影：“扇套”是刺绣精细的古琴状套子；镇纸为一对小型的铜制的古琴。即便是在抗战期间，他仍与古琴不离不弃。
邵大苏的6个子女都受他的耳濡目染，自幼学琴。三女儿邵平世、长子邵更世、次子邵开世、三子邵寿世，在琴学上皆有所造诣。其长子邵更世得邵大苏琴操神韵，曾任中国台湾地区梅庵琴社社长，传授学生遍布港澳台及海外，为梅庵琴派传承竭尽全力。邵更世的孙女邵心怡也从小学习古琴，如今人在美国亦琴不离手。梅庵一脉，邵大苏家学未断，就连现代古琴家查阜西也曾感慨：“则自琴人看来，大苏未死也。”
早年志于琴 创梅庵琴派
邵大苏幼年丧父，母亲李宗兰含辛茹苦地抚养培育他，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学习、奋发向上、孝顺独立的个性，深得姑父孙支夏的喜爱。
约于清末，邵大苏进入通海五属公立中学（1913年改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就读，与徐立孙成为同学。邵大苏自幼喜好古诗文，15岁时便有志于古琴艺术，却难觅称心的老师，仅能与好友徐立孙共同摸索切磋。1920年夏，邵大苏、徐立孙先后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深造，邵大苏在文史系攻读诗词歌赋，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柳诒徵、王伯沆两位老师的器重。
在南高师就读期间，邵大苏和徐立孙皆投于王燕卿门下学琴。经两人潜心钻研，数年内尽得王燕卿心传，成为其衣钵弟子。一年后，王燕卿病重，邵大苏每日放学后都去伺候老师，从未间断。王燕卿逝世后，也是邵大苏为其料理后事。
邵大苏毕业后，先后在南通、扬州、安庆、徐州等中学任教。邵大苏国文底子扎实，学识广博，讲课结合实际，深受学生的爱戴与欢迎。而邵大苏在外任教职的这十年间，也正是梅庵琴派蓬勃发展的十年。
邵大苏常利用寒暑假返回南通，与徐立孙一起重新编校王燕卿的遗著《龙吟观（馆）残谱》，至1923年夏编成二卷，易名为《梅庵琴谱》。
邵大苏选择弟子非常严格，很看重他们的人文修养。在诸弟子中，他尤器重陈心园，曾言“心园未来定将为吾梅庵后继之传人也”。陈心园果不负所望，成了梅庵琴派第三代传人中的佼佼者。
1929年暑假，邵大苏回通，看到了学琴者日益增多，即与徐立孙创立了梅庵琴社，“以古琴为主，琵琶副焉”，也以此纪念王燕卿、沈肇洲二师。邵大苏与徐立孙相比，各有千秋，邵大苏右手弹拨力度较轻，琴音也相对清洁，他在琴上下的功夫不如徐立孙，但对琴曲意境的把握则过之。
1931年秋，历经八年努力，《梅庵琴谱》终于问世。邵大苏作跋，回顾了自己的学琴历程与琴谱的出版经过。
惜英年早逝 幸琴文流传
1937年夏，日军全面侵华。邵大苏不忍心长久远离母亲，便辞去南京交通部的职务，返回南通。然而南通城很快沦陷，他与徐立孙带着家人避居到南通县兴仁乡王家庄徐立孙岳母家的挹爽园。在挹爽园住了约两周，迁到西亭镇西禅寺母亲的老宅李氏庄园，后因乡居不便，又到西亭镇上赁屋暂住。他借着书写租约，以骈体文兼叙国仇家恨、乱世情怀。那时，南通城内的汉奸积极拉拢他为日伪做事，被他严词拒绝。
最初逃难时，邵大苏将两床古琴藏匿好，自己则怀抱着心爱小巧的明琴逃难。安顿下来后，他也不忘与当地文人墨客时有往来，还时刻督促邵冲世、邵更世学琴。
1938年7月，邵大苏应亲友邀请，去正场镇参加观音菩萨诞辰法会。谁知，正场镇忽然霍乱蔓延，一天之内百余人丧生，他不幸罹难，时年41岁。
徐立孙听闻邵大苏逝世的噩耗，哀痛不已。其时，徐立孙正在挹爽园谱写琴曲《月上梧桐》，他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写下一段跋文：“予作《月上梧桐》曲既竟，拟就商于邵君大苏。而君噩耗传来，辍歌屡叹。卓与君居同里，长同校，同受古琴于王燕卿先生，情谊甚笃。通里沦陷，君挈眷辗转迁徙，以伏暑而殒。落月屋梁，琴存人杳。心声契合，无间幽明。即以此曲纪念吾良友可也。”
梅庵琴人的诗文辞章，无过于邵大苏。邵更世说：“先父于诗文崇尚唐、宋诸名家，于骈文亦有心得。于琴艺思想则集儒、道两家哲学与美学观念：主张中正和平，温柔敦厚；清微淡远，潇洒飘逸。”邵大苏的诗词现存近百首，曾有王焕镳有意出资刊行，未果。后由南通博物苑赵鹏辑其残稿为《樗庵零稿》。
（作者单位：江海晚报社）
张謇在农垦事业中显现的儒商精神
陈有明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早在2000年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发表文章、尊崇张謇为“一代儒商，万世师表”。随着张謇研究的广泛深入，章开沅对张謇的这一评价,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本文仅以张謇的农垦事业为例，谈张謇心忧天下、经世济民、坚韧不拔的儒商精神。
心忧天下，大手笔打造农垦样板
张謇是一位心忧天下的爱国者，他所从事的农垦事业与他的其他事业一样，深含着爱国情怀，抱持的是强国的初衷。
张謇考中状元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张謇认为，中国之贫弱，在于实业落后，否则，何至于此！他激于义愤，遂放弃仕途，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资本家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商埠、办工厂的特权，他们即着手在上海等地筹办纱厂，妄图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为他们的富国强兵服务。张謇决心抢先一步，与之抗争。因此，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在家“丁忧”期间，就接受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命，开始招集商股，在南通筹办纱厂。与此同时，张謇又想，纱厂建成投产，即需棉花原料，“盖通花称最，各埠争往购买，新花上市，价易受挤。若将来自植自收，数可得半，则无受挤之患”。为了不使棉价过分受外商控制，保障纱厂原料供应和增强自助能力，必须有自己的棉花产地，因此，当大生纱厂根基稳固，经营有了起色之时，张謇便把眼光转到农垦上面去了，他要通过农垦建成自己的产棉基地。
清末的中国，不要说边远省份，就是江浙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都有不少未垦殖的荒土，因此，朝廷常有上谕叫民众去开辟荒地，为国家兴利益。慈禧太后也有鼓励垦荒的谕旨。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要求在江浙等地垦荒兴农。此时，张謇想起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办团练时，在通、海二境交界的沿海边看到的一大片荒滩，他决心抓住机遇，利用那片滩地先搞样板，探索经验，来实行办厂后的农垦事业。
于是，他四次到吕四一带巡察沿海滩涂，厘定开垦海门、南通两县境内12.3万余亩荒地。他以慈禧的谕旨为法理依据，多次与刘坤一商谈，寻求支持，并替刘坤一写好《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请其上奏朝廷。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正式批准张謇在通海开办垦牧事业。张謇一获得这片滩涂的垦殖权，即着手兴办，定名“通海垦牧公司”。乃派陆师学堂的毕业生去那边测量，全部绘成图本。并亲订公司的各项章程及招佃章程，拟订《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劝集公司之资”。光绪二十七年（1901）10月22日，公司正式成立，开工围垦。
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之始，非常艰苦。“进筑各堤，则随堤址所在之荡，搭盖草房，率数人一屋。湫溢嚣杂，寒暑皆苦。饮食之水，晨夕之蔬，必取给于五六里或十余里外”。经过10年艰苦创业，通海垦牧公司总面积达123277亩，“堤成者十之九五，地垦者十之三有奇”，按科学方案设计施工的整套农田水利设施基本告成，堤内土地得到初步改良，已能为大生纱厂提供优质原棉，公司已开始盈利，股东开始得到分红。张謇在宣统三年（1911）3月31日，召开的通海垦牧公司股东会上说：“今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
开办通海垦牧公司，是张謇从事农垦事业的第一次实践，它的成功使张謇积累了一定的兴办农垦事业的经验，树立了兴办农垦事业的信心和勇气。通海垦牧公司的诞生，标志着张謇的实业活动迈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从近代工业扩展到近代农业，所以，它是张謇事业的又一块里程碑。
经世济民，大气魄兴办农垦事业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委任张謇为实业总长，后来北京政府又请他担任农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张謇利用做官的机会，经世济民。他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纲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力图把开垦荒地的事业推向全国。
张謇从事的农垦事业是经世之举。他指出：“我国贫弱至今极矣，然欲挽富转强，惟农业是赖。”“居今日而欲救贫，道莫要于垦荒”。“事有利而无害者，莫如垦。天不雨金，衣食自足，不损此而益彼，垦而已……利有可久而不失者，莫如垦。天与之长，地与之久，不昨有而今失，垦而已”。他在考察调查全国荒地的基础上，于民国3年（1914）制订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垦荒条例，即《国有荒地承垦条例》29条，后又颁布了实施细则。条例与细则，界定了可垦荒地的范围，明确了承垦者的资格和责任，规范了承垦的程序，拟订了经济鼓励措施。
张謇辞去在北洋政府的任职，全力组织领导苏北盐垦事业，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盐垦工程。至民国13年（1924），从启东到响水出现了近百家盐垦公司。其中，张謇创办或与他人合力创办的盐垦公司就有16家，即：通海垦牧公司（1901年，吕四）、大有晋盐垦公司（1914年，三余镇）、大豫盐垦公司（1916年，掘港）、大赉盐垦公司（1917年，角斜）、华成盐垦公司（1918年，千秋港）、大丰盐垦公司（1919年，西团）、大纲盐垦公司（1919年，上冈）、阜余盐垦公司（1919年，新洋港）、中孚盐垦公司（1920年，东台）、遂济盐垦公司（1920年，沈灶）、通遂盐垦公司（1920年，小海）、大祐盐垦公司（1920年，盐城）、通兴盐垦公司（1920年，新兴）、合德盐垦公司（1920年，新洋港）、新南盐垦公司（1920年，东坎）、新通盐垦公司（1920年，东坎）。这16家公司共投资本2119万元，总面积455万亩。
张謇从事的农垦事业是济民之策。张謇经营大生纱厂的时候常到上海，了解到当时有很多苏北农民在上海干苦力、拉洋车，生活很艰苦，他们之所以到上海谋生，是因为无田可种，无法生活。张謇想到，范公堤之外，原淮南盐场之地，清朝后期由于滨海新淤日涨，旧时场去海日远，潮汐不至，盐产日衰，可围垦之荒地在1000万亩以上，于是，决定开办苏北农垦事业，在“无垠荒滩上”建起一片片新农村，让百姓有地可种，有家可安。
张謇的农垦事业“图久远者，不计近功”，是一种长期的行为。他为了便于佃农的生产和生活，对垦区进行了统一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宏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划分为区、、排、，水利工程则兴修堤、河、沟、涵闸。根据土地的面积和地形划分为若干区，各区划分为若干，内自南至北划分为5～6排，每排划分为17～20 ，每 25亩。在之内又分为前、中、后部，前部8亩，后部16亩，中间1亩为宅基地。这种“井田”式的农田又与水利工程相结合：之间挖沟，排之间挖排河，之间挖河，区之间挖区河。田间之水排入沟，再入排河，排河之水入河，河之水入区河，区河之水径入大海。与沟、河配套的则是涵闸，用以沟通全公司的水系。在一些主要出海港口则建大闸，如通海垦牧公司的蒿枝港合中闸（七孔）、大有晋盐垦公司的遥望港大闸（九孔）。各公司对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均投入了大量资金。通海垦牧公司20余年间投入各项水利工程费达230余万元，大丰盐垦公司10年的“全部工程耗资总数当在140万元左右”。
农垦事业开办以后，大量外来佃农迁入，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张謇也早有安排。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就写明，小学校、农学校由公司建筑、修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到日本考察，还专门到比较落后的北海道地区详细了解那里的单级小学情况。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创办单级小学，以后逐步推开。各垦区竞相效仿，经多年努力，垦区教育得以普及。
张謇以兴办农垦事业经世济民，在自己的事业得到发展的同时，使国家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合理开发，使佃农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利义结合，正体现了一种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坚韧不拔，大智慧护佑农垦发展
张謇从事农垦事业2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成功的信心从不动摇，克服困难的措施步步想好，正因为他具有这种敬业精神，所以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在他面前没有过不去的坎。
兴办农垦事业，最难解决的是经费来源问题。这里例举三点，足见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解决问题的大智慧。
一是股份制集资。将海滩变成棉田，首先必须修筑防海大堤抗击狂风大潮，还要兴修极为浩大的水利工程，解决防潮、防洪、排涝、淋盐四大关键问题，这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旧日的那种小生产组织是根本做不到的。张謇提出“仿泰西公司”，依靠股份制集资。由于以农垦公司形式进行大规模沿海滩涂围垦，在中国还是开天辟地之事，风险极大，而获得回报的时间则很晚，有钱人一般不愿投资。张謇凭着自己在工商界多年的活动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声誉，“讲信修睦”，使有钱人认识到股份制集资是庄子所说的“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的好事情，终于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新型农业股份制公司，其股东中有富商、地主、官僚、企业法人等。
二是设立通海实业银行。张謇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深深感到金融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吾通海之有实业公司二十余年矣。此二十余年中，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之艰难而徒唤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已’。以一年中五千余万之贸易额，而金融牛耳执之他人之手，欲求操纵自如，确立于巩固地位，其可得乎？”所以，作为通海商界领袖，为了巩固、发展通海的实业，他早就在谋划通海的金融业了。民国7年（1918）一月，有外人欲来通海设立银行，组织堆栈，大有利用通海金融枯槁，掌控通海实业之势。张謇想：“时势至此，而尚不急急自谋，恐人之起而代我谋也。与其人代我谋而受制于人，何如早自为谋，而亦足以杜人之觊觎？”于是，他发出了《通海实业根本计划宣言书》，设实业银行于南通，并于通崇海三境各设堆栈3处，再于上海组织花布贸易总机关，凡买卖花布，均得于总机关看样论价。张謇说：“如此循序渐进，谋金融之活动行之十年，而谓我通海实业不确立于巩固地位，我不信也。”
三是发行公司债票。民国10年（1921），通泰盐垦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公司急需资金清还旧欠及推广工垦。五月，股东会议决，同意发行公司债票。上海各银行钱庄“谂知各盐垦公司积累之由，值吾国农业方与之会，不得不予扶助以示提倡。且公司债之制，在吾国未之前闻，尤应及时发起以开风气”，于是，打算与联合组织银团代为经募债票发售。七月一日，张詧、张謇任五公司总理与上海的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签订了债票发售合同。发售总额为通用银元500万元，分两期发售，第一期发售300万元，第二期发售200万元。此项公司债票分5年还清，利息常年8厘，每半年付一次。第一期发行之300万元以五公司未经分派股东之地产划出五分之三计104.82万亩作为担保。银团公推稽核员5人分驻五公司监察账目，所有五公司款项出入应由稽核员审查。为了用好债票，民国11年（1922）七月，五公司成立了盐垦总管理处，由张謇任处长。这一举措，保证了各公司的农垦工作正常运行。
张謇兴办的农垦事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以通海垦牧公司为样板的苏北农垦区各公司是张謇的理想“新世界雏型”。张謇为发展农垦事业终其一生、矢志不移，其显现的心忧天下、经世济民、坚韧不拔的儒商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效法。
（作者单位：通州区教研室）
南通的精神文明“南通现象”享誉全国。江海志愿者为了社会的和谐进步，为了人民的幸福，奉献一片爱心，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形成强大的道德力量，树立了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新风尚。700多位先进典型的事迹，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做了最好的诠释。
由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选拔最广的道德模范评选。“道德模范”一词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崇高荣誉，“道德模范”人物是时代的英雄，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
为了用好“道德模范”这一“精神富矿”，本刊将陆续介绍2007年以来，南通的20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和江苏省道德模范的事迹，意在让他们朴素而高尚的“凡人善举”，释放出“真善美”的正能量，感召并引领南通人民不断前行。我们相信，道德模范将为南通建成上海北大门，不断开创“两个率先”新局面，注入新的精神动力。
吴锦泉 男，中共党员，1928年12月出生，南通市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五星村村民。
吴锦泉靠磨刀为生，生活俭朴却乐善好施，以帮助他人为最大快乐。他将磨刀挣得的微薄收入大都用于慈善公益，多次通过市红十字会向灾区、残疾儿童及需要帮助的人捐款。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吴锦泉先后向南通市红十字会捐出磨刀挣来的数千枚硬币，引起强烈社会反响。2015年5月，吴锦泉又将各级政府给他的奖励金、慰问金及辛苦磨刀赚来的硬币共计11148.4元，捐献给了市红十字会。
作为南通公益慈善形象的代言人，他所在的村成立了“爱心一元社”，倡导“微公益”，带动了一大批人投身公益行动。吴锦泉的善举赢得社会广泛赞誉，他先后获得感动中国提名奖、中国公益良心奖、全国扶贫先进个人、中华慈善奖、中国好人等荣誉，并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切接见。2015年9月，当选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获201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奖。
徐尔铸(1936.6—2013.7) 男，中共党员，生前系江海志愿者服务站站长。
1998年3月，退休后的徐尔铸担任江海志愿者服务站站长。在他的感召和组织下，江海志愿者队伍由成立之初的34人发展到83万余人。徐尔铸在担任江海志愿者服务站站长期间，接待来电3万多次，接待来访群众1万多人次，组织上门服务2.5万多人次，帮助结成“一助一”长期服务对子1500多对。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南通现象”的重要标志，几乎囊括了国内有关志愿者的所有最高奖项。作为这个群体的领头人，2002年12月，徐尔铸被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破格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2007年，荣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首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王陆军 男，195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
1995年4月，王陆军创建了全国首家由政府命名的“无红包医院”，并带领医务人员严格操守、成功实践“无红包”的诺言。王陆军率先垂范，仅在医院刚命名的前3年，退还的金额就达20多万元。医院无一例病人反映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属实举报。2006年9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经过详细考查，认为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为“无红包医院”是过得硬的，并予以专题报道。市三院成为“无红包医院”的经验和做法受到卫生部充分肯定，江苏省卫生厅专门发出学习决定。
王陆军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院长、全国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2007年，荣获首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2008年，荣登“中国好人”榜。2009年，荣获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戴庆贤 男，1962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启东市东元镇家禄村村民。
1982年至今，戴庆贤先后7次抢救遇险群众24名。无论是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还是烈焰腾腾的火海，他都置生死于度外，救火时曾多次被烧伤，救人时曾膝盖骨折，但为国家和集体挽回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最为惊险的一次是2001年9月22日下午，在没有任何救生器材的情况下，戴庆贤冒着生命危险，划着一条小舢板，从巨浪滔天的大海深处救出了3名被卷入潮水的渔民。
戴庆贤先后获得江苏省见义勇为英雄、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2007年，荣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首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金钱有价 大爱无垠
——记南通修车老人胡汉生
杨梦奎
在江苏南通，有着“慈善双雄（磨刀老人吴锦泉、修车老人胡汉生）”称号之一的胡汉生于2013年4月12日不幸去世，享年86岁。这位曾荣获“江苏慈善奖”，入选“感动江苏”十大人物的老人，以“我这样既锻炼了身体，又做了好事，何乐而不为”的朴素心态，从1999年开始将修车所积攒的钱用做慈善，14年间共捐资10.6万元。在他去世以后，很多人自发过来吊唁、祭奠，而网上怀念、赞扬的评论更是上千万条，胡汉生用他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整个中国。
每攒满1万元就捐出，10余年不辍
胡汉生出生于1927年，年轻时学得一手修车的好手艺，于南通市港闸区闸西供销社五接桥合作商店退休后，从1999年开始，在唐闸老街上摆起了修车摊。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胡汉生每天都会骑着那辆老旧的28式自行车准时来到修车点，为路人服务。他心地善良，修一辆自行车只收1元钱手工费，遇到困难的人修车，经常分文不收。3年里竟攒下修车费1.8万多元。
自己有退休工资，那修车攒下来的这笔钱怎么用呢？胡汉生想，还是为邻里做点实事吧。他家门口有条小路，每到下雨便泥泞不堪，14户人家出行很不方便。胡汉生与家人商量后，拿出2.7万元修了一条300多米长的水泥路，这条路在他去世后被命名为“汉生路”。
路修好了，胡汉生似乎做好事上了“瘾”。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又靠修车攒下1万元。修车的收入家人谁也不让动，要全部捐献出去。这些钱大都是零钱或硬币，胡汉生细心地用绳子一捆捆扎好。2005年11月，在家人的支持下，胡汉生用纸袋将1万元包好，又用报纸在纸袋外面裹了好几层，小心翼翼地护着，一路询问找到南通市慈善总会。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笔捐款的来历后，都劝老人将钱拿回去，好好安排晚年生活。可是，胡汉生却执意要捐。胡汉生生活很节俭，但每逢有人需要帮助时，他就慷慨解囊。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他第一时间捐款1000元。
修一辆自行车手工费1元钱，遇到困难的人还免费，要攒够1万元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胡汉生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却舍不得看病；外套补了又补，也舍不得买新衣服；头发长了，也不舍得去理发店，就让老伴用推子处理一下。可胡汉生每攒满1万元，都会捐献出去，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助人行善。
有一次，胡汉生捐给南通市慈善总会的钱中，硬币、纸币很多，工作人员当场清点了很长时间，正好1万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胡汉生回去后，工作人员到银行解款，发现胡汉生辛苦攒起来的1万元中，有两张百元假币。工作人员回来跟领导商量，要不要告诉老人家。商量的结果是，不告诉胡汉生假币的事，由慈善总会垫付这200元。胡汉生得知此事后，又专门从家里骑车近一个小时，给慈善总会送来200元，这才心安地回去。
既锻炼了身体，又做了好事，何乐而不为
胡汉生的次子胡振华说，父亲第一次捐1万元时，他并不知情。事后，胡汉生告诉他：“我今天好高兴，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他一听，知道父亲做好事了。胡汉生随后又说：“我身体好，又有退休工资，能照顾你们母亲，也不需要你们负担，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好多人都已去世，我有什么理由不做点好事呢。”儿子虽然有点想法，但转念一想，只要老人开心就好。
实际上，胡汉生自己并不富裕，去世前的退休工资才每月2000多元，老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子女也都是普通工人。家人一开始以为他是“做做就算了的”，但没想到竟然一直坚持到去世。
很多人并不理解胡汉生这样做的真实想法。然而，他的遗物终于让他的行善情结与初衷“真相大白”。这份意外发现的遗物就是老人生前写下的《修车小结》。这份小结有两张纸，边角已经磨损破烂了，胡汉生用圆珠笔从右向左，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写了20列字，里面写有他修车做慈善的初衷和坚持。小结开头是这样的：“退休在家终日无所事事，猛然想到父亲及叔父过去旧社会当过工人的例子，晚年没有养老金拿，而我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社会，居然坐在家里每月拿着一千多元养老金，生活多么安定。我现在身体又好，有什么理由不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来回报社会。”“有人问我说，要修到哪一年？我说，依我健康能做到90岁。他说，好，祝你做到100岁。人不能虚度了光阴，像我这样既锻炼了身体，又挣钱做了好事，何乐而不为？老牛不耕田不拉磨，同样会老，像我这样老（去）也就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这是胡汉生老人《修车小结》中的最后一段话。
他影响了一群人，感动了中国
“我们要为雅安地震灾区捐款1000元。”胡汉生次子胡振华在得知四川雅安发生地震时，做出这样的决定，“要是父亲在，肯定会捐款，这也是代表了父亲的心意。”
从家人一开始的“多少有点想法”，到如今“要接过这根棒子”，胡汉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
2013年4月18日，胡汉生生前的修车点，来了一群来自南通某所技工学校的学生。他们称，看到胡汉生的事迹报道后非常感动，前来缅怀和悼念他。一名学生说：“胡汉生用14年时间捐款10多万元，真的不简单，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好好学习。”
“慈善双雄”的另一位老人吴锦泉也已经80多岁，他受胡汉生的影响，从2008年开始做慈善。吴锦泉靠磨刀为生，曾经在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时，先后向南通市红十字会捐出千枚硬币。吴锦泉说，以前经常和胡汉生在一起交流“某某捐了多少钱，和人家比，我们差远了”这样的话题，而今他走了，（我）要坚持下去。
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做好事的行列中，胡汉生生前还在他所在的龙潭村成立“汉生爱心互助协会”，至胡汉生去世时，已募得各方爱心捐赠40多万元，惠及800多名困难群众、学生。
胡汉生去世后，3000多名群众自发地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南通各地还自发地组织了祈福活动。南通大学张卫斌有感而发写下《胡汉生何以感动一座城》的评论，多家主流媒体转载。江苏省内及南通当地媒体更是大篇幅对胡汉生的事迹进行了报道。有关“胡汉生事迹”的微博阅读量和转播评论次数总量近3000万。然而，在如此海量的评论里，没有发现一条负面信息，都是缅怀、赞美、惋惜、佩服的感言。“胡汉生感动了整个中国”！
他不是个例，南通凡人善举还有很多
“心怀大爱，持之以恒；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心怀感恩，无私奉献。”时任南通市委副书记陈斌如是总结胡汉生精神，他说，胡汉生并非个例，在南通还有诸如“莫文隋”、赵小亭、宋英、周江疆等众多凡人善举的典型人物。
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长李云生说，南通凡人善举确实很多，青海玉树地震时，一对年轻人将准备旅游结婚的费用1.8万元捐给了慈善会，坚决不留名；四川汶川地震时收到的4万元、5万元这样的大额捐款大多没有留姓名。
南通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凡人善举？陈斌分析，从历史因素来说，南通人既有北方人的豪爽，又有南方人的灵气；从教育因素来说，文化源远流长，基础教育全国闻名，这些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作者单位：《人民网》）
如海方言几例
王其银
20世纪70年代，在开挖青墩新河时，发掘出许多坛坛罐罐，以及兽骨之类的东西。据当地村民说，以前他们在东塘河、西塘河游泳或洗澡，经常能在河里摸到像树杈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麋鹿角或麋鹿骨。这些鹿角、鹿骨化石给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们在南通博物苑里看到麋鹿角化石时脱口而出：“这些杲（gǎo）昃(zè)我们那儿也有！”“杲昃”是如海方言，就是东西的意思。杲，早上太阳刚上树梢，是为东；昃，太阳在西。太阳东升西落，因此“杲昃”被用来借指东西方位，后引申为泛指任何事物的“东西”。
虽然如海的方言听起来有点“土”，外乡人听了云里雾里，不知何意，可若认真推敲，却字字有出处，有些是较为古老的上古、中古的语言，展现出地方历史底蕴的深厚。
耎（ruǎn），这个字恐怕多数人不认识，但如皋、海安人却是知道的。打麦时，在晒场上用莲枷打、滚子碾，将麦粒从麦壳中分离出来，这时麦秆已被打碎碾软，成了“耎草”，再用铁叉将麦秆堆起来，叫“叉耎草”。“耎”是软的意思，因此，被打软的草就叫“耎草”。
“稬”（nuò），与海安县的特产之一、有100多年历史的糯米陈酒中的“糯”字是异体字。
还有，“堧”（ruán），比如一块地被路过的人或牲畜踩烂了，如海人就会说：“哎哟，把地上都踩堧了！”“踩堧”了，听起来不雅，却是标准的书面语言。《说文解字》说“堧”字，“从土，耎声”，亦作壖，意为城旁或河边的空地、隙地。新版《辞海》对这个“堧”字有三种解释。
一是指“城下田地”，即城郭旁的旷地。古时候城池周边的地块常遭兵马践踏，不成样子，所以叫“城堧”。王明清有句“腾身复道表，送日夹城堧”。
二是指“水边池”。水边的泥土大多潮湿绵软不结实，经不起踩踏。所以张居正在《祭秦白崖先生文》中说：“夫先生初起海堧地，含菁咀华，怀珍抱璞……”这个“海堧”就是指海边、沿海地区了。
三是直指松软的土地。《太平寰宇记》卷130引《博物志》：“海陵县多麋，千万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堧。民随而种，不耕而获其利，所收百倍。”意思是说古海陵大地有成千上万的麋鹿群，它们掘食草根，踏地成泥，把地都踩堧（松软）了，老百姓不用耕翻土地，只需跟随麋鹿群，在其“掘食”或踩堧的地方播种，“其利”百倍。
联想到青墩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麋鹿角、麋鹿骨，再对照《博物志》上记载的这个“麋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远古先民选择到青墩居住，是因这里既靠近大海，可捕捞海鲜，又可猎射麋鹿，还可随种“麋堧”，真是“不耕而获”“所收百倍”。
如果说“堧”字带有明显的本土人文色彩，那么如海人常说的“耍子”则又别具明显的移民特色了。
为何要移民？古海陵南有长江、东有大海、西有洪泽湖，经常遭水患，被洪水或海潮淹没。一旦遭遇灭顶之灾，人或为鱼鳖，或作鸟兽散，若干年后就会有移民来此重新开发。海安历史上就有百姓从江南、苏北等地迁移过来的多次记录。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对青墩遗址考古发掘后，认为全新世前后青墩一带遭到海水侵袭。考古专家张敏则明确指出，海侵直到高宝湖一带，以至高邮龙虬庄遗址都被淹没了。如果此说成立，远古海安青墩及其周围地区当时就被淹成汪洋一片。有人考证，在唐景龙（707）至开元（713）年间，海安地区又发生海潮侵袭或海啸，以致海安县治建了又撤。至于地方志书上记载的“海溢”“市上行舟，溺死……盐丁无数”，更是史不绝书。千百年后，海水消退，土地重新涨出来，于是又有人从各地迁移过来。
有移民，有迁徙，自然会把外地的语言和生活习性带过来。如海人常说的“来耍子”中的“耍子”就颇有苏州味道。经查证，海安有不少人是从苏州阊门过来的，比如王姓、李姓等的祖辈，大多是移民过来的。
苏州阊门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说“耍子”。诞生于苏州地区、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昆剧中有句台词，丫环春香在前面探路，转身向后招呼：“小姐，前面柳绿桃红，好耍子呐……”这里丫环对小姐说的“好耍子”，显然已不是乡俚俗语。因此，今天的如海人说“耍子”，既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又可以说是上得了台面的。
有专家考证，如海方言属“下官话”语系，在南通地区的诸多方言中独树一帜，直白、好记，有的甚至就是书面语言。追溯如海方言的语体渊源，恐怕许多都与悠久的青墩文化和历史上的移民有关。
（作者单位：海安县委宣传部）
一张民国时期的南通中学毕业证书
季建林
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我意外地在一个相册夹层中发现了一份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证书。这是民国12年(1923)7月，江苏省立第七中学颁发给顾廷安的高中毕业证书。
顾廷安是我外公，通州十总施家店人。他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他心灵手巧，会刻图章，修手电筒。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购买零件，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还配有耳机，可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顾廷安还画得一手好画, 家里的床和橱门上都挂着他画的山水画。十总有个风俗，家中老人年岁大了，子女要给其画张像，待老人去世后留作纪念，叫“喜容”。那时乡下没有照相馆，由于顾廷安会画人像，因此十里八乡有需求的老百姓都跑来请他画“喜容”。顾廷安有文化，为人正直,女儿女婿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干部，南通解放后又在地委工作, 因此，顾廷安在当地很有威望，无论是生产队里的公事还是百姓家长里短的纠纷，都常来听他意见，请他评理。
关于顾廷安的经历我知之甚少，家人很少提及，只知他老家是通州西亭的大户人家。据说，顾廷安读过中学，还在杭州上过美术学院。我小时候在他家看到《康熙字典》和美术画册，大概可印证他的经历。而另一个可验证顾廷安曾受过良好教育的就是这张高中毕业证书了。毕业证书为印刷品，长40厘米，宽38厘米，竖排版繁体字，四边缀有云海花纹，印制精美，下端以小字注明由南通翰墨林书局代印。毕业证书上有3枚印章：正方印为“江苏省教育厅”公章，长方印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公章, 椭圆印为校长史维藩的私人印章。3枚印章全为篆体字，字体秀美端庄。在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印章上还贴有3连张红色印花税票，标着“中华民国印花税票”8个字, 印花税票面值一角。更值得一提的是，毕业证书左侧4厘米由背面向正面折叠，折叠处有齿印，疑为毕业证书的留底存单，并有不全字迹，似为毕业证书的编号, 在折叠处加盖了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公章, 使毕业证书有了唯一性。
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始为张謇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提议创立,并与其三兄张詧捐款6500元（占当时官绅捐款总数20500元的31.7％），于清宣统元年二月十六日（1909年3月7日）创立的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民国2年（1913）7月，学校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民国16年（1927）7月，更名为江苏省省立南通中学，8月改称第四中山大学南通中学校。民国17年（1928）7月，改称中央大学区立南通中学。民国18年（1929）复称江苏省立南通中学。
顾廷安是民国12年（1923），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高中毕业的。如果当时高中是三年制的话，他应是民国9年（1920）入学。据《南通中学百年发展史》记载:“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八月举行第十一期学生入学试验。投考者280人，上午照相、试国文，下午试算术英语，次日检查体格。录取奚傅甫等110人为正取，又24人为备取。”在当时，一个农村的孩子，没有好的成绩和一定的经济条件，要到南通城来上省立中学是不可能的。
这张距今近百年的高中毕业证书，见证了民国时期南通的教育事业在张謇的倡导和实践下有了开元性的发展，现已成为研究当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历经战争、社会变革和内乱，近百年三代人几十次搬家，丢掉不知多少东西，而这份毕业证书却被保存下来了，可见这份毕业证书在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我亦是从南通中学毕业，在校史馆中未见到20世纪20年代的通中毕业证书。查阅《南通中学百年发展史》一书，有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徽旧照而无毕业证书收藏，不知这年份的毕业证书存世能有几份？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校）
对《江淮银行纸币与收藏》几个问题的商榷
王兴圣
《江苏钱币》2016年第一期刊载的《江淮银行纸币与收藏》一文云：“江淮银行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1941年4月1日在盐城成立，新四军财政部长朱毅兼任行长。”此文中的一些说法，与笔者了解的有关史料不符。笔者现将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列举一二，以供商榷。
关于江淮银行成立的时间问题
在纪念刘少奇100周年诞辰之际，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大江南北》杂志社社长陈扬，在《大江南北》1998年第12期发表的文章中写道：“1940年11月在海安选举产生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并成立了江淮银行。”笔者认为是正确的。
1982年12月，原江淮印钞厂范仲云写给大丰县党史工委《江淮印钞厂创建始末》一文中称：“1940年11月，刘少奇同志亲自召集了当时负责财经工作的朱毅、李人俊同志，研究决定建立江淮印钞厂”。1994年4月，笔者到范仲云上海家中采访范仲云时，他依旧如此说。范仲云是江淮印钞厂筹建当事人，他写的材料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1994年10月，笔者与时任南通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黄永炎到北京，为《江淮银行的建立与货币发行》一文征求原江淮银行筹建负责人李人俊意见。李人俊回忆：“江淮银行和印钞厂是1940年11月在海安决定成立，明确了我在银行的职务。刘少奇离开海安，我就到东台选印钞厂厂址。印钞厂实际上从1940年8月就开始筹建，当时我还未到苏北。”“刘少奇和陈毅研究为什么叫江淮银行这只有他们知道，但陈毅对我们说叫江淮银行。”“当时的财政经济部是叫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我是当事人……”
原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委员（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保卫部长）周林回忆说：“印钞厂筹建时，我们派吴福海到上海不是黄桥决战以后，而是新四军东进黄桥的1940年8月。”这与李人俊的回忆是相吻合的。
2006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一书载：“我（编者注：朱竹雯，管文蔚夫人）在苏中金库工作，金库隶属苏中行政公署，行政公署的主任就是管文蔚同志。组织上很重视这个金库的，因为金库既管黄金又管钞票。但是因为敌人的扫荡和‘清乡’很频繁，我们经常要转移，金库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都是背在身上。我们行动的时候跟着部队走，还有一个班专门跟着我们走，保护这个金库。江淮银行是代理金库（1940年11月，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1941年4月1日，江淮银行在苏北盐城正式开业）。”
2009年8月27日，《扬州日报》载《珍贵的“如泰靖流通券”》一文：“为了在经济上粉碎日伪的封锁和掠夺阴谋，抵制敌伪币入侵，调剂农村金融，推进经济建设，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刘少奇、陈毅在海安亲自研究决定，迅速筹建苏北(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1940年11月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1941年4月1日在盐城正式开业。”
《扬州市财经史料》第五辑《苏中根据地财经工作回顾》一文说：1940年12月……刘炎同志说“你们都是专家，组织决定你们去财经部工作，办财经、办银行。你们都在大学学过，应到那里出力。”可见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至少在1940年12月前就已成立。
江淮银行发行的江淮币（抗币）中有一种一元券，正面是锯木、插秧图案，左右下角各印苏中二字；背面有刘少奇化名胡服的英文签名，当时刘少奇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新四军重建军部时，刘少奇名字公开，不再使用化名，这时人们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这也可以说明新四军重建军部前江淮银行就已存在。
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致电刘少奇、陈毅：“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11月7日，刘少奇和黄克诚等到达海安。这一天既是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又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刘少奇、黄克诚、陈毅、粟裕聚会海安，一起研究共商了整个华中根据地的建设大计。当天，陈毅题赠刘少奇和黄克诚七绝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行名中“江淮”二字，从诗中可见。
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这时，在财政经济工作上开始进行了改革调整与新的规划”。他们在海安召集朱毅、李人俊等人，研究决定筹建苏北总(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接着由刘少奇、陈毅定名的“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正副部长朱毅、李人俊分别任正副行长。
为加强对敌斗争，发展根据地人民经济，1941年6月1日江淮银行决定成立苏中分行，6月15日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在栟茶镇正式开业，在苏中四分区设立掘港支行（后改称为江淮银行苏中第四支行）。
《江淮银行纸币与收藏》一文中云：“江淮银行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可为什么要由苏北财政经济部部长兼任行长呢？1941年6月11日《江淮日报》刊登一则消息《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定期开幕行址暂设栟茶》称：“江淮银行自成立以来，业务进展甚速，该行以负有发展苏北农村经济，推进苏北生产建设之重大使命，该行为适应此项事业之需要，在苏中区筹设分行，并在栟茶择定行址，现在赶工装修中，订六月十五日开幕，该行营业项目为汇兑、存款、放款、储蓄、信托等。此后非但苏中区农村经济发展得一动力，商业金融亦获调剂，并闻该行行长系由苏北财政经济部副部长李人俊氏兼任之。”文中的苏北财政经济部就是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的简称。这是江淮银行属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最好的佐证。
关于有无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的问题
现存的1942年3月20日苏北财政经济部训令中可见苏北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其中苏北财政经济部应是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简称。
1994年10月，周林回忆说：“未听说朱毅当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当时归我们领导,不可能是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部长。”“如朱毅当了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部长就会变成了他领导我们了，这绝不可能。”
要证明新四军军部有无财政经济部，必须有文献记录，如“任命书”或以“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的名义发出的文件，最起码当时的报纸报刊进行过相关报道。笔者查阅《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未见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序列。《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是以陈毅、粟裕为正副主任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编审委员会，经多年编纂，在将初稿送陈毅等领导干部审阅的同时，分送了原新四军的旅、军分区和华中革命根据地地委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和有关同志达500余人征求意见后，修改完成的。这部战史足以证明，新四军序列中无财政经济部和江淮银行。
笔者采访了南京军区政治部《新四军战史》编辑室负责人、中国新四军和华中革命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徐君华。徐君华讲：“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目前是无史料佐证，在审稿时有老同志提出才加上去的，原征求意见稿没有这一内容，现在看来可能是错了。”
曾任江淮银行营业科科长的陶涛回忆：“财政经济部当时归军部管，财政经济部当时只管军部和一师活动地区，其他地区不管。财政经济部不属军部序列，但归军部管。”军部和一师活动地区是华中苏北总根据地，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是华中苏北总根据地的政权机关，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应当是华中苏北总根据地的政权财经机关，只管军部和一师活动地区政权财经工作是对的。1994年10月，原江淮印钞厂工作人员杨琦说：“当时的财政经济部是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原江淮印钞厂分厂负责人韦明也说：“当时的财政经济部是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赖传珠日记》1941年1月3日载：“去电将财政经济部调盐城来。”因为当时新四军军部还未重建，《赖传珠日记》中的财政经济部则是指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
笔者查阅《人民日报》1999年12月7日第四版“李人俊同志逝世”消息：“原国家计委顾问，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李人俊同志，因病于1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李人俊是浙江温州市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供给部部长，新四军苏北财经部副部长，江淮银行副行长兼印钞厂厂长……”笔者认为，这里的“新四军苏北财经部”是“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简称，人们也习惯称之为“新四军财经部”。
笔者查阅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1992年编《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这本书是新四军军部亲历者参加编著。整书未见军部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名称。查阅了1940年12月至1941年7月以前的《江淮日报》，多次见到“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但未见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报道。笔者专门去函盐城市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部门，查询是否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均回复：“新四军序列中无财政经济部。”
2000年10月11日，中国新四军和华中革命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马洪武在泰兴市“纪念黄桥战役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对笔者说：“你关于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序列问题的材料，前一段时间我们转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10月10日又与军史部电话联系，军史部明确回答：‘经重新审查，新四军军部序列无财政经济部’。”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战史审查单位，其答复具有权威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安县支行）
1930年4月，通海地区和如泰地区红军游击队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以下简称红十四军）。它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卧榻之旁掀起武装斗争，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央苏区红军的斗争，对全国革命起到了配合作用。但为了较快地发展，红十四军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流氓无产者。其中，有以流氓无产者为头头的武装力量，或以流氓无产者占主要成分的武装力量，客观上形成了倚重吸收和利用流氓无产者的态势。同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未曾对他们加以有力的改造，因而严重地危害了红十四军的发展。
流氓无产者在红十四军中客观上占有相当的比重。1930年初，李吉庚的帮会成员是组织如泰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多为流氓无产者。3月，在南通巡视员报告中明确指出：“游击队的成分，开始大半是流氓土匪。”6月，李也萍巡视通海东区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中“队员成员（分）贫雇农手工业工人计610，流氓富农410，最近富农流氓日见增多”。据考证的材料表明，1930年8月，李吉庚叛变时带了200多人投入到国民党阵营里，而当时整个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不过1000多人。作为构成红十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流氓无产者的存在，对红十四军的发生发展产生的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客观地分析他们对红十四军的影响是必要的。
流氓无产者的本质和“参加”红十四军的动机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指出：“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稳定者。”这类人常常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而在家长制的组织形式下，形成种种不同名目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组织之间互相援助，并在一定时期中曾经发动斗争，去反抗压迫他们的官僚和地主。这种落后的组织又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强势力所操纵利用，加上他们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就变成了反动的力量。这段论述从本质上阐明了流氓无产者在革命问题上的两面性、盲目性和一定条件下的破坏性。
流氓无产者“参加”红十四军的动机和思想基础是什么？这里我们不妨对红十四军中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人物李吉庚进行剖析。
李吉庚，泰兴野庙垛人，青帮头子，收徒数百人，多为土匪流氓，经常在泰兴东乡、如皋西乡一带骚扰。红十四军建军前，泰兴县委王玉文就对李吉庚作争取工作，其后李吉庚带领部众归顺红军，本人担任大队长，在购买枪支弹药和联络敌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其立场不稳，与地主、土匪有勾结行为；存在严重的土匪习气，并有明显的贪污行为；生活腐化，吸大烟；反富农路线斗争时，提出了“杀尽富农带中农”的口号。1930年7月，红十四军在如皋水洞口整顿军纪，枪毙绰号叫“破凉帽”的流氓无产者孙盛。李吉庚便带着队伍在黄桥附近活动，不敢到如皋地区来，不和部队见面，并且暗中投敌，在八三黄桥暴动中，将黄桥守敌引到攻城红军后侧，使北门和西门红军向纵深发展时，受到敌人的背腹夹击，致使黄桥之战失利。此后，李吉庚公开“叛变”投敌，“勾结反动军队天天下乡‘包剿’清乡，每天杀死40～50人”，加紧了对党和红军的摧残，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这便是李吉庚“革命——反革命”的全过程。
不难看出，李吉庚原是土匪头目，干的是打家劫舍的营生，他要猎获的对象自然是一些富家大户，这与共产党所要打倒的“土豪劣绅”对象是一致的。所以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如泰地区代表着地主豪绅等统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领导的地方部队得以发展壮大的情况下，李吉庚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维持（即使不说提高）他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职位也就显得可以理解，这就是他“参加”红军的动机所在。同样不难看出，李吉庚后来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他并不忠实于或者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在他的领导下，党组织缺乏觉悟。而且显而易见，他与土匪有联系”。他的参加，只有在作为“共产党人”有极高的人身自主权，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前提下才得以维持。因此，当党组织需要（尚未强制）个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的时候，当国民党委任他为如泰游击司令，负责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李吉庚接受了国民党的利诱，带领部队投向反动派。李吉庚的“革命——反革命”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叛变的问题，更是流氓本质的暴露。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通过对李吉庚的剖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吉庚“参加”红十四军，不是基于对革命真谛的理解，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只是为了狭隘的个人目的而投机革命。同时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尽管各流氓无产者的经历不同，“参加”红十四军前思想状况各异，但由于其本质属性相同，因此，他们在“参加”红十四军时的实质是一致的，只是投机革命而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
红十四军在处置流氓无产者问题上的失误
失误之一盲目吸收。为片面追求壮大武装力量，盲目地吸收了一批所谓“勇敢分子”（当时在有的文件中竟直呼土匪同志），使流氓无产者在红十四军中占有过大的比例，把一些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流氓无产者吸收进了党内，使党的组织严重不纯，损害了党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的形象。1930年初的《南通巡视员巡视南通的部分日记》中这样记述：“余西党的组织有80多个支部，约2000同志，成分有豪绅地主、地痞流氓、土匪、富农、工农、KM党员，其中勇敢、服从、明了党义者不到1/10。”也许这名巡视员的观察有失偏颇，但由此可窥一斑。
失误之二改造不力。客观上由于流氓无产者在红十四军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改造他们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可能很快地奏效。主观上红十四军对改造工作也不够注重。比如对李吉庚参加红十四军后，敲竹杠、吸鸦片、闹独立等现象，红十四军一直采取迁就态度，缺少教育改造的措施。
失误之三姑息养奸。仍以李吉庚为例。参加红十四军后，李吉庚仍保持着同土匪的联系，其本人的土匪习气也从未收敛，“直到后来李吉庚被敌收买叛迹显露，李超时决定清除时，王玉文仍认为不会出问题，结果留下隐患”。李吉庚最终叛变投敌，而在此之前，红十四军并未采取必要的处置。
流氓无产者对红十四军的危害
毛泽东在分析流氓无产者时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显然，变成革命力量的前提是引导得法。红十四军则未能实现这个前提，至少说解决得不够好，因此，红军队伍中流氓无产者的危害则变成了现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流寇主义。由于红十四军中流氓无产者占了相当的比例，就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思想。具体表现为：1、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在现存的1929年底至1930年秋的档案中，几乎每份文件都提到“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事实上，在红十四军中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十分薄弱，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抗租抗税和分粮分衣阶段，土地分配没能很好进行。2、扩大红军中，忽视了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的问题，而是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李吉庚用金钱收买季家市一连敌人的反正，是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这些人作战时不但不能作主力使用，还要加以保护和监视，成为我军的一个负担和隐患，特别是后来全营武装叛逃，造成极坏的影响”。
二是盲动主义。毛泽东曾指出：“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综合。”立三路线赖以贯彻的“下层基础”就是占有相当比例的流氓无产者。反富农路线在红十四军中本身就存在过“左”的行为，而李吉庚竟提出“杀尽富农带中农”的极“左”口号，致使中农离开，贫农动摇，雇农孤立。可见流氓无产者的盲动行为对红十四军危害之深。
三是地方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倾向之一。在红十四军中流氓无产者排外思想严重，提出“驱逐蛮子”“本地事本地人管”等口号，蛊惑人心，挑拨离间，分裂红军，致使红军在“拥仇（建忠）、拥王（玉文）的排外情绪中，多次发生严重的摩擦事件。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下，这种地方主义在客观上形成红军内部分裂、内耗，从而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四是土匪习气。流氓无产者加入红十四军后，把浓重的土匪习气、游民习气带进了红军。这些人“除了吃饭睡觉缴枪，就是赌牌、烧香或回家，拿红军作成吃饭的机关”。他们在组织上结帮派、闹独立，无组织无纪律；在工作上不听指挥，土匪式的经济工作，打白条、敲竹杠，贪污舞弊；生活上腐化堕落，吃喝嫖赌吸鸦片，这种种土匪行径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败坏了党和红军的声誉。1930年9月20日南通巡视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南通党目前是塌台的形势，不唯是土匪化的前途，实际上已走上土匪化的道路……”也许这种“认为”有些偏激，但如前所述，由于这帮人数量大，当时红军本身无力“消化”，以致形成这种态势。因此，“在群众中视红十四军行为为‘土匪’行动，这种说法不仅当时即有，至新中国成立后还未完全消除。”可见，流氓无产者的土匪习气对红十四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五是“反水”叛变。毛泽东指出：“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红十四军中，以李吉庚、李治平、顾仁武、赵犹龙、张大等为代表的投机革命的流氓土匪正是这样，他们在敌人的利诱下，暗中投敌，导致八三黄桥暴动失利；他们公开叛变，勾结反动军队天天下乡“包剿”“清乡”，杀害党和红军干部，到1930年9月“已有百余名下级干部被杀害，他们对红军家属下最后通牒，谓再在红军中就戮其全家，给红十四军造成极大的危害。”不仅如此，由于这些人曾混迹红军，熟悉我党和军队的活动规律、交通情报以及领导人和基础群众等情况，破坏性极大，致使红十四军形势急转直下，在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很快失败。
无可否认，由于红十四军倚重吸收和利用流氓无产者，又未能对他们加以有力的改造，因而对红十四军形成严重的危害。
美国学者兰诺尔·巴康在研究如皋的一篇论著中这样说过：“在一些地区，比如斯蒂芬·埃里夫尔研究的江西的那些地区，共产党能够把有着许多地方头目和土匪头目的组织松散的队伍转变成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组织，这个组织排除了那些不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与此同时，在江苏情况并非如此，在江苏出现的情况是，因为共产党过分依赖李吉庚这样的地方头目和土匪头目，所以不能成功地把这种人从党内、军队内清除出去，这些人仍然生存下来，相反，共产党为消除这些人而做出的努力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毁灭。”
综上所述，我们虽不能把流氓无产者对红十四军的危害作为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唯一原因，但在红十四军的历史上，这一问题在客观上形成的严重危害，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单位：如皋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