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春秋》2017年03期
2017年03总第171期
目 录
“海安之路”越走越宽广 / 周宏文
南通基督医院记忆
——访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汪开 / 曹京胶 缪梦桔
江北特委在四安 / 羌松延
通城印迹之南大街 / 王宇明
清末海门师山中西学堂的创办 / 陆仰渊
崇明岛上的两个南通辖镇 / 黄志良
“臬台大人”李玉鋐 / 孙海雄
沙元榘与其创立的如皋县立初级中学 / 陈根生
人杰地灵——潮桥 / 陈祥志
融贯特殊李群与微分几何的数学大师——严志达
德耀江海（二） / 单志浩
凡人善举微者博大 持之以恒铸就楷模
——记“磨刀老人”吴锦泉 / 石 卉
踏访张謇筹建的洛阳老吴桥遗迹 / 黄鹤群
张謇手书对联中的“君一世兄”之考辨 / 赵 鹏
南通曾流行的插秧农具——莳 梧 / 许德忠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的纂修 / 程太和
狼五山炮台 / 张自强
一份陈立夫题字的《如皋日报》 / 鞠九江 周丽君
海门历史上最大的祠堂——杨氏义庄 / 李元冲
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推进综合年鉴全覆盖工作 / 杨 柳
南通市举办名镇名村志编纂业务培训班 / 周 磊(封三)
农民集中居住示范点——胡集花苑 / 周宏文(封面)
1978年以后，海安发展农村经济，走“农牧结合，发展工业，综合经营，提高效益”的路子，被国内经济界誉为“海安之路”。30多年来，这条路子从农业开始，拓展到工业，再向服务业等领域发展，越走越宽广。
初步形成（1979～1984）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海安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种养加出，综合经营”的策略，开拓治穷致富的道路。
推行生产责任制。1981年推行联产到组责任制，试行联产到劳责任制。1983年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允许包产到户，允许农民承包集体水面、滩涂和零星隙地。1984年延长土地承包制，15年不变，完善土地承包制，允许包产到户。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首先，调整熟制，将麦、玉米、稻三熟制为主改为麦稻两熟制。1981年，少长一熟非但没有减产，反而粮食亩产超过千斤，群众都说“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此后两熟制普遍取代三熟制。其次，根据通扬运河以东、以北、以南地区的不同特点，建立不同类型的农牧生产基地。河北以粮棉为主，发展水产养殖业；河南缩棉扩桑；河东发展瓜果蔬菜和特种经济作物，逐步形成田园经济。再次，调整畜禽结构，稳定生猪生产，发展家禽业，鼓励圈养鸡鸭等家禽。
重视良种繁育、推广。推广畜禽新品种、养殖新技术。1982年引进罗斯鸡、康贝尔鸭等种蛋，建立县祖代、父母代罗斯鸡场，形成县、乡、专业户三级家禽良种繁育体系。1983年引进瘦肉型种猪同本地良种姜曲海母猪杂交，杂交猪后代瘦肉率达51.2%～54.7%。
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1979年，7家油米厂建立配合饲料车间。1983年后，陆续兴办37家乡村饲料加工厂，饲料配方公布于众，鼓励农民自己配制混合饲料。1984年，兴办国营饲料车间11个，乡办饲料厂35家，饲料工业骨干企业、配合饲料企业发展到22家，生产饲料4万多吨。食品加工企业发展到27家。先后建成9家缫丝厂、12家织绸厂和染绸厂、50家扎绸厂。兴建一批畜禽冷冻厂等。
加强社会化服务。普遍推行牲畜无病包防、有病包治、死亡包赔的经济技术责任制。建立畜禽检疫制度，实行常年防疫，成立县兽医药械服务部、畜禽良种服务公司等机构和畜牧、水产等11个学会，举办培训班100多期，邀请大学教授讲课，辅导农民3万多人次，印发技术资料3.5万多份，给农户送去“金钥匙”。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办法，实现多渠道流通，1984年，全县共有运销户7600多户。
积极培育示范户。抓好重点村组、农户，对有经济困难的专业户，组织银行、信用社等贷款支持，由地方财政拨款支付银行利息，1984年发放贴息贷款800万元。同年春，召开“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大会，组织340多名代表学习中央1号文件，给万元户颁发奖状，开展“农民致富之路”巡回宣传，介绍致富经验。
海安县委、县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使海安迈开了致富的第一步。李堡乡农民高殿忠在自家地上栽种柿树52株、桃树20株、梨树8株，适时在果树行间套种青蒜、马铃薯等经济作物。农林部一名负责人参观后，称之为“立体种植”。1981年，高家果蔬、养猪、养羊、养鸡等收入3700元，1983年收入6738.6元，群众都说高家“上有摇钱树，下有聚宝盆”。
1982年，李堡乡光明村农户庭院副业总收入20.08万元。1983年，全县向长江以南部分大中城市贩运鸡300多万羽，鲜蛋175吨，出现成千上万名农民骑自行车驮鸡运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销售的壮观场面。新华社记者在《中国农民报》头版头条以《百万雄鸡下江南》为题，报道了这一现象。从事专业和兼业的手工扎染、钩衣、结网的妇女近10万人。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2.03亿元，比1978年增加1.88倍，占全县工业总值的46%。1984年9月，《新华日报》记者撰文称：“海安县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叩开了农牧结合的大门，走出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同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海安的启示》，指出：“海安的路子对全国占大部分比重的中等发展水平的县，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1984年，海安县粮食总产4.65万吨，从事畜禽生产15万人，家庭手工业、长途贩运及建筑业者13万人，各类专业户3.89万家，纯收入超千元农户1300家，超万元130家。蚕茧总产6342吨，约占全省产量的1/10。全县上市生猪67.08万头、家禽350万羽、禽蛋1.33万吨。
拓宽发展（1985～1997）
1984年，海安县被列为省综合改革试点县，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安以“种养加出”为内核，发展商品生产，拓宽“海安之路”，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农、工、商和建筑、运输、服务一体化，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巩固农业基础，形成规模优势。制定优惠政策，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享有种植自主权，扩大多种经营所需建设用地，免收征地押金、管理费、使用费等。农民自产农产品进入市场，免征摊位费、环卫费。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形成县养祖代、乡村养父母代、农户养商品代罗斯褐壳蛋鸡的繁育体系。1987年，加快种植业、特种养殖业、常规蔬菜和反季节蔬菜基地建设，发展节粮型食草动物、特种经济动物，增加本地三黄鸡饲养量；推广省力化养蚕、秸秆养羊、蛋鸡新品种综合增产等先进技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海安县每年安排200万元左右的农业发展基金，扶持发展生产资金紧缺的集体、农户。坚持“服务城市，富裕乡村”的方针，扶持专业户、重点户规模经营，支持重点户生产上规模，1987年仅养禽贷款就达760.82万元，均为低息贷款。1995年后，实施多种经营百项投入工程、“万千百十”（即亿元乡镇、千万元村、百万元组、十万元户）工程，推动规模化经营，确定10个奔小康红旗村，作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试点单位。至1997年，形成特色专业村36个，建成农业亿元乡镇11个，千万元村41个。多种经营百项投入工程135项，建立万羽鸡场69个，种鸡场10个，肉鸡场3个，千头猪场14个，综合养殖场3个。推进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全县逐步形成以禽蛋、茧丝绸两大主导产业带动的农业产业经营体系。1997年，海安家禽上市量2368万羽；蚕茧1.25万吨，约占全省的1/8，蚕茧总量连续16年居全省之首，被评为“中国禽蛋之乡”“中国茧丝绸之乡”。
调整工业结构，延伸“海安之路”。加工业向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出口创汇延伸。1985年后，先后投资兴办一批缫丝厂、丝织厂、钩针衣加工厂、肉禽制品加工企业，优先发展蚕茧、白厂丝等优势外贸产品，实现“栽桑—养蚕—缫丝—服装—出口”和“种鸡—商品鸡—禽蛋制品”等一条龙生产，形成粮油、棉花、蚕茧、畜禽为主要原料的农副产品加工体系。20世纪80年代，发展乡镇工业、建筑业，工业实行县办、乡镇办、村办、组办、联户办、户办“六个轮子”一起转，逐步形成以县属工业为支柱，乡镇工业为主体，机械、建材、建筑、纺织、丝绸、食品工业为骨干的地方工业网络。20世纪90年代，建立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改革工业经营体制，实行股份制、公司制，组建企业集团。1995年11月，全面启动企业产权制改革。1997年后，地方国营、集体及乡镇企业实行转轨改制，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工业结构，改革经营体制，围绕市场开发新产品，培育拳头产品。1991～1996年，海安县建筑业获鲁班奖6项。1997年，施工产值40.02亿元，在外施工5.8万余人，施工面积659.8万平方米，综合实力列全省“建筑之乡”第4名。1993～1997年，实施省级以上“火炬”“星火”项目41项。1997年，海安县列江苏省24个“建筑之乡”综合实力第4位。
发展城乡交通，促进互联互通。1989年，海安县实现乡乡通公路。1992年后，“黑色路面工程”“内联外接工程”“网化工程”“撤渡建桥”等工程相继实施，开创全县公路建设新局面。
发展三产和民营经济，培育新增长点。采取扶持、引导、管理、服务等综合措施，加快三产、民营经济发展。发展个体贩运户，培育家禽、蔬菜、山羊等农副产品市场60多个，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设立海安农副产品销售窗口。1996年，个体工商户2.61万户，从业人员4万余人，民营专业村159个。
实施外向开拓战略，进军国际市场。1981年，海安被贸易部列为出口商品综合生产基地。20世纪80年代，美乐牌钩针衣被国外誉为“东方珍品”。1993年，海安县兴办第一家境外独资企业。面对国际市场，巩固扩大丝绸、钩针衣、纺织品、山羊板皮等产品的出口，新增彩色灯泡、剪板机、水泥机械等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从1978年的几个品种扩大到1996年的160多个，出口市场拓展到美国、日本、东南亚、欧盟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海安县自营出口9650万美元。
“海安之路”的拓展延伸，使经济获得新的活力。1994年家禽饲养量突破2000万羽，1997年达4307万羽，禽蛋总产8.46万吨，禽蛋产值占畜牧业产值的71.47%，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9%以上。海安发展为粮食、山羊、禽蛋、蚕茧商品生产基地，其中禽蛋、茧丝绸产值占农村经济总量的1/3，家禽年饲养量相当或超过当时中西部一些省的年饲养量。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6元。推行三麦免（少）耕条播、机械化收割，被列为省农业机械化工作试点示范县，全县抛秧面积3万公顷，抛秧面积和推广速度全国第一。1997年，海安县工业企业8338家，总产值84.49亿元，利税2.09亿元。建筑施工产值40.02亿元。
创新争先（1998～2016）
1998年以后，经济改革日趋深入，海安人民“万众一心，艰苦创业，开拓争先”“海纳百川，聚力超越”。“海安之路”范围更宽更广，工业、服务业快速发展，产值、利润连续翻番，海安实现从农业大县向贸工农一体化经济强县的跨越。
工业经济大提升。2000年，工业总值111.5亿元，首次过百亿。到2002年底，乡镇企业改制到位，逐步融入全县整个工业体系。整合园区资源，加大招商力度，提高运行质量，推进企业上市，打造千亿元产业。2007年，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双双突破千亿元大关。2012年，海安开发区在苏中县（市）开发区中率先成为国家级开发区。截至2016年，工业开票销售1134.41亿元。规模企业874家（其中超亿元企业200家），产值2208.83亿元，企业利润160.36亿元。海安连续6年获全市新型工业化考核第一名，工业经济总量、亿元企业数、规模企业数均为全市第一，全国工业百强县排名第39位。A股上市企业2家，新三板挂牌15家；拥有地理著名商标6个，中国驰名商标14个，省著名商标58个；全国品牌示范区2个，中国名牌产品7个，江苏重点品牌2个，省名牌产品46个。
建筑产业获殊荣。2004年、2007年、2014年，海安县建筑施工产值先后突破100亿、200亿、千亿元大关，2007年，海安被命名为省“建筑强县”。2012年，海安成为江苏首个、全国第7个“中国建筑之乡”。1999～2016年，海安建筑企业获“鲁班奖”22项、“詹天佑工程”11项、国家优质奖18项。2016年，建筑施工总产值1066.88亿元，施工面积1.32亿平方米，境外营业额5216万美元，利税40.8亿元，在海安入库税金8.96亿元，职工分配总额超160亿元。
现代农业快发展。1998～2016年，海安农业逐步迈向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全市创一流、全省有特色、全国有影响”的目标定位。2008年，粮食亩单产1.0403吨，在全省以县为单位率先实现稻麦两熟亩产过1吨，2016年粮食总产60万吨以上。在广西、山东、安徽等地建立30万亩蚕桑生产基地。2008年以后，全面推行生态健康养殖，至2014年实现生产标准化、产品无害化、粪肥污染物处理规范化。家禽饲养量、河豚饲养量、蚕茧产量、条斑紫菜加工量均居全国第一，海安县获得“中国湖桑之乡”“中国河豚之乡”“中国紫菜之乡”、全国优质蚕茧重点县、国家优质弱筋小麦生产基地、国家级无公害禽蛋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中国优质茧丝生产基地等多项称号，走出一条发展特色农业之路。白甸镇获得中国美丽田园称号。雅周农业园成为省级示范农业园区，海安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列全国第11位。海安是亚洲最大的黑仔鳗培育基地。中洋河豚达到“无毒级”标准，养殖规模世界第一。中洋河豚鱼、海安桑蚕茧先后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县域交通显优势。进入21世纪以来，海安县境内高速公路、铁路从无到有。204、328国道扩建、改道，沿海高速、江海高速、沿海高等级公路和新长铁路、宁启复线电气化铁路先后建成通车。两条铁路、两条高速、三条一级公路、三条运河交汇于海安境内，海安真正成为苏中交通枢纽。全面实施“通达工程”“危桥改造”，乡村公路实现路面硬质化或水泥路面、黑色路面，2008年，农村公路建设及管护工作成为海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亮点，被省内外媒体誉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的“海安模式”。2016年，全县形成以国省道为主骨架、方格网状县道为补充、乡村公路为“毛细血管”的公路网络，国省干线区镇覆盖率100%，基本实现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园区、重点旅游区和乡镇一级公路互联互通。
城乡面貌大变样。1995年后，海安县城改造、扩建，至2008年形成纵横交错的10条主干道，城区扩至80多平方公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16年，城市建筑高度不断刷新，40层的中洋豪生大酒店高度超过200米，成为海安城市新地标。体育、文化、广电等“五大中心”投入使用。森林覆盖率24.82%，海安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卫生县城”，城镇环境质量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列全省第2名。
商贸流通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大中型商场、市场、超市纷纷出现，苏中大厦、东方广场等商业大楼相继崛起，总经销、总代理、连锁店、超市等营销方式逐步展开，各类市场纷纷出现。1999年，海安县拥有市场95个，其中11个超亿元市场，个体商业户3.11万户。进入21世纪以来，仓储式超市、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发展迅速，大型超市纷纷落户海安，奥华装饰城、苏中医药物流中心、中国东部家具城等先后开业，贵都广场、文峰超市、安达步行街、明珠城、中大街等街区形成新的商贸街区。2016年，新增电商企业540余家，规模商场超市18家，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74亿元，市场成交额270.78亿元，服务业应税销售735.19亿元，服务业增加值345.2亿元。
外贸格局得优化。2010年以后，海安县委、县政府以“枢纽海安、物流天下”为战略取向，彰显“动车时代、节点城市”新优势，打造江苏东部“公铁水”无缝对接的商贸物流高地。2014年后融入“一带一路”发展，至2016年底，海安—中亚班列运行线路延伸至波兰罗兹、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等城市。先后组织100多家企业赴欧洲、巴基斯坦、越南参展和市场考察。鹏飞集团水泥生产设备、海建压力容器等产品出口巴基斯坦、印度、缅甸、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升辉、苏中、华新、达欣等企业承接沙特、缅甸、尼日利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一批工程项目。缅甸曼德勒新修的一条环城路，被命名为海安路。
“海安之路”有利于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了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农副产品，海安从“百万雄鸡下江南”发展到“千万雄鸡下江南”“万吨禽蛋下江南”。“海安之路”推动了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工业、服务业产值占比92.6%，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安的经济结构。“海安之路”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全县从事畜牧养殖、工业、副业、建筑业、营销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0%以上，为农民离土不离乡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出路。“海安之路”改善了人民生活，全县居民存款总额700.97亿元，人均7.46万元，居全省前列。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城镇常住居民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51.6平方米,人均可支配收入37297元；农村常住居民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60.7平方米,人均可支配收入17978元。城镇登记失业率在1.92%以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超99%。“海安之路”极大地提升了全县经济实力。2016年，海安在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榜、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榜中，分别列第30位、第9位，列全国县域经济最具创新力50强第5位，成为全国首批中小城市综合改革地区、全省科技创新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全省首批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海安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
南 通 基 督 医 院 记 忆
——访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汪开
曹京胶 缪梦桔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让一江之隔的南通靠近了炮火和硝烟。江面上不时有三五成群的敌舰窥袭，探听虚实，有登陆企图的敌舰被中国军队还击后，迅速撤离。8月16日，日机对海门青龙港的轰炸是抗战全面爆发后通海地区首次遭遇的突袭。8月17日，悲剧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南通基督医院发生。
医院遭到野蛮轰炸
“宋美龄愤怒地说，日本军阀毁灭学校，摧毁文化机关，为所欲为。天津南开大学、河北女师及河北工业学院，即毁于炮火。上海沪江大学、吴淞同济大学则荡然无存。南京中央大学、南昌保灵女校，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南通美国教会医院、真如红十字会医院更是遭到故意轰炸。”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汪开解释说：“这是80年前的1937年9月12日，宋美龄在《告美国民众》广播讲话中的一段话。”“这篇讲话如今已被收入《宋美龄传》‘蒋夫人的愤怒’一章中。她这里提到的南通美国教会医院指的就是南通基督医院。1937年8月17日，也就是淞沪会战打响后的第5天，上午9点多钟，8架日机野蛮轰炸了南通城，并对位于西门河西街的南通基督医院狂轰滥炸，炸弹直入医院主楼，穿过屋顶扎进手术室，当时正在手术的1名医生、4名助手及病人当场遇难。另有3枚燃烧弹将这个被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称为基督会在海外‘设备最佳的医院’夷为平地。有29名医护人员、工友、病员伤亡。日军还炸毁了医院的食品、药品库房，医院职员宿舍和新建的崇英女子中学体育馆。一时间，南通城火光冲天，残垣断壁，死伤枕藉，满目疮痍。”汪开拿出一本名为《南通州基督医院存影》的书，其封面正是那幢被日机炸毁的大楼。他指着书中的一组图片告诉笔者，这是原基督医院经理溥尔祺在医院遭受轰炸10多天后拍摄的受损情况。从照片中可见二楼窗户上挂着两条被系在一起的白床单，这是一条逃生通道，当时病房被大火围困，病员们利用床单来逃生。
麦文果对伤者的救助
在日军轰炸南通基督医院时，有两名美国的传教士护士不能不提。护士长兼护校校长傅汝爱带领医院员工，从燃烧和坍塌的大楼里救出40多名伤病员。护士麦文果义无返顾地攀上竹梯，从摇摇欲坠的二楼救下了一个绑着石膏、被砖砾压着的小男孩。医院被炸成废墟瓦砾，医疗设备尽毁，傅汝爱和麦文果仍坚守医院，救治伤员，安葬亡者，疏散医院工作人员，开展善后工作。
说到麦文果，汪开有些激动。他说，当时美国大使馆连发两封电报催麦文果离开南通，她则坚定地说：“即使王君（编者注：头部受伤的医师王道炜）不能救，我也不能让他孤独地死去。”她在给美国大使馆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将黄种人的生命看得很低，而将美国人的生命看得很高，这种等差，非生命本质上的差度，生命的价值其实是同等的。”病房毁了，她把自己的宿舍当成病房收治病人，而她则睡在走廊上；她组织医护员工和志愿者从废墟中挖掘可用的医药器材来治疗病人。为免再遭日军空袭，麦文果决定在大楼的废墟上，升一面美国国旗。由于材料匮乏，她将白床单撕成长条，用红药水将其中一半染成红色，星星则用她蓝色的法兰绒护士披肩裁剪而成。8月18日，她把星条旗挂在医院最显眼的地方。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日军焚烧房屋，强奸妇女，屠杀平民，大量百姓涌入基督医院所属的崇英女中寻求庇护，麦文果设法利用教会属地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5月3日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枪声在西门外响起，接踵而至的伤员躺在走廊和庭院的担架上，到处是血，我不停地包扎止血，我的鞋被血染污，双手被血浸湿。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5日，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放火烧毁了仓库和民房，还用机关枪疯狂扫射着从火房子里逃出来的老百姓。我看到那些试图奔向我们大院的人被射杀，便立刻让工友打开大门让幸存者进来避难，他们大都是妇女儿童，这一天难民营新增了200多人。病人和难民的口粮、衣服和药品需求已远远超出了我微薄资金能支撑的范围。就在应接不暇时，汪志培先生（编者注：热心慈善实业的地方商界人士）提议成立‘南通基督红十字会’，并推举我任会长，他做副会长，目标是‘遵循我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帮助穷人’，由家境殷实的士绅捐钱捐物。就这样南通地方为我们提供的药品、物资和财政援助达13321.47美元。”
年轻、瘦弱的麦文果面对日军的侵华暴行，坚守了六个月，保护难民，救治伤员，表现了世界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出了与拉贝和魏特琳一样的贡献。
汪家四代基督医院情
汪志培等人于1938年6月15日致函美国基督教会总干事徐鸿藻，请求派外科医师到南通。7月，徐文启医师回院负责外科工作。1938年秋，美籍院长施保罗夫妇及护士长傅汝爱返院，在被炸大楼残迹附近的四合院中重建医院。施保罗在这一年的工作报告中写道：“一个红十字组织建立起来，其副会长是位富有爱心的油商，他慷慨捐赠财物帮助同胞。”汪开指着照片中一位长髯老者告诉笔者，这位热心慈善事业的油商、基督红十字会副会长汪志培就是他祖父。后来汪志培成了南通基督医院董事会的成员。据《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记载，新四军东进后，较重的伤员被秘密送到基督医院救治。先由汪志培与徐文启医师联系好，然后连夜用船将这些伤员送到南通基督医院做手术。笔者道：“此前我们只知您和您父亲汪东来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两代院长，殊不知您祖父汪志培老先生竟与医院和红十字会也有如此渊源。”
汪开听后笑了，笑意中有些自豪。他告诉笔者，1946年至1947年，赵琅（南通解放后任南通市第一任市委书记）率部在南通城外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欲伤害赵琅在城里的家人，汪志培获悉后便与女儿汪树芸、儿子汪东炳设法帮助赵琅的母亲和两位姐姐转移到上海。
“我父亲汪东来，1947年3月到南通基督医院任外科医师，1950年7月被公推为院务会副主席并主持医院工作。他在医院工作逾40年，见证和参与了在南通近代社会嬗变中第一人民医院的成长。”汪开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书翻到“走向新生”章节，映入眼帘的是《南通基督医院全体职工为拥护政务院决定发表爱国宣言》。汪开告诉笔者，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凡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医疗机构及宗教团体未予以处理，只要他们恪守政府法令，仍允许他们暂时接受美国津贴。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在1950年12月16日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第65次政务会，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教医疗机构的决定。1951年1月，南通基督医院全体职工为拥护政务院决定，由主持医院工作的汪东来起草发表了这篇爱国宣言。4月，汪东来作为苏北区代表，赴沪参加华东区召开的处理美国津贴医疗机构会议。5月，又赴扬州参加苏北地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医院会议。6月16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惠浴宇颁布命令：南通基督医院由南通专署接办，定名为南通人民医院（1953年定名为南通市人民医院。1970年定名为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查阅1951年9月30日办理的医院移交手续档案时，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移交人为基督医院院务委员会副主席汪东来，接管委员会成员为尤海平、汪东来等，接受人为南通人民医院院长王同观、副院长汪东来。当年30出头的汪东来在那个历史节点上，瞬间完成了三个角色的转换。汪开感叹道：“汪东来是无意中走进了这段历史，从而亲历了从基督医院到人民医院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后，南通基督医院的两任美籍院长海格门、施保罗的子女先后到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寻访。他们说，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美国基督历史联合协会，珍藏了许多关于南通基督医院的档案材料。汪开和院办的同志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根据施保罗的儿子比利提供的信息，与美国基督历史联合协会取得了联系。当时汪开的儿子汪峰在美国休斯敦医学中心读研，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医院与联合协会之间的联络员。在汪峰的积极查找下，一批批有关基督医院的档案呈现出来，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当时麦文果与美国友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信中，她从美国人的视角真实地讲述了日机野蛮轰炸南通基督医院、屠杀百姓、南通城沦陷以及难民营形成的史实，是极为难得的南通抗战时期史料。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最终决定将在美国征集到的近600页英文档案挑选翻译后，与国内征集到的史料相互补充及佐证，编纂了《南通州基督医院存影》一书。汪开说：“这本书让今天的我们全面而清晰地看到那段历史。2017年正逢七七事变80周年，南通基督医院被轰炸80周年，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下一代人，提醒后人勿忘国耻。”
（作者单位：曹京胶,南通日报社；缪梦桔，《南通周刊》）
江北特委在四安
羌松延
中国共产党江北特区委员会（简称江北特委）是中共江苏省委为开辟江北地区党的工作而建立的，存在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系通如海启地区党的秘密领导机构，其领导机关先后驻金沙、马塘、四安（当时叫陈家酒店）等地。江北特委的领导机关驻四安期间，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特委 壮大抗日力量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从1938年春天起开始部署我党对江北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
与此同时，因十年内战时期南通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而失掉组织关系的一些共产党员，如单仲次、顾民元等人，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先后积极到上海去寻找党组织。南通沦陷后，在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自发斗争此起彼伏之际，我党统一领导该地区的对敌斗争成为当务之急。为了进一步了解江北地区的情况，江苏省委于1938年夏，派吴佐成随顾民元到江北一带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经过慎重考虑，省委做出了重新开辟江北地区工作的决策。
1938年8月，江北特委在上海宣告成立。江苏省委指定唐守愚（绍宗）任特委书记，陈伟达、吴佐成任特委委员。不久，特委成员先后离沪，以上海流亡来江北的抗日进步青年的身份，到达南通县金沙镇。特委机关设在进步青年姚溱（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家，其父姚味香是国民党党员，时任国民党南通县政府教育科科长，在当地颇有名望，思想开明，同情和支持抗日救国。江北特委利用其这一身份，便于掩护和开展工作。唐守愚常住于此，而打入国民党特务总队的陈伟达在马塘和通西地区的刘桥、四安一带活动，吴佐成主要在马塘活动，3人基本分散活动。江北特委根据中央“到各种武装组织中去”的指示精神，利用国民党部队争相扩充实力的机会，先后派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总队、抗战支队、保安一旅、保安四旅、保安五旅、常备八团等部，他们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
是年底，日军侵占金沙镇。江北特委根据形势变化，将活动中心转至如皋东乡(今如东)马塘镇。
移驻四安 迎接我军东进
1939年10月，海门凤凰桥事件发生后，唐守愚政治身份暴露，组织上准备将其调回上海。唐守愚随即带领原在海门江家镇抗战支队政工队工作的赵毓华到南通、如皋一带交接原来由自己领导的党组织关系。11月，赵毓华参加特委领导工作，任江北特委委员。
经江北特委负责人之一，当时公开身份为国民党抗战支队大队长的陈伟达介绍，赵毓华结识了南通四安的进步青年袁明。与唐守愚分手后，赵毓华便来到陈家酒店镇北两三里路的姚家渡袁明家，江北特委活动中心即由马塘转移至此。袁明系吴家招赘女婿，其岳父吴质夫是一名开明绅士，时为国民党乡长（后任温桥小学校长），与附近的新坝炮楼日军翻译孙坤私交甚好，温桥吴家还是四安地区望族。吴质夫的身份和社会关系非常有利于掩护特委开展工作。
赵毓华的公开身份是往来南通、上海的商人，是陈伟达的朋友、袁明的同学。随后，郭葆全、曹冈、张慎思等人先后与赵毓华取得联系。郭葆全、曹冈食宿也在吴家，根据赵毓华的安排，两人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温桥乡开办妇女识字班，开展群众工作，在她俩的教育下，一些妇女的觉悟大有提高。赵毓华还派张慎思与从崇明来的游击大队的同志联系工作。
“当时我奶奶负责接待和后勤方面的工作，来往的人很多的，上海及江南好多人在我们家吃住，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赵毓华就住在我家，我家当时有近百间房子，房子东边是一条大河（即西大河，南接陈家酒店、阚庵、南通，北通石港），最后一排房子在小河边，他们开会的时候如果外面有情况，就可以开个后门从小河边走掉。”袁明的女儿吴周行说。
1940年1月，赵毓华到上海向省委汇报了江北特委会议及自己在姚家渡的工作与生活情况。省委同意了他在陈家酒店镇上开一间小百货店作为联络机关的建议，并要其先找好房子，做好准备工作。
当时的四安区为游击区，陈家酒店镇区的南北街为丁字形，碎石路面，两边一色粉墙黛瓦的房屋相向而建，居家与店铺间杂并紧紧相连，偶有几家富户或商号的楼房兀立其间，显得高大、洋气。
当月，吴质夫在陈家酒店镇帮赵毓华找到一家店房。店房在酒店街北段，是两间临街朝东的平房，对门是一家黄姓铜匠店。吴质夫借来柜台、货橱，帮忙筹办商店，还帮着张罗办酒睦邻。
为尽快建立联络站，赵毓华让委托特委政治交通员孟桂林物色的邵野、孟国忠两个政治条件好的同志，也参与到商店开业的准备工作中来。邵野、孟国忠都来自唐闸大生一厂，其中，邵野原为大生一厂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后由组织安排去了抗战支队，他的公开身份为店员；孟国忠系孟桂林的三弟，公开身份为学徒。赵毓华特意从上海带回了两大箱子百货，有毛巾、袜子、香皂、牙膏、雨伞、套鞋等。1940年3月，在“老板”赵毓华的忙碌中，在街坊邻舍的道贺声里，老街又一家小百货店“公兴商店”正式开张了。“公兴商店”作为江苏省委与江北特委之间的秘密联络机关正式开始运作。“公兴商店”及时将上海地下党派来苏北的党员干部，安排住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公兴商店”还联系着通如海启地区的党组织……
三四月间，江苏省委将直接领导的崇明临时工委划归江北特委领导，并告知江北特委，新四军准备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4月起，陈伟达、洪泽等随抗战支队北开。赵毓华代理特委书记，钟民、周一峰为委员。赵毓华仍驻姚家渡，钟民继续隐蔽在驻丁堰、双甸一带的国民党保安一旅二团，周一峰仍在一团。
商店开业时，赵毓华也在此住了几日，后感觉还是姚家渡更加安全，便于活动，于是搬了过去，并将爱人刘枫和女儿英杰接去同住。陈家酒店镇上的人询问老板的去向，上海地下党派来负责店务的党员葛志行夫妇（邵野、孟国忠已在5月初被调往江都郭村新四军部队工作）便敷衍着说：“到海安做米生意去了。”
7月，江北特委在马塘和卢港之间建立了地下交通线，设有姚家渡、刘桥、下驾原等处地下交通站。如今已98岁高龄的张慎思，当年是该交通线的地下交通员之一，主要负责将上海及江南来的同志护送往西行。他对当年的地下交通工作记忆犹新：“陈伟达曾到我家布置工作，其中一次是让我为特委从事无线电技术的于仪孔同志找一处隐蔽的地方，最后找到我家河北仅50米的一户王姓人家，完成了任务”，“陈伟达将我介绍给特委新领导人赵毓华，后由赵毓华和我的姐姐陈瑛（王必成夫人）介绍我入党”。说起护送赵毓华的故事时，他笑得特别爽朗：“我手里拿一把雨伞，走在前面约200米，我们约好，如有敌情，我就将伞打开……”他一边笑一边演示着。
1940年8月，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赵毓华与叶飞部老红军、时任作战科科长谢友才在孟桂林护送下，前往敌人的统治中心区石港、掘港等地为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侦察地形。返回姚家渡后，他们将侦察的地形绘制成《敌人工事分布地图》，为新四军东进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随着新四军迅速向东发展，在如西一带已经站住了脚跟，建立如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的条件已经成熟，江北特委作为党的秘密领导机构，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于1940年9月撤销。同时，建立如皋中心县委。
江北特委撤销后，即将赴任苏中区党委民运部部长的赵毓华约袁明回到姚家渡处理未了事宜，并对吴家人对党的支持表示谢意，郑重地说：“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袁明后赴掘港工作，在临行前，他将“公兴商店”没有卖出的商品进行了整理并送交如皋中心县委书记钟民。
立碑勒石 铭记抗战历史
江北特委在四安等地活动期间，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团结和组织了由我党直接掌握的各种抗日武装，坚持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统计，至江北特委撤销时，已建立1个工委、14个党支部和7个区委，有党员数159人，组建了由我党领导的1000多人枪的革命武装，也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开明人士。这些革命力量，在配合八路军南下苏北，新四军东进苏中和建立、巩固南通地区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并为以后粉碎日伪反动势力极其残酷的“扫荡”“清乡”，同全国人民一道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
往事悠悠，铭心难忘。为追念先辈，启迪后人，四安镇党委、政府于1991年在姚家渡建立了江北特委旧址纪念碑。1994年10月28日，通州市委在姚家渡举行了扩建后的中共江北特委活动旧址纪念碑揭碑仪式。张爱萍将军为纪念碑题字，通州市委撰写碑文，勒石碑旁，以昭后人。
如今，韬奋大桥下的江北特委旧址、吴质夫老宅已于1976年倒塌，袁明也长眠在旧址前高大的银杏树下。联络站旧址“公兴商店”于1995年因四安镇区改建，与历史悠久的陈家酒店老街一起被夷为平地。特委工作人员除了陈瑛、张慎思，其他人都已先后作古。转瞬间，70多年远去，物不是，人亦非，但江北特委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以及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与贡献，将永远铭记在通如海启人民的心中。
（作者单位：南通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通城印迹之南大街
王宇明
南大街从十字街到涧桥，全长2.16公里。20世纪50年代的南大街是乱石铺街，两边平房居多，街道最宽的地方23米，最窄的地方只有4米。南大街的店铺较多，特别是吃食店，各具特色。南大街比较拥挤，也很热闹。
老南通人都知道，在南大街的东牛肉巷里有家民国13年（1924）开办的店，叫大华楼。大华楼的京苏大菜最出名，但老百姓倒是觉得店里的蟹黄包子更好吃，好多人带着篮子和盖碗，排着队等包子出笼。要是堂吃，就泡杯清茶，醋碟子里加点姜丝，再来点煮干丝、肴蹄、卤鸡杂、炒猪肝、炒腰花等小菜；要是家里来了客人，来不及买菜，就买几个蟹黄包子，剥皮取馅，加几棵青菜，也是一份菜——肉圆青菜。大华楼开业的第二年，西牛肉巷里又开了一家叫万宜楼的菜馆，这家店除了炒菜出名，汤面也是闻名全城，有虾仁面、肴蹄面、香菇肉丝面，最有特色的是爆炒长鱼丝面。巷子里还有家茶馆，一早就坐客满堂，泡一杯清茶，吃一块烧饼，说说新闻，讲讲笑话，热闹非凡。
20世纪50年代，从平政桥到南城门有几家店一年到头卖的是生煎包、双黄炒面，秋天还卖应时的蟹黄炒面。春天，街两边的店支起了炸春卷的大油锅，现炸现卖。秋天，水果店门口卖起了天津良乡的糖炒栗子。冬天，一些馄饨面店早上卖馄饨、面条；下午卖牛肉和牛肉粉丝；晚上，店门口又加了“提汤羊肉”的招牌，羊肉的香味随风飘扬，天气越冷，生意越好。
每天早上，街边上有卖粢饭、豆浆的，用担子挑着，一头粢饭，一头豆浆。有人买粢饭时，小贩就抓一把蒸熟的糯米团，放在用水浸过的白纱布上，把米饭压压扁；根据顾客需要，想吃甜的加一勺白糖，想吃咸的就夹根油条，再卷起来，用力捏一捏，挤一挤，变成个长圆形，白布打开，粢饭就做好了。到了傍晚，街上卖豆腐脑的、卖汤圆的、卖糖粥的担子随处可见，边走边喊。卖糖粥的最有特色，小贩用一根小铁棒在竹片上“笃”“笃”地敲，大家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卖糖粥的来了。南通还有句顺口溜：“笃笃笃，卖糖粥；糖粥甜，不甜不要钱；糖粥香，吃了过长江……”半夜时分，在南城门的城门洞里还有卖烘蕃芋、烘蜜糕、炒白果、五香茶叶蛋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南大街，从十字街到钟楼不到30米的这段路上，朝东的店面有裘天宝银楼、大巷馒头店、松华堂裱画店、脚踏车修理店；朝西的有点心店、茶馆店、耿师傅鞋摊。
从十字街往南，店铺朝东的第一家是大隆茶食店，然后就是平政桥。过了桥有陆家玻璃店、丛永记羊肉铺、卡饼店、西牛肉巷口、协成玉酒店、吴冲侯熟食摊、豫丰泰酱油店、小鱼行、潘家的门堂、倪坤南北货店、贾炳跳面店、电料行、老菜市场。一家剃头店南隔壁有个门堂，门堂里有卖小人儿书摊；再往南是马家皮货店、大陆鞋帽店、高振宗五洋店、立大昌百货店、卤菜店；继续往南是陆义顺南北货店、王家母女合开的衣裳店、吴吉新绕毛线店、袁记西服店、莫家小百货店、足佳鞋子店、王记鲜肉店、咸新恒洗染店、季正山小钟表店、刘万源酱油店、荣大祥绸布庄、老庆云银楼、黄记小鞋子店、天昌祥玻璃店（这家店至今还开着，名字还叫天昌祥，老板已经80多岁了）。再向南是掌印巷口、倪柱茶食店、顾记印刷所、宋厚之刻字店、黎家修表店、大兴茶食店、张家糖果店、恒懋印刷所、藤器店、宗占记电料行（后来做过顺寿堂药店）。接下来是秦记鞋子店、启文书店、中央洗染店、剃头店、二友刻字社、钟表店、三友书店（后来上海人开了源源绸布庄）、保险公司。再向南是同裕南货店、钟表店、皮箱店、南关帝庙巷口。过了巷口是藤器店、电料行、大头玩具店、团子店、理发店。过一个门堂是剪刀店、修棚子的店，再过去就是西南营巷子口；再向南还有煤球店和老虎灶，最后就到了南城门口。
南大街店面朝西的，从平政桥开始有北刘万源酱菜店、孙炳点心店、广货店、耀华布店、东牛肉巷口、周福源卤菜店、小烧饼店、孙海炒货店、供销社、新民建记书店、张胖子鸡鸭行、刘家肉店，肉店的隔壁是个大门堂，里面是蒙馆私塾。向南有范家鱼行、崔家点心店、金星印刷所、新民书店、隆兴祥百货店、四合春包子店、锡箔店、薄荷糖店、唐三糕点店、正声无线电行（后来做过新华药房）。再向南有金记寿衣店、徐三明玻璃店、喜家铜匠店、卫生大药房、陈霖面店、金桂水果店、杰华轩笔店、振兴祥布店、二陶面店、大陶烧饼店、仓巷口儿、雍家肉店、草帽店、荣大祥伴记五洋店、南通书店、锡匠铺、点心店、舒家茶叶店、吴记百货店、洪家油漆店、徐家水果店、老虎裱画店（店名叫锦华堂，老板叫邹鹤林，老虎是他的绰号）、老天宝银楼。过了一家小烟店就到了朝阳楼巷。巷子口往南有缪记服装店、电料行、渔古书社、基督教堂、聋子巷，聋子巷里头还有家印刷所。聋子巷往南是李家糖果店、刻字社、丹凤阁账簿店、朱源大茶叶店、布店、照相馆、孙家租小人儿书的摊位、熟面点心店、大保家巷口、陈胖子林华堂裱画店、周小峰书摊儿、太和药房，药房的隔壁是一个住家，门口有个摆摆茶、香烟的摊子。再过去是导文社书店、藤器店、惠罗鞋子店；过了一个门堂后是小六寿裱画店、正大昌百货店、修鞋子摊、水果店，便到了习家井巷口。过了巷口的一家中式裁缝店就到了南城门口。
过了长桥的南门外大街比南大街还要窄。最窄的地方是把总司巷到白家园巷口这一段，宽还不到2米；最宽的地方在医校巷和医校小巷之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门外大街上有13家纱店、10多家颜料店，饭店、酒店、面店、点心店、小吃店共有20多家，杂货店、米行、肉店、裁衣店、剃头店、茶食店、五洋店也不少。由于段家坝有家土布市场，是南通土布的集散地，人来人往，而南门外大街离段家坝又近，所以街上前前后后就有了170多家店，颠覆了老话“叫花子在南门”的说法。
据80多岁的丁广新老人描述：南门外大街上从长桥往南，坐西朝东的店是：广大南北货店、点心店、四和春饭店，饭店的隔壁就是三官殿巷子口。过了巷子口是家理发店，然后是张家镶牙店、裁衣店、五洋店、臭豆腐店、小吃店、剃头店、把总司巷口。接着是丁家裁衣店、张家盆桶店、卖蛋的店、陈二麻子纱店、白家园巷口。向南过了高龙吉香店和一家梳子店后是邱家巷，再向南有家药铺店然后是马家巷口。马家巷往南是颜料店、张大头棉纱店、老虎灶、野大门巷、木匠店、张家棉纱店、九姑娘的面店、金大棉纱店、陆二公子酒店、朱家剃头店、望仙桥。望仙桥往南是茶馆店、田家帽子店、戴家茶食店、孙家棉纱店、张家纱店、王家米店、洋碱厂（原来旁边有条洋碱厂巷，后来改名了）。南边有朱家木行、久达五洋店、张家银匠店、福元新油店、张家颜料店、帅炳家杂货店、何家油店、王家铜匠店、锡匠店，再过去就是当铺巷。巷子向南是陈家米店、陈家纺织用品店、王七肉店、陈家木匠店、蛋店、徐家老虎灶、李家粮店、周家点心店、春生堂药店、张家纱店、花家肉店、陆家修脚踏车的店，然后就到了花家巷。过了袁家茶食店就是新城桥了。桥南是陈家颜料店、吴家杂货店、陈家面店、大生祥茶叶店、端家中药店（后来是连家豆腐店）、浦子巷。过了浦子巷再往南是徐家酒店、王家剃头店、王家面店、季家颜料店、荣家纱庄、裁衣店、陆家肉店、张家豆腐店、丁家颜料店、卞家糖店、陈家剃头店、潘家酱油店、方荣面店。接下来还有刘家杂货店、施家颜料店、马家五洋店、陈家纸马店、吴家布店、朱家纸马店、崔家酒店、陈家木匠店，最后到了段家坝。
从长桥往南，坐东朝西的店，第一家是水果店，然后有张记脚踏车行、收废品的店、铜匠店、卖鱼店、獭猫巷口。獭猫巷往南有酱油店、酒店、篮子店、杂货店、张连记电料行、旧教场巷。再往南是米行、裁衣店、五洋店、回教馒头店、张海如家豆腐店、酱菜店、李家酱油店、茶食店、医校巷。往南是一家杂货店、竹厂店、中药店、陈家纱店、老虎灶、胡家巷。向南还有陆家裁衣店、张家颜料店、点心店、望仙桥东巷口、望仙桥。望仙桥往南是香烟店、雨伞店、刻字店、习家石灰店、陆家鹞子店、吴家扎扣店、严家扎库店、朱家画像室、管家纱庄、白陆巷。过了白陆巷是罗家钟表店、邵家杂货店、和记布庄、养老院巷口。养老院巷子再往南是张家竹厂店、陈大头棉纱店、陈思贤诊所、茶食店、孔家银匠店、杏花春酒店、陈家铁匠店。再往南是朱家颜料店、季白布庄、扎扣店、剃头店、新城桥北巷。巷子南是花家纸马店、煤球店、糖摊、剃头店，然后就到了新城桥。过了新城桥是小瓦肉店、秦家颜料店、张家布机修理店、黄家颜料店、姚家鱼行、庄家肉店、张家纱店、徐家针织店、王家颜料店、张家茶食店、东小巷。再向南有陈道的裁衣店、袁家点心店、徐家牛肉店、天顺昌粮店、张家竹厂店、王家油店、施家酒店、朱家点心店、姚家米行、布店、五金店、金贵点心店、朱家纸马店、袁家麻油店、陆家五洋店、袁家豆腐店，最后就到了段家坝。
那时的南通城里没有高大的建筑。站在长桥上，透过又窄又长的南门外大街，一直能看到10多里外的青翠狼山和宝塔支云的奇妙景色。江南和江北连在了一起，江水和蓝天汇成了一色，江山美景尽收眼底。
（作者单位：南通电视台）
1895年后，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一系列现代企业，使千年阻隔于江海一隅的南通地区走向了早期现代化。梁启超称张謇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很为恰当。张謇在致两江总督端方的信中说：“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之所以开启民智。”张謇在创办实业之初就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又在各垦区创办了一系列垦牧小学。在张謇办学思想的影响下，借清政府“新政”的契机，1901年师山书院改成师山中西学堂。
兴办中西学堂的契机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引起了国人大哗。1901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以及和张之洞等联名提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第一折就提出“育才兴学”的主张。慈禧迫于形势逃亡陕西，回到北京后提出“新政”，诏令各省可将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改成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接着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废除科举制度，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从旧制迈向早期现代化走出了第一步。1901年，海门县将师山书院改成师山中西学堂，这是海门县教育上的一大创举，是时代潮流涌动下的一个波浪。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在《中华民国史》中指出：清政府在1901年实行的“新政”，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西学东渐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新思想产生，清政府在社会不断动荡下不得不实行的“新政”。其发端在于康有为、梁启超“托古改制”的“变法”。“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所及不断扩大。
中西学堂的创办过程
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贫弱在于缺乏技艺，而根源在于教育。西方列强以工业立国。要工业立国首在人才，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办教育要有教师，教师必由师范始，而办师范是小学的基础。因此，张謇创办了通州师范及其附属垦牧小学。根据清政府对书院改成学堂的规定，海门师山书院改成中西学堂。师山书院名声在外，其级别应在今天的高小与初中之间。
海门师山书院有近百年历史，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一所旧式书院。1898年龚其伟出任师山书院山长（今院长）后，作了一些改进，但教育内容与宗旨依旧。龚其伟在张謇办新学思想影响下，毅然将师山书院改造成师山中西学堂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张謇每次回海门常乐镇，必去师山书院，总与山长龚其伟交流谈心，每当谈及办学思想时对龚其伟影响颇深。原因之二，龚其伟乐于接受新思想，当张謇把办新学上升到“救国”的高度时，对龚其伟的触动很大，于是他决心要把师山书院改造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借“新政”之契机，终于在1901年将师山书院改成师山中西学堂。
师山书院改成中西学堂后，其性质也跟着改变。原书院是以“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为办学宗旨，以赶考功名、谋取一官半职为目标，改成师山中西学堂后，增加了不少新课程，除学习传统的范文外，新增加了数学，简单的物理、化学、生物知识等。教材主要是从上海购来的石印线装书，也有铅印本。学生读书后要考试。粗具现代教育的模式。师山中西学堂的出现，为海门的现代教育事业奠基，如今的省立海门中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师山中西学堂教育的目的也不同于师山书院。1901年为改制的第一年，136名学生中有17人中考。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仍主要学习实用技艺。当年海门东、北两面临海，南靠长江，张謇在南黄海筑堤围圩7只，其中6只圩在海门境内滩涂上（启东尚未建县），又在海门境内建了大生二厂（崇明北沙）和大生三厂，师山中西学堂的学生在建厂和农垦事业中出过力。师山中西学堂的学生刘伟在《龚文毅传》中说：师山中西学堂是“顺其流而扬其波”。“顺其流”是说师山中西学堂的创建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扬其波”是在时代潮流中有其特色，有所创新。
山长龚其伟的办学思想
龚其伟祖籍江苏句容，太平天国时迁居崇明，他的父亲龚少文当过长州（今苏州）训导（今督学），清末从崇明迁居海门麒麟镇西北。龚其伟青少年时就读于旧书院，考取恩科进士。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不以功名为目的，认为“才大何必榜上名”，“坚不从仕”，《海门名人史略》中说其“五经在腹，高志不仕”。1898年，龚其伟出任海门师山书院山长，痛恨清朝廷的腐败无能、师山书院教学内容陈旧，一心想加以改革。
海门与上海仅一江之隔，上海又是西学东渐的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处，不少海门人到上海去经商或者打工，受西学影响很大。他们看到了中国因没有现代工业而贫，没有现代教育而弱。认识到要富强，必须要从创办工业和学校着手，而且张謇在南通已经做出了榜样。影响所及，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觉悟了，他们认清了现实与未来，主张将师山书院改建成现代教育的学校。龚其伟看到清政府的“新政”是被迫实行的，师山书院的改变必须要务实。他利用担任师山书院山长一职，顺时代之潮流，推波助澜，将书院改制成中西学堂，确实走在时代的前沿。然而，海门的耆老因循守旧，很难接受新事物。龚其伟作诗《一春有感》：“早春已去暮春至，旧学末成新学催。万卷堆中一回首，茫茫文海一蓬莱。”诗中表露了他对新学的向往之情和办好新学的重重困难。
龚其伟的基本教育思想是“诲人不倦”“学以致用”的儒家思想。清政府允许办学校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仍以传统书院所教的内容为主，“西学为用”就是旧书院改制为中西学堂后要思考的事。龚其伟苦苦思索，决定在“西”字上下功夫。首先他在语文课程中增加了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以开启学生之智。其次增加了原来没有的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以明其理，也体现其“西学为用”的宗旨。1922年他在《新海门报》的“弁言”中对师山书院改成师山中西学堂发表了看法。他说：“大江之北兮，沧海其东，师山屹立兮，背通面崇。毋谓民弱兮，今已由襁褓而成童。何大声起兮，在江声海色之中。维新报之出兮，如旭日之熊熊。主张公理兮，鼓吹雄风。江平海静兮，底柱之功！”这篇“弁言”表露了他为公理而奋斗的精神。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崇明岛上的两个南通辖镇
黄志良
江苏省最东端的土地与居民，向来与上海有着天然的联系，南通启东、海门等地的居民，在生活习俗、语言习惯上与上海崇明居民类似。崇明岛隶属上海，而岛上却有两个南通辖镇：海永和启隆。1992年11月，江苏省民政厅批复同意建立海永乡、启隆乡。2015年10月，江苏省政府批复同意海门市海永乡、启东市启隆乡撤乡建镇。
成陆过程
崇明、海门、启东三县均为长江入海口沙洲淤涨成陆，通过围堤逐步形成的。958年海门设县。1277年崇明设州，后因地坍户减，1369年改称县。14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长江主流改由北支入海，引起海门地域大坍，1672年废县为乡，并入通州。18世纪中叶以后，长江主流又经南支入海，海门旧县地域逐渐涨出。通州、崇明两地移民前来围垦，经常发生争吵纠纷，江苏巡抚明德于1768年部议，拨通州19个沙洲，崇明11个沙洲，新涨的11个沙洲，建置海门直隶厅。而东南部新涨出的各沙洲称崇明外沙，仍由崇明县管辖。1775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海门与崇明会勘商定，以长江中心线为界，各辖江面15里9分。1928年外沙与崇明分治，成立启东县。启东县与崇明县在长江北支中也以当时的中心线为界。1951年苏北人民行政公署绘制的行政区划图中，标明了崇明、海门、启东的界线均在长江的中心线。
永隆沙在1900年以前就已露出水面，沙长1.8公里，沙宽0.5公里，面积70公顷。出水后淤涨增大，向下游和崇明岛移动，1900年至1958年沙头下移4.2公里，沙长增到6.5公里，沙宽增大到原来的沙长，面积增加了12倍。1958年，永隆沙距北岸3公里，距南岸5.2公里(中间还有合隆沙)。1968年，启东县首先围垦永隆沙，面积533公顷。1969年，海门县又对永隆沙进行围垦，面积148公顷。1975年冬，海门县进行第6次围垦时，崇明县新村和合作两个公社分别从红星、长征农场北沿大堤筑堤接到永隆沙海门南堤，堤长分别为480米和800米，称一号围堤和二号围堤，永隆沙向崇明岛登陆。1976年冬，海门县大新和临江两个公社与崇明县长征农场联合进行围垦，自海门、启东两县交界处向东南方向筑堤，长2450米，称三号围堤，接上崇明县北沿大岸。海门、启东县两县将天然港槽拓宽为界河，至此，永隆沙海门段全部与崇明岛相连。
1978年12月，崇明县长征农场城桥、港西公社、城东公社、新河公社联合实施虹桥垦区围堤工程，筑堤接上启东县永隆沙东南角大堤，启东县永隆沙也与崇明岛涨连，称四号围堤。
兴隆沙在永隆沙东侧，是永隆沙围垦后淤涨的新沙，至1978年已发展成为长12.4公里，最大宽度为3.15公里的沙洲，由启东县围垦。海门率先在永隆沙上设立海永乡。随后，启东也在兴隆沙上设立了启隆乡。2003年，兴隆沙与永隆沙之间夹槽封堵。2005年1月，上海北湖围垦工程建成，称五号围堤，兴隆沙也与崇明岛涨连。
划定界线
1968年，启东、海门两县第1次开始围垦永隆沙，按照谁围垦归谁的原则，双方承认历史分界线。1975年，海门县组织第6次围垦，崇明县曾提出归属问题。为了避免发生纠纷，1976年2月22日和2月26日，海门县、崇明县关于海永沙（崇明县称新开沙）、永隆沙范围的问题召开座谈会，双方认为，海永沙是崇明县的滩地，海门县、启东县的永隆沙与崇明县的合隆沙是以现有港槽为界；对1975年海门在海永沙围垦的约133.33公顷土地，已进行开沟平整，并建造了100多间房屋，崇明作了谅解，这部分归海门县所管；1976年春，崇明的新村和合作两个公社在两岸之间也搞围垦，将堤岸接上海门的大堤包括港槽以南的土地，全归崇明所管。双方还对未来的界线明确统一：一是永隆沙南沿港槽以北的滩地除崇明合作公社已围的大堤，向东港槽以北的均是海、启所管，港槽以南的全属崇明。二是海永沙问题，对海门已围的西堤岸为界限，即对现有滩地和未来的发展滩地，凡是西坚堤脚以西及坚堤线向北以外属崇明；北横提西北角以东向北以外的属海门。
1985年，由海门、崇明两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海门县永隆沙良种场和崇明县合作乡政府达成协议。1993年，海门县海永乡与上海市长征农场签署界址河划分协议。1994年冬，启东按计划围垦兴隆一沙，崇明县又提出异议，施工群众一度发生争执。
针对海门、启东与崇明三县在北支口中的界线划定问题，1995年2月，国务院委托民政部、水利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测绘局等部门及江苏、上海有关单位到实地调查后，于1998年3月30日下达处理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并下发《关于解决江苏省与上海市长江口北支边界争议有关问题的通知》，在承认已属海门市、启东市的永隆沙、兴隆沙情况下，大新河以西基本上以1980年国家测图上的岸线中心线划定界线，以东逐渐接上永隆沙西头海门县与崇明县的陆上界址，按实际控制线划定海门、启东与崇明界线，以长10.8公里兴隆沙南沿滩边线为界，然后折向北1.4公里后折向东北江中中心线划界。2001年3月和5月，苏沪双方勘界办就长江北支段的有关问题两次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完成长江北支永隆沙段的界桩埋设和测绘。8月，江苏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代表签订《江苏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第二号），并按照1995年2月国家四部局对边界争议的处理意见，对上海市与江苏省争议区域界线进行勘定埋桩。
良种繁育
启东县第一次围垦后，取名启东县五七农业良种繁育场（五七农场）。当时的启东共有120万亩耕地，其中蚕豆的种植面积就高达六七十万亩，是全国著名的蚕豆产区。可是当地传统的蚕豆品种严重混杂退化，正常年景亩产只有百来斤，一旦遇到锈病暴发，就有可能颗粒无收。从上海嘉定来的育种专家李锦文为了攻克蚕豆锈病、培育优质高产新品种，从农场精选出1000多株无病单株“荚荚回”蚕豆预留作种。经过不断的试验（辐射诱变、杂交育种），培育出荚多、单荚结籽3～5粒（一般只有1～2粒）、粒粗、长相长、抗锈病强的品种，单产比老品种增收了3～4成。因增产优势突出，在1978年江苏省科学大会上被正式命名为“启豆1号”，并获科研成果奖。“启豆1号”由于产量高，而且还攻克了蚕豆主要病害——锈病，随后数年，开始在全国十多个省（区、市）大面积推广。至今，在国内蚕豆主产区的主推品种中，“启豆1号”仍作为主体种子或者母本、父本种系，拥有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1987年，农场开展的池塘鱼蟹混养试验取得成功。1994年起，通过选育亲蟹人工繁殖河蟹苗。1999年，被南通市政府授予南通市优质特色农副产品（中华绒螯蟹原种）基地称号。
海门县第一次围垦后，建立五七农场（后改名棉花原种场），承担稻、麦良种繁育。1970年，建立永隆沙农场（后改名永隆沙良种场），进行“通棉8号”“通棉11号”提纯复壮。1976年，永隆沙农场种植制种玉米154公顷，每公顷产玉米良种2250多公斤，1988年，进行稻麦良种繁育，1990年，每公顷产玉米良种2445公斤。1997年，种植制种玉米170公顷，总产量48万多公斤。1999年停止种植制种玉米，发展大棚蔬菜、西甜瓜生产。2000年，沙南村种甘蔗13公顷。2001年，永北村种植青豌豆、青花生、青玉米等，形成“四青”作物产业带。2003~2005年，养殖南美白对虾。2004年，注册海隆牌农产品商标。2005年，建设80公顷海永生态农业园。2007年，星岛种猪公司与南京大学农学院合作，实施优质种猪选育与子代性能测定科研项目。
（作者单位：海门市水利局）
李玉鋐，字贡南，号但山，南通州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二甲第35名进士，被朝廷任命为广东西宁县（今郁南县）县令。他到任后赈济饥民，消弭盗匪，保境安民，卓有政绩。朝廷调他回京城，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任兵部郎中，后外放到云南楚雄任知府。楚雄姚州历史上是云南段氏大理国的属地，姚州高氏因开国有功，世代封侯。时任姚州土官同知的高厚德在当地很有势力，他通过巧取豪夺霸占了当地百姓的7000余顷田地，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控告到了官府，但官官相护，历任知府都迫于高氏在当地的威势，案件久拖不决。李玉鋐上任后通过庭审了解到了实情，他不畏权势，依法断案，把高厚德侵占的田地如数归还给了百姓。
李玉鋐因政绩卓然，擢升为福建粮驿道的道员，上任后，始终牢记母亲临终时的嘱咐：“居官勿要一钱。”履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勤慎不怠。李玉鋐发现官署里有一笔可以不入库的款项，数量达千金。前几任的道员都是悄悄把这笔钱装进私囊，只有李玉鋐将这笔钱上缴藩库，并上奏朝廷。朝廷察觉到漏洞后，雍正下旨，让李玉鋐进京述职，家里人都吓坏了，深为他此行的安危担忧。但李玉鋐内心坦然，安慰家人说：我清廉自守，秉公办事，从不逾矩，不会有事的。果然，经过核查，李玉鋐任职以来，账目清楚，未贪朝廷一文；而在他之前的几任道员则都因为贪图那笔不需入库的公款，纷纷被罢官。为表彰李玉鋐的为官清廉，雍正特赐予他食物、貂皮、锦缎，载誉而归。
李玉鋐后升任福建按察使，成为主管一省司法监察邮驿的正三品大官。福建漳州多匪盗，平和县的胡村更是各种逃亡罪犯的聚集之地。福建总督传檄剿匪，李玉鋐接令后，分析匪情，认为聚集在胡村的匪徒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外，大部分都是因生活所迫或受胁迫的平民百姓。因此，李玉鋐决定不带卫兵，只身进山规劝群匪，使之接受官府的招安。僚属均以为不可，说这些盗匪都是亡命之徒，毫无信义可言，若不带卫兵，只身前往，恐有不测之虞。但李玉鋐认为无妨，他说：我若多带卫兵去，对方会以为官府要对其进行清剿，必然严阵以待，刀兵相向，则劝降必无可能；若我只带少量卫兵随身，一旦对方动起手来，也起不到防卫的作用；唯有我以福建按察使的身份只身前往，对方才能看出官府招安的诚意。况且杀害朝廷命官是灭族的大罪，我谅盗匪也不敢轻举妄动。僚属们虽然钦佩臬台（明、清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简称）大人的胆识，却无不为他捏一把汗。李玉鋐来到盗匪的老巢后，对群匪喻之以理、晓以利害，规劝其回头是岸，接受朝廷的招安。群匪见臬台大人敢只身前来犯险，且说得实实在在，恳切有理，无不为他的勇气和诚意所感动，于是纷纷决定接受朝廷的招安。除3名罪大恶极的匪首伏法外，其余胁从一律按谈判时的约定赦免遣散。李玉鋐不废一兵一卒，就使长期困扰地方治安的匪患得以彻底平息，同时也挽救了千百条生命。
李玉鋐还上疏朝廷，建议允许百姓从安南购进大米到本地做生意，放松内地渡台湾往来做生意的禁令，使百姓从中获利。从此，当地百姓安居乐业，鲜有违反朝廷法令的事情发生。
李玉鋐为官勤慎廉明，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识，但依旧洁身自好。一次，李玉鋐进京觐见皇帝，雍正见这位老臣年逾花甲，两鬓斑白，怜悯地说：李爱卿已这把年纪了，仍勤于王事，不知是否有儿子与爱卿同来？李玉鋐回答道：老臣的四子李方膺与老臣同来。雍正皇帝关切地又问道：令郎现在官居何职？能否胜任？李玉鋐回答道：犬子方膺目前还只是一个生员，生性愚鲁莽撞，不宜做官。雍正闻言笑道：李爱卿此言差矣，哪有一个大姑娘先学会了生儿子再去嫁人的道理。不让他在职位上历练，怎么知道他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好官呢。于是召李方膺进宫觐见，简单问答后，感觉这个后生诚朴可信，是个可用之才，于是把他安排到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属下以知县录用。
据《一经堂笔记》所载：李玉鋐担任福建省的按察使时，勤于政务，不到半年时间，就审结了1000多个案件。常常是白天堂审断案，晚上点着蜡烛审阅案牍卷宗，直至半夜。李玉鋐有每晚处理完公事后，饮一杯酒、吃两个鸡蛋的习惯。一天，李玉鋐在审阅案件时遇上了疑难，一时难以决断，以致拖得很晚。那侍童毕竟是少年郎，抵不住瞌睡虫作祟，竟伏案呼呼睡去。就在这时，有一只老鼠偷偷爬到几案上偷走了一枚给李玉鋐准备的鸡蛋。这一情景正好被伏案审卷的李玉鋐看了个正着。李玉鋐审完卷宗后，唤醒书童，佯装发怒，说书童偷吃了他的鸡蛋。书童感到很委屈，极力解释，直喊冤枉。李玉鋐故作雷霆说，不是你偷吃的怎么会少了一个，再敢狡辩，手杖伺候。那书童在李玉鋐的“威逼”下，为了逃避杖责，战战兢兢地承认了自己偷吃大人鸡蛋的“事实”，并请大人开恩，饶他一回，下次再也不敢了。李玉鋐听后，忍不住大笑，脸色一下子“阴转晴”，他对书童说：我知道鸡蛋不是你偷吃的，是在你打瞌睡时让一只老鼠给衔走了。我是故意试探一下你在棍棒威逼下会不会屈打成招，请不必在意。可是通过这件事，李玉鋐又陷入了深思，叹息道，在公堂之上，在种种酷刑的威逼折磨之下，有多少供词会是真实的呢。单凭庭审的招供就定案，又怎能保证没有冤案呢。李玉鋐反躬自问，自己审过的众多案件中，难道就没有一起是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吗？想到这里，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于是决定向皇上乞骸骨，辞官告老还乡。
李玉鋐告老还乡后，带回来的宦囊中除了书籍和日常用品外，没有其他财物。一日，他把儿孙们聚拢来，打开一个竹箱，里面全是蜡烛燃尽后剩余的烛跋（即烛根）。李玉鋐对他们说：我在福建任臬台，夜晚秉烛审理案卷，常常悯然落泪。遇到那些因冤案昭雪而获生还者，就拿这些烛跋记个数，每一根烛跋都代表着曾经从冤狱中救活的一条人命，岂不令人触目惊心。须知人命关天，为官者岂可不慎，草菅视之。如今，我把这箱烛跋传给你们，你们要当作传家宝来对待，不要以为它的价值不如一箱金银财宝。
（作者单位：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
沙元榘与其创立的如皋县立初级中学
陈根生
江苏省如皋中学是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该校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其前身为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后几经更名，于1953年定名为江苏省如皋中学。在绿树掩映的校史馆门前，有3座人物雕像吸引着人们尊敬的目光，这三位都是江苏省如皋中学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乡贤：一位是沙元榘，清末廪生，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创建者；一位是徐觉世，如皋县立初级中学首任校长；一位是何镇寅（字景平），新中国成立后如皋中学第一任校长。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规定小学、中学学制为“六三三”制，中学修业由4年改为6年，初、高中各3年；还规定“初级中学得单独设立之”。1923年6月，如皋县教育局局长沙元榘作为该县近代教育主管人，提议并调拨停办的乙种工业学校宿舍（今如皋初级中学校园西边一隅），创办如皋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招收初一1个班，另由如皋师范和第四高等小学分别划来初三、初二各1个班，这样县中即有3个年级，聘请徐觉世为首任校长，开始独立办学。县中的创建使当时如皋的教育体系日趋完善，使如皋教育的近代化程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县中是当时全如皋县境内第一所独立的实行新学制的完全初级中学，在江海平原乃至全江苏都开了风气之先，是如皋近代文明建设的一个创举。
如皋县立初级中学1926年毕业生冒铭回忆说：“1923年10月12日县中举行建校庆祝大会，后来即定为校庆日。又因与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纪念日相近，历年来将校庆与当时国庆节合并举行庆典，便在会场横幅上题写‘国、校同庆’四个字……”虽然不免有点巧合，但这四个字却在当年的学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得不佩服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创建者的良苦用心，让学生们从小就把学校与国家紧紧联系起来。
沙元榘是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是如皋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理念的文化精英，自1907年起主管如皋教育多年。所以，他创办的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在当时的江海大地上凸显出一个“新”字。一是课程新。所有课程分社会科（包括公民、历史、地理）、言文科（包括国语、外国语）、算术科、自然科、艺术科（包括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包括生理卫生、体育）六个学科。二是管理新。在对学生学业的管理上，一律采用学分制，每半年每周上课1小时为1学分。初级中学毕业共需修满180学分，其中必修科164学分，所余学分可以选修其他科目或补习必修科目。凡此种种，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已属正常，但是，在90多年前那个闭塞、保守、落后的废墟上，这一切显得何等新鲜、何等进步、何等现代！
沙元榘因在如皋兴办各种类型学校321所，全面拓展了如皋之近代教育，成绩卓著，于民国8年（1919）和民国10年（1921）两次荣获中央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嘉禾章”，多次获江苏省教育厅嘉奖。如皋先后有10多家省市教育系统来参观学习，称：“如皋虽僻处内地而教育一事颇得风气之先”，“全省六十县以为楷模”。沙元榘特别注重学校的教师资质，聘请不少大学生，还有日本留学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培养了一批人才。
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创办伊始，沙元榘就带头把自己的子女全都送到县中读书，他这一带头示范作用大大增大了年轻的县中的社会影响和威望。他的三子沙旅在县中学习时，与进步青年俞铭璜同班，二人结为挚友，同读进步书籍，一起切磋功课，共同策划演出抗日话剧，后成为“春泥社”成员。当年如皋城内著名的大宅门“沙家河塘”几乎成了县中进步学生聚会的秘密场所。沙元榘的子女们在思想开明的父母默许和支持下，积极参加学校进步文艺活动，从县中毕业后，通过不同渠道走进了革命队伍。
沙元榘的孙子沙虹总结他爷爷开创了如皋历史上的许多“第一”：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蒙养园（幼儿园），第一所中学，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张报纸《如皋白话报》，第一座公园，第一次运动会，第一次通俗演讲，爷爷奶奶为第一对文明结婚夫妻，第一个县立图书馆，第一人为如皋抗倭英雄刻石立碑……
沙元榘的高瞻远瞩，筚路蓝缕，赢得今天人们的怀念和敬重是理所当然的。他一手创办的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发展为名满大江南北的名校，是他这一生开创的众多如皋“第一”中最辉煌的篇章。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皋中学）
人杰地灵——潮 桥
陈祥志
如东县潮桥镇位于如泰运河两岸，东距马塘镇5公里、县城掘港街道20公里，西离岔河镇6公里。
关于潮桥地名的来历，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是海滨滩涂，到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河沟港汊纵横交错，极少有人居住。不知从哪朝哪代起，这里陆续迁来了一批批避战乱、逃饥荒的难民。他们结庐为舍，垦荒种植，繁衍生息。年复一年，昔日的荒滩逐渐变成桑麻遍野、鸡犬相闻的乐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感恩神明庇佑，便在一条由海丫子形成的小河边搭建了一座小庙，供奉土地神。小庙旁住着一位叫曹楚惟的私塾先生，他在家中设馆，给附近的孩子授课。由于庙小馆陋，没人想到给它取个名字。
一天，一个来自五台山的行僧云游到此处。他身背银杏树苗，遇见庙宇必栽一棵，然后在随身携带的功德簿上记下庙名。僧人在这座海边小庙旁栽上了一棵银杏树苗，便请教曹楚惟地名和庙名。曹楚惟笑答：“敝地乃海涂荒滩，近年方有客乡难民迁来居住，尚无地名，此庙也无庙名。”就在这时，“一雁来此旋引，其飞久之，群雁纷集，饮啄飞鸟，驯如家鹜”，僧人指着这如画景象说：“先生，贵地乃宝地也，君不见群雁纷集书馆庙前，定是我佛祖圣光普照之缘，贵宝地必将人文荟萃，福祉兴邦。”又说：“群雁纷集书斋馆，福祉普照兴庙庵。地为来雁馆，庙成福兴庵，不知当否？”曹楚惟拍手称好，于是僧人便将地名和庙名记到了随身携带的功德簿上。不知现今五台山上还有没有此本功德簿了。来雁馆旁的小河，每逢枯水季节，河底朝天，河对岸的学生去塾馆可穿河而过。而一到雨季水涨，孩子们只能望河兴叹，绕道又太远。为了不耽误孩子们学习，曹楚惟卷起裤管，赤足下河，将孩子一个个背过河。只要河中有水，曹楚惟便天天如此。家长们十分感激先生，合资在塾馆旁建造了一座小桥，只要提起它，便称作“曹先生家旁的桥”，久而久之，就简称为“曹桥”了。到了明朝中叶，曹桥附近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海边小集市。小庙福兴庵也扩建成正规的佛教寺庙，不仅本地居民常去敬香，每逢佛教节日还有外地香客前来祭祀还愿，一时间福兴庵香火鼎盛。
曹桥何时改为潮桥，无证可稽。但民间有传说:某年黄海涨潮，惊涛骇浪，凶猛异常，可浪头潮峰到曹桥处，竟畏缩不前，无力再向西推进，故后人改称潮桥。
自东晋义熙七年（411）建如皋后，潮桥地区为如皋县属地。北宋时，设马塘场，潮桥四乡归马塘场管辖。清康熙时撤马塘场，潮桥行政上仍归马塘管辖。民国元年（1912）设马塘市，潮桥属如皋县马塘市，实行地方自治，成立自治会，下设董事会、议事会。1927年，潮桥大部地区属马塘行政局。潮桥镇范围内还分潮桥镇、东北乡、西北乡、直北乡，简称“一镇三乡”。1929年，马塘行政局改为马塘区，原潮桥镇的“一镇三乡”合并为潮桥镇。1941年，潮桥镇改潮桥乡，归属马北区（后改为掘马北区、栟丰区）。1945年，潮桥乡与元兴乡、陈家乡、达德乡合并成桐本区。1958年10月，潮桥乡成立了人民公社，下辖潮桥镇和14个生产大队。
潮桥镇一直是潮桥乡（公社）机关驻地，是潮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基层政权的所在地，潮桥镇的教育、文化、卫生设施齐全，以国营如东面粉厂为核心，有10多家乡村企业。在开挖如泰运河时，潮桥镇的半条街被拆除了。改革开放后，沿着掘丁公路两侧重新规划，扩建了道路，新建了建筑，使古老的潮桥旧貌换新颜。1981年，撤社建乡。2000年5月，潮桥并入马塘镇，改称潮桥街居委会，常住人口3500余人。
潮桥人历代重视教育。潮桥地区的教育原以私塾为主。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办了潮桥小学，继而又办徐园小学、学田小学，私塾同时并存。抗日战争初期，徐园、学田两校关闭。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地区后，抗日民主政府创办花鱼小学，并对私塾进行教学改革。1948年，兴办民办公助小学，1950年，转为公办小学。1952年，原有的学校扩大成完小，又办起初级小学。1957年，创立民办潮桥公社中学。1958年，创立民办小学和农业中学。1969年，创办潮桥初级中学，普及高中教育，原公办学校和部分民办小学附高初中班。1975年，创办了“五七农大”。
潮桥文人较多，清代吴璜、朱鼎文、朱俶、释宏量、盛树人、赵观、释钰斋、姚汉山等都是潮桥的佼佼者，他们或吟诗作赋，或泼墨作画，或金石镌刻，至今多有佳作存世。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潮桥出现了许多积极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尤以吴亚鲁、吴亚苏等为代表，他们的崇高精神，至今仍有口皆碑。
吴亚鲁是南通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父亲吴璜是清光绪29年（1903）举人，平时喜欢写诗作画，尤其酷爱吟咏和描画独傲霜雪的腊梅，以此熏陶子女，陶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坚强的性格。在父亲的良好影响下，吴亚鲁从小就关心劳苦大众。1916年，吴亚鲁考入如皋师范，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第二班。在南京求学期间，他逐渐成长为一个马列主义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暑假，吴亚鲁回到家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立进步团体平民社，创办《平民声》，并担任主编。与此同时，他联合进步青年，组成潮桥青年学友会，刊行《潮桥青年》。他以《平民声》和《潮桥青年》为阵地，宣传革命道理，反对封建势力，在当地知识青年和旅外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苏德馨、叶胥朝、徐家瑾、王盈朝等一大批革命青年，都在他的影响下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并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在党的指引下，吴亚鲁一直奋战在革命最前沿。他随叶挺将军北伐，后来又在贺龙部参加南昌起义，组织过学潮，搞过工运，曾经先后三次被捕。在狱中，他常以父亲的“顽石当头压，还有仰面花”诗句自勉，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9年6月，在国民党军制造的平江惨案中，壮烈牺牲。
同父异母的弟弟吴亚苏，在吴亚鲁的影响下，参加潮桥青年学友会。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进上海邮务海关学校学习，并秘密从事党的活动。1927年，吴亚苏经组织安排与妻子前往武汉从事党的工作。武汉政府叛变时妻子已牺牲，他将刚出生的孩子托付保姆，只身赴江苏省委机关工作。1928年参加如泰地区“五一”农民暴动，任暴动委员会宣传委员。暴动失败后，接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后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作者单位：南通江海文化研究会）
当今社会影响最大的数学家之一迈克尔·阿蒂亚说：“数学的统一性和简单性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要代代相传的话，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努力把它们简化和统一。”在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史上，有一位叫严志达的数学家，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自然科学研究的征途。
严志达于1917年出身在江苏省南通县（现南通市通州区）一个经济不富裕的书香门第。父亲严树钊是清朝的生员，后受新思潮与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就读于张謇创建的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兼任附属小学校长，一直从事新教育事业。严家的藏书不少，大部分是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碑帖字画，也有少量的初等几何、物理等理科书籍。严志达小时候就对这些书籍很感兴趣，通过阅读，他不仅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新思潮新教育的影响，心里播下了自然科学的种子。
严志达7岁入初小，1930年，进入通州师范念初中，得到一部初中用的数学教科书。教科书共有6本，打破了算术、几何、三角的界限，内容混合编排，在适当内容之后还附有重要数学家的生平简介和画像、照片。少年时代的严志达被这部书深深吸引住了，学习数学之心也因此萌芽。
1933年，严志达考进了梦寐以求的南通中学读高中，深受老师们的影响，对学习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业外，还自学更有趣、更有挑战的知识，特别是数学方面，他将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开创人之一的严济慈留学前所著的《几何证题法》中所有的题目，从头至尾做了个遍。严志达不仅对数学感兴趣，对物理和化学也都有兴趣，他把物理和化学看作是数学最奇妙的应用，立志将来一定要走进数学之门。
1936年，严志达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家境并不富裕的他进入国内最高学府，受到最好的教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等校解散、南迁。是年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严志达在西南联大时由物理系转到算学系（即现在的数学系）。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云集这里，使昆明一时成为当时国内科学文化的中心。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华罗庚、陈省身和蒋硕民等青年教授也加入数学系，并开设了许多当时处于自然科学研究前沿的、极为重要的数学分支课程与讨论班，有陈省身主持的微分几何讨论班，其中包括至为重要的李群理论；陈省身、华罗庚与物理系王竹溪合开的李群讨论班；蒋硕民开的关于积分方程、变分法等泛函分析方面的课程；江泽涵开的拓扑学课程以及王竹溪开的量子力学课程等，这些课程都让严志达收益颇丰。在当时中国最著名、最富创造性的数学家的培育下，严志达如愿踏进数学之门，并显现出杰出的研究才华，中学时立下的志愿终于实现了。
严志达最初的研究工作是从几何开始的。他的老师陈省身是20世纪著名几何大师E·嘉当的学生。大学期间，陈省身与严志达身合作，建立高维欧氏空间积分几何运动基本公式，后被国际上命名为陈-严公式。该公式成为积分几何的经典理论之一，不仅被广泛引用，而且被收进多种版本的数学百科全书中，影响深远。
李群和李代数理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当今数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它与数学的许多分支联系密切，并涉及当代理论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严志达是中国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数学专家之一。大学毕业后，他考取公费去法国留学，师从著名的拓扑及微分几何学家、亦曾是E·嘉当学生的埃瑞斯曼教授。埃瑞斯曼倡导活跃的学术活动，使严志达受益匪浅。李群Betti数的确定是李群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典型李群拓扑的研究取得成功后，特殊李群的拓扑形态成为几何拓扑界普遍关注的课题。然而，特殊李群Betti数的确定有不可比拟的难度，困扰了许多这方面工作的专家。严志达巧妙地运用了李群表示理论，最早给出了所有例外李群Betti数的正确值，在李群拓扑的研究上是极具创见的、里程碑式的工作。
在法国求学期间，严志达还参加了法国布尔巴基学派创始、核心成员之一的H·嘉当（E·嘉当的长子）的讨论班。布尔巴基学派是影响数学全局的数学学派之一。严志达在研究李群拓扑的同时，也从事曲面丛几何的研究，取得若干成果。其关于二次外微分型等价问题的研究成果，引起东欧不少数学家的兴趣，成为他们研究工作的基础。
20世纪下半叶，数学科学迅猛发展，数学分支如雨后春笋，科目越分越细，然而数学本来就是统一的。1952年，严志达怀着振兴中华、发展祖国数学事业的强烈愿望，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中国，应聘到南开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他的学术研究水平已达到了当时的前沿。他充分运用数学内部的统一性，创建了诸多简便而具有普适性的方法，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长点。在实半单李代数分类理论方面，E·嘉当虽早已有结论，但其方法过于复杂，以致难以运用到其他领域中去。严志达在前人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引进了角图方法，后被称为扩充根系的概念，极大地简化了分类理论，并得到了多方面的应用。关于仿射对称空间的局部分类问题，前人分类不仅过于复杂，而且分类并不完全，严志达则运用他关于实半单李代数分类的创见性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微分几何中的基本问题，并且给出了完全分类。他还运用非常简捷的方法将李群的表示理论用于对称黎曼空间。严志达在微分几何方面研究中很有特色，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巧妙地将其转化为易算的代数问题，而他在李群李代数方面深厚的理论功底，又使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得心应手。正如德国著名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所说：“数学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的生命力在于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
同时，严志达也积极投入到自然科学问题的有关研究中，因为自然科学中的有关问题是数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源泉。在数学与其他科学交叉方面的工作，既需要具备很强的数学理论基础，也需要足够的相关领域的知识。严志达将微分几何用于齿轮啮合理论中，明确了齿轮啮合理论方面的许多概念，并导出齿面间的曲率关系，即诱导曲率公式，这成为齿轮啮合理论的数学基础。他的理论后来有很多发展和应用，特别是有效地应用于锥齿轮的研究使之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严志达对齿轮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数学和机械工业的进步，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严志达不仅在他所研究的各个领域中获得成果，而且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性和应用性，能产生长期的、广泛的影响。
以严志达为首的这个科学集体的研究课题涉及了李群、李代数及齐性空间微分几何的大部分主要领域，有些课题的研究已达到国际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严志达在搞好科研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认为，数学研究的特点决定了数学进步主要依靠的是优秀人才，但如果这些人才不是身处良好的学术集体之中，是很难攀上高峰的。他开设了当时国内少有的专题讨论班，注重国内高校与研究所间的学术交流，特别提倡学术民主，创造了活跃的学术气氛。他的努力既帮助学生、青年教师弄懂弄通前人的思想、方法，更是锻炼了他们，从而引导出新的研究线索。一批批优秀的中青年数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在各分支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数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可靠保证。
尽管严志达在学术研究与教育上有杰出的成就，但他淡泊名利、为人祥和。在南开大学以及陈省身等人的劝说、督促下，他才申报了中国科学院数理部的学部委员（院士），并于1993年当选。
严志达于1999年4月30日逝世。陈省身送来挽联悼念这位杰出的数学家：“足迹深入特殊李群，精思冠侪；影响包括曲率积分，创见无尽。”
2017年4月14日，南通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审阅此稿时深情地说：“严志达先生在几何学领域的学术水平和贡献，得到国际几何学大师陈省身、丘成桐等的高度评价，应该专文撰述。”“严志达先生是我们南通人的骄傲！”
（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整理提供）
胡汉生（1927.10—2013.4）男，港闸区天生港街道龙潭村村民，被誉为“草根慈善家”。
胡汉生退休后，骑着用了数十年的自行车，每天从家到修车点两个来回，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14年里，修车所得10.6万元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胡汉生去世后，社会各界3000余人自发前往吊唁，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众多网友通过微博向胡汉生致敬，并表达深切哀悼。
胡汉生生前荣获江苏省首届慈善之星、江苏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感动中国·江苏十大感动人物、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称号。2013年，荣获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第四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周江疆（1985.10—2012.7） 男，中共党员，生前系通州建筑总公司第十分公司副总经理、烟台杨氏置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
2012年7月2日凌晨，通州建筑总公司第十分公司烟台驻地发生火灾，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火，周江疆两次义无返顾地冲进火海，最终公司员工10人均获救，他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家境富裕，广大网民赞誉他为“最美富二代”，称赞他用生命重新诠释了“高富帅”的内涵——高在人品、富在心灵、帅在行为，他的英勇壮举感动了无数人。
周江疆被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江苏省政府追授江苏省见义勇为英雄称号。2012年，荣登中国好人榜。2013年，荣获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第四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王新 男，1973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海门市鑫驰汽修厂总经理。
王新总是奔波在交通事故救援现场，向伤者提供各种无偿救助。他是车祸现场的急救员，是落水现场的打捞员，是火灾现场的消防员，是献血现场的组织员……只要有需要，他就会向处于危难之中的伤者伸出援助之手。20多年来，王新赶赴大小车祸现场参与事故救援近2000次，救助过2000多名伤员，但他始终不图名利，只是说：“不做好事，心里就会憋得慌。”
2015年初，王新在海门成立了见义勇为志愿者服务队。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有100多名志愿者加入到他的队伍。他的先进事迹，先后被《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各大媒体报道。2015年，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葛纪军 男，1958年6月出生，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驾驶员。
自2001年驾驶长途客车以来，葛纪军坚持安全驾驶、文明服务，时刻注意保护乘客生命财产安全。多年来，他先后5次见义勇为，抓获5名小偷，其中3名是网上通缉犯。协助公安部门一网打尽两个盗窃团伙，擒获涉案人员20多人，为旅客挽回经济损失5万多元。葛纪军驾驶的客车被如东县授予见义勇为放心车称号。
葛纪军先后被评为如东县第一届、第三届十佳文明市民、南通市第29次文明新风典型。2007年荣获首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2009年荣获第二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凡人善举微者博大 持之以恒铸就楷模
——记“磨刀老人”吴锦泉
石 卉
在江苏南通，有一位89岁高龄的老人，他以磨刀为生，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为大家磨菜刀、剪刀，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磨刀老人”。他叫吴锦泉，是南通市最年长的红十字志愿者，做好事善事是他一生的追求。吴锦泉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南通市红十字会向汶川、玉树、舟曲等灾区捐款，给残疾儿童、智障孩子和身边有困难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磨刀挣得的微薄收入几乎都用于帮助别人，他以能够帮助他人为最大的快乐，这也是他一生行善的原动力。2012年3月，他用“人人可为”的凡人善举诠释了慈善的真谛，以排名第三的好成绩，赢得第七届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和众多网民的赞誉，当选“最具爱心慈善楷模”。
60年前的“誓言”
“我是1959年8月8日入的党。”吴锦泉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的入党时间。在几十年的工作历程中，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队长、民兵营长、种猪场场长等。无论岗位如何变化，他都兢兢业业，无怨无悔。退休后不久，企业倒闭，他没有了退休工资，只拿到少量的一次性补偿款，但他没有一句怨言。闲不住的他，农忙的时候和老伴儿种种地；农闲的时候便操起了年轻时学过的手艺——磨刀。磨一把刀两三元，一天下来，吴锦泉也只能挣个十来元，最多不超过二三十元。尽管如此，他总是乐观面对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尽管生活清贫简朴，吴锦泉却始终怀有一颗慈善之心。“那是因为60年前我的一个誓言！”原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家那一带病疫流行，死了好多人，他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于是便发誓要一辈子做好事！然而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另一件事：当时由于家境贫穷，他很不好意思地向邻居开口借2元钱。而邻居却打量了他半天，很不情愿地摸出2元钱，并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还？”年轻气盛的吴锦泉只好忍气吞声地接过2元钱。他回到家，连夜结好渔网，第二天起早到集市上卖掉，将2元钱还给了邻居。“我从小就晓得没钱的苦，我有一点钱就应该帮帮比我更苦的人”。
“吴锦泉一直都在做好事！”据他的一位邻居介绍，十几年前，他们家附近有一条100多米长的小路，路旁就是水沟，由于路非常狭窄，严重影响村民的出行，经常有骑自行车的学生掉进水沟里。吴锦泉都看在眼里，向附近工厂要了几车废砂，自己出钱租拖拉机运送修路。但是由于路实在太窄，拖拉机进不去，他就起早贪黑，自己用扁担一担一担地将铺路材料往里挑。村民们被吴锦泉的精神所感染，纷纷加入到修路的行列。就这样，前后共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条100多米长的小路拓宽了。
数千枚硬币的“感动”
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撼着全国人民的心灵。看着电视里播放的一幕幕凄惨的情景，吴锦泉再也坐不住了，当即向老伴儿吐露出捐款的心愿。得到老伴儿的支持后，他从床底下摸出一只铁盒子，将里面的硬币全都倒进一个布包。第二天一早，吴锦泉就根据“修车老人”胡汉生的指点，骑着自行车，找到南通电视台的市红十字会募捐点。
他到了红十字会，拿出沉甸甸的布包，只听见“哗”的一声，一枚枚硬币从里面倾泻出来。经工作人员清点，共有1002元，其中1元硬币902枚，5元纸币20张。他眼含热泪说：“这些钱本来准备慢慢用的，现在看到四川受了难，我是一个党员，今年80岁，还能挣钱，就拿来捐给那些受苦的人。钱很少，我能力不大，能力大再多捐一点。”
2009年6月1日，他又将港闸区政府发给他的1000元慰问金及磨刀收入316枚1元硬币捐给市红十字会，定向资助市福利院孤残儿童。
2010年4月14日，吴锦泉从家里的老式收音机里，听到了青海玉树地震的消息。15日一早，他又带着满满一布袋硬币来到市红十字会。他是南通市第一位通过市红十字会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市民。这次的硬币共有1000元，是他近几个月磨刀积攒下来的，准备捐给西南旱区的。吴锦泉说：“看到灾区的人们在受苦受难，国家领导人也到了灾区第一线，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力量。”这是吴锦泉这一年的第二次捐款，年初他已向港闸区慈善会捐了1000元。
2010年8月9日上午9时许，吴锦泉夫妇带着1001枚1元硬币，又来到市红十字会捐赠办公室:“这是我们老两口给甘肃舟曲的一点心意！”这也是市红十字会接受的首笔向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的捐款。
在吴锦泉的慈善精神感召下，2011年5月9日，他所在的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五星村党总支、村委会成立了“锦泉一元爱心社”，爱心社是以“弘扬凡人善举，爱心传递万家”为宗旨，由五星村辖区企业、村民及全体村干部共同参与的爱心社团组织，目的是集全村的力量去帮助那些因各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村民。在成立仪式暨首次捐助大会上，吴锦泉现场捐款3000元，在他的感召下，村内15家企业和19个村民小组的组员也纷纷捐款，共筹得爱心捐款53327元。吴锦泉说：“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做好事！让大家持续不断地得到温暖！”
2012年7月5日，五星村村委会里迎来了熟悉的面孔。吴锦泉带来了一台电风扇，要村委会帮忙，送给村里最困难的、没有电风扇的家庭。这是吴锦泉收到的另一个“爱心人士”的捐赠。村干部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送老人一台电风扇？原来那位“爱心人士”看了报道，得知吴锦泉与老伴儿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连台像样的电风扇都没有，而这年夏天又特别炎热，看到吴锦泉为别人做了那么多好事，他也想为老人做点事，于是给他送来夏日里的一丝凉意。可老人说他和老伴儿年纪大了，家里挺凉快的，不需要电风扇，和老伴商量了还是决定送给更需要的人。尽管村干部一再劝说让吴锦泉自己留着用，但老人依旧倔强地坚持着！
83岁的“感言”
吴锦泉家有3间旧平房，家中几乎没有值钱的电器，红十字会赠送给他的一台彩色电视机也难得开一次，早晚陪伴他的就是电台记者送的一只广播喇叭。靠着这只喇叭，吴锦泉关心着社会，关注着时事，关爱着他人。
吴锦泉的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老两口一年到头过着节俭的生活。吴锦泉早出晚归，中午在外面，要么吃碗面，要么就用茶食充充饥。老伴儿患有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很差，但又不能开刀，还要牵挂走村串户的吴锦泉，心疼他磨剪刀的辛苦：“几块钱一把，10块、20块一天，晚上一到家，两只手都瘫软了，屁股疼得不得过。”据说，老伴儿有条黑裤子已经有39年了，只在出门时才舍得穿。
吴锦泉黝黑的双手长满了老茧，衣服、裤子、帽子都已经褪色，有人问他：“你没有经济来源，磨刀就是贴补家用的，现在都捐了，日常生活怎么过？”他老伴儿抢过话茬儿说：“我每个月有600元退休工资，家里还养了些鸡、鸽子，鸡蛋自己吃，鸽子蛋卖点钱，够吃够用了！”又有人问：“那要是做不动了，生病了，没钱怎么办？”吴锦泉笑着说：“防老有儿子呢！儿子也很支持我们，上次还寄来1000元，支持一元基金会。再说，政府对我们两个8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00块钱的养老津贴，我们很满足啦！”
在吴锦泉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并高票当选最具爱心慈善楷模，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后，吴锦泉却表示，做得还太少，自己的能力有限，只要还能磨得动刀，还能挣点钱，就会继续做好事。“做点好事，这辈子最后的几步路走得舒坦。”这就是吴锦泉凡人善举的获奖“感言”。
南通是一个文明之城，大爱之都。“磨刀老人”是百姓慈善的典型代表，代表着力所能及、人人可为的“微公益”行动，每一位有社会责任的公民都可以学得到、做得好。微小者博大，作为南通公益慈善形象的代言人——“磨刀老人”已由南通市红十字会申请注册为公益商标，并以此为标识，策划建立了南通“磨刀老人”微公益基金，旨在倡导公民责任，引领公益行动，推进城市文明。
（作者单位：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政治处）
四月芳菲，牡丹盛开。我们一行人千里迢迢，从南通市来到洛阳古城。早在编辑《张謇全集》2012版时，我们团队里的赵鹏发现，在张謇的艺文里有一篇关于重建洛阳老吴桥的短文。因此，我们此次的中原之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寻访当年由张謇在洛阳城的洛河上重建的天津桥（老百姓俗称老吴桥）的遗址。在接待陪同我们的导游小王热心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老吴桥的地址。
那天，当我们的汽车进入洛阳市区，行驶在新建的洛河大桥上时，小王指向西边道：“那洛河北岸边凌空突起的不到半截子的断桥，正是你们要找的‘老吴桥’。”汽车七拐八拐终于开到了洛河北岸边。只见路边竖立着一块2米多高的铁皮牌子，红色标题为“老吴桥遗址简介”，下面的蓝底白字写着：
老吴桥原名“天津桥”，始建于1922年，是洛阳历史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梁。
1921年驻扎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两湖巡阅使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号召来洛的实业家张謇组织上海北方工赈协会等捐资，在吴佩孚司令部正南的洛河上兴建桥梁。该桥全长206米，宽6.1米，23孔。因位于隋唐时期天津桥遗址附近而得名。
史载，1922年6月，吴佩孚上桥巡视，恰逢洛水暴涨，桥被冲毁。次年，吴佩孚又组织重修，后因吴兵败告终。现存断桥数米、桥墩遗迹若干。洛阳民间俗称其“老吴桥”。
“老吴桥”的遗址，设计具有古典气息灯柱，灯柱中心是冰裂玻璃，外围断裂残缺的漏窗述说着老吴桥的沧桑历史。
再往前走几步，在桥的东侧洛河岸边竖立着一块80多公分高、1米多宽的水泥碑，上面刻着四行红色的字：
洛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吴桥
洛阳市人民政府二〇〇七年十月公布
洛阳市人民政府二〇一〇年七月立
碑的另一面用红字刻着简介，与铁皮牌子上的简介大意相同。
民国10年（1921），北方发生旱灾，张謇和他的兄弟张詧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北方工赈协会，组织上海的银行界、纺织界、钱庄等行业募捐，筹集到一笔资金。关于这笔资金如何使用，上海北方工赈协会认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把钱用到关键处，解决要害问题。发生旱灾的主要原因在于水利不行，因此决定把这钱用在兴修水利上。于是，上海北方工赈协会派人到洛阳实地调查，研究在当地兴修水利之策。此时，正好遇上时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兼两湖巡阅使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当时，整个河南省的较大型桥梁仅八九座，而洛阳城区洛河上没有大型桥梁，不能通行军车，这给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带来极大不便，他决定在洛河上新建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也是机缘巧合，1921年，上海北方工赈协会会员来到洛阳，吴佩孚利用这个机会，极力劝说该协会资助在洛河上建桥。
张謇认为，隋唐时期洛河上建有天津桥，是连接洛河两岸的交通要道，于元代被损毁后的几百年间，洛阳城南的洛河上，再无坚固的桥梁，人们一直通过摆渡来解决通行问题，确实很不方便。在这里造一座桥，以解决南来北往的交通问题，既利国又利民，也就同意了吴佩孚的建议。张謇在南通刚建成了跃龙桥，造桥的设计师和施工队伍都是现成的，技术精良，造桥经验丰富。于是，张謇从南通派遣了造桥工程师进驻洛阳，先后由章静轩、谈礼成、王子尊负责。经勘测设计，决定在吴佩孚司令部正南的洛河上兴建一座双柱式现浇钢筋混凝土墩台简支桥梁。
当时河南的工业并不发达，桥梁施工队从天津购买了水泥，又从武汉购买了钢铁，相继运到洛阳后，便开始修建桥梁。该大桥于1922年6月建成，长206米、宽6.1米，有桥孔23个。其中，中孔单跨9.2米，两边孔单跨各6米。桥墩是青石包边，地下基础约6米，用水泥混合石料浇筑，桥面两侧有水泥护栏。这座桥是中原地区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
大桥建成之时，吴佩孚非常高兴，请来洛阳文人墨客为大桥命名，但大家讨论半天，也没有取出合适的名字。吴佩孚引经据典：这座大桥附近，原是隋唐天津桥遗址，“天津晓月”乃洛阳八大景观之一。白居易的《天津桥》诗，多少年来一直让人迷恋不已。其诗云：“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柳丝袅袅风缲出，草缕葺葺雨剪齐。报道前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与白居易齐名诗人、被时人称之为“元白体”的元稹，曾写《智度师二首》赠给一位曾经做过将军驰骋沙场的佛门朋友智度禅师，其中一首便是：“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曾经率领百万农民起义军、号称“冲天将军”的黄巢，也模仿元稹，题《自题像》一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
最后，经吴佩孚拍板：“天津自古以来这么有名，这桥就在天津桥的遗址旁边，所以也就不必再起什么新名字了，仍叫‘天津桥’吧！”于是，他请人在该桥中孔两侧，即第12孔上方内侧镌刻“天津桥”3个隶书大字，在桥名的上方刻“上海北方工赈协会重建”10个小字，下方落款为“民国十年”，共三行字。
民国11年（1922）6月28日，吴佩孚去桥上验收工程。但是天公不作美，当时正值汛期，上游发大水，滔滔向东奔流。吴佩孚笃信神灵，喜欢占卜，每次打仗前都要算卦祈祷。他认为，建桥是件大事，也要许个愿，祈祷一下，于是就站在桥中间，双手合十祷告：“如果吴某能在洛阳立足成事，请上天保留此桥；若不能，请毁之。”话刚说完，洪峰来到，河水暴涨，汹涌澎湃，瞬间将桥两端引桥及南部3孔正桥冲毁。吴佩孚被困在桥中间，无法脱身。
吴佩孚的夫人在城中听到消息，心急如焚。时近黄昏，营救困难，吴夫人赶紧吩咐工兵连前往。士兵们赶到洛河北岸，只见断桥一侧，激流汹涌，吴佩孚等人影影绰绰在桥中间站着，毫无办法。吴的部下只好开来几辆军车，打开车灯照向桥面，彻夜为吴佩孚照明。工兵连不敢怠慢，连夜修复引桥，至次日上午才将吴佩孚救下残桥。
此事令吴佩孚很懊恼，不过他认为，既然费尽周折修建了大桥，总得让它发挥作用吧！1923年，吴佩孚带领部下修复了被冲毁的北端引桥，在修补南边引桥时战事又起，只好匆匆筑成土坡，勉强连通南北两岸，暂时维持桥梁通行。并动工将桥向南接长，以跨过主河道，使新修桥墩砌出水面。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吴佩孚由洛阳北上指挥作战，无暇指挥修桥一事，工程就此停工。加上他的部下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阵前倒戈，离他而去，吴佩孚顷刻兵败，再也无心修桥，于当年年底黯然离洛，把一座废桥残基的断桥留在洛阳城边。
虽然吴佩孚本人饱读诗书，喜欢引经据典，将此桥定名为“天津桥”，但洛阳百姓不管那么多，反正是你“老吴”修的桥，那就叫“老吴桥”。所以，当地老百姓习惯上就称这座桥为老吴桥，这个叫法一直沿用至今。
1937年，洛河下游修建了林森桥后，老吴桥就被废弃，仅遗留废桥20孔。1980年7月，为了顺利泄洪，老吴桥两端9孔残桥被炸毁，残存中间的11孔。1997年，由于洛阳市政府沿洛河修建洛浦公园，残存的11孔桥现存3孔。至今尚存残桥墩基和遗迹。2007年11月，洛阳市人民政府召开第40次常务会议，依据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公布了该市第3批文物保护单位和遗迹179处，老吴桥被列其中。
我们一行人走下河堤，与洛河水近距离接触。只见悬挂在半空的老吴桥倒映在清澈的洛河水中，仿佛是在向我们诉说着往年的历史。从下往上看，那断桥的矫健身躯，凌空悬挂，居高临下，俯视着缓缓向东流淌的洛河水，见证了洛阳人经历的苦难和幸福，倾听着洛阳人创造的美好生活。那断裂处伸透出来的几根钢筋，虽经近百年风雨霜雪的侵蚀，但依然没有锈迹，这不得不令人感叹那时的钢材质量。
纵观老吴桥的命运，虽然先建后毁，不得善终，留下断桥，被晾在车水马龙的洛河岸边，孤独寂寞，黯然伤神。但历史的碎片，仍闪闪发光，为后人留下深深的思念。
（作者单位：南通市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手书对联中的“君一世兄”之考辨
赵 鹏
笔者曾在石港中学里看到两副张謇手书的板刻对联，其中一副的上款称“兰宾仁兄”，兰宾是石港著名士绅施允升的字，对于其人，知之者较多，此处不赘。另一副的联文为“雕不加文磨不莹，修其可见致其幽”，是集苏东坡的诗句而成，其上款作“君一世兄属”。对于这个君一，似乎已无人能知，而我却联想起一个叫张君一的人，那是在熊希龄的诗里看来的。
熊希龄的诗刊载于民国8年（1919）的《通海新报》上，题目为《赠张君一新闻记者》。这是两首七言绝句，分别为：
独立不因门第显，自由早有笔权操。伫看著作传欧美，岂只新闻数俊髦。
热肠侠骨冠当时，云样豪情铁样姿。珍重赠吾香木集，浣薇快读集中诗。
两诗都附有作者的小注，如第二首的注云：“君一著作有《香木馆文集》《诗集》等。按香木馆，所以名其读书斋者，盖君一喜友至其书室探讨论学，自比香木一枝，不取厌于人。窗前植香木数株，以遂其意。余赠以联云：‘香木一丛皆手植，良朋三五订心交。’”通过这段文字除可了解熊希龄与张君一的交往外，还能知悉其人的著述、好尚。至于第一首的注则更有价值，因为点明了张君一的身份，注云：“君一为前农商总长张公啬庵之从孙，历主新闻于京沪，现兼任纽约万国通信社驻中华民国访事。”
根据诗注提供的线索，笔者找来《张氏常乐支谱》，获悉这位君一原来是张謇大哥张誉的长房孙子。张誉生有4个儿子，而君一乃是其长子张承祖的第三个儿子，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原名绥武，字子安，后来改名棻，改字君一。
约在民国10年（1921）的地方报纸上，还偶尔能见张君一发表的诗作，就笔者看到的几首，知道他与南通的范氏兄弟、费范九等还有些过从。现将这几首诗抄录于下：
题范伯子诗集即赠彦殊彦矧
大名自昔钦三范，今日初披伯子诗。廿卷万言皆绝歌，千金一字不能移。每参磅礴惊人句，想见淋漓落纸时。蕴素四编尤璧合，登龙幸见女中师。
范九以韶濩堂集见赠即题二章
杜诗韩集一篇该，景仰沧江老逸才。况与故人情并锡，盥薇朗诵日千回。亡人国者亡文字，犹幸韩文此未亡。吾国傥亡文亦丧，吾文君集藉谁彰。
明故宫
故宫寥落甚，极目不胜悲。碧血留残碣，黄砖剩废基。石梁空走马，玉陛尚蟠螭。墟里孤烟直，谁家正晚炊。
《明故宫》又见刊于民国7年（1918）的《小说月报》第九卷第十一号，署名“君弌”，弌是一的繁体字。
另外还有一首《甲子暮春视仲弟伟武君墓后作》云：“吾弟葬此间，倏忽已十年。光阴荏苒过，灵常绕吾前。心念俱灰时，泪珠盈中睫。忆幼共嬉戏，同胞谊无隙。今感身孤苦，快念顿消寂。但见青青草，覆土宁忍摘。零落鸿雁影，凄怆埙篪声。友于情何限，空见春水生。”甲子是民国13年（1924），而其弟伟武卒于民国3年（1914），享年仅12岁。
民国10年的《南通报》上曾刊有学人胡君复的一则告启性质的来函，全文为：“君一先生鉴：奉书并承惠《范伯子诗集》，九顿以谢。执事抨击良是，感佩之至，但鄙意尚不止此，亟欲作答。来书寄自南通桃之华馆，无详细地址，不能寄书。又函问君之旧居本埠浙江路六百十号，亦不得要领，知已迁居。拙辑出版即寄浙江路，未挂号，宜执事未收到也。请速示通讯详细地址。胡君复顿首，九月二日。”信中反映着张氏的行踪无定，颇能切合他的外国通讯社访事人的身份。
笔者所知道张君一的情况，大致已作如上介绍。回过来再看张謇那副对联，如对联中提到的君一就是指张君一的话，就有一个问题解释不了，这就是称谓的不合。因为从行辈上讲，张君一是张謇的侄孙，不可能被张謇称为“世兄”。世兄一般只用于有世谊的小一辈，所以张謇此联的主人就不会是笔者初以为的张君一。
这个不知姓氏的君一颇让笔者为之纠结，好在于杂阅时无意地看到了一些端倪。首先是得自南通书法界名家叶胥原的系年自传《觉庵人间游记》。此书于民国4年（1915）8月记有如下一段：郭赞严（小楼）在石港教读，曾说及石港人喜作叶子戏，不事生产。余不觉在施先生前言之，施以语其叔君一。君一在石，向小楼大兴问罪之师，继而小楼道歉。小楼函余，表示气愤。余以祸由我造，引过不遑。君一文过饰非，以主欺客，尤为余所鄙视。
文中的施先生指的是石港人施进之（秉乾），其时在唐闸广生油厂任文牍，是叶胥原的同事兼长辈。由这段文字可知，施进之在石港确有一个叫施君一的叔父。不过从施进之的相关史料看，这个叔父并不嫡亲，可能出自堂房，甚至是更远些的同宗。
笔者又在泰兴金鉽的《江山小阁诗文集》里看到两首诗，其题目是《南通施君一之以其父兰宾先生行述及同邑程君后姚所为墓志铭见视，赋此贻之》。乍一看，会以为求诗之人叫“施一之”，其实诗题里的“之”应是个衍字，而这个“君”并非作为尊称用，这里说的就是施君一。
诗题里提及程后姚的那篇墓志铭我无缘一见，不过却读过顾怡生的《施兰宾先生家传》，知道兰宾生有二子，长子元夔，次子元功，长子元夔在晚清时还被政府旌表为孝子。顾怡生的这篇家传是应元夔之请而写的，恰与金鉽应君一请而作诗相同，何况金鉽在诗里还有“有子承家以孝旌”之句，说到旌表孝子之事。由此来看，君一、元夔实是一人，元夔为名，君一为字。根据名字相应的通例，这个字的得来，应该与《韩非子》里的那句“君子曰夔有一足”有关了。
其实，两副对联藏于一处，已隐约让人感觉到它们之间的某种关系。现在知道是张謇为施氏父子所作，这关系就变得明朗。虽然，笔者尚不能知道施君一的更多生平履历，但至少从叶胥原的记载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线索的。
至于上面提到的张君一，同样也难找到更多材料。《顾颉刚日记》1954年8月15日记有一个名单：“今午同席：王效文，陈守成，张君一（以上客）；张鲁青夫妇（主）。”当时顾颉刚住在上海，只是不知这个同席者是否正是南通的张君一。假如是，算起来其时他已53岁。
（作者单位：南通博物苑）
南通曾流行的插秧农具——莳 梧
许德忠
唐代李绅的诗《悯农》，从小就告诉我们粮食的来之不易。每粒大米都需要经过选种、育苗、插秧、施肥、收割等一系列的耕作过程。中国传统的插秧工具是秧马和莳梧。莳梧是一种并不多见的水稻插秧器具，主要流行于南通一带的农村，从清代至20世纪50年代使用，之后，莳梧插秧这种传统方法便被淘汰了。
插秧是种植水稻农活中最劳神费力、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过程。要将秧苗栽插于水田中，人必须站在水里完成，每棵秧苗之间空隙要均匀，横竖都要在一条线上。五代曾有个布袋和尚诗云：“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六根）清净方为道（稻），退步原来是向前。”俗语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烈日炎炎不得闲。”都说明插秧这一过程的辛苦。后来，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在耕作的过程中，便发明了能够减轻劳动强度、代替手工分秧的小农具——莳梧。因在民间流行，则有音无字，故有莳梧、莳扶、莳芴、莳武、莳物等多种写法。
莳梧的结构很简单，制作也很方便。在我的印象中，它是由两个部件组成。上部是一个用硬杂木做成的半月形部件，形如牛角，两头上翘，其一端呈弯曲形，用于置放一捆秧苗，根在右，梢在左，便于左手取秧。下部是一根约一尺长、手指粗的竹竿，竹竿上端装入牛角状部件中间的圆孔內，与之垂直；下端劈去竹竿的三分之一，约1寸长，便于将四五根一束的秧苗插入泥水中。在20世纪初的南通农村，既没有机插秧，也无手插秧，家家户户都是用莳梧完成插秧的。
每到“四夏”大忙时节，收、种等农活相对集中，这让农民们起早摸黑，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总能巧妙安排，收种总是有序穿插进行，从不错过任何最佳时机，尤其是插秧农活宜早不宜迟。所以，家家户户对栽秧日期在心中都有安排。不过在栽插前，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准备种水稻的人家，不仅要预先做好小秧田，还要为大田莳秧做好准备。
第一件事就是在麦子收获之后用牛耕田，其目的是将地里原本板结的土壤翻松，让下层土透透气，见见阳光，这样才能为水稻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二件事是上水，在耕田晒垡几天后，就在耱田的那天早晨，先用人工车水对稻田进行灌溉。第三件事是用牛力耱田，开耱前，由几个帮工用钉耙把高出水面的土垡拉高填低，重点是填墒，进行人工初平整，这样有助于牛力平整；开耱时，由牛车操作手站在约3米长的耱板中间，牛在前，耱在后，一声令下，牛便拉着耱板前行，这便是耱田。这个步骤一般至少要进行两遍，多则三四遍。然后就可莳秧了。
记得小时候，我家莳秧的那天，都要请生产队里五六个莳秧能手和三四个妇女拔秧帮工。当耱田一结束，拔秧工便忙着将拔好、扎好的秧把儿运送到水田边，并有序地分散抛入田里。莳秧工则个个头戴草帽，身束腰带，将裤管卷到腿上部，手持一只莳梧准备下田。经他们之间商定，快手在前，慢手在后，有序依次排成梯队，左手拿秧，右手握莳梧，弯腰莳秧，每人莳6行，即横排6棵，纵成行。莳秧进行中，大家你追我赶，鸦雀无声，唯独听到莳梧如雨点似的唰唰入水声。莳梧插秧是一种技术细活，在这些高手的共同努力下，早晨还是白茫茫的一片水田，傍晚就变成了绿油油的一片稻田，无论从什么方向看去，都是纵成行横成排，仿佛一幅天然的油墨画。
在保质保量、出色地完成了主家当天的莳秧任务后，莳秧工们还要在水稻田头举行油菜秸秆点火燃烧仪式，目的是一边围着火堆取暖，一边齐祝水稻有个好收成。记得有一则富有深厚南通乡土色彩的民谣：“菜秸点火一股烟，各位不说我开言；菜火从此今日起，丰收希望在今年；条条白路(行间)大似河，每活(6棵)能收几大箩；条条白路大似沟，每活能收几大堆。”
莳梧这种小农具在栽种水稻的农活中，大大减轻了莳秧工弯腰的程度。但由于插秧时容易伤根，秧苗活棵返青缓慢，之后慢慢出现了手插秧、抛秧等方法，再后来又发展到了机械插秧。据说，莳梧启发了现代水稻插秧机的发明，其扦插部件则是莳梧的改进和发展。
（作者单位：南通市农委）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的纂修
程太和
清乾隆十九年（1754），通州知州王继祖聘翰林院编修夏之蓉，通州贡生丁有煜，廪生王原、陈瑞，如皋县廪生范景颐，监生冒春荣，泰兴县廪生戚贻壮等20多人，纂修刻印了《乾隆直隶通州志》，共22卷。该志详细记载了清朝建立以来通州80余年的历史。清道光年间（1821～1850），通州文人顾鸿、李琪、杨廷、汪业等续修通州志，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围绕修“通志”，还是“续志”的问题，因有人从中作梗，这项工作便半途而废了。
清同治四年（1865），安徽合肥举人梁悦馨任通州知州。到任后不久，于同治六年（1867）春，提出了纂修州志的主张，聘请了曾任翰林院编修、当时主持紫琅书院的江阴人季念诒（道光三十年进士）和通州举人沈锽（盐运使衔，曾任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等职）。因道光年间有人从中作梗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对重修州志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梁悦馨深感：“欲有以昭法戒，备兴观，究利弊，窃以为当先于志书求之。乃郡邑志书，往往因循失修或迟至数十百年之久，往迹就湮，采辑愈难，不知者忽焉，知之者畏焉，文献无征，遂使古之时可为借鉴之事，后人皆茫然焉，岂不惜哉！”于是特邀季念诒、沈锽等40余人，共谋州志。其间，梁悦馨亲自督阵。同治七年（1868）梁悦馨离任，接任知州为湖北汉阳人刘传曾，他“毅然愿趾其继，其敦迫较前加严焉”。3年后，梁悦馨回任，继续督阵修志工作。
历经8年寒暑，于清光绪元年（1875），《通州直隶州志》纂修刻印终于完成，计16卷，约100万字，含所隶如皋、泰兴两县内容。卷前设序、纂修职名、志原、凡例。卷首图：通州全属、州四境、县四境、江海交会、五山、州城隍、县城隍、州学宫、县学宫、院试、紫琅书院、廨署、场镇各图；沿革（表附）、星野、形胜、风气（方言附）、都里、市巷（坊表附）。卷二《山川志》：山、水（水利治绩附）、名迹（宅墓附）。卷三《建置附》：城隍、廨署、仓廒、井泉、桥梁、义局（义冢附）。卷四《民赋志》：户口、则壤、解支（杂税、卫赋、学租附）、蠲恤、芦政、盐法、物产。卷五《学校志》：规制、礼乐、教养、院塾。卷六《仪典志》：公仪、秩祀、敦俗、引年。卷七《军政志》：陆营、水师、乡兵、历代兵略。卷八至卷九《秩官志》：官制、文职表、武职表、列传。卷十至卷十一《选举志》：文选表、武选表、封荫表。卷十二至卷十三《人物志》：名臣传、忠节传、宦绩传（武功附）、孝友传、义行传、文苑传、隐逸传、侨寓传。卷十四至卷十五《列女传》：年例表、节孝传、贞孝传、义烈传、才淑传。卷十六《艺文志》：经、史、子、集。卷末杂记：详异、方技、二氏（寺观附）、轶闻，订讹，跋后。计图二十九、表二十七、目五十七、附录六。
该书集前志所长，纠舛误去犹复，又详加搜讨，征信阙疑，立体较严。譬如，《道里》已具首卷图说，故删减；《坊表》旧列《古迹》，归属不当，改列《疆域》；《秩官志》旧列《统辖》，“有挂漏舛讹”等弊病，改列《官制》，将历代官秩沿革异同统列于前，再列文职、武职各表；《人物志》前志首列《名贤》，而“副实匪易”，更为《名臣》，将《寓贤》更为《侨寓》。增设《杂志》以无可属者属之。因前志谬误较多，为避免随条指驳，增设《订讹》一门，考证纠误。为保存历史资料，于卷首设《志原》，详列旧志序文及编者姓名。纂者还重视志书的功能，其《山川志》补充记水，以江河为经，港汊闸堰为纬一一记述，并列举历代治水成绩，给后人留心政要者有所参考。民赋对官、民都有切身关系，“记今额，又记前之变迁、增损”。芦洲涨坍升豁，隐系民瘼，所以尤为重视，记述更为翔实。《军政志》注重“思患豫防”，胪列防倭御寇之事，告诫后人于“江清海晏，投戈息烽”的太平盛世之中，应“安不忘危”。纂者综合此前地方史志的大量史料，纂修而成的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地情著述，为各界人士所推崇，对全面研究封建时代的通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安支公司）
狼五山地处江海之交，视野广阔，地处要冲，历代被列为由海入江第一门户，在军事上曾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南通自建置之初，狼山就驻有军队，其作为长江入海处除吴淞口外的江防前哨，素有“江海门户”“锁航要塞”之称。五座山峰险要处曾设有多座炮台，军山气象台就是利用古炮台旧址而建的。明洪武年间，通州在狼山前设有演武场（教场）、狼山汛地；狼山设有水营署，署衙在今石坊三墓旁，水师营在东大门附近，营门设号炮，故狼山老街又称炮台街。清康熙《通州志》记载：始清承明制，置狼山总兵官都督佥事于通，辖水陆各师……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王朝为抵御外侵，改副将正二品为镇守狼山总兵官，有兵勇1200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设黄泥山炮台、剑山炮台，与隔江的福山炮台两面夹峙长江，史称“狼福渡”。可见明清两朝对作为军事要塞的狼山，是何等的重视。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开始，英帝国侵入我国东南沿海，敌舰常常有驶入长江内腹的企图和举动。为此，清王朝首先在狼山、黄泥山、马鞍山，挖壕建堡，筑造土炮台，又以块石、三合土建成台基和围墙。从南京专门调拨20门炮，运往狼山。炮台建成后，对辽阔的大江之北，有伏虎卧狮之雄，锁河劈水之威。
在清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42年6月16日），英国军舰进犯上海，向吴淞口炮台发起猛烈炮击，企图强行登陆。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领官兵奋起还击，重创英军。经一场恶战，陈化成等81名将士，为保卫祖国，壮烈牺牲。吴淞口炮台失守，长江门户洞开，侵略者长驱直入。与此同时，通州知州景涛春一边加强城防，实行戒严，以防奸细土匪；一边招募兵勇，准备与敌作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公历7月上旬），英国侵略舰队向长江上游进犯。当敌舰行至狼山附近的江面时，炮台副将总兵官恩特赫，守备鲍起豹、孟永锡等守军，面对敌船，毫不示弱。恩特赫果断下令：“开炮！”顿时，炮声轰响，硝烟蔽天，将士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英国侵略军头目穆瑞十分狡诈，见我狼山炮台射程有限，便下令边还击边绕道，从长江南航道西进。
后来，随着长江涨沙，入海口远去，五山的军事地位日益降低，驻军日益减少。2017年7月是狼五山炮台与英侵略者战斗175周年。虽然当年我们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将士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不朽诗章，中华儿女尤其是江海儿女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作者单位：南通市文联）
陈立夫（1900—2001），名祖燕，号立夫，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周恩来曾评价：“陈立夫是爱国的。”此外，陈立夫也是一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笔力劲健，法度严谨，气韵生动，格调高古，其晚年时期的书法受到华人的热捧，求者盈门。据统计，陈立夫毕生共创作书法3万余件，收藏者有文博单位、名胜古迹、名家学者、达官显贵，而更多则“飞入寻常百姓家”。提到陈立夫的书法，他与民国时期一份如皋的报纸还颇有些渊源。
如皋市档案馆珍藏了一份83年前发行的《如皋日报》。这份《如皋日报》是民国23年（1934）12月19日发行的，4开2版，已发行至第48号。由于年代久远，这份报纸早已泛黄，且多处破裂。报纸主要刊登了当时的国内和地方新闻，还有一些广告，少数内容已经无法辨认。这份粗看普通的民国时期报纸，其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报头，“如皋日报”四个大字赫然纵排于眼前，字体匀称美观，刚劲有力，下方清晰可见“陈立夫题”的小字，报头的左下角盖有一枚陈立夫印章。由此可见，这份《如皋日报》上的“如皋日报”四个字是由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题写的。
此报从何而来？据如皋市档案馆《如皋县档案工作大事记》（全宗永久第62卷）记载：“1982年，因集中档案管理需要，如皋县公安局向县档案馆移交了2900余卷的旧政权档案资料。”这些旧政权档案资料是1949年初我军截获的国民党如皋县政府的档案资料，而这份《如皋日报》就在其中。
那么，此报何时创刊？何时停刊？据《如皋文史资料》第四册（1985年版）记载：“《如皋日报》，民国22年（1933）前后创刊。它取得地方党政津贴费1400元为出版基金。日印行600份。至1938年3月中旬停刊。”1938年3月19日，如皋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撤离，《如皋日报》也就随之停办。
一份地方小报，何以惊动时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并为之题写报头呢？
这份报纸第二版中有一则“昨日章县长往款产处晤祝主任接洽要公”标题，“章县长”何许人也？《如皋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1934年6月～1936年6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派章骏为如皋县政府县长之职。”据考证，章骏，江苏吴县人，小学校长出身，是章太炎的同族晚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兼任全国童子军总会会长时，章骏任全国童子军总会秘书兼江苏省总教练。章骏在担任如皋县长之职后，以全国童子军总会的秘书和江苏省总教练的身份，通过戴季陶的关系请陈立夫题写了《如皋日报》。章骏在如皋执政期间，勤于政务，体察民情，特别是在疏浚如皋城河中做出了很大努力。因此，作为一县之长，为地方报纸出力在所不辞，也是顺理成章的。再者，陈立夫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了体现他对地方党务建设的支持，为地方报纸题字自然也是乐意为之的。
报头方框下面清晰地注明“本报已于十月七日依法申请登记”。说明这份日报是经当时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当局批准发行、具有合法身份的地方报纸。
报头下方还有三列，分别注明该报的“发行人曹惕安”“稿辑人朱安晋、刘攻非”“发行所如皋关岳庙”“承印者如皋大发印刷所（中山堂东首）”。曹惕安、刘攻非何许人也？因知情者大多已经逝去，加之留下来的资料极少，我们无从考证。报纸的稿辑人朱安晋，曾于1931年创办过《每周述评》，1946年担任《皋声报》的编辑。其发行所如皋关岳庙即为关帝庙，位于现在的如皋初级中学北操场。如皋大发印刷所是私人所办，老板张锦仁，印刷所的地址在如城镇姐姐桥（现如皋初中东大门）附近，先后承印过《如皋日报》《皋声报》等。
这份《如皋日报》，第一版主要刊登了中央电讯类的新闻11条，诸如：张继即日赴陕，首都戒除入院烟毒者达八百余人，国府纪念周林主席报告五全会经过，日商船枪击海关巡员案交涉尚无具体办法，民校课程标准已全部确定等；中央广播无线电台播音节目预告1条；介绍无线电常识的内容1条；其他的均是关于本地报刊、商贸类的广告计11条。第二版辟有“新闻汇载”栏目，报道本地新闻资讯，并专门开辟了言论专栏，用以针砭时弊。特别是第二版中有一则“周德银意图抗缴车捐，公安局判处拘留五日”的新闻，真实地记载了20世纪30年代如皋黄包车工人自发反抗地方买办、资本家及反动政客盘剥斗争的一段史实。
该报第二版的右下部有与报面相反方向的几列毛笔字：《诗谈合璧》五本、《廿四史纪事》四本、《牡丹亭》四本。从这几列毛笔字来推断，这份报纸曾因包捆过上述图书而很偶然地得以保存下来。民国版《如皋日报》正式发行后日印行仅600份，且五六年后就停刊，因此，这份陈立夫题写的《如皋日报》得以保存至今实属偶然和不易，更是显得弥足珍贵。2012年5月，这份民国版《如皋日报》被列为“南通市珍贵档案文献”。
（作者单位：鞠九江，如皋市南通皋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周丽君，如皋市档案馆）
祠堂是“崇宗祀祖”之地。从海门当地的情况看，祠堂一般建于墓前，规模不大，有的仅立一块石碑，大的竖一个牌坊（或称牌楼），再大的也不过在牌楼后多出1～2间房子，占地一般不足1亩。
但海门曾经有一个祠堂，却规模浩大，共有房屋数十间，占地15亩左右，这就是位于原大洪镇东侧3里（今海门三厂工业园区兴虹村境内）的杨家祠堂。杨家祠堂的大门是一个牌楼，四周有围墙，沿围墙栽有古柏、紫藤花和蔷薇花等。祠堂由正房和厢房组成，正房3排，厢房2排；最前面是一个广场，中间有跑道、闲亭、石井、观鱼池等。这与一般祠堂的建筑风格又似乎不太相同，那么，这究竟是一处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杨氏祠堂原先是杨氏义庄，后来因为杨家从崇明迁来的祖宗牌位也放入了义庄内，杨氏义庄便多了个“杨氏祠堂”的名称。笔者查阅了海门的相关历史资料，发现杨氏义庄是海门复涨后创设的第一家义庄，同时杨氏义庄也是海门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慈善世家杨氏家族，经其三代人、近百年努力而建成的一处行善之所。清《光绪海门厅图志》对其有记载。虽然曾有文章对杨家祠堂和杨氏义庄进行过报道，但其所述内容与《光绪海门厅图志》的记载相差很大。
据记载，杨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创始人是清代海门武解元（乡试第一名）杨朝栋的父亲杨秀岩和叔母杨姜氏。
杨秀岩，“字玉峰，崇明附生，法吴范氏义庄置义田数千亩，以赡族人领建节孝公祠，蠲田（笔者注：免除田租）供春秋两戊（笔者注：春秋二季的中央）祭祀，竝（笔者注：同并）赡孤孀。大吏（笔者注：指江苏巡抚）奏闻，奉旨嘉奖，以子贵诰封昭武都尉，年八十重游泮水（笔者注：一种庆贺仪式），乡里荣之。”（《光绪海门厅图志·耆旧列传》）
杨姜氏，“附生杨堂妻姜氏，堂入崇明学，乾隆五十九年应本省乡试，殁。姜氏年二十四抚嗣子朝爵、遗腹子朝位。奉舅姑遗命，与堂兄秀岩，各捐置义田以瞻宗族；佐秀岩捐建节孝公祠；置义塚；施棺木费……率千金。大吏具题建乐善好施坊……道光三年，年五十三卒……”（《光绪海门厅图志·烈女》）
这两则记载，实际包含着海门复涨后的一段历史。古海门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大部坍江后裁县为乡，归并通州，但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又开始复涨，一批崇明人涉江来新涨的沙洲垦殖，其中就有杨秀岩兄弟及其父辈们。他们首先来到东天补沙和富民沙等沙洲，先后开垦了数万亩土地。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海门设厅后，杨氏致富了，他们效法当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在苏州创立范氏义庄，创建了杨氏义庄。杨秀岩与姜氏共同捐出了数千亩土地，用于行善和赡养同族中的贫穷成员。义庄以“义”字为中心，用于管理这部分义田和分发义粮义款，义庄内主要储存用于救济赈灾的粮食。整个义庄凸显出以安全为第一的整体建筑风格。祠堂的第一排房子又高又大，共6间，每间的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每一间内都是一个大圆屯；第二排房子较小一些，用于防火防盗设备的存放和杨氏死者的棺材停放等；第三排房子主要用于供奉杨氏祖宗的牌位，故杨氏义庄又被称为杨氏祠堂。为了保证救济赈灾物资的安全以及发放有序，义庄内设管理人员和保卫人员，因此两侧的厢房主要为管理人员和保卫人员用房。义庄主管者由杨氏族人共同推荐。义庄内有一块很大的广场，为发放救济物资、灾民施粥以及供族人集事之用。
杨氏的义举得到当时江苏巡抚的赞赏，上报朝廷后“奉旨嘉奖”，诰封杨秀岩为昭武都尉（清代武散官名，正四品），为姜氏建乐善好施坊。故杨氏义庄的大门实际上是乐善好施坊，正中书有“圣旨”二字，牌楼两侧的石柱上刻有对联，上联为“矜孤恤寡”，下联为“敬老怜贫”，横批为江苏巡抚所题的“乐善好施”。
接棒杨氏义庄第二代慈善事业的是杨朝栋、杨朝纲和杨朝鼎三兄弟。《光绪海门厅图志·耆旧列传》对三人也都有记载：“朝栋，字克齐……武生，由崇明改归海门，中嘉庆庚辰科进士……江宁城（今南京）守补（相当于副守备）……苏镇标中营游击（正三品武官），防护海运……”“朝栋兄朝纲，有孝行，早卒……”“朝鼎，原名纪勲，字作梅，监生，浙江候补通判……衢州府同知……”兄弟三人都承袭了父亲创办义庄的遗愿。据《光绪海门厅图志》记载，杨朝栋当官后不忘行义，对义庄十分关心，义庄的土地遭到江塌后，为确保义庄正常运作，他捐出所分得的土地用于补充义庄。杨朝鼎是杨朝栋的弟弟，长期在浙江为官。当时哥哥杨朝纲患重病，本可以由义庄出资治疗，但朝鼎坚持不动用义庄的资金，“赏刲股疗亲疾（刲股疗亲：一种孝道行为）……道光十八年出私田千亩”给义庄经管，用其租金为兄治病。
接棒杨氏义庄第三代的是杨朝鼎的儿子杨镜涵（字蓉初）。他曾投效江北大营，后到浙江任职，历任温州府通判、处州（今浙江丽水）府知府等职。在任期间劝课农桑、革除陋规，颇受大家好评。杨蓉初十分支持父亲把家里的土地给义庄经管，伯父杨朝纲病逝后，他干脆将这部分土地捐给了义庄。值得一提的是，杨蓉初虽长期在浙江为官，但十分关心家乡海门，清咸丰十年（1860），他因军务经海门故里，写下了《海门二十景书册》，分发广泛，宣传海门。
清末，杨氏义庄的土地大半没于长江，义庄的行义功能也逐渐萎缩。民国时期，在办学高潮中，杨氏义庄内于民国十六年（1927）开办杨氏私立学校，招收的学生不分族内族外。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被海门县政府接管，直至1966年搬迁。1966年，杨家祠堂改为中心大队（时为全国学大寨先进典型）接待站后，祠堂内原来房屋被拆除并改建成二层楼的四合院。
如今，杨氏义庄虽然消失了，但作为海门最大的慈善世家杨氏和承载了海门人善良美德的杨氏义庄，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作者单位：海门市交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