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春秋》2017年01期
2017年01总第169期
目 录
20世纪末南通市对外开放历程 / 房 凯
早期中共如皋县委的诞生 / 顾 健
中共启海县委书记周趾麟的战斗岁月 / 陶建明
旧时海安的粥厂 / 程太和
任港路上的电机厂 / 贾涛根
通城印迹之东大街 / 王宇明
探觅白蒲“虹梁三曲” / 蔡家华 俞铭璜
往事片段 / 管维霖口述 郭祥贵整理
碧血丹心照华夏 曾经点滴记心间
——纪念施春瘦烈士 / 卢君佳
流星、划过艺术的天空
——记戏剧表演艺术家、诗人江村 / 周 权
唐驼与张謇的一段情谊 / 羌松延
张謇的清廉人生 / 周至硕
保护历史文化名镇（村） 建设美丽宜居村镇 / 梁天明
钟谯楼情思 / 施景钤
鸡年闲话“野鸡丝” / 许德忠
浅探志书续修体育篇的编纂 / 周宏文
清末小学课本《通州地理教科书》 / 武志敏
南通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召开全市史志部门主任会议 / 周磊(封三)
南通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召开《南通年鉴》（2017）撰稿人培训会 文 / 焦学健 图 / 单一(封三)
濠河春意 / 朱茜 (封面)
20世纪末南通市对外开放历程
房 凯
1984年，南通市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对外开放逐步展开。在至20世纪末的10多年间，南通市坚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新世纪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南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和物质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推动了经济发展。沿海港口城市如能进入开放序列，就有了直接对外的窗口，不仅港口城市可以跻身世界经济大家庭，还会带动其他城市对外开放跃上一个新台阶。
南通地处沿海，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成为全国中小城市中的一颗明珠，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产值、利润等综合经济指标在全国220个城市中名列前茅。1981年11月，一份《南通工业发展迅速，人均工业产值万元以上国民收入千美元以上》的调查报告以内参的形式出现在中央领导面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加以报道，要鼓舞全国人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你追我赶的劲头。”不久，《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南通市工业经济效益跃居全国前列，成为继常州市之后又一个人均工业产值超万元的中等城市，解放后上交国家积累共36亿元，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的7倍。随后，全国多家媒体报道了南通工业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南通现象引起全国的关注，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到南通视察和检查工作。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南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有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1984年3月初，江苏省委、省政府要求省相关部门和港口城市立即准备对外开放的材料。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但江苏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省领导专程赴京汇报，争取支持。4月，经国务院批准，南通市正式进入沿海进一步对外开放城市行列。
二、制定方案，谋划对外开放布局
在省政府指导下，南通市成立了对外进一步开放筹划领导小组，抽调40多名党政干部和科技人员着手制定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
《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首先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提出，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南通将很好地运用国家给予的开放政策和权限，外引内联，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充分发挥原有优势，积极提高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工业，改革工业结构。目标是在1995年前，实现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逐步成为现代化的轻纺工业基地、以工业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综合生产基地和进出口商品集散基地。
方案明确，南通将把对外进一步开放的起步和重点放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上。近期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重点是搞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业方面主要是大力搞好纺织、轻工老企业及全行业的技术改造，相应搞好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建材、船舶等工业企业的改造；同时，通过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外商独资经营、补偿贸易、外汇贷款、租赁以及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等方式，上一批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好的中小型项目。
方案提出，为了集中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同时为了城市整体布局需要，决定在紧靠老市区的富民港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方案提出了交通、通讯、供电等基础设施的重点项目。
7月，方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上报国务院。12月19日，国务院《关于南通、连云港两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的批复》下达，正式同意南通市的对外开放方案。
随后，经国家批准，南通对外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打开。1988年4月，南通市所辖六县也全面对外开放。6月，市属6县60个卫星镇对外开放。1989年1月，157个镇（乡）被列为第二批对外开放重点工业卫星镇。1991年6月，第三批57个工业重点卫星镇对外开放。南通的对外开放由点到面，全面推开。
三、突出重点，全方位开展对外开放实践
加强对外宣传，搭建对外开放的大舞台
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南通采取的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走出去，请进来，向世界宣传南通，搭建对外开放的平台。这项工作贯穿在对外开放的全过程。
1984年8月24日，南通市政府在上海召开南通进一步对外开放情况介绍会。11月，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在香港举行，南通市在大会上介绍情况。这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南通第一次举办大型情况介绍会和招商活动。1985年1月，外交部组织中国驻亚、欧、非、北美洲19个国家外交使节到南通访问。1986年3月，南通市洽谈组赴省参加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5月，邀请各国驻沪领事馆官员参观南通。6月，南通市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各大新闻单位和驻京外国记者介绍南通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11月，南通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南通市人民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和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外商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的优惠办法》。1991年7月，南通市出口商品洽谈会在香港、澳门举行，这是南通市首次在内地以外单独举办大型外贸活动，为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了有益的探索。
此后，南通市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或在海外，或在内地，举办各种规模的综合或专业招商活动，不断向世界宣传推介南通，构建对外开放的大舞台。
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营造灵活宽松的政策和服务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吸引外资需要有宽松的政策环境。为此，南通市政府及时研究制定《南通市人民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和《关于鼓励外商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的优惠办法》及实施细则。同时要求一级对一级负责，逐个企业、逐个问题解决，努力使每一个外资企业都成为投资环境的“橱窗”。
1990年6月，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南通三德兴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这是全省首次向外资有偿出让国有土地，标志着南通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突破。自此以后，通过有偿租用国有土地开办独资企业逐步成为南通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
1992年6月，南通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快南通经济发展的决定》，为南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
1995年11月，市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加速贸工农一体化进程的意见》，指出南通农业要依托现有的基础和优势，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吸引世界的农业科技、优良品种、人才和管理经验，嫁接改造南通市传统农业，走高投入、高科技、高产出、高效益的道路，加速贸工农一体化进程，逐步实现南通的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外向化。
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持。如果说政策、服务是影响一个地区发展的软环境，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是，基础设施的好坏就成为制约当地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硬环境。为了迅速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对外开放初期，南通市集中人力、物力，花大气力改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
1980年3月，国务院批准南通港成为长江对外贸易港；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南通港成为首批长江对外籍船舶开放港口之一；1983年5月，第一艘外籍轮船“格陵兰海”号进入南通狼山港区。
1984年11月，南通至日本神户港国际集装箱班轮开通，这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南通开辟的第一条国际集装箱航线；1985年，南通港货运吞吐量超过1000万吨，跨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1987年1月，南通港由交通部主管改为由交通部和南通市共同领导，南通市进一步获得自主权。2000年，南通港货物吞吐量2747.79万余吨，与世界近70个国家的200多个港口通航，外贸出口量超过490.76万吨。此外，1989年，吕四港被批准为省级二类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1984年10月，南通至苏州张家港的汽车轮渡开通试航，1985年2月正式通航。1987年10月，从国外引进的高速客轮行驶在南通至上海的长江江面。20世纪90年代，长江南通段又陆续开通多条汽车轮渡，与江南和上海的联系更加便捷。
1987年2月，借助在如皋的军用机场，北京至南通直达航班正式开航。1990年10月正式动工兴建民用兴东机场，1993年竣工通航。
此外，高等级公路、铁路也从无到有地建成通车。
在千方百计打通与外界联系的同时，南通还着力苦练内功，修筑县乡公路，并在1990年1月实现乡乡通公路。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道路等次，实施路面黑色化,使本地交通状况有了较大改观。
南通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在扩建原有电厂的同时，经多方运作，1985年，国务院批准南通建设有两台35万千瓦发电机组的华能南通电厂，并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相继建成投产。值得一提的是，该厂还是当时南通最大的利用外资项目，一期利用外资达2.1亿美元。
1992年12月，“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评比揭晓，南通市列第29名；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心在北京公布“首批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南通市榜上有名。
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
在国务院批准的南通市对外开放整体方案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年的12月19日是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的纪念日。开发区的建设成为南通通向世界的一扇窗口。
从方便监管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央有关“开发区应与老城区隔开”的精神，新建立的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距老城区中心区10公里左右的相对独立地段。这里面向长江，有富民港、营船港和天星河将其与外界隔开。开发区最初规划面积为4.62平方公里。1985年7月调整为7.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5平方公里的规划用地和2.6平方公里的备用地。1990年11月进一步调整为35平方公里。
1985年2月，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小组成立。9月，随着区内第一条道路动工修建，路通、水通、邮电通、排污通、下水通及场地平整的基础工程建设全面展开。
1986年1月，首家外资企业落户开发区。经过几年的探索，到1990年，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累计兴办外资企业99家，其中三资企业18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有关方面调整发展思路。1992年6月，南通市委、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快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南通开发区“以港口为前沿，以老城区为依托，以工业为重点，以外向开拓、贸易兴区为突破，大力吸引外资，积极开拓高新技术产业，形成老城区、开发区相互靠拢，依江拓展的具有综合功能的现代化新城区”。开发区面积扩大至70平方公里。开发区由此开始了二次创业。2000年，开发区新办外商投资企业24家，总投资2.75亿美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8.5亿美元，出口创汇3.73亿美元。
突出对外经济贸易重点，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南通的对外开放中，外经外贸活动始终是重点。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格局，外经外贸领域着重突出了这样几个方面：
理顺对外贸易关系，建立对外经济贸易新体制。1984年之前，南通市的出口商品基本上由省级外贸公司统一经营。此后，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南通市逐步扩大外贸自主权。以此为契机，南通市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政策优惠条件，逐步推进外贸自营进出口业务，实行对外贸易体制由收购调拨向自营进出口过渡。
1984年11月，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南通分公司成立，成为南通技术设备进口的主渠道。1985年2月和4月，南通地方纺织工贸公司中国南通经济联合公司和大生实业股份公司获得自营进出口权。9月，工贸结合的江苏南通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成立，并于1986年5月获得纺织、针织、服装的进出口经营权。该公司与先期成立的大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占有当时南通1/3出口纺织品的自营出口份额，为南通市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增添活力。1985年9月，南通市五金化工机械支公司设立南通机械设备进出口部，借江苏省机械设备公司的名义经营进出口业务；同期，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获得进出口经营权。
但是，直到1985年底，全市地方外贸、工贸、工贸结合的公司虽然已经部分获得进出口权，但除江苏南通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外，其他公司经营活动大部分集中在进口业务方面，各外贸支公司的业务则主要限于货源收购调拨。
进入1987年，南通市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外贸自主权。11月，南通市粮油、食品、轻工业3个外贸专业支公司获取进出口经营权。至年底，全市在进口业务方面，除国家规定的统一订货的商品和联合成交的一、二类商品要至专业总公司、分公司外，都有权办理；在出口业务方面，除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列名管理的一、二类商品要由外贸专业总公司、分公司经营外，都有权办理。至此，南通市初步形成外贸专业公司、工贸公司、工贸结合公司、开发区公司等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自营进出口格局，在江苏省率先基本完成市一级外贸由收购调拨制向自营进出口制的过渡。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后，南通的外贸队伍日益壮大，进出口渠道进一步拓宽。1992年以前，全市只有3家生产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5月，《国务院批转经贸部、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有关意见的通知》下发后，至1998年，南通市已有148家企业获得进出口自营权，使南通市形成了由外（工）贸公司、生产企业自营和外商投资企业共同构成的外贸出口大军。全市自营进出口额从1986年起以年均62.5％的速度急速增长，1998年达到18.85亿美元。
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出口商品基地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起，南通市就开始了出口商品基地建设。1980年10月，外贸部批准南通成为出口商品综合基地。1983年，南通市设立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服务公司。
1984年4月，在对外经贸工作会议上，南通市政府向全市40家单位颁发由经贸部授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果荣誉证书。随着出口商品基地的建设，南通逐步形成粮油食品、土畜产品、棉花、纺织品、化工医药保健品、五矿机械设备、轻工工业产品七大类商品出口基地。
鼓励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南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形式。1988年3月，南通市明确规定，凡有条件的单位，不管是国营、集体、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不管是城镇、乡村，经过批准都可以搞“三来一补”。此举推动南通出口基地的建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在出口基地建设过程中，南通市出口产品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在贸易扩大的同时，注意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不断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转变，初级产品在全市外贸出口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提高。到1998年，在南通市三大类工业出口产品中，纺织服装占出口比重的50％，其中服装已占29％。第二大类的机电产品为24.4％，其中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在1990年占58.8％的基础上，达到78.9％。
吸纳国际资本，积极创办外资企业。通过吸纳国外资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是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实践中的最重要手段和目标。在利用外资方式上，包括投资银行贷款、直接利用外资以及补偿贸易与国际租赁。常见的形式是直接利用外资，即建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三资企业）。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建立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
1982年，中日合资南通力王有限公司建成，这是南通市第一个合资经营的企业，同时也是江苏省第一个建成投产的外资企业。该企业投产当年即盈利，成为中日合资经营的范例，也为1984年开始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作了预演。1984年，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当年批准4个合资经营项目。第二年，全省批准近30个合营项目，其中超过1/4在南通。1988年，全市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210个，合同利用外资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26亿美元。但这些项目规模相对都比较小，特别是扣除少数大型项目后，就更为明显。1990年5月，新加坡三德树胶工业私人有限公司独资经营的南通三德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在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南通市有了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后，南通对外开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当年即兴办外商投资企业585家。1993年兴办外资企业1166家，实际利用外资是前15年的1.1倍。至1998年，全市累计兴办外资企业3323家，实际利用外资24.31亿美元。企业单体规模也不断扩大。1993年前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只有20家，1998年，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已达26家。
走出国门，开展全面外经合作。改革开放后，南通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迈开新的步伐，1985年在境外办了第一家合资企业。但是，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成效最大的还是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南通市对外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最初主要分布在非洲，这里是中国传统的友好地区。但由于刚刚起步，规模都不大。1984年，新签合同和完成营业额都在1000万美元左右。而且在对外开放的前10年都基本保持着这样的水平。1994年以后，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同额和营业额都有了快速增长。2000年，南通市新签对外承包劳务合同和营业额分别为2.2亿美元和2.01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外劳务人员也不断增加。1985年，全市年末在外劳务人员只有900余人，2000年达到13882人。以“铁军”著称的南通建筑队伍在境外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批企业已经在海外建立公司，使国际经营层次和水平逐步提高。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已经成为南通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开展友好往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广泛开展对外友好往来，既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为南通的对外开放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
其实，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通市就与境内外开始友好往来，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1984年后，与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1985年2月，南通成为对外国人开放旅游的甲类地区。每年，南通市都要接待大批的外交使节、记者、专家学者、经贸文化团组以及海员等到南通参观考察。同时，每年也有包括党政官员、商务人员、专家学者等在内的许多人员出国（境）参观考察和学习交流。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中相互增加了解，增进友谊。
建立友城的工作卓有成效。1985年，南通市开始尝试与英国斯旺西市建立友城关系。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86年10月，外交部批复同意南通市与斯旺西市缔结为友好城市。自那以后，南通市先后与日本丰桥市、和泉市，美国泽西市，德国托斯道夫市，韩国金堤市，意大利奇维塔韦基亚市，以及加拿大里穆斯基市等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此外，改革开放后，南通市还相继与日本的德岛市、俄罗斯的维堡市、法国的勒阿弗尔市、澳大利亚的昆比尔市等城市建立友好交流合作关系。通过与友城间定期或不定期的友好往来，加深相互间的了解，推动经贸和文化交流与合作。同时，以这些友城为依托，进一步推动与所在国的联系与交往，扩大经贸合作范围和领域。
四、对外开放为南通发展提供了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市及时抓住国家对外开放的机遇，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地方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的全局，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取得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南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成为全国耀眼的新兴工业城市。同时，港口的自然优势也使南通具备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跻身全国第一批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后，南通市又苦练内功，积极营造有利于对外开放的软硬环境，以开放推动发展，以发展促进开放，始终使南通的对外开放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对外开放前10多年的历程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80年代中期发展的起步阶段，也经历了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和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更有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的快速推进。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南通人民牢固树立对外开放的观念，对外开放局面日新月异，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早期中共如皋县委的诞生
顾 健
90年前，如皋人民遭受沉重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迫切要求革命。1927年7月，于如皋城西南城脚福成庵诞生的中共如皋县委，给苦难深重的如皋人民带来了希望、光明与幸福。从此，如皋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积极地融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洪流。
让我们把历史的画卷翻回到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述之等人陪同下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于3月5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3月，周恩来前往上海。21日，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的成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了“南京惨案”，中国军民死伤2000多人。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上海宝山路上血流成河。
地处江海平原的如皋，也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经受着大革命的洗礼。
打联军 迎接北伐军
1927年1月，中共如皋县独立支部书记陆景槐被中共江浙区委调到上海参加区委举办的农民运动学习班，学习结束后又被派往南通，负责南通地区党的工作，王盈朝接任如皋独支书记。这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军势如破竹，逼近沪宁线。消息传到如皋，人心振奋。为迎接北伐军，王盈朝派叶胥朝到东乡、张连生和徐芳德到西乡，散发《告全县人民书》，号召全县人民准备迎接北伐军。
这时，孙传芳五省联军一师师长陆殿成和混成旅旅长梁春甫，率部退守如皋沿江张黄港、石庄一带，强行收取苛捐杂税，拉夫派差，如皋西乡农民苦不堪言。张连生、徐芳德到达西乡后，召集西乡80余村庄农民协会代表开会，决定同时宣布戒严，组织农协会员以锄、钯、大刀为武器，日夜巡逻，遇有联军士兵作恶，就鸣锣集中攻打。并在中心地点设立大本营指挥。
4月8日，驻张黄港联军王营长派兵下乡骚扰，张连生、徐芳德组织江安、石庄一带农民1万多人，一直追至张黄港进行围攻。联军军需长张全兴耀武扬威地出来呵斥农民，被一个织布匠用铡刀砍掉了他的右手膀，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联军死10人，农民牺牲17人。群众斗争的强大攻势，吓得联军逃回石庄，连夜与陆殿成师部一起北逃海安。
这一斗争的胜利，鼓舞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地下县党部的斗志，当即决定由王盈朝去上海迎接北伐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如皋形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王盈朝到达上海后，心急火燎地找到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人，区委指示他回如皋隐蔽，并掩护区委特派员张连生撤离县城。王盈朝赶回如皋后，立即传达中共江浙区委指示，决定护送张连生暂去如皋西乡，其余人仍留城坚持斗争。
4月26日，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率部由如皋新生港登陆，驻守如皋的联军闻风而逃，县知事也逃跑了。当天上午，刘峙抵达如皋城，在西大街县议会内设司令部。27日，刘峙率部向东台进发。28日，北伐军第十四军第一师熊式辉部，由靖江开抵如皋，29日也开往东台、盐城、阜宁追击联军。
北伐军进城后，国民党组织随之公开。野心勃勃的如皋土豪劣绅李康宇抢先自行组织如皋县国民党县党部，设在县议会内。不久，东路军前线政治部正式委派季忠琢、李跻华为如皋县党部党务特派员，他们到如皋后赶走李康宇接管县党部，县党部仍设在县议会内。
季忠琢、李跻华都是如皋人，利用人际关系，扩大势力，发展国民党党员500多人，并给每个国民党党员颁发布质圆徽章，一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被吸收进来，一个个在大街上大摇大摆，趾高气扬。他们污蔑县农民协会，勒令其解散。5月5日，在南门县立体育场召开北伐军占领如皋祝捷大会，一贯以激进面目出现的季云，一反常态，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如皋有共产党，头子就是县农民协会会长张连生。他带头高呼：“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土豪劣绅！”“逮捕张连生，赶走李康宇！”会后，国民党如皋县党部悬赏1000元通缉张连生。
鉴于形势严峻，张连生决定暂时撤回上海。走之前，在如皋西乡鄂家埭小学召开江安、卢港、石庄等区农协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六七十人。他在会上总结农民协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揭露敌人污蔑农民协会的阴谋，要求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团结，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共产党。张连生离开如皋后，6月间在上海被捕牺牲。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如皋县委在福成庵庄严诞生了……
中共如皋县委的成立
1926年9月，中共如皋独立支部成立，下辖下漫灶、二代师两个支部。后来在县城工人、小学教师和女工传习所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至1926年底，全县共有党员34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复存在，国民党如皋“清党委员会”成立，一伙地痞、流氓伙同土豪劣绅拼凑“反共同志会”，妄图摧毁共产党的组织。隐蔽在如皋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共产党员只能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
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按行政区划组建党的组织，以省设立省委，省委之下设置县委以指导区委、支部工作。6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浙区委，于上海成立中共江苏省委。中共如皋县独立支部第一批与省委取得联系，并被批准建立县委。早在1926年，中共如皋独立支部书记陆景槐就经常去福成庵一带物色地下联络点，他与福成庵的宝华住持相处很熟，宝华知道他是干革命工作的，格外地与以方便。陆景槐奉调南通后，独立支部选定福成庵为中共如皋县委成立的最可靠的地点。
1927年7月，中共如皋县委于如皋南门福成庵成立。中共如皋县委成为江苏省最早成立的8个县委之一。中共如皋县委成立时委员一共5人，王盈朝被选为书记，委员徐芳德、苏德馨、叶胥朝、陈其理，下设西乡和城中区委，徐芳德、王汝舟分别任区委书记。全县共有党员24名。会议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研究和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并决定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将隐蔽在国民党县党部内的同志全部撤离县城，到农村去组织农民群众准备更大的斗争，清算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
福成庵内的一盏油灯，照亮了如皋人民前进的道路……
在如皋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革命先驱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创立、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带领如皋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作者单位：中共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如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启海县委书记
周趾麟 的战斗岁月
陶建明
周趾麟，又名周志麟、周慈昌。1911年出身于崇明外沙永昌镇（已坍没）一个普通市民家庭。7岁丧父，靠长兄抚养。8岁进永昌镇扶风小学读书，后入惠安镇第六小学。1925年，周趾麟考入海门中学，在那里，他勤奋读书，并开始了革命生涯。
在海门中学组织学生运动
1927年下半年，周趾麟在同学黄家骏、王兴宇等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0月，中共地下党组织海门中学、海门师范、能仁中学等学校学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冲击国民党县党部，揪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海门特派员陈石泉游街示众，周趾麟勇敢地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在党组织的教育下，经过多次斗争考验，1928年，周趾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奉组织之命，在海门中学对面办起了一个夜校，一面教群众识字、学文化，一面宣传革命道理，壮大革命力量。这所夜校不仅是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而且是中共海门县委的一个重要活动点，党组织的一些秘密碰头会常在这里举行。
1929年3月，中共海门县委决定，由周趾麟担负海门县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海门中学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为了进一步发展共青团组织，他不仅在海门中学活动，还通过同学、友人的关系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交朋友。经过他的努力，海中共青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控制了这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还把共青团的影响扩大到其他学校。他经常列席县委领导成员的重要会议，成了海门县委的一名得力骨干。
参加“八八”暴动
由于周趾麟活动频繁，终于引起反动当局对他的怀疑和注意，1929年6月，国民党海门县政府密谋逮捕他。周趾麟闻讯，立即离开即将毕业的海门中学，回到了家乡启东，开始了新的战斗。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他首先到启东东部地区郁家村等地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由于他工作干练、才智过人，深得县委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启东县共青团书记，成了县委领导的得力助手。
反动当局继续搜捕周趾麟，并扬言若抓不到周本人就抓他的哥哥。周趾麟不理这一套，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启东党组织举行“八八”暴动，周趾麟也参加了这次暴动。8月8日凌晨1时，县委组织了红十四军启东大队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及群众200余人分成3路，分别攻打国民党县政府，攻击公安局和警察队，冲击看守所营救县委委员赵克明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再加上缺乏组织训练，准备工作不足，暴动失败了，除救出赵克明等外，其余两项主要目的都未达到，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捕、被杀，启东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县委许多领导成员、党员骨干转移外地，周趾麟却主动要求留下，他说：“形势越是险恶，就越需要领导骨干留下来。我是本地人，回旋余地大，我应该留下来。”就这样，在最危险的时刻，他挺身而出，主动挑起了坚持原地斗争的重担。在此期间，他和留下来的红十四军启东大队政委刘志成等，整顿和恢复党组织，重新建立了一个武装小组，经常袭击下乡的国民党公安局“飞巡队”和搜捕共产党员的警察。
担任中共启海县委书记
1931年3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对于启东工作决议》，决定海门党的工作归启东县委领导，因此，作为启东县委负责人的周趾麟兼管海门党的工作。在垦牧地区，周趾麟带领党员积极分子恢复活动。
6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海门、启东两县合建启海县委，周趾麟任书记，许惠高为组织委员，王福基为宣传委员，王承谟为秘书，施廉为共青团书记(当时施未到职，由县委委员徐云翔代理）。县委活动于癞巴镇、麒麟镇粟寰校等地，属中共南通中心县委领导。由于启东境内环境险恶，斗争重点开始西移海门茅镇等地。1931年秋天，周趾麟召集启海县委在海门县长沈士诚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者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任务是深入群众发展党员，做好严重受挫地区党的恢复工作，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党组织，尤其注重扩展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麒麟镇北的长安党支部、癞巴镇党支部，巩固和发展党的活动基地，研究武装斗争，以指挥和推动海启地区的革命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周趾麟带领启海县委领导徐宝珍、施廉等人在麒麟镇粟寰校开会，座谈斗争形势，研究如何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会上拟订了《告民众书》，控告日寇侵华罪行，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促进革命形势的高涨。
周趾麟把活动范围逐步从启东向海门地区扩大，他化装成走江湖的医生、打短工的农民等，深入各地发动群众。他鼓舞同志们振作革命精神，跟敌人展开新的斗争。他说：“共产党绝不会被消灭。反动派越是猖狂就越说明它的末日来临。我们革命犹如大海的波涛，前浪低下去，后浪推上来！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挡我们一往无前！”经过努力，相继开辟了海门县的茅镇、三厂镇、通元镇、连元镇、常乐镇、麒麟镇、癞巴镇等新的活动区域。
1931年10月，周趾麟领导海门中学学生发动罢课，要求学生要有自治权，反对校方开除中共地下党员学生，驱逐反动校长黄旦声。他顶住反动当局所收买的流氓打手的威吓袭击，取得了部分胜利。学潮一直坚持到1932年春末，长达半年之久，其斗争之激烈，时间坚持之长，都是启海地区学生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
重组红十四军二大队
1931年冬天，周趾麟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共启海县委会议，调整并加强了县委领导班子，会议决定重新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旗号，成立红十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周趾麟兼任大队政治委员，沈士强任大队长，具体工作由刘志成负责。启海党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在启东大生二厂、海门大生三厂、海门中学等地出现了新的革命浪潮。年底，县委在癞巴镇一带组织农民武装游击队，镇压当地恶霸地主，没收地主财物分配给农民，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时，基层党组织也有所恢复，癞巴镇、悦来镇、三阳镇等镇都重建了党组织。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周趾麟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同年春，周趾麟派黄冠球等地下党员联络进步大中学生，组织了海启民众反日会。不久，周趾麟在沈士诚家召开当地反日联合分会成立会，确定了任务，并进行了分工。县委领导的通崇海启民众反日联合会，分别在三厂北中桥小学、常乐镇国民党区公所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号召各界民众起来抗日。会后，散发传单，大造舆论，有力地推动了启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更好地开展革命游击活动，中共启海县委决定铲除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1932年四五月间，周趾麟和刘志成率领红十四军一支队二大队连续镇压了海门县麒麟镇、连元镇等地的恶霸地主，以及曾任国民党海门县委保卫委员、二区保卫分团团长陈元芳等人，并以红十四军的名义张贴布告，公布罪状，收到良好效果。
被捕遇害
1932年5月18日，启海县委行动队去镇压麒麟镇附近的季丕成，没有成功。次日，周趾麟派第一天参加行动的红军战士顾朝献到麒麟镇探听消息，不料，被季家人认出，密报于海门三区区公所，当即被保卫团抓去，严刑拷打，顾朝献供出中共启海县委活动地点。当晚，保卫分团包围了县委活动地点癞巴镇，周趾麟、刘志成等8人不幸被捕，枪支、弹药亦被搜去。
中共南通中心县委获悉周趾麟等被捕，立即派书记黄家骏赴海门组织营救，并派徐云翔到启东负责恢复党组织。党的营救委员会派出的营救人员以及周趾麟的姐姐奔波于南通、海门、上海之间，但因敌人认定周趾麟是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营救失败。6月，国民党启东县县长费公侠把周趾麟押解到启东。费公侠动用各种酷刑，连续3天审讯，妄图撬开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嘴巴，然而严刑只能摧残周趾麟的躯体，却不能摧毁他的革命意志，周趾麟大义凛然，坚不吐实。费公侠气得暴跳如雷，束手无策。周趾麟坚贞不屈、铁骨铮铮的英雄气概，不仅激励了狱中其他战友，也教育了广大群众，甚至国民党的一些军警也连连称说：“好样的。”
1932年7月1日夜，敌人对周趾麟下最后的毒手。费公侠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周趾麟顽强地挺立着，大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要打倒你们！一定会打倒你们！”周趾麟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周趾麟的口号声划破寂静的夜空，传向远方。
在启东县汇龙镇南娘娘庙前，中共启海县委书记、人民的好儿子周趾麟英勇就义，时年21岁。
（作者单位：中共海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旧时海安的粥厂
程太和
旧社会，海安贫苦百姓最难熬的日子是冬天，那时天气格外寒冷，朔风凛冽，砭人肌骨。穷人中不乏家徒四壁的断炊之户，早晨一睁眼，破棉絮中横卧着三四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灶下无柴，缸内无米。走在街上又常见衣衫褴褛的讨饭花子，看见过往行人穿得阔气，赶快迎上前，跪地磕头，口中哀求道：“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吧！饿了好几天了，实在没办法，行行好吧！”冬天，这些穷人最悲惨了，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因此，就有了宗教场所、社会善人办粥厂之举。
粥厂，也就是无偿地施粥，让极贫的人来就食，免得奄奄待毙。旧时，海安、曲塘、李堡、胡集、西场、丁所等地都设过粥厂煮粥、施粥。这是冬天赈济饥民的一种临时办法。海安境内的粥厂有两种形式：一是宗教场所设立的；二是私家独办的。现择要介绍如下：
海安粥厂
海安粥厂始于清末民初，办在交通便利的中市城隍庙内。每年冬季至次年春施粥三个多月。因热心人士倡导于先，趋义从善者继之而起，大都是自发募捐和义务效劳（相当于现在的“义工”“志愿者”），故自开办以来从未间断过。即使遇荒歉灾年，也照常放粥（只是时间上要缩短些）。最后10多年司其职者，海安街上有张静渊、史锡祥等人。直到民国30年（1941）日寇第二次侵占海安，地方混乱，便无法再赈粥了。旧时，海安镇上还有一非常设机构——平粜局。平粜局在荒歉之年由赈粥厂人员兼办。平粜局先向地方富绅借得现款，去外地产米区选购廉价米，运回海安后只加运费，不计利润，设肆出售给贫民，米价通常比市价低一成多。
曲塘镇粥厂
清末民初，曲塘有两家有名的粥厂，一是广育粥厂，二是玉成粥厂。广育粥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创办人是陈昌鉴、胡玉山等。广育粥厂于冬、春两季施粥，经费来源主要是行铺捐助。玉成粥厂创办于民国9年（1920），创办人是王葆芝。玉成粥厂于每年冬至起施粥，至来年清明节结束，经费主要来自行铺及乡村劝募。曲塘同善堂也曾设粥厂放粥。清光绪三年（1877），“洲帮”（镇江籍旅居曲塘人士）高禹乔、朱锡阳等在曲塘创办同善堂，地址在交通路32号附近（该地段现已改造）。同善堂系镇江籍商界人士聚会处（亦称“同乡会所”），对同籍贫困老弱者施药、放粥、施棺。经费来自镇江籍商界人士捐助。日寇侵占曲塘后停办。
李堡镇育德堂
清道光年间，李堡镇设有育德堂。育德堂初仅施送医药，冬天放粥。咸丰年间，地方士绅禀报如皋知县（李堡镇旧属如皋县管辖），育德堂获准劝募，劝募经费主要用于助葬、施棺、收埋无主尸体等。收到捐款或捐米，由经手人随时登簿，并用二尺多长的黄纸条，书写善士姓名和捐助数目，张贴于城隍庙门外墙上。如有人不愿公布姓名，则写“无名士”捐助。育德堂自每年冬至起至次年清明前后放粥。冬至前，由董事会出面，向当铺、钱庄、大商号和殷实富户募捐，购买米草。在煮粥放粥期间，远近贫苦民众纷纷赶来，扶老怀幼，大人每人可得一铜勺粥，小孩每人半勺粥，聊充饥肠。当年，不少贫苦民众都赖此渡过春荒。
胡集镇粥厂
清朝末年，胡集王家楼的王培芸（字骥骧）引王氏族人筹集2700多亩田地，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王氏进业义庄”，庄址在王家楼西首洛书桥河西（今属曲塘镇，乡镇合并前为双楼镇书桥村书桥小学所在地）。义庄有详尽章程，确定为慈善性质。王培芸曾作对联：“性本慈善，家族造其端，由亲及疏，迨无止境；适者生存，教养为之主，前作后述，靡有穷期。”民国初年，王氏族人自办粥厂施粥，救济荒民。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安支公司）
任港路上的电机厂
贾涛根
1958年4月，南通水电安装社电机修理工场试制成功了苏北首台电动机，为南通市的工业发展放了一颗“卫星”，引起了市委、市人委的高度重视。1958年6月，市里决定以修理工场为基础，在东大街108号的文庙内，建立南通电机合作工厂，进行各类电机的生产，不久又升格为地方国营南通电机厂。
但电机厂在文庙里生产只有一年时间。按照市里那时的打算，该厂要建成年产10万千瓦电机的千人工厂，在这么个小庙房里是无法施展开的，于是决定投资在南通西郊的任港路建设新厂区，那一带是南通市规划中未来的机械制造工业区。
在任港路建新厂，是电机厂职工为之欢呼雀跃的大喜事。虽然对于希望在家门口附近上班的人来说，当时西门外的任港路，还是一处相当偏远的地方。但毕竟能到新建的国营企业去工作，还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对建设新厂区更是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在新厂建设过程中，多次在节假日前往工地观望。
对南通城区的人来说，任港路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条道路。因为解放初期，人们从南通城区往返上海，都要经过这条路，去老任港码头上下长江客轮。我小时候也多次从这条路步行去任港镇的江边游玩，帆船点点的大江、白浪滚滚的潮水、江滩圆润的小卵石，还有忙忙碌碌接送旅客的划子船，以及老街鱼摊上各种奇形怪状的大小鱼类，都会勾起孩子们的好奇心。所以，我从小就对任港路有了一些印象。
任港路始建于1913年。当时张謇为改善南通城区交通，在修筑了城闸路、城港路、城山路等主干公路，沟通了“一城三镇”之后，因任港、姚港都有江轮的停靠，而修建了两条城区通往港口的支线公路，其时一条叫城任路，一条叫城姚路。城任路由孩儿巷向南，经任港河上的木行桥通往任港老镇，路宽不足两丈，全长约五华里半。城任路后来易名为任港路，解放后还一度改叫大庆路。城姚路就是现在的姚港路。
城任路修建初期，因经费不足，无法铺设砂石，只是将原先乡间小路拓宽调直，用泥土将路基垫高铺平而已。后来再逐步在局部路段铺上砂石、煤渣，有些地段还铺设了弹石路面。这条路从初建到解放初期，一直不宜通行机动运输车辆，主要供行人、人力黄包车、手推独轮小车等行走。
在我的印象里，解放初期的任港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破旧公路，微微隆起的路面上，有的地段是七零八落的弹石，有的地段是煤屑、砂石，到处坑坑洼洼。两侧则是人们步行的泥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来去的行人多是去任港乘船或从上海回通的旅客。因为是城郊接合部的农村地域，沿路两侧多是河塘和农田，树丛和竹林中，隐现着农家村落的茅草房舍。有些路段的两边，还有长满荒草的乱坟场，偶见歪倒的石碑上还有某某义冢、义地之类的字样。
到了电机厂决定在任港路上建设新厂区时，因为七一机床厂和南通锅炉厂已经迁到了任港路，出于工业运输的需要，该路已经用煤渣铺设成了一条比较平坦的公路，可以通行卡车等机动车辆。电机厂所征用的地块，位于路口向西约一里路的南侧，是任港公社战胜大队的一块土地，有成片的农田、散居的农家园地、弯曲的田间小路、长满芦苇的河道与池塘，还有苍翠的树木、茂密的竹林，一派郊野的田园风光。其间还零散分布着不少坟地，齐腰荒草下有高高低低坟茔。
那时的农村拆迁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为了支援地方工业化建设，农家说拆就拆、叫搬就搬。不过，拆迁的农户确实也没什么怨可言，因为给他们在附近地块安排宅基地，重新建房；符合条件的青壮劳力还可以进厂当工人，这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样没花多少天功夫，一块呈梯形的近百亩土地就清理了出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坟地里挖出的棺材板和从地里刨出来的老树根就堆得像一座小山。后来电工车间建成投产，电机线圈绝缘漆烘箱大炉所用的柴火，有好长时间使用的就是这些棺木和树根，为电机厂省下了一大笔柴火钱。
在填塞河塘、平整土地的同时，厂领导朱锦顺、工程师陈国良带领技术人员和建筑设计人员，去南京、上海等地的电机企业进行了考察，确定了厂区布局和生产车间设计方案。工厂的大门朝北面临任港路，进厂的主干大道把厂区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块，根据年产十万千瓦电机的要求，把铸工车间、金工车间、冲压车间和电工车间这四大车间，放在厂区东部，从北向南一字儿排开。主干大道之西是党政、技术、经营管理部门和原材料、成品仓库。再西是员工生活区，有男女职工宿舍、食堂和浴室等。
经过各方施工队伍的“三通一平”，厂区里的地面基本平整了，道路框架也初步形成，电源和自来水也通了，建筑工人就像搭积木一样把厂房建了起来。到了1959年下半年，工厂的生产设备和办公管理机构人员全部搬迁到了新厂区，一个在当时比较像模像样的电机制造厂，就这样在任港路的新工业区里诞生了。
铸工和金工车间都是双跨砖木结构，面积都近2000平方米。冲压和电工车间都是单跨砖木结构，面积约1000平方米。车间主大门都朝西，迎着南北向的主干大道。车间与车间之间都有三四十米的距离，侧门都有纵横水泥道路相通，在车间之间的空地上还种植了树木和绿篱。
最北首的是铸工车间，车间里铺满了黑色的铸造造型泥沙，工人们用木模在里面制作了电机机身、端盖、轴承盖、出线盒等零部件的铸型，用熔化的铁水浇灌进去，冷却了就成为一个个电机的毛坯零部件。车间里还隔了一个角落做铸造模型间，招有两三个技工制作木模。老师傅叫王玉宝，他的父亲早年曾在市区西被闸北首（现在国际大厦的位置），开设了一家木模加工店，王师傅从小就跟其父学了这门手艺。车间东端与山墙相连，搭建了高高的铁皮工棚，里面是熔化铁水的冲天炉。
翻砂间的开炉一般放在傍晚时分，鼓风机发出阵阵轰鸣，一股股烟气夹杂着火舌向天空腾起。那时没有什么自动加料设备，生铁块、焦炭等都是工人们手捧肩扛，爬到高处向炉口里投送。天渐渐黑了，冲天炉的火光把附近一段任港路照得通亮。到了出炉时，炽热的铁水发出耀眼的光芒，流入铁水包，再由工人搀抬到车间里依次倒入砂型，整个车间里顿时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焦味和烟气。到了第二天，清砂的工人上班了，把滚热的砂型翻开，敲掉浇冒口就拖到车间外的空地上去清理，铲掉附着在上面的型砂，以后抬到金工车间去加工。
与铸工车间相邻的是金工车间，刚刚搬进去的时候，车间里的设备条件很差。车床只是一些老旧的小型皮带车床，架在横梁上的一根天轴，要用横七竖八的皮带拖动好几台车床，一进车间就听得皮带传动的啪啦声和机器齿轮的金属撞击声。到后来陆续添置了齿轮箱的C618、C620、C630等普通车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天轴皮带才被拆掉。再后来制造较大的电机和防爆轴流风机时，又有了C650、立式车床等大型的设备，金工车间才粗具规模、像模像样了。刨床起先只有一两台牛头刨，后来也有了龙门刨等较大刨床。车间里还有好多台钻孔的钻床，小的装在台子上，大一点的落地钻排成了一排，随着产品的升级，后来也用上了摇臂钻床，车、刨加工好了的机壳、端盖、轴承盖等都拿来这里用模具套了打孔，成天发出阵阵的尖叫声。
因为电机的部件一般较重，生产车间里按理要架设电动行车之类的起重运输设备。但行车必须安装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厂房里，土法上马的电机厂，所建砖木结构的简易厂房，高度和强度上根本无法安装行车。因此，车间里生产部件的装卸运输，除了简易的手推车，大多是肩挑人抬。如车床、刨床等装卸机壳等较笨重的部件，主要是辅助工协助车工搬上搬下。遇到大的工件还需要支起两三米高的钢管三脚架，挂上一种叫葫芦的起重工具，将吊钩系上工件，再用手拉动葫芦上的滚动链条，笨重的工件就慢慢地吊了起来。在简陋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工作，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搬运工格外辛苦。
金工车间的南侧是冲压车间，主要任务是制造电机的定转子铁芯，这是电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定转子铁芯由圆形的硅钢片叠压而成，小型电动机的定子外径只有碗口大小，中型电机的就有脚盆那么大了，小电机下料有个十来吨的冲床就够了，中型电机落料就要60吨乃至100吨以上的大冲床了。硅钢片落下料以后，要在小型冲床上以棘轮装置冲出定子孔和转子孔，然后把定转子冲切分离，再叠压成定、转子铁芯，所以这个车间的主要设备是大大小小的冲床。为了防止产生涡电流，硅钢片需要在表面上烘漆，车间里有个滚筒烘箱，硅钢片在里面烘了绝缘漆才能进行落料。
把冲制成的硅钢片叠压成定、转子铁芯，也在冲压车间完成。金工车间车制好的机壳运到冲压车间后，工人们将定子片装进机壳压实固定，便制成了电机定子。转子片压实后则送到铸铝间，将溶铝压进槽孔里，形成所谓的鼠笼线圈。定子压制完成后即运送到电工车间去完成线圈绕嵌加工，转子则压进转轴里，送到金工车间去按设计尺寸进行精加工，这样定转子制作任务就完成了。
定转子硅钢片冲孔、落料的精度要求很高，不能产生毛刺，否则产生涡流会导致电机发热和效率降低。而其关键则在于要有精密度很高的冲切模具，需要技术水平较高的模具钳工进行制作加工。因此，厂里专门设置了个模具工段，主要任务是制作金属模具和工艺装备，那里相对集中了厂里比较精干的钳工技术力量。
冲压车间之南是电工车间，再往南是一条界河，外面是生产队的田地。电工车间是电机生产的后道和总装工序，主要的生产和工作部门有进行线圈绕制、嵌线、接头操作的嵌线组，线圈浸漆、烘干的浸漆组，电机安装组，还有电气型式试验、产品出厂检验组。由于是电机的电气部分，关乎电机的电气性能和安全使用，所以工艺操作规程很严，质量要求很高。绝缘导线绕成线圈，除了数据不能有任何差错，连形状也有严格要求，如不够整齐就给嵌入铁芯线槽带来困难，所以工人都得认真培训，熟练掌握操作技能后才能上岗。嵌线工的要求更高，线圈放入线槽中都是紧轧轧的，只要有一两根交叉就不易嵌进，过分用力会造成纱包线或漆包线的短路，那就造成严重的质量事故了。所以，嵌线工以女工居多，因为她们心灵手巧、操作细致。当然到了后来造较大的电机时，嵌线就以男工为主了。
电工车间的东部建有大型的烘箱，下面烧柴火，以铁管将热气传入，里面堆放嵌好线圈浸了绝缘漆的电机铁芯，在一定温度下烘烤若干小时，测量电机线圈的绝缘系数，如达到标准就可以出炉。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除了高温作业，十分沉重的铁芯也要搬进搬出，加上绝缘漆在高温下散发的气味几乎叫人窒息。那时都是一些附近地区拆迁进厂的农民壮劳力从事这项工作，他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从不偷懒。要是在今天，那样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还会有人愿意干吗？
电机装配也在电工车间，电机的定子、转子、端盖、轴承盖、接线盒等零部件检验合格后，都运来分别摆放在车间里。装配工先用铁榔头敲击，将前后轴承装在转子的转轴上，抹上轴承油，然后套进定子，装上前后端盖，再把轴承盖拧上。如果零部件精度较高，操作比较得当，往往一次就能使转子轻松灵活地转动起来。接着是把线圈上的引出线铜接头安装在接线板上，盖上出线盒。这样就可以运到检验间去做检验了。电机装配是十分繁重的体力活，工人们都是忙得汗流浃背、满身满脸的油污。当时根本也不知道国外早就是生产流水线作业，认为能把电机造出来就不简单了，何况在当时的南通来讲，在那样的条件下生产电机，大家还以为属于比较先进的产业了。加上那时“大跃进”的氛围，工人们还以苦为荣，从来不会叫苦。
电机装好以后，还要进行电气试验和机械检查，这是检验科的任务。电气试验主要是看看电机线圈绕组的绝缘性能，要用高电压试验看耐压强度；要通上电流检查三相电流平衡不平衡，还有什么功率因数的测定等。机械检查主要用塞尺测定定转子间隙的大小与均匀，还要检测电机的震动，此外还有外观的检查等。各项检查都符合有关质量标准，产品就合格过关，可以送往油漆间进行外表喷漆。这样，一批新的产品就可以进入成品仓库，等待出厂了。
厂区主干大道的西侧主要是管理区和生活区。但也有两栋面积稍小的生产用房，一为电机修理车间，对外开展修理业务；一为材料仓库，堆放轻型机械工具、油漆和各类低值易耗品。后来还在北侧建造了一座体量相当大的拱形仓库，形状如同现代农业用的半圆形大棚，整座建筑不用一根钢筋，大概是当时物资匮乏情况下，建筑物为节省材料而创新的一种成果。这座仓库除了朝东的墙面外，其余部位没有一扇门窗，里面不开灯几乎是乌漆墨黑的，走进去真害怕薄壳似的屋顶会崩塌下来。不过，这座拱形仓库还是挺坚固的，20多年后要建新厂房才被拆除。
办公用房是一排朝南的简易低矮平房，党支部、厂长室、人事科、财务科等都设在里面。工厂迁到任港路以后，王学成、凌镜镕先后担任厂党总支书记兼厂长，他们都是少校军阶的部队转业干部。副厂长先后有张文豪、朱锦顺、胡铭新等。
在办公室的东南，有座变电间，这是整个厂区里建筑质量最好的房屋，青砖红瓦、玻璃洋窗，虽然好多窗户高了一些，但外观还是不错的。里面一分为二，小间放的是开关框、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大间里洁白的墙壁、水泥的地面，本来是为将来工厂用电扩大容量准备的，所以还空着。负责生产技术的副厂长朱锦顺看中了这个地方，把这里做了生产技术科的办公室。1960年我从电工车间调到生技科负责全厂生产调度时，曾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生产技术科的工作任务，一是生产调度，二是电机设计，三是工装设计。我作为全厂的生产调度员，要根据厂务会议制订的生产计划，负责布置任务、检查进度，协调各生产车间和工序之间的衔接，解决影响进度的矛盾等。这是一项担子重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天天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确实是苦不堪言。但对于我来说，这企业管理上的磨炼，为我后来在各方面具备较高的适应能力，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们生技科在电机设计方面，主要是为车间生产提供图纸资料和工艺流程的编制。当时中国生产的中小型电机和防爆型电机都是参照苏联的形式和标准设计的，我们通过有关途径从南京电机厂、上海跃进电机厂等找到开启型的J型和封闭型的JO型交流电动机的图纸，从佳木斯电机厂找到JB、JBT等防爆型电机图纸，再根据本厂情况适当修改后，进行描图、晒图，发往车间按图进行生产制造。在这方面的主要的技术骨干是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张鸿森、蒋良玉、沈维秦，他们是同班同学，又都是南通城里人，一同回到家乡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都十分的称职和敬业。厂里生产一线使用的模具、夹具、卡具等工艺装备，都由技术科设计交由车间制作。机械设计方面的几名技术员都是大专学校机械制造专业毕业，有较强的业务能力。
工厂的生活区设在西部。从办公室向西沿着一条芦苇丛生的小河，并列着几排简易职工宿舍，东边的是女宿舍，西面是男宿舍。因为建厂之初，曾从海安招来了四五十名男女青年培训工，后来又从国棉一厂、三厂调来了不少顶替父母进厂的青工，他们的家都在县区，需要住在厂里。集体宿舍里的高低木板床铺，都住得满满的。
我虽然是城里人，但家中的住房面积小，兄弟姐妹又多，加上工作担子也重，所以也在宿舍区申请到一个铺位。我和寿翔霖、李泽清等几名机械制造技术员同住一个房间。房屋漏风漏雨不谈，走在里面脚底下空声作响，如果挖开来难保不是棺材，因为那块地原先就是乱坟场。但我们几个小青年都无所顾忌，只要有个躺下去能睡的地方就行。我们都属于“工作狂”，生活上十分粗放，比较懒惰，书本和脏衣服、臭袜子堆在床上，满地是鞋子和垃圾，实在熬不下去了才会进行清洗和大扫除。不过，我们很谈得来，彼此相处得不错，大家回到宿舍以后，都是谈笑风生，充满了快乐。
集体宿舍的西北是职工食堂，主要为住厂的职工提供一日三餐，有时来了客人，也可以办上几桌酒席。厨房间里由陈氏父子、单俊模等几名本帮大厨掌勺。大厅里摆放着10多张方桌，我们打了饭菜有时在食堂里吃，有时拿到宿舍里去吃。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常常是二分钱一碗的青菜，或是五分钱的菠菜豆腐汤就打发了，至于一角几分钱的几片走油肉，或是红烧鱼一类荤菜，很少有人问津。最受欢迎的是单大师傅做的面点，据说他曾在城里一家有名的点心店里学过手艺，所以蒸出来的馒头又松又软，非常好吃。我那时周末还到食堂买些馒头，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食堂南边的路边有个老虎灶，离我们的宿舍不远，一个叫张金的瘦老头负责烧水，我们要喝开水或是洗脸、洗脚，用水还挺方便。食堂的北面有个男浴室，利用食堂里小锅炉的余热，设置了几个热水喷头，主要供铸工车间工人开炉后清洗之用。人不多的时候，我们也进去冲冲澡。生活区里还有个医务室，吴尊洲医生是从通棉一厂调来的，他毕业于南通医学院，个子高高的，一表人才，为人谦和，医术不错，颇得职工们的信赖。他之所以从条件较好的大厂来一家新厂工作，主要还因为家在城里，单位靠近些方便照顾。
为了丰富职工的文体生活，厂工会还建了个俱乐部，里面设有乒乓球台，门外的场地可打羽毛球。在西南角的空地上，竖起了篮球架，建起了篮球场，经常组织车间之间的比赛。还有单杠、双杠、浪桥等运动器材，供职工进行体育锻炼。我和几个爱好运动的小伙子，从废品仓库找来了防爆电机的几种端盖，用铁管子穿进中间孔，就成了几种规格的举重杠铃，每天早晚练上几把，后来居然也练出了结实的胸大肌和三角肌，力气也增加了不少。
南通电机厂在任港路上的新厂区建设起来后，很快顺利地投入生产，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据有关资料，1959年电机产品有两个系列16个规格，产量达到1.2万千瓦，工业总产值150万元。20世纪60年代初，贯彻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关、停、并、转的工业企业大调整中，不少企业关闭，而南通电机厂生产的防爆电机在全国质量评比中取得佳绩，成为一机部、煤炭部定点生产单位。到1966年，交流电机产品已发展到8个系列18个规格，总产量达到6500多台近5万千瓦。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产品产量、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1987年，职工人数已超过千人，各类电机产品已发展到14个系列300个规格，产量达到23万多千瓦，真正成为了南通机械行业中的一家骨干企业。
（作者单位：南通日报社）
通 城 印 迹 之东大街
王宇明
1000多年前，南通开始筑城修路。经过历朝历代的变迁，作为标识的“坊”逐渐湮没，取而代之的是里、巷。随着人口的增多、城市的扩大，逐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街巷。一般来说，宽的叫街，窄的叫巷子；直的是街，弯的是巷子。南通在明朝的时候就有40多条巷子。到清朝的光绪年间，主要有18条街、45条巷子。时过境迁，一些过去非常热闹的街变得冷清了。1958年修建人民路，拆除了不少街巷。到1982年为止，南通市区还有273条街巷。
20世纪50年代的东大街不宽，勉强能并排走两部黄包车。从十字街往东，过东城门，走转转儿街，上东吊桥（后改建称友谊桥），到湾子头，再向北往东，穿过东门望江楼，经过天主堂、吴家庄，一直到小石桥为止的大街就叫东大街。
在修人民路、建友谊桥时，由于老街偏南，所以从友谊桥向东的东大街没有改建，保存得比较完整，基本上是原封不动。直到1998年，建造王府井大厦时，才改造了友谊桥到湾子头一段的东大街。现在有两块地方还立着东大街的路牌：一块在龙王桥西北的马路口；一块在濠东路彩波数码影像西隔壁的巷子口。龙王桥西北的这块路牌，其实就是以前小石桥的位置，是东大街的最东端。虽然牌子立的是东大街，但已经没有东大街的模样，这条街上的商铺没有一家标有东大街的门牌号码，因为都是租用的新村的店面房或车库。这段东大街，包括了过去从小石桥到天主堂的一段。在东方市场的南边与沙池巷连接，到二沟头后再向西，从延寿庵巷的旁边、湾子头公寓的北边到濠东路的出口处，原来也有一块标着东大街的路牌，后来路重修后就没再立。
东城门口到东吊桥之间还有个转转儿街，又叫磨盘街，是拆了瓮城以后留下来的。转转儿街有南北两条街，中间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巷子，连接南北两条街。以前的转转儿街店铺林立、人来车往，热闹非凡。转转儿街的东面，正对着东吊桥的是朱万隆车行。转转儿街的西面，正对着东城门的是通城一家较大的酱菜店。
21世纪初，友谊桥西南面的老房子和乱石铺地的街还保存着，转转儿街南半街的一排房子也可以看见，现如今由于城市规划都已被拆除。
在东吊桥西有条南北向的糖坊巷。巷子南口有一排门面朝西的木质二层楼房，是原来转转儿街上的徐家篮子店。这座楼房比较有意思的是，一般房子的墙角都是直角，而它却是钝角。原来，以前从南通城去金沙的汽车都要经过东吊桥走金通路。当时人民路拓宽，友谊桥改建，为了不影响交通，就在桥北的城河上筑了个坝，汽车便从楼房的北边转弯向东过坝。因为是直角转弯，汽车在转弯时把墙角撞坏，后来重新修补成了钝角。与人民路平行、朝南的是一排门面房，从西往东有：城北烟酒门市部、二宜饭店和几户住家。友谊桥西紧靠糖坊巷的是一家制作秤的铺子，后来成为衡器厂的门市部。秤铺不但制秤、修秤，在后来流行烧蜂窝煤后，还会修煤球炉，门口还张贴了一副对联：“省煤旺火关键是炉膛，隔夜能封作用在炉门。”
东吊桥向东有一个东南向的大斜坡，斜坡下来就到了老街。老街上有家乾元布庄。1990年后，先后建王府井大厦、望江楼新村、东方市场、森大蒂花园等，后来又改建濠东生态绿地，陆陆续续拆到了小石桥。但湾子头一直被保存了下来。
20世纪50年代的湾子头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往东可以到麻虾子榨、观音山、三圩头；过板桥可以到茶棚子、新地（兴仁）、正场，一直到金沙。往北经过祭祀坛、郭里头、高桥头、袁和桥，可以到石港。往南走山门巷、陆家井可以到鲁家坝；走宋家巷还可以通到南园、范家花园，沿着河边走可到三元桥。南园是因为过去是种菜的园田，得以此名。以前南园里的路很不规则，岔路又多，没来过的人跑到这里，转半天转不出去，迷路是常事。
过了东吊桥向北的金通路上有家友谊桥粮站。粮站原先在西堂子巷口的西边，门面是朝北的。拆东吊桥建友谊桥后，引桥的桥基加高，与房子平齐，粮站就凹在桥底下，给居民买粮带来很大的不便，于是才搬到对面的金通路上，门面朝东。金通路是以前南通到金沙的必经之路，起点就在东吊桥下。人民路修好之后，汽车就不从这条路走了。直到建宝隆大厦时，金通路还在，不过也仅剩下往北到河边上的一小段通友谊桥菜市场的路和十几家住户了。
20世纪50年代东大街上的店铺大部分是钉耙锄头店、铁匠店、车木店、碾坊、磨坊、油坊、染坊、轧棉花的、开磨子的、搓草绳的、打草鞋的手工业店和为农民服务的店，店面较小，客人不多，每天只要店铺一打烊街上就觉得特别冷清，所以有穷东门一说。不过再向东的湾子头、望江楼和小石桥还是挺热闹的。原来的望江楼是个二层楼，底楼是城门，二楼空间蛮大，被拆后，这里建了望江楼新村。靠近小石桥的吴家庄的老街上，有家朝南的，比较有南通特色的老虎灶兼茶馆店，解放前后，顾客大多数是过路的农民、搬运工人和推小车的苦力，后来成了人们清晨聚会的地方，上了年纪的人喝喝茶，吃吃缸爿、油条，吸吸水烟，聊聊天，非常自在逍遥。
东大街从西往东，门面朝北的店大概是：水果店、李记酱菜店、步安鞋帽店、洪立大茶叶店、银匠店、理发店、稻香春、顺寿堂药栈、城隍庙的影壁墙、顺寿堂药店、皮箱店、曹记百货店，还有家李太丰笔店，不设门面、专门批发；再向东有潘记百货店、中法大药房、甘朝士印刷所、卢记香烟店、东源钱庄、曾记纱庄、同业工会门堂、吴记照相馆、铜匠店、酱菜店，到了崔家桥，也就是丁古角的巷子口。过了巷子是香烟店、修锁店、大饼店、梳子店、朱记帽子店、陈连生裁缝店、三益斋百货店。再往东是孙濂清铜锡店、文元斋古玩店、张氏兄弟的镶牙所、旧货店、油漆店、比较有名的裱画店“荣华斋”。往东还有袁家租小人儿书的店、卖驴肉的小摊，再过一个大空场和同兴杂货店就是东城门口了。
东大街从西往东，门面朝南的店有：阜生绸布庄、瑞成中药房、城隍庙。城隍庙的大门是凹在里头的，大门口有潘记笔店和吴家香店。再往东是帽子店、源泰和、刘麻子胡琴店、大圣桥路口。大圣桥往东有甘朝士刻字社、水菸店、恒昌祥布庄、小刻字店。接下来是洋纱店、五洋店、葛贤记颜料店、谢正兴店、装牙齿的店、酱油店、粮油米店、马房角巷子口，再往东是五洋店、林记盆桶店、医公所，然后就到了后来南通电影院门口。再往东还有张家铜锡店、小关帝庙、凹在里面的张家纱庄、二林堂笔店、钟家蜡烛店、小酒店、儒学前空场、魁星亭、理发店、东兴铜锡店，就到了东城门口。
据老家住在崔家桥的李国平老人回忆，公私合营前的东大街，从崔家桥往东、门面朝北的店：第1家是卖洋火、香烟、蜡烛、蚊香的郭记杂货店，东隔壁是家外地人开的、卖大饼油条的点心店，再隔壁是专门做洋油灯、水壶儿等钱记白铁匠店，再往东是周记水果店。第5家是徐记梳子店，这家店在1955年的时候拆平重建了个二层小楼，改名大东帽子店。然后是震隆粮行、姜得记理发店和洪记卖寿衣、花圈和一些迷信品的礼品店。第9家是崔生电料行。再往东是陈连生中式裁衣店、王记陶瓷店、朱记帽子店和卖淘箩、篮子的王生竹器店。第15家是孙同兴铜匠店。再往东是卖洋碱、洋火的永生五洋店，源泰和的栈房，卖袜子、帽子的姜记针织店。第19家原来是沈记锡匠店，后改为谢记饼干店。接下来是孙公兴铜器店、文源斋古玩店、张氏兄弟牙科诊所兼带修卖钟表。再往东是宣记帽子店、张记饭店、乾源油漆店，然后就到了泮宫桥，一共25家。另外，在徐记梳子店的东边有条巷子叫镇署巷，这条巷子先向北再往东，然后顺着三益斋的东墙再转到东大街；后来巷子南边的住家开了后门，就又通到歌祥巷了。
从马房角巷子口往东，朝南的第1家店是茶食店。东隔壁是卖石碱、洋碱、洋油的高记五洋店。再隔壁是卖茶叶、水菸的洪永泉茶烟店，这几间店面后来转让给别人开了豆制品店。隔壁是三和颜料店，刘记灯罩店专卖洋油灯的灯罩，后来租给了张家牙科诊所。第6家林记盆桶店，旁边是区公所的正大门。再往东原是家金记五洋店，后来成了踏缝纫机的培训店。然后是大隆水菸店、任记五洋店，接下来就到了小关帝庙。庙门西边上是家卖鞋子的店，东边上是徐家白铁匠店。过了小关帝庙是卖锣鼓家伙的张记响器店和卖茶叶、水菸和竹席子的洪记茶烟店，再过一家钱庄后是二林堂毛笔店；然后是张家银匠店、姜记百货店、大昌祥水菸店、合丰蜡烛店、张记纱庄、陆记帽子店，接下来就到了夫子庙。这一段共有20家店。
（作者单位：南通电视台）
探觅白蒲“虹梁三曲”
蔡家华
古镇白蒲为历史文化名镇。自明清以来，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名流接踵，文人墨客标举蒲塘（白蒲雅称）胜境，竞相吟诗作画，留下了“蒲塘景物图”及题咏之作数不胜数。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姚鹏春题咏“蒲塘十景图”之中的“虹梁三曲”。集赞“虹梁三曲”诗词数十首、书画10多幅。择选其一：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山东兖州府知府沈锡庆诗赞：
三篙暧涨碧迢迢,烟水依稀半六桥。
一样绿波愁望远,春风隔断广陵潮。
“虹梁三曲”描述白蒲市河（运盐河）上一里之余有三桥：即北石桥、中板桥和南石桥。三桥跨过碧波荡漾的市河，它默默无闻肩负着重车的急驶、狂风的侵袭、水流的冲击、地基的沉陷，饱经千年沧桑。三桥是路与河、河与路的节点，是通往天南海北的纽带，记载着一个个历史故事。三桥方便了两岸人民，俗语云：人无绝路自有桥，“近郭无多路，虹梁三面垂”道出了白蒲人与桥的密切关系。
回想当年画工尺幅万里，铁画银钩，力透纸背之佳作，今虽不能复见，但有幸择选今日之作，使其再现“虹梁三曲”昔日美景：
文峰遥岚碧水绕，法宝象鼻香烟笼。
官河一线穿南北，虹梁三曲跨西东。
市街繁荣商贾集，皇恩浩荡石坊耸。
三曲胜景似江南，逝不可追笑谈中。
“虹梁三曲”之北石桥
三桥之中历史悠久的要数北石桥。北石桥为双级石桥,探觅到，在古代它是重要的水利工程，有“桥闸”和“船闸”的功能，是现代“桥闸”和“船闸”的雏形，鲜为人知。
据史书载，白蒲有二闸，均名通济。北石桥是“第二闸”，即通济第二闸。其建筑结构：用块石和青条石砌成，中间建有梭形劈水，闸室中置木板，作启闭闸门。其洞阔约一丈五尺，高约一丈六尺，梭墩阔约一丈五尺，长二丈三尺。翼水（闸口两边）每边长约六丈。闸可调控长江涨潮落潮之水，旱时可蓄长江之水，灌溉万顷良田，涝时可排闸北积水。闸间虽可过往船舶，但须等待闸两端的水位基本相平，方可开闸过船。桥与闸无论是造型还是功能，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虽全部建造于水上，但桥下通水，而闸阻水。然而“桥闸”却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建筑融于一体，桥与闸相伴相成，使其既可通行人，又可排洪蓄水，虽然构造简单，却殊方妙用，作用巨大。数百年前白蒲人又如何建成“桥闸”的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68)，往来于运盐河两岸的人多以筏渡河，遇有洪水或涨潮落潮时，水流湍急，常有人溺水而亡。镇人吴庶慈发善心拟出资并募捐建桥。于是和好友顾谊策划：将桥建于“第二闸”上，闸底不动，这样既保留了闸又建成桥，使之融于一体成为“桥闸”，既省钱又省时。但是如何建造呢？哪里有一丈有余的长条石呢？于是顾谊自告奋勇，不顾自身年迈和个人的安危，多次渡江，南寻采购，终于在江南洞庭山采得巨型长条青石作石梁。他俩率众建造“桥闸”，将石梁安放在闸体上，并留有闸板的槽口，闸板直接作用槽口，这样不仅闸板可用于阻水，而且闸体本身亦可充当闸坝的功能，闸工可站在桥石梁上控制闸板的起落，亦可行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在“第二闸”上终于建成“桥闸”，初名登津桥。而后旱灾时，水浅底现，即阻碍船舶行驶。为防止河床淤塞，屡次挑河捞底，清除淤泥，虽花了劳力，但有利于船舶行驶和行人往来。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建桥时命名为溯淮桥，并有碑记，顾景伯、吴公旭等立，嵌在登津门墙内。
北石桥历史悠久，它地处运盐河末端和长江口，是边防要塞，它是连接“古驿道”的节点。据《白蒲镇志》载：白蒲“古驿道”设有“腰站（台站）”“递舖”。腰站，旧时我国边远地区所设置的一种类似驿站的机构，设于驿道之间，位于两个地区交汇处，以便往来使者休息打尖或换马。驿道是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主要通道，是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主要用于传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北石桥侧设腰站，有站书（负责人）2名，站役4名。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吉利夷匪滋扰镇时设置，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撤销。在古代，过北石桥、古驿道快马飞递军机文件一日迅达京都，它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至道光年间，北石桥流传着“沈岐大人道经北石桥，为乡农让路”的掌故，并将此编入民国初年小学《国语》课本。如皋白蒲人沈岐在清朝廷供职长达34年（1808～1842），累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左都御史是都察院最高长官，负责都察全国十五道以及在京百官，相当于当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任御史期间，曾回乡省亲。一天，沈岐身着青衣小帽在蒲塘北街漫步，道经北石桥，相遇一挑着两满桶粪水的乡人从身旁擦肩而过，乡农不慎将粪水溅到他的衣服上。随行便衣侍卫谈七立即抓住乡人衣领，厉声喝道：“你眼珠瞎了，竟敢有辱大人。”“休得无理，松手！”沈岐斥退侍卫，又忙对那农民说：“不妨事，你挑重担，我是轻身，理应我让路才是，没有大粪臭，何来稻菽香。”言罢，呵呵一笑，悠然而去。沈岐虽居高官，然而谦下诚信，明礼宽人。
星移斗转，日军侵占白蒲时，溯淮桥又改为平桥。北石桥（通济闸）虽曾被毁，但在古代，它是长江口岸的重要水利设施，调控南北运盐河之水，又是大江南北船舶往来必经之道，是保证船舶正常行驶的重要交通节点，形成“虎牢关”扼守咽喉之势，形同关隘。
“虹梁三曲”之中板桥
中板桥位居三桥之中，又名德星桥、通兴桥、中心桥。原来为木板桥。因桥高，桥下可行大船，但行人与独轮车上桥困难。1920年白蒲筑公路，疏浚西河，建南洋桥与北洋桥，大船、帆船、轮船均改道由西河航行。1933年此桥改建为水泥桥，曰中心桥，俗称中板桥。桥低通行方便，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每当黄昏之际，乘一叶扁舟在桥下河中荡漾，如入江南水乡之境。暑天炎热之夜，桥上满为纳凉之人谈天消暑，或夜间睡于桥上更感凉爽。中板桥是蒲塘繁华集市中心，桥东尾两侧古风酒楼鳞次栉比，娄记菜馆宾客满座，吴四茶馆茶香悠悠，三香斋内，曾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冒广生诗赞：“三香斋内好茶干，剪灯煮酒一消寒”；桥西酒坊，秦含章教授诗赞：“蒲黄玉液裹长寿，长寿家乡饮蒲黄。”
“虹梁三曲”之南石桥
横跨于运盐河上最负有盛名的南石桥，始建于明朝，有近500年的历史，桥宽约4米，半圆形的拱高数丈，倒影于水中似一轮新月，桥东首42级石阶、西首43级石阶，桥上共有石狮8只（桥顶4只，桥两端各2只）。东西两端竖有两根方形石柱，上刻“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传说桥建成之日，见龙于河上，故名“见龙桥”。清代桥两次倾圮，两次重建，分别改名为太平桥和迎岚桥。清道光年间又重建，后姚鹏春定名为万安桥，俗称南石桥，桥顶两边石栏杆均刻有“万安桥”三个凸字。古时为方便独轮车过桥，桥两端石阶中间嵌有长条石，宽不足一尺，长不足一丈，从石阶底部一直嵌设到桥顶。据说，当年站在桥上，可远眺到南通狼山上支云塔尖，近看可将蒲塘风光尽收眼底。南石桥其势高大而壮观，它拱高、曲率、坡度可与旅游胜地普陀山的“永寿桥”媲美。
追寻三桥历史，954年之前（五代后周），运盐河蒲塘段从西亭坝向西经丝鱼港入江。958年之后，运盐河蒲塘段改道，折西经虎牢关而南，过北石桥、中板桥、南石桥三桥，从通州入江，不再经过西亭坝了。
1958年，拆南石桥石用于建焦港闸。而北石桥与中板桥于1969年疏浚通扬运河时，填平市河而废。
由此可知，“虹梁三曲”三桥有500多年历史，而北石桥的“船闸”历史则有1000多年，是现今“桥闸”和“船闸”的雏形。
（作者单位：如皋液压机厂）
俞铭璜往事片段
管维霖口述 郭祥贵整理
俞铭璜（1916—1963），江苏如皋人。1935年，倡议组织进步文艺团体“春泥社”，并任社长兼《春泥》副刊主编。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苏北临时工委委员，中共泰县工委书记，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华中工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杭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在理论、学术上造诣很深，有“苏中才子”之称。
学生时代，初露锋芒
1933年，俞铭璜在如皋县中读初中时，从二友商店的书架上接触了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嗜爱如命。新文艺书籍中的各种流派，他都广泛涉猎，并学习写读书笔记，为以后写作打下基础。
1934年1月，俞铭璜受叶胥朝的启发，进一步接触当时能读到的马列主义著作，开拓了思想境界。并与祝见山、梁明晖、马光曾等相识，共同借《如皋导报》第四版编辑《春泥》文艺副刊，团结了一批爱好进步文艺的青年，开创了如皋地区早期进步文艺阵地。
由于1933年俞铭璜曾一度为《民声报》编过副刊，发表过辛辣的讽刺国民党要员、地方劣绅群丑形象的杂文，曾遭到《民声报》主编刀口（邵南骥）的排挤。主编《春泥》后，俞铭璜分别于《春泥》第43、45、57期，用笔名“颇之”发表了《刀口的“战场三部曲之一”》《刀口的“……一段闲话”》《指摘?漫骂》3文，进一步戳穿国民党哈巴狗刀口的丑恶嘴脸，从而深化了《春泥》的战斗实绩。遗憾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的《俞铭璜文集》没有收录这3篇文章。
俞铭璜跟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短兵相接，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
抗日烽火，不忘读书
1944年，俞铭璜在苏中主持宣传工作，当时战斗生活极端艰苦，他仍千方百计地想读世界文学名著。那一年我在沦陷区的如城与几个青年朋友办了一家“如皋书报社”，通过郑振铎的关系，把在上海留存的进步书刊，通过邮局寄到如城，在汪伪的文艺书刊掩护下，由书报社广泛向解放区流传。我们再通过邮局直接向盐阜区苏中根据地俞铭璜处寄发。其中包括《鲁迅全集》初版本、《鲁迅三十年集》《战争与和平》《中国的一日》《中流》合订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世界文库》《开明文学新刊》丛书、《译文》丛书等。俞铭璜对寄去的这些书刊，十分珍惜。曾来信表示，比吃如皋火腿还富有营养。他认真阅读后，都介绍给根据地的读者，为抗战文化工作服务。
文娱生活，京剧粉丝
1950年，俞铭璜由于健康关系，从浙江省委宣传部调任上海财经学院党委书记，属于半休养，住体育会路一美国联谊会洋房内。他一边休养，一边用“丁大年”的笔名为《学习》初级版撰写政治讲座。生活比较清闲时，就打电话约我去聊天（当时我在上海沪江附中教书）。那时恰好程砚秋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俞铭璜非常欣赏程腔，连续4个晚上约我驱车同去天蟾聆听程砚秋的《荒山泪》《锁麟囊》《春闺梦》《金锁记》。程砚秋委婉凄清的唱腔、极富感情的飘逸水袖，使俞铭璜折服不已。事后他常赞称程砚秋不仅是京剧界的革新大师，而且最善于塑造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最深而反抗最坚决的妇女形象。他说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荣。
助人为乐，高尚品质
1950年，俞铭璜爱人沈絮开始翻译苏联小说《快脚鹿》，1951年书籍出版，俞铭璜夫妇主动将书籍稿费全部分赠在上海、南京的“春泥社”友人。他笑着说：“有福同享，有稿费同用。”俞铭璜虽然不懂俄文，但翻译出来的文字他都要进行润饰。
俞铭璜从不以领导自居，与司机、保姆平等相处。我们去看望他，保姆在楼下喊：“俞铭璜，有客人来看你。”俞铭璜总是下楼来接我们，还是20世纪30年代相处时的老样子。在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仍然与我书信往来，没有一点“官”气。
（整理者单位：江苏省如皋中学）
碧血丹心照华 夏曾经点滴记心间
——纪念施春瘦烈士
卢君佳
施春瘦（1908—1946），原名施椿寿，化名史白、施敬白、施与、施羽、施雨、施玉等，出身于南通寺街，是集美术家、戏剧家、音乐家、诗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
施春瘦牺牲时年仅38岁。家父卢心竹曾与他有过密切交往，多次在朋友和我面前提起他，为其英年早逝而嗟叹，引以为憾。
施春瘦的事迹早有系统记载，我现就记忆所及，补充介绍有关烈士生前一些片断，聊以纪念：
施春瘦与家父是城北小学的同学，但比家父小一二岁。每当老师在课上讲授不力时，他就用笔墨在纸上作画，他不要求老师讲得生动，老师也不干涉他的爱好。他常把早中餐钱省下来买笔墨纸刀等工具，所以他在十四五岁时，诗书画印皆通，画的国画已可观。后来他如愿进入上海美专学校深造，国画、油画、水彩等多种画种兼习。每逢暑假他都来我家与家父谈艺，还带来他的或别人的画作，共赏共评。印象深的有护士像油画一幅，雪人像摄影一帧，校中教师潘天寿帘燕一纸，王陶民残荷一纸；毕业后又曾为家父写肖像并题句；抗战后期曾偕其同学黄幼松来我家红薇词馆合作画作杜鹃杨柳一幅。
家父的画友文友们闲谈或进行创作活动时，经常提到施春瘦。有一次画家陈署亭、马长啸等在同家父谈到施春瘦时，说他就是南通的李叔同（弘一法师），他们都是当年学术界公认的全才奇才，是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艺术家，诗词、绘画、书法、音乐、篆刻、编剧、表演、导演，无所不能。学一样、像一样、精一样，在美术方面，素描、油画、广告、木刻、水彩画、中国画等均擅长。还听家父说，一次他的同学吴天石（无锡国专时的同学，后来参加革命,曾任省教育厅长等职）告诉家父：30年代早期，南通成立的新民剧社和随后建立的左翼戏剧家联盟南通分盟，人才济济，都是才华出众的能人，后来大都成为名人或领导,比如吴天石、施春瘦、赵丹、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江蕴瑞、徐渠等人，当年他们在沪通一带演出过不少爱国反帝题材的剧目,大部分由施春瘦担任导演,说他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有作剧和表演天赋,而且善于导演,热情高，点子多。
但是也有人不赞同施春瘦是南通的李叔同的说法，说李叔同是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先驱,开创了多个文艺教育领域的先河,是国家的奇才,而且后来两人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李叔同皈依佛门，以普度众生为己任，精研律学，超然尘外，是一名为佛学而献身的佛教大家。而施春瘦面对国难深重、血雨腥风的残酷现实，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投入革命和抗日的洪流，成为一名为劳苦大众、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烈士。我那时虽小，但是怀着对日寇的侵略行径的切齿痛恨，对施春瘦的浩然正气和才华充满无比的崇敬之情。
南通沦陷后，施春瘦参加新四军，改姓名为史白，但偶尔来城区时仍以用春瘦或施与为名。有一段时期为了适应当时的对敌斗争，组织安排他进城，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担负城乡联系工作。家父帮助他假座东公园展览作品，油画中最突出之作是一幅菠菜豆腐，形神兼备。画友仇淼之一见称为妙品，解囊购之，一时传为佳话。其后时事几经变乱，此画辗转于商贾之中，后据说被其得意弟子白衍（戚逸南）深藏，亦幸事也。当时南通另一革命画家徐惊百亦工素描，但体残卧于病榻，与施春瘦为挚友，施春瘦意以展览所得，助其医药费用，然惊百坚却之。不几惊百病殁。施春瘦亦因曾参加革命，被反动当局抓捕入狱，酷刑咯血，身体虚弱，加上长期积劳成疾，逢村间霍乱流行而暴卒。不久，均以国画擅长的，与施春瘦相友善的扬州仇淼之、如东严敬子、南通顾永淦也相继于一二年内离世，俱年仅中岁。国难朋丧，一时，家父既为失切磋之乐又为国家痛失人才，感到非常难过。记得家父悼念诗句中有“天不假年宏艺术,多才耽顿是千秋”之句。
施春瘦来我家,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从前线归来带着一幅他所绘的五毒图并薛福成的《庸庵笔记》一书送给家父，五毒图内容来源于《庸庵笔记》中的《物性相制》一文，记蜘蛛制蛇，蚓制蚣，壁虎制蝎。春瘦写此图，借意坚定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隐喻抗战必胜。此图家父爱之如命，有朋来,都要拿出来共赏。时家父友生季修甫曾著文说：“我最喜欢史白即施春瘦为卢公在40年代画的一幅《五毒图》，白描，双钩，特别是那根蜘蛛丝，荡在空中，吊着一个大蜘蛛。其他蛇、百脚、壁虎也都生动极了。”又云：“施还为卢画了一幅写生，毕肖之至。仇淼之、黄幼松合作的蔬果，顾永淦的山水，王个簃的墨竹，都有心竹先生的上款，这些都是精品。”后来我向父亲要看《庸庵笔记》，父就给了我，我珍藏至今。家父为此图先后3次写过5首诗。现录其中二首绝句如下：
题故人作五毒图
30余年前，老友施敬白写此，今距敬白逝世亦近30年矣，技艺犹新，而斯人永隔，薛氏《庸庵笔记》有云：“物之大小强弱有定，而相制之机则无定，得其机则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强，盖斗智不斗力云。”敬白写此图或寄此意耶。
（一）
壁虎制蝎蚓制蚣，
蛇欲吞蛛自丧躬。
人间万事一分二，
我于此义怀庄蒙。
（二）
端阳节届谈五毒，
老友写之颇不俗。
忽忽卅载纸犹新，
老友物人永不续。
我对春瘦的敬仰之情可谓历久弥新。1949年南通解放，我由小学而中学。新中国成立，我们欢腾雀跃，那时《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别处哪儿有》这两首歌广为人们喜爱，到处欢唱，那亲切简明通俗的歌词，欢快悠扬轻松的旋律最令人兴奋向往，久唱不衰。歌词中解放区车来船往，一派兴旺景象给我们印象深刻，所传递的解放区人们喜悦心情引起大家的共鸣，后来知道《别处哪儿有》的歌词是施春瘦所作，不禁高兴万分。并知道他还创作了《金牛谣》《当心鬼子来抢粮》《纺纱织布》等歌曲，还有歌剧《吴满友》、小歌剧《打走了鬼子才有米下锅》等，在抗敌前线和广大乡间演出生动感人，常常会令全场群情振奋。我因为熟知施春瘦和出于对他的敬仰，很快又学唱了他创作的几首歌。还记得当时一些同学听了我的介绍和唱了这首《别处哪儿有》，一时冲动，纠缠家长要去解放区那儿看一看，要到东台叶挺公园内瞻仰吊唁施春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鼓舞人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又逢施春瘦冥诞70周年纪念，家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对施春瘦思念之情不由自主，积极联络四方，收集他的作品举办施春瘦艺术展览会，并以施春瘦赠给家父的绘制、摄影作品为题，慨然而咏：
雪 人
故人七尺躯，芳意一堆雪。
纵怀千载志，奄忽成烟灭。
遗迹当婀娜，留影犹清沏。
瞥光竟久长，人生何渺茫。
七绝杜鹃鸟
故人一去永无期，遗作而今系我思。
正是江城三月暮，连宵烟月听鹃啼。
如今又数十春秋过去，斯人早逝，然记忆犹在, 业绩永存。可以告慰英灵的是,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不懈追求,如今在党中央领导下，已经一步步逼近，国人正以从未有过的意气风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流星，划过艺术的天空
——记戏剧表演艺术家、诗人江村
周权
江村（1917—1944）原名蕴鍴，祖籍南通县余东镇（今海门市余东镇），出生于南通市区寺街的胡家庵巷2号。
1938年，江村毕业于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先后参加演出多部话剧，受到周恩来、郭沫若、曹禺等的高度赞赏和广大观众的喜爱，为抗战时期的进步话剧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另外，还发表了不少隽永诗篇，其中《嘉陵江水静静流》被谱曲后，曾流行于抗战大后方。1944年5月23日患肺结核离世时，年仅27岁。
德艺双馨的演员
出生于光孝塔下胡家庵巷2号的江村，天生就有着一种独特的“文气”，功课名列前茅自不必说，文艺表演也早早显露其天赋异禀，14岁时就加入了南通最早的话剧团体——新民剧社，活跃在校内外的舞台上。在南通中学求学期间，江村自导自演了多部话剧，把南通中学的进步文艺活动搞得风生水起。
在南通中学东侧的崇敬中学（现实验中学）里，几名比江村大两岁的文艺活跃分子成立了小小剧社，在上海左联的指导下，演出了不少进步话剧，受到南通城乡百姓的欢迎。江村也参与其中，客串角色。共同的兴趣和志向，让江村与小小剧社的领头人赵丹、顾而已等人相熟相知。
1936年，江村同时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国立南京戏剧学校，前者名气更大，但江村还是选择了后者，去圆戏剧表演的梦。幸运的是，在戏剧学校里，江村受到了曹禺、叶圣陶等名家的悉心指导，奠定了厚实的文化艺术基础。毕业后，江村在赵丹的引荐下，加入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与赵丹、陶金等戏剧名家共事。再后来，江村又加入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万岁剧团，与著名演员张瑞芳、舒绣文、郑君里等一起活跃在抗战大后方的舞台上，书写了他短暂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江村在重庆参加演出了《北京人》《雾重庆》《棠棣之花》《闺怨》《虎符》《大雷雨》《蜕变》等大型话剧，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受到广泛关注，尤其在《北京人》中饰演曾文清一角，被誉为“绝唱”。戏剧名家曹禺、张骏祥等都认为江村的演技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周恩来特别喜欢江村的书卷气，说他表演“一点也不做作”。1962年，周恩来观看北京电视台剧团演出《北京人》时，还十分惋惜地说，再也找不到江村这样的演员来演曾文清了。
江村戏演得好，艺德也很受人推崇。在戏校时，有一出戏，江村是A角，可他却尽力帮助B角，让B角出演。后来在成都，为了平息演员间对角色的争抢，江村主动让出原本决定由他出演的主角。江村成“名角”后，从不摆架子，只要有需要，让他演路人甲什么的，他都乐意接受，并一丝不苟地演好。江村爱憎分明，凡激励抗战的进步剧目，他全身心投入；而消极萎靡的，他会坚决抵制，哪怕受国民党当局打压也在所不辞。
激情澎湃的诗人
清秀、俊逸的江村，眉宇间透着一股书卷气，周恩来认为《北京人》中曾文清一角，就是演的江村本人。郭沫若认为江村“外面冲淡，内面燃烧着一首诗”。
其实，戏外的江村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诗人。早在中学时代，江村就在学生刊物《弦歌》上发表过散文诗。后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诗歌创作。在重庆时，周恩来也很喜欢江村的诗歌，曾经要求江村给大家朗诵他的诗作。江村逝世后，郭沫若被要求题写“剧人江村之墓”的碑文，而郭说，他更愿意题为“诗人江村之墓”。在郭沫若的心目中，江村是演员，更是一名诗人。
江村一生创作了近百首诗歌，但可惜大部分都已散佚，现仅存8首。其中《嘉陵江水静静流》最具影响力，激励了成千上万人的抗战热情。诗中，江村思念家乡、亲人的情感浓烈，然而扬子江尾的故乡正在日寇的蹂躏之中。“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带回去幸福和自由！”江村在诗歌结尾处的呐喊，令人动容和悲愤。
贫病交加中殇殁
天妒英才。正处戏剧表演辉煌期的江村，却被肺结核这个在当时是绝症的病魔缠上了。1944年5月23日，江村在成都去世，年仅27周岁。
对江村的去世，认识与不认识者均十分惋惜。但对死因众说纷纭，重庆《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认为“最大原因还是穷”。穷，是当时文艺工作者普遍遇到的窘境。江村有时也吃不饱肚子，经常啃块烧饼当饭。如此境况，更不要说拿钱去治病了。当然，江村一心扑在事业上，个人感情的波折，也是病情急遽恶化的原因之一。
江村去世时，瘦得皮包骨头，身边也就几件随身衣物和两本书，境况十分凄凉。好在老乡、老大哥顾而已弄来一口薄棺，《华西晚报》记者车辐给了一块祖坟地，江村才得以下葬。
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剧作家陈白尘等参加了江村的丧礼。出殡时大雨滂沱，天人同悲，更添几分凄凉气氛。
难以忘却的纪念
江村逝世后，郭沫若、阳翰笙等都撰写文章怀念他。《成都周刊》等报刊刊发江村的诗作，以示纪念。
江村的同学、好友、老乡王东生一直在寻找那些遗失了的江村诗稿，到70多岁时还在一笔一画地抄录散见于报纸上的江村资料，并且先后发表了多篇江村的传记和纪念文章。
曹禺听说南通要出江村纪念文集，不顾病体，支撑起来，写下“长念早逝诗人江村”的题字。著名演员张瑞芳亲笔抄写了江村诗作《嘉陵江水静静流》，以怀念昔日同事。
《江海纵横》原副主编钦鸿从30年前辗转接获江村弟弟转交的一叠江村资料起，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寻找其他资料和相关人员，在南通文化老人穆烜的鼎力支持下，于1996年编辑出版了《江村纪念文集》，终于让这颗艺术流星重现人们的视野，让南通人知道了又一个值得自豪的南通籍艺术家。
2014年3月底，钦鸿知道笔者要撰写关于江村的文章，主动提供他费尽心血收集来的相关材料，还和笔者一起赶赴海门余东镇，探访江村祖屋。当得知余东镇政府正在大手笔地进行古镇改造，而江村祖居的修缮和江村陈列室的修建都已列入规划之中，他颇感欣慰。
在本文成稿之时，笔者来到寺街北端的江村出生地胡家庵巷2号。院门口，没有看见“江村故居”之类的标示牌，背对巷子的老屋墙上刚刚开了个门，标着“胡家庵巷附2号”的字样。院中挤满了后来搭建的大大小小的房子，几间老屋被贴上了釉面砖、安上了铝合金门窗，太阳的反射光，刺得人眼睛生疼。记得钦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一个“宿愿”：在胡家庵巷2号院内，造一个以钢琴作为底座的江村遗像，底座的正面镌刻曹禺的题字“长念早逝诗人江村”，背面镌刻张瑞芳题写的江村诗作《嘉陵江水静静流》，以告慰英灵，启悟来者。
（作者单位：南通日报社）
唐驼与张謇的一段情谊
羌松延
人与人的交往，最能凸显一个人的品格。张謇的一生，社会活动非常丰富，人际交往极其广泛，交往对象从达官显贵，到普通百姓，都留下了许多佳话。他与书法家唐驼的交往，便体现了他们至尊、至诚、至信的道德精神，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张謇的人格魅力。
唐驼其人其事
唐驼（1871—1938），原名成烈，字孜权。江苏武进人，著名书法家，近代印刷业的开拓者。唐驼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因幼时养成坐姿不正的习惯，加之长年伏案苦练书法，他的脊柱弯曲变形，致其在29岁时成为驼背，于是他毅然改名为唐驼，号曲人，由此显见其人之勤奋与幽默。
唐驼堪称奇才。说他是“奇才”，首先是奇在书法。他的书法以正楷为主，宗颜、柳、欧、后自成一格，时称“唐体”，书法秀美遒劲，含蓄朴茂，线条流畅，厚实中见挺拔，为大众所喜爱。唐驼尤擅题匾，与沈尹默、马公愚、天台山人并称题额写匾四大圣手，请他题写招牌匾额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滩成为一种风尚。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市招都由他所写，钞券上的“中央银行”、邮票上的“中华邮政”字样也是他的手迹。由于唐驼的首创实践，为书法开拓了实用的领域，1901年，他为上海澄衷学堂缮写课本《字课图书》8册，3000多字，全部用正楷书写，清晰优美，名扬沪上。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争相以高薪聘他缮写教科书。他写字出手很快，数量惊人，曾在6年内写对联3万余副。
其次是奇在经营。他是中国印刷业的开拓者。出任中华书局印刷所副所长期间，他引进国外先进印刷机器，聘请德国专家传授技术，培养高级印刷人才,中华书局的出版和印刷事业因而突飞猛进，该厂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印刷企业。他创意独特。由于写字多，墨汁消耗量大，曾雇两三人专门磨墨，后因磨墨费时费力，便苦心琢磨，研制成磨墨机。为了义卖对联在家乡筹建唐孝子祠和安邦小学,他不惜工本在上海《新闻报》上，用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他的“诚实广告”，宣传他为纪念族祖的孝行，鬻书以建祠校的宏愿。不久又租用飞机在上海市区空投万千色彩斑斓的系着铅字和卖字润格的小降落伞来吸引万千人的注目，制造轰动效应，招徕生意，成为中外广告史上杰出创意。此举没有辜负这位赤诚孝子的一片真心，写件订单因此源源不断。由于长期劳累不止，体重降至70斤左右。
张謇撰书《祠校记》
幼年的唐驼因家贫几乎失学。作为一个热心社会公益的孝子，成名后的唐驼立志发愿，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办学，免收学费，供应书籍，资助家乡清寒子弟完成小学教育。1924年后，年过半百的唐驼，为了尽快筹集款项，以个人之力，发誓鬻联2万副，每联收大洋2元，并将每联落款均署“乙丑四月朔”，以示区别。为了尽快筹款，他不辞辛劳地书写，有时一昼夜竟挥毫书就对联50副。因白天忙于印刷所事务，故书写对联只能在夜间进行，又因年老驼背加剧，必须穿特制的钢架背心才能长时间提笔写字，六七年里，他出售、义卖对联3万副，集资数万银圆，终于建成了唐孝子祠和安邦小学，完成了其助家乡贫寒子弟求学的意愿。
唐驼兴建祠校的动机，除了惠及家乡清寒子弟，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据印光大师《唐孝子祠校发隐》记述：唐驼想要挽救世间颓风，又因先曾伯祖唐孝子（字安邦）的事迹，虽然经过表彰且记载在《武进县志》中，但没有建立专门的祠堂，知道的人很少，于是他想到设立祠堂刻立石碑加以表彰。然后又在其中设立了一个小学，就取名为唐孝子祠校（后名为安邦小学），使得当地贫穷子弟能在其中读书。同时也是希望他们顾名思义，效法前人，致力根本，注重伦常，竭尽自己的本分。最初，服侍效劳来奉养安置双亲；其次，修养自身，奉行道义来荣耀双亲。既然能够尽孝了，必定能够实修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那么为人之道得到了，成为尧舜圣人，成为仁人之道也得到了。而协助天地教化培育，继承圣贤志向事业之道，也可以随分而得到了。唐驼的用意，大概如此，所以他不辞辛苦，通过卖字来操办这件事。
若论书法成就和声誉，唐驼完全能胜任祠校记的书写，但因张謇德高望重，尤其是出于对张謇先生在家乡兴办教育的崇敬和仰慕，唐驼不顾身有残疾，于1926年1月专程到南通邀张謇撰写《唐孝子祠校记》。张謇为其义行所感动，欣然应诺，亲自撰稿并书写了《唐孝子祠校记》。《唐孝子祠校记》记载了唐驼这位孝子,为其族先辈孝子建祠,又建学校,以教里弄孤贫之儿童。但“驼固穷,多方鬻字……以资竟其事”。张謇赞扬他具“强仁之心,坚贫之气”,是个贤人。唐驼视张謇撰书《祠校记》若珍宝，回常州后将其勒石刻碑，作为祠校的永久纪念。
兰蕙见证唐张情谊
当今所称的兰花，旧时称之为兰蕙，自古以来，莳养兰蕙是文人高雅之事。唐驼平生喜种兰，当年也以兰家著称。民国12年（1923）2月，他花费10多年心血，废寝忘食，征集新老著名兰蕙品种数百种，编成《兰蕙小史》3卷，以图文呈现，供共同爱好兰花的诸君用作参考。张謇则是一位爱兰养兰以怡性养生的成功人士，博物苑内“国秀坛”是张謇早年重点经营的一处景点，集中了包括著名的“珠媚园”遗物美人石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名石名花，坛内还专门建有兰蕙坛。
张唐二人的“兰事”在张謇日记中也有记载：民国14年（1925）十二月九日“与唐子权（即唐驼——作者注）至东奥山庄，说种兰”；唐驼离通后不久，十二月二十六日，张謇在东奥山庄庙祭后“视种兰于林溪并西山村庐”。民国15年（1926）三月十四日，“唐驮（即唐驼——作者注）来，试教园丁种兰”。唐驼因驼背残疾，行走不便，但在知道张謇也爱兰后能为此专程到南通，足见唐驼为人之热忱及其对张謇之崇敬。谁曾想，不久后张謇不顾风寒,带病到姚港察看江楗工程后一病不起，同年7月，劳瘁一生的张謇溘然病逝。
最感人的故事发生在张謇去世后。2012年3月1日中华书局出版的《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中，沈谷身在其《记俞复、唐驼二三事》一文里记述：“唐老爱兰成癖，辑有《兰蕙小史》，他的办公桌旁也放着盆兰。1925年间，唐老为他的祖先筹建‘唐孝子祠校’，立下志愿鬻联一万副为筹建经费。两年多后祠校建成，唐老特地去南通求张謇(季直)为他撰写祠校记，既成，知张亦爱兰，唐老许以来年到张的花圃种植，不意到时张謇已殁，唐老乃往张的墓上遍植了兰花。他回来后说：这是效吴季子挂剑故事，不负故人之意云尔。”
唐驼所言季子即与孔子齐名的常州人文始祖季札。季札一次途经徐国，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便未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唐驼为报张謇知遇之情广植兰花于墓前正是效仿季札这种讲信义、重然诺的行为，这也是他最能感动人们的地方。
但张謇再也无法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实业与教育救国事业，也无法再看一看唐驼亲手栽种的兰花草，嗅一嗅那淡淡的兰花香了。这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斯人已去，空留下兰草青青，兰香缕缕……
唐驼与张謇间的这段交往可谓简单、短暂，甚至还带给人一种淡淡的忧伤，但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那代人真、善、诚的动人情谊。张唐交往的故事将温暖今天的我们，但愿也能引领人们追寻前人恬淡、闲雅、诚朴的交往世界，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张謇的清廉人生
周至硕
张謇（1853—1926），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半封建地日益深重的年代，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无论在官场上，还是在企业里、社会上，甚至家族中，都能保持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身直行始正
张謇的做官经历除了考中状元后被清政府例授翰林院修撰外，1895年“朝旨任余总办通海团练”。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札委“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即任通州商务局长。1904年“朝旨赏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教育总会会长。1910年被推为江苏地方议会会长。1911年，任命为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两淮盐政总理。1913年被民国北京政府任命为农林、工商两部部长、全国水利局总裁。1920年被任为吴淞商埠督办。1921年任交通银行总理等职务。其中主要的还是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经历。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考虑到张謇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和才能实力，以及筹建中华民国的贡献（以大生纱厂为抵押，为临时政府筹借50万元），临时政府任命他为实业部长。但是，民国元年（1912）2月12日，张謇就给临时政府提交辞呈。辞呈曰：“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特此驰陈。”由呈文可见，张謇是为“汉冶萍事”而辞职的，那么“汉冶萍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汉冶萍”是指1908年清政府准盛宣怀奏请，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的钢铁联合企业，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辛亥革命成功，民国临时政府肇建之际，经费紧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同意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合办以此为条件筹措资金。张謇得知后，持坚决反对意见。
在这之前的1912年2月7日，张謇已经致函孙中山、黄兴：“顷鄂人来书，诘问汉冶萍与日人合办事。鄙人前闻盛宣怀以该公司抵借款项、转借与政府之说，谓是仿苏路办法，亦不介意。乃今日忽闻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政府等语。此事详情，两公必预知之……汉冶萍之历史，鄙人知之最详。综要言之，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张謇认为，控制了汉冶萍公司就是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与日人合办汉冶萍，就等于让日人把持了中国的命脉，是断然不可以的。
张謇因“汉冶萍事”“自劾辞职”，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利益，必须坚持原则，坚持公正，毫不含糊，毅然决然。
宣统逊位，清廷谢幕，袁世凯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1913年7月，“袁迭电属组阁，力辞，荐熊希龄。熊希龄组阁，连电属任农商，辞，强益迫切。”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录了他任农商总长的起因，他原本无意在袁世凯政府做官，一再推辞袁世凯要他当总理组阁的邀约，但还是推不掉老友熊希龄的坚请，接受了北京政府农林、工商两部部长的任命。对于这次出山，张謇说：“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朋辈讲论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
民国北京政府1913年9月11日任命张謇担任农林、工商两部部长的批文要求张謇“十月二十一日二时到部，六时接印；二十二日视事”。张謇上任三天后，《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通告农林、工商部员：“农林工商者，图治之事。农林工商部者，为人民生利供政府分利之地也。世不思治，治无可图；分利过当，生亦不及。何况民国肇建，内乱外寇……”张謇指出，自清朝末年以来，“各省官营业始纷纷出现，然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资，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画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此謇对于官业之主张。”张謇对于当时官营企业致使财政支出徒增，而税收不能跟上商家企业，成了众多官吏分利之所的现状，提出除少数非官办不可的“大宗实业”之外，“悉听民办”。
张謇在通告中还指出：“至扩张民业之方针，则当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
这一“扩张民业”的廉政措施，对于铲除官场滋生腐败的温床，割除当时“分利过当，生亦不及”的弊端，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冲击了不少达官贵人的私利。这样的政策只有身直行正的人，才能敢于颁行出台。
两天后，张謇又发布《就部任时之通告》，宣告用人原则：“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此古今政治之常轨，无论如何，政治无变通之余地者也。乃现查工商、农林两部员司至四百余人之多，其学有专长或熟娴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殊不少……用人之标准，当视办事之范围。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于事，诚能全国实业渐次稳固扩充。”之后，经国务院同意，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原两部八司改设三司一局，张謇要裁减的当然是一批“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能在官场无所事事而能尸位素餐的是何许人士？人们心知肚明。精兵简政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张謇执政廉洁奉公，更多地表现在处理具体事务中，1913年11月19日《工商部令一百十八号》就是一例：“商人张嘉汉等试办人力车商会，迭经呈请本部立案。本部以该会收捐过巨，令警察厅查核。”查核结果：“北京已设有人力车联合会，足资联络。再设商会，殊觉重复。况每月坐收巨款，迹近敛费，自应即将该会取消。”张謇下令取消人力车商会，解脱了北京人力车夫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又如，1914年农商部颁发了《公司条例》《公司注册规则》，规定“公司禀请注册，应依公司种类并资本或股本之总额，照所定数目，缴纳册费，县知事署注册所需办公费，即由应缴册费内扣留五元，以资应用”。并规定在商人稟请“五日内必须详转”，但有的地方官吏故意拖拉，敲诈勒索。针对这一恶劣行为，张謇于1915年2月27日签发《禁止地方官吏刁难勒索注册商人咨》，公文指出：“凡地方官吏，关于注册事项，有在法定应缴册费之外，勒索分文者，准由被勒索人向上级该管地方官厅或本部禀诉，一经查实，尽法惩办，藉警官邪，而维商政。”
张謇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期间，修订和颁行的政策法令涉及农业、林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共有32项，而1912年到1915年是民国制定经济法规的高峰期，共有44项，张謇任期制定的占72％以上。这些法规的制定，初步确定了民国初期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张謇的贡献彪炳史册。
1914年冬，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野心日益明显，张謇劝阻无效，多次提出辞职。1915年3月，张謇以考察山东、安徽林牧试验场为名，请假两个月，农商部事务由周自齐署理。然后，张謇再三提交辞呈，终于获准离职。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制，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为了笼络张謇等人，袁世凯于12月20日发表申令，特封张謇等4人为“嵩山四友”。申令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并议决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宫内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面临荣华富贵，张謇还是选择与袁氏决裂，殊不与其同流合污。张謇的选择，同样突出地反映了他鲜明清晰的廉政观念。
张謇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期间，是正式上班坐堂，把印办公，也拿薪俸，而他担任的其他职务，大多是兼职或挂职，只办事情，不拿薪水。张謇任职最长的是在水利建设岗位，1920年，张謇与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齐耀琳、江苏运河工程会办韩国钧给大总统徐世昌的呈文中说：“謇、国钧就职宣言声明不领俸薪，存为在局临时意外之用，在事之日不滥用一人，不妄费一钱，以‘诚忍慎’三言为贯彻之的。”自古以来，人们把升官与发财联系一起，但张謇做官，与众不同，大多是被谋当官。为什么拉他当官？张謇有极好的社会声誉，有出众的智慧能力，有深厚的经济实力，紧要关头还能慷慨解囊。那么张謇为什么去当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这就是张謇的经世致用观念。
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在清末民初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但也不为个人私利。他坚信教育是救国的根本。1902年大生纱厂初创获利，他决心创办“教育之母”的师范学校，于是拿出自己在大生纱厂5年的全部工资、红利，加上三哥张詧的资助，共2万多元，以及其他同仁的资助，一共30800元作为通州师范的创办资金。师范办成后，又在南通和上海、南京等地参与创办各级各类学校300多所，还在不少学校任校长、校董，但只做事，不支工资。南通地方的学校费用、教师工资主要由他经营的大生集团支付。他把自己一生的工资与分红250多万元，均用以教育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在地方，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抵制邪恶势力，张謇敢于直面，见义勇为。1877年，海门厅同知王家麟用发放“预知单”的方式征收赋税，衙役借机敲诈勒索，民怨载道。一天，王家麟的官轿经过常乐镇南湾，绅士黄景仁、杨点带领群众拦下官轿，要求撤销“预知单”，恢复原有的方法完税。不料厅官不予理睬，于是群情激愤，挤翻官轿。王家麟在衙役护卫下逃回衙门后，发签捉拿黄景仁、杨点归案，并且屈打成招，问成死罪。张謇得悉内情，为民申冤，协助省专员孙云锦理清案情，为黄景仁、杨点平反昭雪。
清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要求各地建立溥善堂，这是一个专门收敛无主野尸的慈善机构。到了光绪年间，海门的溥善堂已经破败不堪，完全失去原有功能。地方无赖常常假借野尸兴风作浪。地方百姓强烈要求修复溥善堂，但是，因为衙门胥吏和地方恶势力互相勾结，这件事从1885年开始筹划到1903年还不见眉目。于是张謇两度上书厅官，出谋划策，推荐杨点坐阵督办而成。
在家庭，张謇也不徇私情，维护公道。他的大房侄子承祖自恃叔父名望，在崇明胡作非为，大闹公堂。知县碍于面子，不敢得罪承祖。张謇得讯，转告崇明知县，依法惩处。
源清流自洁
追根溯源，张謇清廉一生，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
一是家庭教育。张謇父母处世诚信正直，为人友爱善良。张謇少年时期，父母不许他与行为不轨的人在一起，以防近墨者黑。即使长大成人，也不放松管教，张謇22岁这年，孙云锦在江宁为官，邀请他去江宁做书记（即文书），这年张謇一面协助孙云锦处理公务，一面辅导他的两个儿子读书。岁末，孙云锦给“百金”作为酬劳，一百两银子的年薪算是相当高的工资。张謇回家后把银子交给父母还债，父母简直不敢相信刚出道的孩子能拿这么多薪水，命儿子把银子放在祖先的牌位前教训儿子说：“冀非分财，辱父母。”张謇的父母认为，如果有获得非分之财的想法，就是辱没父母，属于不孝。张謇27岁这年，母亲病危，临终前嘱咐儿子：“汝性刚语直，慎勿做官”“做事勿放浪，好好做人。”父母的教诲是张謇的终生信条：做事不放纵任性，做人规矩诚信。
二是传统文化。张謇自幼饱读诗书，12岁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古籍，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尊孔重儒，但认定读书人的责任，绝不是读几句书，做几篇文章就算了事，主张学行一致，以行践学。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父亲“抱定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我不任事，谁任事的气概”，“立志要拿儒理从死的变活的，从空的变实的，这是我父亲一生读书重儒的抱负，和力行的法则”。诚然，张謇坚定不移地奉行儒家文化学行一致，以行践学的主张。张謇对于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对于时事艰难忧愁不已。1918年，他为改革盐法、兴修水利上书国务院时写道：“謇以好建言闻于世，或以不择人而言、不择时而言、不择地而言嘲之，而又以为诚可鉴而愚亦可嗤也，謇闻之以为知己。夫言非一端，要以世之所亟，心之所明为的。前清之季，亲贵柄政，謇则言之；辛壬之际，中山为总统，謇则言之。项城即真，謇则言之；黄陂摄位，謇亦稍言之。是为不择人而言。清季政纲已弛，一切苟且，莫之能理，謇则言之；辛壬之际，蜩螗沸羹，天下汹汹，莫知所止，謇则言之；其后六年之间，党争剧烈，百废莫举，謇则言之。是为不择时而言。对于政府言之，对于咨议局、省议会言之，对于邦之父兄子弟言之；在朝有言，在野有言。是为不择地而言。屡言之而屡无效，而言之不已，鉴其诚也，謇不敢受，为其为无效也。嗤其愚也，謇不敢辞，为将继此而言犹未能已也。”
张謇上书国务院的陈辞，表明自己一生喜好直言进谏，不论何人何时何地，虽然常常无效，但表示以后仍然会继续“言之不已”。
三是学有榜样。张謇十分敬重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杰出人物，认为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铸造的民族脊梁。他把范仲淹、顾炎武、颜习斋等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光绪末年，张謇在家乡常乐镇的关帝庙里修建“观泽堂”，供奉曾国藩、曾国荃、沈起、孙云锦、徐文灿“诸名宦之有惠政于海门者”。还有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吴长庆等张謇的老师、同僚、朋友也给予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四是俭朴自律。张謇出生寒门，从小生活节俭，考中状元后，事业兴旺发达，他仍以俭朴自律。他《致吴夫人》家书中两段文字可见一斑：“新棉裤合身，惟收口腰身略紧。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凡人家用度，若但出入相当，已不足以预备非常之急。若复过度，则更不合处家之道。新妇在家，汝宜为之表率，俾知处乱世处穷乡居家勤俭之法。”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写道：“我父一生固然刻苦，也十分的节俭，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约’。”
张謇以节俭自律，还因为崇尚孟子古训：古之仁君曰恭俭。他认为“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
他在通州师范开学典礼上说：“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做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他为不少学校题写校训，经常出现勤俭两字：聋哑学校校训“勤俭”；商业学校校训“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南通农校校训“勤苦俭朴，立命于学”。希望世人养成俭朴美德。
他在为子孙后代立的《家诫》中，运用古人教子格言，也再三强调“勤俭”二字。张謇认为勤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俭朴的优秀品德，是张謇一生清正廉洁的重要原因。
张謇的清廉人生，对于今人而言，是一面镜子，可以用来照照五官，以便洗洗脸，洗洗灵魂。
（作者单位：海门张謇研究会）
保护历史文化名镇（村）
建设美丽宜居村镇
梁天明
南通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江海风物独特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尤以近代的历史城市格局和历史建筑最具有特色。2015年底，南通市共有文物保护单位91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9处。市区另有省级风景名胜区2处，即狼山风景名胜区和濠河风景名胜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处，即濠河历史文化保护区。南通各类古镇或因水运而生，或因产业而盛，或因商贸而兴，或因县衙所在，形成了特色多样的历史文化名镇（村）。
南通市历史文化名镇（村）概况
2013年初，南通市规划部门抓住第六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第七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村）申报机遇，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工作。部分县（市、区）积极组织开展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的编制，重点对各名镇的功能定位和特色挖掘及申报的面积标准、各级文保单位、历史建筑保护、实施机制等8项主要指标予以明确。如白蒲镇重点突出运河文化、栟茶镇重点突出盐文化、二甲镇余西村重点突出龙文化。凭借各自特色优势，顺利通过专家论证。南通市现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3个（余东镇、栟茶镇、余西村），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个（白蒲镇）。
余东古镇，2008年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09年被评为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名镇。余东位于海门市东北部，距海门市区30多公里，是一座有1300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古镇，也是南通市唯一保存城池环绕格局的千年古镇，更是中国因盐建邑的一个代表，基于煮海为盐而逐步发展形成。现存余东古镇，面积0.89平方公里，为明代余东城所在地，至今仍保持明清时期余东城“中轴对称，城河相拥”的基本格局。最突出的是余东老街，它是南通地区一条保存比较完整的古街道，已有近650年的历史。整条街完整保存着2146块石板，街道长846米，石板底部为下水道，古时还兼藏兵洞功能，水道穿城至护城河。老街周围还保留着东岳庙、保安桥、姐妹井、武进士故居、张氏私塾、范氏宅院等，这些历史遗存都为海门市文物保护单位。余东古镇的保护坚持走个性化、精品化的路线，以当地居民为保护和开发的主体，大力塑造地方特色，以增强竞争力。随着历史的变迁，余东古镇的郭利茂银楼、武进士故居、余东剧场等15处文物保护单位需加固修缮。
栟茶古镇，2013年被命名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2014年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相传唐代时，此地有栟树（棕榈）、茶树各一棵，干高逾丈，冠大如盖。下海打渔的人，为避免在海里迷失方向，就以栟、茶二树为目标，过往来去，继而设立摊点，交易货物，搭棚为居，凿井成市，名为栟茶。民国2年（1913）设栟茶市公所。民国18年（1929）8月，栟茶建镇至今。栟茶古镇现仍保存着关帝庙、范公堤等具有明清样式的古迹，以及一柱楼、寿圣寺古井、孙二富故居等有着传奇故事的遗址。1.5公里相对完整的石板街在全省并不多见，以石板街为中心，两边建筑发生很大变化，跨度很大。
二甲镇余西村，2013年被命名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2014年被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余西村位于长江口北岸，成陆早于周边，建于唐代，因盐业兴旺而崛起，被称之为南通州第一镇。现余西整体风貌犹存，特别是龙街保存完好，可成为摄影家的乐园，电影拍摄后备基地。古老的余西方言与红楼梦语言有相似之处，可供探索。余西至今保存着明、清、民国时期的“中轴对称、城河相拥”的独特设计格局和“工”字街道布局。以“工”字形主街为骨架，历史建筑和文化设施均保存较好，镇内古迹较多，有节孝牌坊、朱理治故居等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有衙署、孝子坊、孔庙、大悲殿、宗祠等一批历史宗教文化遗址。
白蒲古镇，自2003年开始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于2013年被评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白蒲镇的明清民居位于白蒲镇的秀才巷、市大街的两侧，通扬运河西侧保留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风格和古文化的不朽神韵，目前保存较好的明清民居房屋共25座。2005年制定的历史街区核心保护区为0.7275公顷，建筑控制范围为6.814公顷。白蒲的古建筑群雕龙画栋、工艺精良、风格独特，有顾氏私塾、美国长老会、左都御史府、吴氏书院、三门堂、徐氏敞厅、双堂屋、双进士宅、诵经楼、沈岐家宅、高大门、典当行、钱庄、古戏台、老门堂、市大街葆春堂、清代木楼等代表性建筑。白蒲镇建筑群小路交错，曲折幽静，是时代的缩影。
南通市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的价值
历史文化名镇（村）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南通历史不长，南通的古镇是江海文化的缩影，是南通城镇发展的历史见证与结晶。南通独特的生活方式、独有的江海景观、独特的人文传统、独存的传统建筑、独到的风味小吃，可谓“五独俱全”，这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潜力巨大的旅游经济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文物研究、艺术欣赏、旅游观光价值。
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是美丽宜居村镇建设的需要。为了推进美丽宜居村镇建设，南通市委、市政府通过政府政策引导、群众主体实践、部门积极参与、社会各界支持，先后投入巨资打造美丽宜居村镇建设。对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建设正符合美丽宜居村镇建设的发展要求，与美丽宜居村镇建设的宗旨是一致的，通过对古镇保护建设，焕发出古镇原有的历史韵味，成为南通市展示美丽宜居村镇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是古镇自身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城镇发展与自然、历史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现，旅游业的过度开发与历史真实性的保护也存在冲突。而文物古迹和历史环境是历史信息的物化载体，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应当以保护为第一位，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修建、改造、扩建和新建建筑应当强调传统文化的再现和地域文化的塑造。因此，通过对古镇的保护建设，能更好地处理古镇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合理保护并永续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以促进美丽宜居村镇建设事业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是古镇资源经济价值发挥的需要。通过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历史环境，保护独具特色的古镇聚落格局和贸易文化，保护和整治古镇重要历史风貌地段，发挥现有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优势，充分展示古镇的自然与历史文化特色，综合发展旅游事业，将古镇建设成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具有较高价值和地位的历史文化名镇，使古镇在原有经济价值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古镇资源的经济价值。
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是南通市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南通市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濠河、狼山等旅游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应通过对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建设，使古镇内的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环保等都能达到旅游标准，以适应南通市旅游业的发展，满足游客的需求，保证南通市旅游业更上一个台阶。
历史文化名镇（村）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要载体之一。古镇历史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镇遗产、优化历史文化名镇环境、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任务越来越迫切。
（作者单位：南通市更俗剧院）
钟谯楼情思
施景钤
步入南通市区的十字街，有一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一座是中式谯楼，初建于元至正九年（1349），重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一座是西式钟楼，外观参照英国伦敦大钟外观设计，建于民国三年（1914）。两楼建成先后相差半个多世纪，钟楼立前，谯楼居后，一低一高，一古一近，一中一西，是一个神奇的组合，也是南通市的地标性建筑。
20世纪60年代，我在南通市第一中学求学，家住东门湾子头（现市公交公司对面），从家到学校要步行半个小时，一天往返四次，每次都会经过钟谯楼。当时只知道谯楼古色古香，钟楼近代时尚，钟楼是当时南通城里最高的建筑，每次凝视时，对历史厚重感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参加工作后，才知道钟谯楼后面是政府机关所在地，民间俗称：老百姓看钟楼，钟楼后面看三楼。大意是：群众看干部，干部看领导。那时市里的主要领导在最后边的三楼办公，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
黑格尔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最初只感觉到钟谯楼漂亮，但美在何处却说不出，后来陪著名文学家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游览南通市容，在他的指点下才领悟出来。舒乙指着钟谯楼发出由衷的感叹：“你看钟楼、谯楼，一立一卧，一张一敛，两楼比肩，一座楼昭示着一个时代……”是啊，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建筑是书上最灵动的文字；城市是一台奏乐的琴，建筑是那弦上跳跃的音符。这时的钟谯楼，读之可知江海之浩瀚，思之可感流水之深邃，使人既有理性哲学思考的深度，又有浩渺的文学想象空间。谯楼上打更击鼓，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读书人秉烛夜读，做生意的起早开工……钟楼的诞生，给南通带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与唐闸大生一厂、海门大生三厂钟声齐鸣，上下班的汽笛同奏使一批批原来在田野劳作的农民，分着班次，走进了工厂的纺织机房……让我感觉到钟谯楼的美又是一种跨时空之美。
近观钟楼，可见一副张謇写的对联“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横批“南通县”。我认为张謇的用意绝非仅仅在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上明确南通的称谓，更是以广阔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宣告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他正以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进行着向西方学习、富民强国的实践，朝着现代社会模范县的方向前进，充分显示出开放、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钟谯楼又有一种时代之美，并蕴含着先进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
也许有人说，钟楼、谯楼本身固然好，但硬拼凑在一起，让人感觉有些不协调、不顺眼。果真如此吗？非也！请看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那是举世闻名的艺术殿堂。它的大门是一座金字塔式的玻璃建筑，然而玻璃的金字塔是现代建筑，卢浮宫是古代经典建筑；一个是钢铁、玻璃材质，一个是砖石结构，初入眼帘不仅不协调甚至还有冲突的感觉，但就是这种冲突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刺激人的感官，震撼人的心魄，引发深刻地思考和绚丽多彩的想象，因此卢浮宫与玻璃金字塔的视觉冲突不仅被人们接受，而且自觉地转化为一种崭新的美感而享誉世界。
再看南通的钟谯楼，谯楼飞逸的翘檐、明艳的梁彩、肃穆的城墙无不显现出东方文化的古朴之美；钟楼西式尖顶、楼面精致的图案、雄伟的身影尽显挺拔向上之势和新锐之气，西方文化的特点表现得非常充分。我总认为协调、和谐是一种美，而适当的冲突也是一种美。
每当我在蓝天下，抬头仰望钟楼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总感到钟谯楼的组合是东西方建筑共同奏响的绝美交响乐章，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绚丽诗篇。钟谯楼不仅展示着南通的历史分量，也展示着南通的个性特征，更展示着南通人的开放情怀和“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作者单位：南通市政协）
鸡年闲话“野鸡丝”
许德忠
每逢新春佳节，南通人都爱吃一道具有南通特色风味的咸小菜，美其名曰“野鸡丝”。这一民间传统菜肴，至今有数百年历史。对于菜名的来历，我没考证。可能最初是名副其实的野鸡丝。从前，这一带的农村，到处荒地野荡，杂草丛生，植株高过人头，这是野鸡等野生动物生存和繁衍后代的老窝，当然也是人们收获野味的好去处。每到冬闲时节，农人们为了解馋，品尝野味，便到那里张口大鱼网，伺机捕捉野鸡，煮熟切成丝，当菜吃，味道特别鲜美。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地变为良田，野鸡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南通的先人们，为使这一菜肴不至失传，独创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咸小菜，即用酱瓜丝、生姜丝和猪肉丝混合烹炒调制而成。因色香味宛如真野鸡丝，所以仍沿用这个老名。
在物资匮乏年代，农村过新年，虽说大鱼大肉吃不起，但不能缺少“野鸡丝”这个菜。俗话说，“不论有钱没钱，炒碗野鸡丝好过年”, 所以，几乎所有的农家都要做这个菜。小时候，我最爱吃母亲炒的“野鸡丝”。每到新年来临之际，母亲总是习惯地从坛子里拿出几条酱瓜，到河水中洗净，用刀剖成两瓣，刮掉瓜子，切成一段段，寸把长，每段再削成一层层薄片，再切成瓜丝，放入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以减咸味。最后捞出挤干待用。过去，母亲都是从南门铺子巷酱菜店买来的咸生姜片，切成丝。猪肉大多买肋条肉，经济富裕些的人家才买纯瘦肉，也切成肉丝。三丝备好后，先炒肉丝，加入料酒去腥，然后放入酱瓜丝、生姜丝、少量味之素和少量糖，并放适量酱油，文火炒制而成。名为三丝，实以酱瓜为主角，我们家总要炒一大罐，一直吃到落灯。这是春节期间、每天吃早饭少不了的咸小菜，吃起来脆而香。母亲看我们比平常要多吃半碗粥，她的脸上便挂满了笑容。这种母爱, 驱散了寒气，温暖了孩子们的心窝。
进城后，每逢过年，我们继承了老家的传统习俗，餐桌上少不了“野鸡丝”这个菜。特别是进入了新时代，档次有了很大提高。用料很讲究，选购猪肉时，以梅条和脊骨肉最佳，其次是夹心肉，再次为五花和前腿，最差的是后腿。任你挑选，各取所需。其他两种原料，最好选购南通酱厂的甜包瓜、山东的鲜嫩生姜。切成三丝后，加工烹调而成。与过去相比，肉丝变成“主角”，当然要比过去的好吃，脆香鲜嫩，味美可口，可谓现代最佳的咸小菜。
（作者单位：南通市农委）
浅探志书续修体育篇的编纂
周宏文
一个国家人民群众体质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旧中国曾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运动得到广泛重视。改革开放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中国融入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逐渐由体育小国、弱国发展到体育大国、强国。续志时限内的20多年，正是各地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辉煌时期，理应浓墨重彩。但一些续修志书对体育事业的记述不足，占比过小，不足万字。有的将体育作为文化篇的一部分，有的将体育与旅游或卫生等组合成篇（编）。体育篇是续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强对体育事业的记述。续志如何记好体育篇，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几方面。
精心谋篇布局
编纂好体育篇的重要一着是谋篇布局。体育篇章节的调整贯穿编纂过程的始终。从已出版的志书来看，有的志书对体育篇的谋篇布局重视不够；有的将体育竞赛与竞技体育并列，两者内涵相近相容，不是很合理；有的将体育设施归入体育产业，值得商榷；有的将体育彩票归入体育队伍与设施，并不妥当；有的体育纲目有缺项；有的体育篇虽然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有,但地方特色不很明显。从《海安县志（1993～2008）》来看，体育篇目从征集资料到志书终审出版，前后七次修改调整篇目。现将其中第一稿、第四稿、终审稿分别录下，以供剖析。
篇 目（第一稿）
第一章 群众体育
第一节 职工体育
健身花鼓 扇子舞 太极拳
舞剑 跑步 游泳
第二节 农民体育
农民体育活动 北凌农民体育活动
第二章 学校体育
第一节 师资队伍
第二节 体育教学
第三节 达标训练
第四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第五节 少年体校
第三章 体育设施
第一节 县级体育设施
县体育馆 社区公共运动场所
健身器材 健身房
第二节 基层体育设施
第三节 学校体育设施
第四节 企业体育设施
第四章 体育比赛
第一节 县体育运动会
第二节 承办赛事
第三节 竞赛成绩
第五章 竞技体育
第一节 田径运动
第二节 球类运动
第三节 击剑运动
第四节 健身运动
第五节 其他运动
附 1993～2008年海安县获省以上体育竞赛前3名一览表
篇 目（第四稿）
第一章 体育设施与经费
第一节 县级体育设施
第二节 基层体育设施
第三节 全国体育地普查
第四节 体育经费
第二章 群众体育
第一节 全民健身活动
第二节 北凌农民体育
第三节 体育创建活动
一、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
二、创建体育强镇
第三章 学校体育
第一节 师资队伍
第二节 达标训练
第三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第四节 体育教学
第五节 少年体育
第四章 体育比赛
第一节 县级比赛
第二节 “三门球”比赛
第三节 参加市级比赛
第四节 参加省级以上比赛
第五节 承办赛事
附海安籍体育明星简介
篇 目（终审稿）
第一章 体育品牌
第一节 北凌农民体育
第二节 海安健身花鼓
第三节 三门球比赛
第二章 群众体育
第一节 全民健身
第二节 体育创建活动
一、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
二、创建体育强镇
第三节 体育社团
第三章 学校体育
第一节 体育教学
第二节 达标训练
第三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第四节 少年体校
第五节 师资队伍
第四章 体育设施
第一节 县级体育设施
第二节 基层体育设施
第五章 体育比赛
第一节 县级比赛
第二节 参加市比赛
第三节 参加省以上比赛
第四节 承办赛事
附海安体育明星简介
从上述3个篇目不难看出，第一稿篇目分类基本可以，显示地方特色的北凌农民体育、健身花鼓在目的层次上，但还有些特色内容未反映出；第三章、第五章等的分类也不是很妥当，有些章节资料不易收集，不便于编写。第四稿篇目将3个地方体育特色升格为节，但特色还不明显，一些共性内容未立目。最后定稿篇目则比较完善，地方特色集中体现，分类也较合理，便于编写，纲目明显区别于其他志书的体育篇目，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不足的地方是缺体育经济内容，如体育彩票、体育产业均未能得到体现，如增设体育经济章，下设体育彩票、体育产业等节，篇目就更趋完善了。
突出地方特色
地方志只有充分显示地方特点，才能避免“千志一貌”现象。就体育篇而言，各地均有自己的特色，平原地区跟山区不同，农村与城市又有区别。各地应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编纂，详特点略共性。以海安县为例，体育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北凌农民体育。北凌农民体育运动会始于1963年五一劳动节，此后年年举办，国家体委（体育总局）、江苏省体委等多次派人参加北凌农民体育运动会。乒乓球、篮球、拔河、太极拳等运动在北凌非常普及，并涌现出不少体育人才（如奥运冠军仲满等），北凌多次获全国全省体育先进集体称号。二是三门球比赛。三门球运动是海安研发的一项新颖别致的，能在城乡学校普及的球类运动，已在全省全国推广，至2008年这项比赛已在江苏举办9届、全国举办2届，并且走出国门，走向英国。三是海安健身花鼓。系海安独创的健身运动，多次参加全国全省比赛并获得大奖。《海安县志（1993～2008）》对一些没有特色的共性内容，如残疾人体育、广场舞蹈、放风筝、太极拳等没有立节立目记述，而将原来分散在各章之中的特色内容集中起来，设体育品牌章，列为首章，分别将北凌农民体育、海安健身花鼓、三门球比赛立节记述，充分体现了海安体育事业的地方特色，这也是海安体育篇的最大亮点。各地体育篇反映的地方特色应当因地制宜，有的可以升格，单独设章设节记述，但不必千篇一律。举例而言，河北正定可以突出乒乓球训练基地的特色，海南海口可突出足球训练基地的特色。《武进志（1986～2007）》体育篇在设施与经费章将江苏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升格为一节详加记载，较好地反映了江苏女子曲棍球训练基地的情况。同时设民间体育章，将富有个性的阳湖拳、信鸽、钓鱼、棋类和游泳、风筝与舞龙等分别设节记述，使志书充满了浓厚的水乡体育活动特色。
重视人物记载
不少方志工作者主张志书要以事系人。对体育事业来说，尤为重要。各项体育运动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开展体育活动的目的也是增强人们的体质和提高健康指数。有许多志书体育部分设有体育队伍，反映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体育老师的整体情况，但点的记述即具体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记述很少。也有少数志书体育部分没有人物的记述，或很少涉及体育人物的活动。这就使志书体育部分缺乏鲜活的资料，显得不够丰满。
体育篇反映人物的活动，一般以运动员和对当地体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为主，其表达方式有立专节或设附、列表、随文记叙三种。
一是立专节或设附介绍。《宝应县志（1990～2005）》在体育篇第二节群众体育、第三节学校体育中分别设附，记述身残志坚的轮椅运动员叶华、全国优秀优育教师吴磐的事迹。《邗江县志（1988～2000）》体育部分设附，介绍了国家男排运动员周炜、陆飞的主要事迹。《海安县志（1993～2008）》设附，海安体育明星简介，集中介绍了仲满、吴鹏根、周永生、储春霞、洪梅等7名海安籍运动员的简况。《宜兴市志（1988～2005）》体育篇专设知名运动员一节，分别简要介绍了谈燕华、丁俊晖、崔丹丹、徐雪芬等8名全国著名运动员的事迹。
二是列表反映当地众多运动员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海安县志（1993～2008）》列有1993～2008年海安县运动员参加市级比赛破纪录一览表和1993～2008年海安县参加省以上体育比赛获前三名成绩一览表，收录了海安运动员190多次打破南通市纪录、获省以上体育运动会奖牌的情况。《武进志（1986～2007）》列有1986～2007年武进籍体育运动员获世界、亚洲、全国竞赛冠军情况表，突出反映了武进体育在全国和国际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
三是随文反映体育人物的活动。2008年中指组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除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外，志书行文记述要“以事系人，人随事出”。《武进志（1986～2007）》在竞技体育、民间体育等部分随文反映了部分体育运动员的获奖情况。另外一些新兴体育项目的首创者、推广者、著名教练员（体育教师）也应在随文记述中有所反映，以弘扬体育工作者的敬业精神。
力求文省事明
续修志书普遍体量偏大，从已出版的续修志书看，少则100万字以上，多则三四百万字。其原因，一是因当代社会各行各业发展很快，所存资料非常丰富；二是有的编者对志稿未进行精加工，缺乏反复研磨的过程；三是编者水平所限，选录不当。有的志书体育篇行文像流水账，逐年记述，重点不突出，面面俱到，前后内容重复。《海安县志（1993～2008）》体育篇初稿也较粗，篇序较长，有12张表格，有的是一年一表，行文内容较杂，空话也有，虽然文字多但还缺一些资料，行文中有许多冗言赘语，如“隆重举行”“列入为”“荣获国家农业部”等，有的运动会记述啰唆，记载了众多省、市、县部门领导参加开幕式等内容，有3.8万多字。为此，两次邀请省有关专家审读，三次组织审稿，编者反复修改、研磨，使体育篇志稿渐趋成熟，将套话、空话删去，省去“共”“为”“了”“的”“隆重”“海安”等一些不影响行文本意的字词。同时调整了表格，将12张表的内容合并删减，增补缺项，调整压缩为2张表，最后压缩了1.6万字左右，使全篇显得简洁流畅，文约事丰。
尽量消灭讹误
志稿成书一般经过资料征集、整理和志稿编写、编辑加工、总纂、补充缺漏、审读、校核等过程，由于摘抄、打印、修改过程中的笔误、打印错误，以及原资料中的讹误等现象，使志稿中的差错在所难免，故加强志稿校核非常重要。海安续志体育篇志稿虽经过几次编辑加工、审稿，但未读校，文中掉字、错别字较多，如乒乓球训练馆掉“球”字，“十佳劳伦斯”奖中“佳”误打为“嘉”字；运动会届次的表示方法，国内运动会届次一般用汉字表示，国际运动会十届以上可用阿拉伯数字。有的志书同时出现江苏省县级田径比赛与江苏省县组田径比赛,省级县组田径赛和省田径县级比赛等，明显有矛盾，“县级”与“县组”哪一个更准确？还是两个都有，必须弄清楚。作为具有存史功能的志书，观点、史实、时间、数据、人名、地名以文字、标点符号都要准确，表达方式要一致，不能前后记述矛盾，要尽量将志书差错率降到最低，文中不留疑问。为了确保《海安县志（1993～2008）》体育篇的质量，编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校核，采取自校、返回单位校、读校、交叉校、专校、集中校等校核方式，还邀请多名语文老师帮助校改，尽最大可能消灭讹误，把志书“硬伤”减少到最低限度。
适当配置照片
照片资料丰富，可达到志书文图呼应，图文并茂、活跃版面的效果。但随文插图运用要恰到好处，插图要素应齐全，有关体育比赛、体育锻炼的照片很多，要选择有地方特色的、有分量的、有存史价值的照片入志，切勿过多。行文仍以文字叙述为主，照片只起点缀作用。《海安县志（1993～2008）》体育篇的随文插图很有地方特色，分别选择了2004年海安健身花鼓参加江苏省健身新优项目展示、2005年7月18日全国三门球邀请赛场景、2008年4月30日第45届北凌农民运动会开幕式场景、2008年8月12日仲满在北京奥运会男子佩剑决赛场比赛场景4幅照片，充分体现了海安体育工作的亮点。《武进志（1986～2007）》有1992年2月亚洲女子铅球冠军张榴红回母校奔牛实验小学、1992年中国武进特斯克杯乒乓球精英赛、1994年武进县首届老年人运动会开幕式、1998年武进首届妇女运动会、1998年武进市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1998年淹城初中学生阳湖拳表演、2007年万泽杯全国龙舟赛、武进体育场、武进游泳馆9幅插图。《宜兴市志（1998～2005）》体育篇亦有6幅插图。
（作者单位：中共海安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
清末小学课本《通州地理教科书》
武志敏
清代末年的小学课本是什么样的呢？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现今知之者可能不多，见过课本实物的人也许更少。家中藏存一册清末的小学课本《通州地理教科书》“上编”，现给感兴趣的朋友作一简介。
《通州地理教科书》“上编”，是一册32开本、楷书石印版、黑色油墨印刷线装本。全书印制比较简陋，封面围有黑边框，中间竖排两行楷书“通州地理教科书”7个大字，左下角有楷书“上编”二小字。全书13页，每页分正、反两面，全部为文字，无插图，共计36课。课本首页的“编辑大意”写明：“乡土地理历史，谨遵钦定章程，初级小学，每星期授课一，计每学年除暑假年假外共三十六课，一二三学年，须一百零八课。”由此可知系初级小学教材。据此，在“上编”之外尚应有“中编”和“下编”。此属全套课本的“上编”，没有注明编辑人员、部门署名及编印年代。这些，有可能会在“下编”落款，也不违背常理。既然没有注明编印年代，那么，何以知道它是“清末”的小学课本呢？
从这本教科书的内容，可分析推测它的成书年代。该课本的“编辑大意”中有“谨遵钦定章程”用词，故可定位于“民国”之前。清末光绪帝在1901年颁行新政，废科举，设立学校，从此有中、小学之称谓。该课本“编辑大意”中有“初级小学”用语，另有一条“历史以人类进化为主义，此编亦本此只眼，教授时宜以前后比较，俾儿童知天演竞争之概。”这就比较清楚地表明该课本成书于清光绪帝颁新政之后。该课本第三十一课“实业一”里已出现博物苑的名称，而第三十课“教育”一文中记载：“计境内师范学校一，附属小学一……女子师范一……中学现将竣工……”据此推测，该课本成书于“通师”建校之后，“中学”竣工之前。经查证“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现“通中”），建成于1909年。因此，该课本的成书年代可概定为：1905年创建博物苑之后至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建成的1909年之前。有幸的是在上海图书馆能够查到此书的著录，始知此书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上洋书局石印出版，书的编著者叫陈罗孙。对于此人尚缺少了解，仅知道他同时还编印过《通州历史教科书》，想是与这本地理教科书配套的。
《通州地理教科书》上编共36课。按目录分别介绍了通州的位置、疆域、沿革、区划、形势、狼山、剑山、军山、黄泥山、马鞍山、海岸、扬子江、沿江诸港、运盐河、串场河、水利、闸、五坝、堤、气候、物产、人民、言语、风俗、宗教、学术、教育、实业。“编辑大意”中特别提到“是编专为通州教授用，故泰兴如皋，概不收入”。全部课文内容正如“编辑大意”所言“每课至多以百二十字为率，取便於儿童记忆”“大概辞旨修洁，篇幅短匀，俾儿童易晓”“体例，依自然人文两大纲主义，俾发达儿童之心理”。在“编辑大意”中还指明“乡土地理历史，要直观教授，如某地教授乡土地理历史时，先须就当地道里形势人物名迹，引起直观的观念，以为授此课本之预备”。由此表明，清光绪帝废科举，办学校的教育改良运动，已使通州教育界开始引用新的科学教育理念，结合儿童特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教学活动。这本教科书，也许可视为清末通州教育界先贤开拓中国现代教育实践的一页历史见证。此类地方历史文献，估计已难寻觅。愿借此文抛砖引玉，期盼有新的发现。
教科书中内容还包含一些有新意的观念，现简介于下。
第二十五课“人民”一文，谈到人口，“通州人丁，据康熙盛世滋生册，止有六万一千四百二十六丁。今据最近调查计之，统计九十三万八百二十七丁口……田不加多，而人口已十五倍于前。能无患贫之忧乎。”已表露了对人口过度增长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加剧带来的隐忧和警示。
第二十八课“宗教”一文，提到“光绪初元，城东建天主教堂……吾乡人民或有誳讼惧受鱼肉，假入教以为护符者，然上帝神父等说，究不确信。”意在教导学生不要迷信“究不确信”的宗教。
有意思的是第二十七课“风俗”一文，讲到本地风俗“通兼扬徐之气，舒迟漂轻，士好文学，轻尚武，农工守旧，而勤於力作，商不趋集，以久客他乡为苦，市井游民亦多，近年教育振兴，风气亦稍稍变矣”。这段描述，实是委婉批评了通人守土封闭，满足现状,贪图安逸，开放创新精神不足。同时也在提示学生要振兴教育，改变风气。细细品味，从当今南通本土老人身上似乎仍能看到当年的影子。
第二十九课“学术”一文，评价了通州学术界的演变“吾通虽滨江海，然人民颇有大陆性，思想甚不发达，咸同间士溺时文，稍习词章则贤也……光绪初元……人士渐知砥砺实学……近年师范学校兴，有志之士，心醉科学”。语气中表达了一种厌恶虚弄文墨、不务实业的旧文人习气，欣赏追求科学务实的心态。
第三十五课“实业五”一文，介绍了通州渔业状况，针对“内河业渔者……知取而不知蓄”的滥捕行为，提出警示以防枯竭，倡导保护自然资源。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比较现代的理念，并以此引导学生从小尊重科学，养成务实作风。
第三十课“教育”记载了当时的学校状况：“通州教育，为全省冠，计境内师范学校一，附属小学一，高等小学一，初等小学四十有九，女子师范一，女学一，贫民艺学警察各一，近又添设法政简字都计学生不下二千人，凡此皆以师范校为母，而以教育会为总揽之机关也，中学现将竣工，金沙馀中白蒲亦拟开高等小学，将来学区分定，教法完美，进步之速，正未艾也。”这大概可作为近现代南通成为“教育之乡”的历史起源之记录吧。从这段课文可知，南通的近现代教育起步阶段，是以师范学校为母，小学教育为主，普通中学尚缺、在建即将竣工。整体上，教育规模、水平还不够高。但值得赞誉的是，诸如贫民艺学、警察、法政等职业教育随之兴起，为用人单位较快地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实用员工。这大概与张謇倡导实业救国、地方自治不无关系；对南通“近代第一城”的建设，有积极的实用价值。
回顾历史看今朝，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南通现今的教育形势越来越好，正如家乡先贤所预言的“进步之速，正未艾也”。
（作者单位：南通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