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春秋》2018年01期
如西军民抗战简述
顾健
1939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根据部署，新四军于11月在江南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1940年7月，陈毅带领新四军东进，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阻挠和进攻，在如皋西乡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黄桥决战胜利后，中共如皋中心县委和如皋县政府随军继续东进至如皋东乡，接管国民党如皋县政府。苏北区党委和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决定，在卢港另建中共如西县委和如皋西南行政公署（1941年3月改称如西县政府，原如皋县划分为如西和如皋两个县）。卢港成为如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心区，亦为苏中第三行政区领导机关常驻之地。此后，如西的抗日斗争由自发性的、零散的斗争，逐步发展为有组织、有规模，而且有新四军主力部队直接参加的游击战争。
开展武装斗争
为坚持华中抗战，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决定打击反共投降势力。1941年2月15日，李长江率7000余人在泰州公开投敌。2月18日，新四军发动讨伐李长江攻势，代军长陈毅亲自从盐城奔赴曲塘邓家庄一线坐镇指挥。隐蔽集结于海安、如皋以西地区的新四军参战部队，连克姜堰、苏陈庄、塘湾等地。21日，攻克泰州城，歼俘李长江部3000余人。
6月，日伪为了打通如黄线，分割抗日民主根据地，从如皋城、黄桥同时出动，强行修筑如黄公路。经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多次袭击阻挠，未能筑成。7月5日，日伪“扫荡”如西，袭击苏中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卢家庄，被新四军反击。17日，如皋、黄桥、曲塘日伪4000余人，分路向如西“扫荡”，企图再次打通如黄线，新四军一师一旅及分区部队、如西地方武装迎战，毙伤日伪20余人，俘56人。
日伪在如西“扫荡”接连失败后，11月上旬，分三路发动规模更大的报复性“扫荡”。14日，在一师一旅旅长叶飞的指挥下，新四军激战高明庄，共毙日伪军300余人，俘日军2人，给日伪军沉重打击，日伪军残部逃回黄桥。
1942年2月14日，三分区司令员叶飞亲自指挥一旅二团进击白蒲近郊伪第七师一部，将其全部击溃，生俘伪连长徐日畅以下1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这一仗对日伪威慑很大。19日，驻林梓的伪军200余人，携小炮l门，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100余支，向新四军投诚。4月12日，叶飞亲率一旅二团，对如皋城西伪军新筑的陆家庄据点发起攻击，毙伤伪官兵93人，生俘42人，打破日伪限期修好如黄公路的企图。4月15日，叶飞又挥师南进，第二次攻打白蒲，歼灭伪三十四师特务团大部及全部伪警察，烧毁日伪进行经济掠夺的江北公司，又一次打乱日伪对苏中三分区的“扫荡”计划。
日伪在多次“扫荡”失败后，于6月15日对三分区进行残酷“清剿”。面对严峻形势，苏中三地委在如西发出《为粉碎敌人“清剿”、“清乡”给全体党员一封信》和《给各界同胞书》，在党内外进行思想动员。同日，新四军一旅一团和旅特务营各一部及如西独立团全部，乘敌伪“清剿”部队撤出如西之际，对如黄公路沿线的搬经、芹湖、卢港等日伪据点发起进攻，毙伤伪军70余人，拔除伪军在卢港的临时据点。8月2日，又袭击水洞口据点，给伪二十六师陈才福部以严重杀伤。加力据点驻有伪三十四师指挥部，如西独立团出其不意，猛打猛冲，挺进加力据点，摧毁伪三十四师指挥部，俘伪官兵20余人，战马5匹，步枪18支。高明庄、东燕庄之敌因屡遭威胁，仓皇逃回如皋城。
日伪连续“扫荡”“清剿”均告失败后，又开始进行更为残酷的“清乡”。从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如西县党政军民积极支援配合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和随后开展的反“扩展清乡”斗争，不仅保住了根据地，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18个据点，收复了永安沙和49个沦陷乡，使20余万名群众得到解放，取得反“清乡”和反“扩展清乡”的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但驻守如皋城的伪独立十九旅旅长孔瑞五及伪保安大队长孟宪平，率3000余名伪军负隅顽抗，拒绝向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缴械投降，并在城里大演伪顽合流丑剧。从15日开始，如西县、泰县、如皋县地方武装和民兵1万多人，浩浩荡荡直抵如皋城。16日，新四军主力部队一部赶到攻城前线。18日，新四军对守城伪军展开炮击，并在万余民兵协助下，挖掘战壕，用“泥牛”（用高粱秸、稻草和泥土扎成，做土坦克、土碉堡和填架浮桥用）堆工事、填城河、架浮桥。21日凌晨1时，总攻开始，21日下午1时新四军全部进城，围攻如皋城的战斗告捷。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新四军在如皋经历的大小战斗有二三十次之多。
加强政权建设
1940年8月3日，新四军一纵进入卢港，接管国民党如皋西南行署。一纵指挥机关转至卢港，并着手组建如皋地区党和政府领导机构。8月16日，新四军一纵进入长江边永安沙，将永平、永安两乡合并，设立永东办事处。8月29日，如皋县政府在卢港成立。9月中旬，建立苏北区党委，下设中共如皋中心县委和中共泰兴中心县委。如皋中心县委成立后，在卢港召开各阶层代表会议。会后，卢港、江安、石庄、车镇、磨头等区初步建立了农抗会等群众组织，并开始进行“二五”减租。
1941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在如西的新四军一纵改编为一师一旅，叶飞任旅长兼政治委员。3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打破日伪的分割封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决定实行小省制，划建苏中区。如西县民主政权对旧政权加以利用、改造，并按“三三制”原则，创立各级政权和民意机关。1941年秋，如西县在苏中三地委、三专署的直接领导下，在卢港小朱庄小学召开如西县第一届参政会，着重讨论进一步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贯彻政府减租减息法令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等问题。
1942年，根据苏中区党委的决定，三分区和如西县委在江安区陈堡乡进行新乡制工作试点。试点成功后，三分区和如西县及时总结经验，迅速在如西县全面推开改造旧政权的工作。
巩固群众基础
新四军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切实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坚持不懈地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根本上削弱农村中的封建势力，确立工农的绝对优势。通过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广大农民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们积极参加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教抗会等各种抗日团体，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并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的、武装的斗争，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伪加紧推行“以战养战”的罪恶政策，疯狂掠夺战区资源，抗日军民在吃、穿、用等方面都非常困难。如西县政府在全县开展的“冬防、冬耕、冬学”三冬工作中，强调要搞好冬耕生产运动，并第一次发放农贷，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
1942年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上提出把发展生产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一项基本任务，并于1943年春提出具体要求。如西县在苏中三地委领导下，于1943年3月拟订生产计划，提出力求使根据地的生产、生活达到自给自足。如西各乡镇都有一些荒场，面积大的达数十亩，各区乡组织群众开荒种地，增加粮食生产，并发动群众开展副业生产。如西县政府还动员指战员和机关人员开垦荒地，建立了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农场。时任县长季恺曾邀请记者前往农场参观，并称：“本县将尽最大努力，从事各项生产事业，使每个指战员生活逐步改善，以丰富营养，增强身体，迎接大反攻。”
加强敌工工作
1943年，苏中区党委发出《要百倍加强对敌伪军的工作指示》。如西县委成立敌工部后，成为如西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驻如皋城及如西的日军有1个大队近400人，伪军有5000余人，其中伪三十四师田铁夫部是敌工部的主要工作对象，其时地委敌工部负责田部的上层工作，田铁夫的工作由地委书记、敌工委主任叶飞亲自掌握。叶飞还直接领导对伪三十四师参谋长兼一三五团团长施亚夫(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如西县委敌工部对田铁夫部中下层官兵广泛开展工作。
敌工工作的开展，打破了日军强化伪军的企图，加深了日军与伪军、伪军与伪军之间的矛盾，争取了相当一部分伪军转变对抗日民主政府的敌对态度，达到孤立日军、瓦解伪军的目的。同时为新四军和地方部队提供军事情报、打击那些极端反动的伪军创造条件。强大的政治攻势及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使驻如西伪据点的伪军从1944年起纷纷举旗反正，在苏中地区树立了榜样。
1944年1月5日，施亚夫率部起义。1月7日，三分区召开欢迎施亚夫起义军民联欢大会。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苏北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施亚夫任司令员，归三分区领导。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苏中伪军一营向我投诚》为题，详细报道施亚夫部起义经过。《苏中报》《江潮报》也都以较大篇幅报道这一重大新闻，对日伪震动很大。
2月7日，驻薛家窑的伪三十四师特务二营营长薛仁杰率一个营200余人起义。起义部队由分区编入苏北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第三支队，薛仁杰任支队长，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地委为了争取驻永安沙的伪如皋县保安大队第四中队，派如西县东南边区乙种组织区委书记林忠棠以种租田为掩护，对该部开展秘密工作。由于中队队长王宝树在前一时期有中共党员陈公伯的教育帮助，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很快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7月30日，王宝树率领全队150多人驾船起义，奔向如西解放区。三分区司令部于8月2日召开欢迎大会，并宣布成立江防大队，隶属于如西县独立团，由王宝树任大队长。同时成立如西县江防行署，王宝树兼任主任。
如西县委敌工部十分重视发动民兵、学生和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手段，从各方面对日伪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召开伪军家属会议，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当伪军的害处，让他们动员亲人弃暗投明。部队或地方干部到据点周围给伪军上政治课，宣传当伪军的害处及抗日民主政府对伪军反正的政策，号召伪军趁早反正。军事围攻与政治攻势结合，迫使伪军反正。
（作者单位：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通县抗日斗争故事三则
陆子森
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县军民不畏强暴，在党的领导下，痛打日本侵略者，涌现出许多英勇战斗的事迹，以下讲述的是南通县抗日斗争中的三则故事。
扁担打倒鬼子夺枪支
1944年8月的一天，骑石区石港游击连副连长秦建荣和排长王鹤钧带着4名身强力壮的游击队员，分成3组攻进了戒备森严的石港据点。第一组用硬杂树扁担各挑一担柴草；第二组是秦建荣和王鹤钧，两人各拎一只竹篮，里面盛着鸡蛋、黄豆荚，短枪藏在竹篮底下；第三组两人各掮一捆甜芦穄，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游击队员们走到石港东街集市，将东西摆好，装成卖货的百姓，等待时机。不久，发现从北街过来了3名日军，扛着枪，还有一个翻译，穿着便衣，斜背着驳壳枪跟着。后面，没有其他日伪军跟着。秦建荣站了起来，发出“做好准备”的暗号，随即又蹲了下来。
在离游击队员们不远的十字街南，有不少卖鱼的木盆摆在地上，盆里养着活蹦乱跳的鲜鱼。3名日军走到鱼盆前停了下来，向四周望了望，便弯着腰，一手撑着枪，一手向鱼盆里指指点点，嘴里还哇啦哇啦地说着什么。
秦建荣见时机已到，摘下头上的草帽，这是“动手”的信号。只见2名卖柴草的游击队员立刻上前用扁担向日军头上横扫过去，3名日军来不及反应，应声倒地，污血淌了一地，2名卖甜芦穄的游击队员立即扑上去，将3支“三八”枪从日军手上夺走。那个翻译与日军间隔了两三米远，见势不妙，转身便逃。秦建荣与王鹤钧立刻上前拦截，但未能抓住，又不便开枪，只得让他向北逃走了。王鹤钧从被击毙的日军身上搜出有十几排子弹的子弹盒，6人将枪膛压满后装上刺刀，便向南门飞奔而去。他们一口气冲到营桥头哨所，用刺刀干掉敌人的哨兵，又夺得了1支中正式步枪。
游击队员们奔回桥南，一边过桥一边将身后的一块块活动桥板和桥梁骨掀到了河里，让敌人过不了河，从容地撤回驻地。石港街上的日伪军追击到营桥头，只能朝着对岸乱开枪，隔河暴跳。
县团缴获“弯夹子”机枪
1944年5月夏季攻势开始，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向全区发出了缴获“弯夹子”机枪（日军新式轻便武器，“九六式”轻机枪的别称）的号召。南通警卫团政委周一峰和参谋长贾鸿钧商量，决定攻打海晏镇敌据点。那个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排，只要把日军小队歼灭，就能缴到一挺“弯夹子”。决定后，立即布置准备工作：通知打入据点的内线大摆酒宴，灌醉敌人；动员据点群众把狗关在家里，以利我隐蔽接近敌人；准备梯子，供突击队员爬墙；对部队作战前动员。6月13日夜，部队顺利接近敌人碉堡并抢占了围墙。由于南通警卫团没有大炮，又不能用手榴弹堵枪眼，只好采取火攻。一会儿，熊熊大火烧得碉堡里的日伪军受不了。伪军先投降。日军却继续顽抗，结果大部分被烧死在碉堡里。一名日军光着身子，下身系块布，爬出碉堡想突围，被突击队击伤后生俘。当突击队从日军碉堡里搜到1挺“弯夹子”时，战士们高兴得吼了起来。
攻克海晏镇后，贾鸿钧带领七连二排到了二窎附近，准备打个伏击战，设法再缴一挺“弯夹子”。贾鸿钧叫区队捕杀了当地一个危害最大、群众最恨的“伪保长”，弃尸于伏击圈内的大路上，并布置打进敌方的伪乡长赶快进据点向敌人报告。当夜，我军则隐蔽在伏击地点。次日下午1点，据点内的日伪军下乡来报复。敌人刚进入伏击圈，七连二排便用机枪扫射，投掷手榴弹，一阵猛攻后，趁着敌人晕头转向，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活捉了10余名伪军，日军大部分被击毙,缴到了1挺“弯夹子”，步枪10余支。
不久，南通警卫团新任团长康林，把二营从“清乡”圈外调进“清乡”圈内。部队不再穿便衣，一律穿军装，军容整齐。区队、民兵见新四军大队伍杀回来了，群情振奋。新坝据点内有日军一个小队，配有“弯夹子”，驻有伪军一个排，兵力比较薄弱，康林决定攻打新坝据点。7月25日，正当部队围攻新坝时，附近据点日军的一个小队前来增援，康林立即组织打援，将日军全歼，缴到1挺“弯夹子”和掷弹筒等武器。
10月13日，康林指挥贾鸿钧带八连和通西独立营去何家桥（在四安、西亭两镇的接合部）伏击日军，激战一小时，全歼日军2个小队，缴到2挺“弯夹子”。在这次战斗中涌现出了一名战斗英雄张志堂，他和日军拼刺刀，接连刺死了5名日军。
在“清乡”圈内，新四军连夺“弯夹子”机枪，鬼子心惊胆战，老百姓拍手叫好。
汇通区队智取张芝山据点
1945年春夏，日寇虽已是强弩之末，但仍然占领着南通城及通启、通吕公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张芝山镇，日伪在这里构筑了5座碉堡，驻有一小队日军，还有伪警察队，伪区公所。
汇通区队酝酿着拔除张芝山据点的计划。经侦察，敌人去饭堂吃饭时都不带枪支，而是放在碉堡里。区队决定攻敌不备，在敌人开饭时智取速决。区队提前做了据点里一些伪警察家属的工作，其中一个伪警察在家属的劝诫下决定弃暗投明，在区队行动时做内应。
6月24日凌晨，区队50多名队员悄悄地埋伏在张芝山据点附近。4名短枪队员分成两组，佯装上街的农民，在距离敌人哨兵四五十步地方，配合并接应突击手的行动。
队员沈思贤担任突击手。这天，他身穿时髦的派力司长衫，装成伪方人员的模样，和姓朱的两面派保长一起隐蔽在据点门岗附近的民房里。沈思贤紧盯着门岗上的2名日军哨兵（一名徒手，一名身背“三八”步枪），关注着营房里日军的活动。
终于到了敌人吃早饭的时间。营房里的日军像往常一样，徒手走进了饭堂，只有2名哨兵在门内徘徊。时间一分也不能延误！沈思贤握着已经打开了保险的驳壳枪，示意朱保长一起走出民房，径直快步走向哨兵。等到哨兵发现时，两人已到了跟前。沈思贤一面回答说“来报告情况的”，一面抬手就是一枪，把背枪的哨兵打倒了。不料，那个徒手的哨兵动作迅速，避过了沈思贤的第二枪，还从朱保长手上夺走了缴获的步枪，拼了命地向营房里奔逃而去。
正在吃饭的日军听到枪响，乱作一团，丢掉饭碗，慌忙向碉堡奔去，企图取枪顽抗。但是他们已经迟了一步。做内应的伪警察，按照事先的约定，听到枪响后就抢先冲进碉堡，将碉堡门牢牢关紧。日军手中没有武器，急得像没头苍蝇似的在院子里乱转。
这时，埋伏在附近的2个短枪组与4个步枪班也冲到了据点。日军、伪警与伪区公所人员纷纷爬上围墙，翻越壕沟，四处躲藏逃命，惶惶若丧家之犬。这一战，张芝山据点的一小队日军和伪警察等被全部歼灭。
汇通区队创造了独立攻克日军据点的战例，受到了县和分区的表彰，乡亲们欢呼雀跃，纷纷拎着物品前来慰问，《苏中报》也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作者单位：通州区新四军研究会）.
无声的控诉
——写在日军侵占南通八十周年之际
今古
南通市区姚港闸旁静静矗立着一块警示碑：黑色字体记载着沉重耻辱的日期，血红字体镌刻着梁灵光题写的“毋忘国耻振兴中华”。它时刻警醒着江海儿女日军侵略南通城时带来的沉痛灾难。
八十年前的3月17日拂晓，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饭冢旅团5000余人在南通黄泥山和姚港之间的江滩登陆。南通城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仓皇逃命，守城部队弃城而走。上午9时许，南通县国民政府所在地钟楼上挂起了太阳旗，南通城遂告沦陷。3月19日，日军飞机轰炸如皋城。20日，日军在海安镇东街投下1枚炸弹。21日，日军由南通向海门进犯。27日，日军进犯金沙镇、掘港镇、启东等地。
1938年3月17日，一部分日军闯至姚港小学，烧毁学校教室2间。一小队日军窜到狼山附近的德兴镇，将居民家中的财物洗劫一空后，随即纵火焚烧民宅，德兴镇半条街化为灰烬。一股日军窜到新港镇，抢劫财物，强奸妇女。
3月25日，日军舰上的1个日本兵带着翻译窜到南通城郊新港镇敲诈勒索钱物，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将两人打死。26日，一卡车的日本兵借口搜捕“凶手”，将新港镇紧紧包围，并打死1名青年。27日，又一卡车日本兵窜到新港镇，一下车便用机枪扫射，打死百姓18人。几天内，日军在新港镇烧毁房屋1300多间，72名百姓惨遭杀害。
5月4日，日军10多人窜到唐闸镇河东渔稚港河北的育婴堂，使用燃烧弹，从育婴堂烧起，经三牌楼、十里坊一直烧到猫儿桥。300多户居民无家可归，数千间房屋全部化为灰烬。育婴堂里16名婴儿当场被活活烧死，2名肺病患者因不能起床，被烧塌的房梁压死。一些想救火的百姓也被日军开枪打死。
5月8日，日军从南通城出发下乡“扫荡”，见房就烧，逢人便杀，仅有10多户居民的麻虾子榨被付之一炬。日军又窜到桥北大路西边的葛家老园，杀死25人，烧毁4间房子。地处路东边的任家园、张家园的百姓见势不妙，纷纷躲逃。老弱妇孺和拖儿带女的来不及绕道远走，又无法过河，只好躲藏在川猫儿河边的芦苇丛中。日军扑向任、张两园，见空无一人，便放火烧房，又四下搜索，发现河边芦苇丛中躲藏着许多人，就用机枪、步枪由南到北狂扫乱射，惟恐有人存活，又用刺刀沿着尸体挨个戳过去，顿时，鲜血染红了川猫儿河，108条生命惨死在日军的枪弹和刺刀下。事后人们称川猫儿河滩为血泪滩。
1938年秋，南通城内烟毒泛滥，街头巷尾，到处是烟馆。日军在寺街成立戒烟局，名为征办烟款、发放执照，实为总营南通地区的毒品发行机构，通过贩毒集团，将烟毒推向通如海启诸县。在日伪政权的纵容下，仅城区就有17家土膏烟馆，65家售吸所。同时设立慰安所，蹂躏妇女。1939年3月，日军强行占领大生一厂，修筑炮楼，日夜巡逻，疯狂掠夺棉纱布等战略物资。
……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江海大地，在军事上“清剿”，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毒化，文化上渗透，给南通人民带来长达7年多的深重灾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通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中四分区军民投入了对日伪的最后一战，捷报不断传来。8月18～22日，收复掘港镇。8月23日，解放金沙镇。8月30日，收复汇龙镇。9月1日，解放茅家镇。9月14日，收复海安镇。9月21日，解放如皋城。至此，南通地区军民收复了除南通城以外的绝大多数城镇和广大乡村。1945年9月2日，南通城被国民党当局抢占。1946年1月15日，日军3000多人向国民党当局投降，不久后离开南通。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田原与联抗老战士遗孤
的一段情谊
王其银
著名书画家田原（1925—2014），原名潘有炜，江苏溧水人。擅长漫画、中国画等。任《新华日报》美编30多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中国动漫界最高奖“金猴奖”。其自学成才、锐意进取、勤奋笔耕乃至为人率真的品格至今仍值得人们怀念。但鲜为人知的是，田原生前与海安的一名“联抗”老战士遗孤佘崇峻还有一段令人感怀的忘年交。
抗日战争时期，海安水网地带曾活跃着一支团结抗日的特殊武装部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部队。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佘崇峻父亲是“联抗”的一名战士。佘崇峻作为“联抗”老战士遗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他本人也勤奋好学，兢兢业业，练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
佘崇峻原先在制笔社工作，由于每天和毛笔打交道，开始学习毛笔字，一段时间后，佘崇峻的毛笔字进步很快，这也成为他日后与田原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1980年10月“联抗”部队成立40周年之际，部分新四军和“联抗”部队的老战士及其亲属汇聚海安，纪念牺牲的战友和亲人。“联抗”老战士、时任省人大和省政府的领导参加了纪念活动，作为《新华日报》记者及编辑的田原随同到海安。作为“联抗”老战士亲属的佘崇峻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田原。他们虽年龄相差20多岁，却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田原得知佘崇峻是“联抗”老战士遗孤，又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受的苦，感同身受，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
纪念活动结束后，田原回到南京，仍惦念着佘崇峻，经常关心他的生活情况。佘崇峻则把田原视为父辈之人，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人相处遇到的委屈都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田原。田原接到佘崇峻的信，再忙也会抽空回信，对他加以安慰、开导。田原回信的内容很特别，从不在信中絮叨，写得很简短，还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些“钟灵毓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之类的格言警句，勉励佘崇峻要放宽眼界。佘崇峻看到田原的回信，心中的烦恼消失了。
两人相互通信后，田原与佘崇峻的友谊更进一步了。其间，佘崇峻在笔厂工作得比较出色，便向田原汇报，田原回信鼓励，告诉他能制出好笔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还特意写了“妙笔”二字赠予他。佘崇峻有时在给田原写信时，想起自己的父亲，免不了有些伤感，田原便特意为他画一幅画，画面上孤单的荷叶有点破损，莲蓬却已长成，题款“留得残荷听雨声”，希望佘崇峻能自强不息。佘崇峻收到田原寄来的书法作品，觉得其功力深厚,赏心悦目，便学着描画，久而久之，也爱上了书法。佘崇峻还让自己的儿子临摹田原的字，结果不仅自己的字有长进，他儿子也爱上了书法。后来，他儿子到上海读大学，专门师从周慧珺学习书法。
1987年6月，田原突发阑尾炎，住院开刀。佘崇峻得知消息后，寝食难安，跟家里人说：“田老师病了，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向单位告假，买了些慰问品，赶到南京探望田原。田原知道佘崇峻生活并不宽裕，坚决不肯收慰问品，再三拉扯后，田原只得收下，随后写信表示：“友谊之间，不必如此。售价多少？日后应奉上……”
由于在笔厂工作表现突出，佘崇峻被借调到县轻工业公司工作。县轻工业公司当时是个服务乡镇企业的专门机构，只要企业有困难、有要求，公司都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佘崇峻到县轻工业公司工作不久，恰逢海安酒厂推出新产品糯米陈酒和“白鹭醉”酒。虽然酒的品质和口感都很不错，但要在市场上迅速推广还是不容易的。上报省优产品时省轻工业厅认为包装不够讲究，于是酒厂希望能请书法名家给新产品题字从而扩大影响。佘崇峻立即想到田原，他知道田老师不仅字写得好，而且在南京有广泛的人脉，若请到名家来题字，那酒厂的新产品就锦上添花了。
佘崇峻向田原说明缘由，希望田原相助。田原当即表示“海安的事，我一定会帮忙”。田原说到做到，立即牵线搭桥，不仅请到书法大师林散之为海安酒厂题写了“糯米陈酒”，还和原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将军一起切磋撰句书写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畅饮三塘友谊多”的条幅，一时传为佳话。海安古称三塘，“白鹭醉”酒注册“三塘”牌商标。在他们的帮助下，海安产的两款新酒很快驰名大江南北。
佘崇峻与田原的频繁联系，在田原离职去深圳后逐渐变少，但佘崇峻心中仍时时惦念着田原。
（作者单位：海安县委宣传部）.
苏中抗日根据地
红色剧团与红色歌曲选记
程太和
红色剧团
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范围逐渐扩大。在抗日根据地及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苏中战地文艺亦渐成气候。战地文艺富有鲜明的鼓动性、战斗性和群众性，以歌曲、舞蹈、戏剧为主要形式，为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苏中四分区战地服务团（又名“尖兵剧团”）该剧团于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后建立，下设演出队（主要演话剧）和民运队（组织工抗会、农抗会、妇抗会、青年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后划归其他部门不在服务团建制之内）两个分队。团长由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同生兼任。编演的话剧剧目有《雪》《供》《米》《捐》《盐》等。在如东掘港演过多幕话剧《流寇队长》《祖国万岁》等。后又增建一个队，原演出队改称二队。1940年秋，战地服务团撤销。1941年春，苏中四地委和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决定重组分区服务团，石流任团长。建团后，服务团一边排演节目，一边在沿海集镇画墙头画、写宣传标语。当年五六月间，四分区服务团和三旅（由崇、启、海常备旅改编的苏中四分区游击第三旅）服务团合并，定名三旅服务团。演出的剧目有《陈家兄弟》《三江好》《运河边上》等，并编演反映锄奸斗争的三幕话剧《维持、维持》。1943年，服务团再次撤销。
苏中第四军分区文工团1944年10月建立，团长李露平，下设戏剧、音乐两个组。成员除从部队调集的从事过文艺工作的人员外，主要从四分区联合中学挑选了一批优秀青年，并被培养成骨干，同时通过城工部在敌占区动员一批有文艺特长的青年充实队伍。建团初期，排演过话剧《过关》《两瓶枣儿红》等剧目，并赴东台为四分区群英会演出。后来陆续演出《中国人》《同志，你走错了路》《白毛女》《血泪仇》《李闯王》等多幕话剧9部及小戏10多部。1945年11月，四分区文工团升格为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文工团。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中，文工团一部分成员参加战勤管理战俘工作，一部分成员去前线深入连队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受到所在部队党委的表扬和嘉奖。文工团团员张国盘、张维汉分别在泰兴宣家堡和如皋皋南战斗中光荣牺牲。
黄海剧团1944年于如东苴镇筹建，负责人有管惟炎、刘浪、苏醒。抗战胜利后，迁至掘港，正式建团，团长有何德隆、苏醒、刘浪等。1946年6月，为庆祝“七一”党的生日，排演大型戏《民主万岁》和小戏《洋山芋》《民间八仙》。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占掘港后，剧团一度解散。1949年四五月间，恢复黄海剧团，团长汤致中。复建剧团后，即配合土改运动，演出话剧《枯井沉冤》等。
四专署文工团1945年7月建立，下设四个队，团长李正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分区新解放城镇开展宣传和巡回演出《中国人》《黑暗的西南角》《好，同他干》等剧目。1946年7月，改为土改工作队。
红色歌曲
抗战时期，苏中地区广泛流传着军民共同创作的红色歌曲。这些红色歌曲主要有：
《当兵要当新四军》该歌曲由涂克作词作曲。歌词是：“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抗战为人民。抗战为人民。哥哥去打日本兵，家中事儿你放宽心，我生产多加劲。我生产多加劲。哥哥你冲锋要走在前，不消灭万恶的鬼子兵，不要回家门。不要回家门。当兵要当新四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得翻身。穷人得翻身。”此歌在苏中地区的部队和群众中广泛流传。
《保卫郭村》1940年7月，新四军在江都郭村保卫战取得胜利，陈毅以笔名“绛夫”写下《保卫郭村》新诗：“六月二十八炮火飞腾，顽固派十路进攻包围郭村，要断绝人民的生路，要消灭抗战的孤军；顽固派三次总进攻，攻不破军民合作的血肉长城……我们保卫了郭村，创造了抗战的光明；我们保卫了郭村，我们更要大无畏地前进、前进、向前进。”此诗后由章枚谱曲，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部队中广为传唱。
《天上有个扫帚星》该歌曲由周伯藩作词，沈亚威谱曲。歌词是：“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哪，只会欺侮老百姓。多少鬼子不去打哪，专门反共反人民。受苦的人民盼天亮哪，日夜想念新四军。”此歌在苏中、苏北地区的部队和群众中普遍流传。
《黄桥的新生》该歌曲由陈毅填词，章枚谱曲。歌词是：“黄桥是人间的地狱，何克谦是专制的阎罗。拉夫绑票敲诈勒索，叫黄桥人民怎能生活……苦等到七月二十九，新四军从天降落。黄桥重见天日，军民欢乐狂歌。要联合起来，消灭何匪残部，创造光明幸福的新苏北，建设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此歌在泰兴、泰县、如皋一带广泛流传。
《黄桥烧饼歌》该歌曲由李增援作词，章枚作曲。歌词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多打胜仗多缴枪！黄桥烧饼长又长，长长烧饼有分量。烧饼一口吃不下，敌人一下打不光。同志们呀，别心急，还要长期来抵抗！还要长期来抵抗！黄桥烧饼圆又圆，圆圆烧饼多好看。烧饼擘开不好卖，国共分裂更危险。同志们呀，团结牢，反共就是准汉奸！反共就是准汉奸！黄桥烧饼甜又甜，甜甜烧饼好下咽。烧饼好吃面难磨，胜利当中有困难。同志们呀，努力干，坚持抗战不投降！坚持抗战不投降！黄桥烧饼香又香，香香烧饼传四方。烧饼有名人人买，新四军到处威名扬。同志们呀，要战斗，会师东台反扫荡！会师东台反扫荡！黄桥烧饼千万千，千万烧饼上火线。保卫黄桥总动员，苏北换了新局面。同志们呀，加油干，一打打到东海边。一打打到东海边！”此歌流传于苏中、苏北地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新四军有本领》该歌曲由铁骊作词作曲。歌词是：“新四军，有本领，晚上送了一封信，二皇吓得没得命，不吃晚饭去逃命。新四军，有本领，白天上街捉皇军，一捉捉到一排的人，皇军吓得不开门。新四军，有本领，人马围困掘港镇，洋油箱子开机枪，木头大炮岸上撑，吓得鬼子要老命，吓得鬼子要老命！”此歌在如东、如皋一带普遍流传。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安支公司）.
南通建筑师孙支厦
卢君佳
孙支厦，名杞，原字支夏，后用支厦，1882年出生于南通城。提起孙支厦，老南通人和中国建筑界都知道他，他是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致力于实业救国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张謇一心绘制“实业救国”蓝图的优秀设计师和付诸实施的孜孜不倦的忠实践行者。他所设计的建筑引领了当时中国建筑时尚潮流，名噪一时，即便到现在仍然为世人所赞赏。
2002年，中国著名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到南通考察时，专门调研了孙支厦所设计的建筑实体和图纸，忍不住对身边的博士研究生说：你们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和水平吗？要好好向他学习。并题字“景仰孙支厦先生在建设中国近代第一城中作出的伟绩”。
在通州师范求学期间，孙支厦先被编在本科丁班，后转入张謇特设的测绘科和土木工科，系统学习建筑理论和设计知识。1908年，孙支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加上之后不平凡的职业生涯和出色业绩，使他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谱写了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建筑师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篇章。
毕业后，孙支厦被张謇推荐至南京，负责江苏省咨议局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清末立宪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江苏省咨议局是各省议会典型，因此那是一座具有政治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他为荣膺此任而激动不已，但更知道它的分量，因此，万分谨慎。第一次到南京，他就立即被那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城市风貌所倾倒。为了既使该建筑与南京的人文历史环境协调，还要体现时代风尚，设计出独具一格的建筑艺术风貌，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访和了解南京。面对六朝古都的厚重历史，他久久倘徉在苍郁的钟山山麓，长时间地漫步在如美画卷的秦淮河畔，反复沉思、大胆摸索，勾勒着宏伟建筑的设计图。随后他又东渡日本，考察日本各地西式建筑流派和多处议会大厦建筑风格，登上东京行政会堂等建筑楼体仔细观察测绘，前后长达数月，进一步丰富并确定了自己的构思。
1910年，这座博采众长的建筑顺利竣工，好评如潮。它是南京最早也是全国少数模仿西方的时尚建筑之一，既充满了异域风情和西方浪漫主义气息，又富含中国古典的意境。孙支厦大胆创新和探索的精神也使业内人士为之所折服，由此名震于世。
1911年，孙支厦应张謇之邀回到家乡，参与城市发展的规划，负责主持建筑的设计和施工，为此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孙支厦出身于知识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勤俭好学，性格坚毅，作风严谨；他身体健壮，精力超强，工作效率极高。他主持设计和建设的建筑，中西合璧，成为各地效仿的近代中国时尚建筑的典范。
浏览一下20世纪上半叶的南通，凡是独具特色、赏心悦目的重要建筑几乎都出自他手。如市中心的钟楼，南通博物苑的主体建筑，体育公园内的五松别业，南濠河畔的沈寿艺术馆，南通市图书馆（老馆），西公园畔的南通俱乐部，张謇的私宅濠南别业和濠阳小筑，狼山风景区的著名景点东奥山庄、林溪精舍、西山村庐（曾为南通工人疗养院）、虞楼、梅垞，还有伶工学社，盲哑学校，军山气象台，啬园内的张氏飨堂，残废院院舍等建筑群体。特别是位于桃坞路的更俗剧场（现名更俗剧院）、现为崇川区政府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通总商会大厦等，不但气势雄伟恢弘，而且质量坚固沉稳，以至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洗礼，风采依旧。
更俗剧场及梅欧阁，是孙支厦为当年北派梅兰芳、南派欧阳予倩两位艺术大师受张謇之邀到南通连袂演出，精心设计建造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艺苑殿堂。为了设计该建筑，孙支厦广泛调研了上海、北京和日本等地的各大剧场，汲取各种风格特点之所长，权衡其利弊，最后请欧阳予倩参加图纸审定。剧场的设施、后台条件、音响效果，当年在全国可算是首屈一指。剧场建成后，全国名演员余叔岩、王凤卿、程砚秋、谭富英、杨小楼等相继前来演出，特别是梅兰芳三次到更俗剧场演出，盛况空前、影响深远，在近代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濠南别业位于南通博物苑的西北部，建于1915年，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英式古典造型，红色基调，与慈禧太后休憩的行宫畅观楼相似。在设计该建筑时，孙支厦打破陈规，有意抬高基础，增加楼底半层为储藏室，从而使二楼走廊突现出来，又在三楼上增加一层暗楼，一式花边铁栏杆,气象轩昂,显示出主人高朗的非凡气势。濠南别业和南通总商会大厦以及江苏省咨议局，作为吸收西方建筑艺术的典范和近代优秀建筑经典被记载于《中国建筑简史》。
位于市中心十字街的钟楼是南通标志性建筑，是孙支厦参照英国伦敦大本钟等世界著名建筑设计的，高近30米，1915年落成，兼有报时、监视火警等功能。钟楼顶部镶有孙支厦等姓名刻石。
孙支厦还承担了园林桥梁和涵闸等水工构筑物的设计，如87米长的跃龙桥、南通中学校园与校舍之间的南通第一地道、西被闸、西公园、陈氏花园（今城市绿谷）等，均为经典之作。
张謇去世后，孙支厦离开南通到杭州、莫干山、黄山等地继续从事建筑设计和施工。孙支厦承担了张静江在杭州和莫干山住宅的设计、修缮和监造。莫干山是中国著名的四大避暑圣地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德法俄等外籍人士在此地建造的各种风格的西式别墅，达150多幢。1926年，逐步收回莫干山的主权后，形成国民党高官和工商界巨贾建造自家宅院别墅的高潮。孙支厦被张静江请去，如鱼得水，既是观摩、学习、丰富自己建筑理念和多样化设计思维的最好机会，又是展示自己建筑才情的广阔舞台。张静江住宅有多处，而以浙江湖州市南浔镇的故居尊德堂、杭州和莫干山的静逸别墅最为有名。孙支厦负责对西子湖畔的静逸别墅全面整治，修旧如旧。莫干山静逸别墅则建于1934年，由孙支厦参照杭州的静逸别墅进行设计建造，它处于莫干山最高位置，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凉爽幽静，是名符其实的避暑休闲胜地。至此，孙支厦声名益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家血雨腥风，国难深重，英雄无用武之地，孙支厦更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只能归隐于市井和山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支厦回到南通，年近古稀之年的他仍热心投身于家乡的建筑事业，并担任市政协常委。他主持了南通千年古刹天宁寺光孝塔、狼山支云塔等的整治修复；设计了唐闸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扩展的南半部分和三初中（今实验中学）、三好中学（今启秀中学）的教学楼；参与了园林、学校等设计和城市建设中的许多问题的研究。
孙支厦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但作为近代建筑师的优秀代表，其惊人的实绩和过人的才华还是使他名扬四海，小他34岁的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对他很是敬重和仰慕。晚年的孙支厦寄情于花草，潜心于中草药的栽培研究。喜爱收藏，但从不拘泥，欢喜就收，哪怕旧货担子上的也买，故家中物品琳琅满目。
1975年，孙支厦去世。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是中国建筑界及南通的骄傲。
（作者单位：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浩气长存谱丹心
——缅怀刘浩烈士
罗岷
为缅怀革命先烈，牢记光辉历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南通多地以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的名字命名了一批乡镇。海门市刘浩镇，就是为了纪念1944年1月在海门六甲与日伪军战斗中牺牲的中共海门县富余区区委副书记刘浩烈士而改名的。
刘浩，原名罗世豪，1923年6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人。小学毕业后在浙江宁波鄞县商业学校读书，由于家境困难，中途辍学。1936年，少年刘浩到上海谋生，经友人介绍到上海三兴罐头食品商店当学徒。该店老板沈某为人刻薄吝啬，职工对他都敢怒不敢言。刘浩因敢于反抗，又好见不平而相助，经常得罪老板，后被辞退。不久，又有亲友介绍他到一家蛋厂办事处当练习生。
抗战爆发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刘浩凭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毅然报名进入了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补习夜校二校读书。进校不久，即加入了学生会，与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逐步有所联系。在地下党和学生会的熏陶下，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刘浩性格开朗，喜欢用口琴吹奏进步歌曲，并成为学校里的活跃分子。1938年，他在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刘浩和其他同志一起，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崇明县开辟抗日指据地。后因日军在崇明疯狂“扫荡”，组织上又把他暂时调回上海。1941年1月，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刘浩等受党组织派遣从上海到南通海启地区开展抗日工作。刘浩先后担任中共海二区、海五区、海八区区委组织委员。
在1941年的夏收斗争中，刘浩与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学校学员组成的海启夏收工作队一起，提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打鬼子保家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的口号，主要通过“二五”减租，发动佃户成立农抗会，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实行“二五”减租后，许多佃农得到了直接利益。在佃农的支持下，工作队与顽固的祝家仓和朱香仓粮户进行多次斗争，最终都胜利地完成了预期任务。在斗争中涌现和锻炼了一大批农民积极分子，无畏乡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刘浩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深得党组织的信任，群众的支持和爱戴。1942年3月，海门中心县委为加强对通东地区的领导，派刘浩担任六甲区委副书记，组织当地抗日斗争。为了保证抗日斗争的胜利，刘浩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在农民中组织农抗会，发展民兵组织，建立地方武装。5月，海门县海泓、新圩两个乡1000多名群众集中在七甲校庙场开会。刘浩亲自作动员，开展“二五”减租。会上推选沈国民、朱浩等30多名代表成立了农抗会，还召开了民兵会议。刘浩说：“敌人磨刀杀过来，我们要磨刀杀过去。”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群众的心，当时就有10名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民兵组织。
1942年初秋，刘浩在一个由当地穷苦农民组织的“淘箩会”庙场上主持召开数千人的“二五”减租大会。他站在用桌子拼搭的台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讲。会场群情激奋，贫苦农民个个摩拳擦掌。在他的带领下，大伙浩浩荡荡开赴大地主施毓祥宅院,清算出上百担粮食，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刘浩趁热打铁，组建了六甲地区第一支民兵队伍。
1943年初，抗战斗争进入艰苦阶段，日伪军拉锯“扫荡”。为了对付日伪的“清乡”阴谋，我党实行精兵简政，小区并大区。六甲区与吕四区合并成立六甲区，刘浩任区委副书记。3月，因原书记顾毅调走，刘浩任书记，坚持在包场以东的六甲附近展开对敌斗争。刘浩带领游击队，时而分进合击，时而化整为零分散出击，往往是住草棚、宿芦荡、睡地铺、伏沟沿。组织民兵割电线、破道路、拆桥梁、搭浮桥、筑暗坝，组织群众跑反、反编保甲等活动，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原六甲区部分并入富余区，刘浩任富余区委副书记，积极动员群众开展锄奸斗争。当地有一伪保长张茂宏，认贼作父，收捐拉夫，敲诈勒索，刺探情报，残害我干部群众。刘浩及时召开区委会，决定铲除这颗毒瘤。他带领民兵，出其不意将其生擒，又召集数百名群众，在施家乡一大地主宅院开会，公开审判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从此，六甲地区的日伪军听到刘浩的名字就心惊胆战。
1944年春节前夕，刘浩忙着慰问抗日战士家属，发放救济粮、救济款等。1月22日他获悉海泓乡有几个干部企图叛变投敌，便连夜召集会议商量对策。会上决定区委机关立即转移，分工负责埋藏武器及文件。刘浩则携带机密文件，当夜转移到黄朝臣家。1月23日清晨，因叛徒告密，日伪军包围了他的住所，刘浩在突围中不幸牺牲，年仅21岁。当地的党员群众怀着极大的悲愤，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海门县人民政府将刘浩生前英勇战斗过的乡改名为刘浩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六甲坝要道口重建了刘浩烈士墓。1987年清明节前，刘浩乡政府又修建了刘浩烈士陵园。
（作者单位：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教育先驱佛学长者——江谦
沈志冲
通州湾禹稷庙北侧，有一个不大的院落，叫“海滨耕读处”，在附近长眠着中国的一位教育先驱、佛学长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首任校长——江谦。几间瓦屋，几株翠柏，默默地陪伴着先生的英灵。
江谦，1876年出生，字易园，号阳复。原籍徽州婺源，却与通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通州成为他最后的归宿。他幼时聪颖，5岁即能读书，13岁能作诗文，17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就学江宁文正书院时，拜于张謇门下，深受张謇器重。嗣后，考入南洋公学师范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聘请江谦做筹备工作，江谦后为师范学校校长。他以“两汉学风”治理学校，以知行合一之学熏陶后生，以能耕能读为校训，开办农场为实习场所，矫正空读风气。弘扬务实精神，倡导俭朴学风，与日籍教师一起坚持不懈地进行教学改革。他常常拿出部分工薪扶助贫困学生，家用不足时则由其夫人汪氏织巾所得贴补。他精于文字音韵之学，由英文切音，发明阴阳声母通转规则，创设音标一案，著有《说音》，为注音字母的先声。江谦在通师任校长长达10多年，通师在其精心主持下，校誉日著，远方各省皆以公费派生到校学习。
宣统二年(1910)，江谦被推荐为江苏省议员。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国会议员。
民国3年(1914)，时任江苏巡按使的韩国钧委任江谦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在推托不了的情况下，江谦乃答应就任其职。江谦就任伊始即提出到全省主要学校考察，韩国钧欣然允之，拟电各县长招待。但江谦认为，这样反而看不到学校的真实情况。轻装简从，只带着一名随员，不预通知，随到随看随谈，看毕即走。用了三个月时间，视察了沪、宁、苏、常等地的办学情况。后因江苏行政设置变动，撤销教育司，改为第三科，江谦重回南通师范当代理校长。
1914年8月，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要求在两江师范学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韩国钧委任江谦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1月，江谦聘请从美国归来的郭秉文任教务主任，李叔同（弘一大师）为国画音乐教师，陶行知为国文教师。聘前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为评议员，为筹划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集思广益，商讨办学事项。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江谦任校长。学校董事会议将他工资定为500元，他自降为200元，此举动令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江谦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训（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开全国教学风气之先。他认为办学应以理想为先，以精神教育为前提。训育(即德育)就是对学生的管理与训练，其要点有三：第一是目的，要养成国民的模范人格；第二是方法，要渐次加强学生的责任感和服务观念，使之自觉地向所定目标前进；第三是程序，学生对自己的品性行为负修养责任，对同学的品性行为负规劝责任，对本校校风负巩固培养责任，对本校附中、附小等附属单位负协助责任。
江谦是硕儒而非道貌岸然的师长。他严慈皆备，主张“启发式”教育，反对“我教你学，我讲你听”，强调启发学生的自觉自悟，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领悟，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校的学生来自苏、浙、皖、赣等省，水平悬殊，故规定所有新生先入预科，底子较差的单独编班，特别辅导，一年后入本科。成绩突出者可跳级，不及格者可重读。江谦非常注重笔记，把笔记列入成绩。要求学生在记笔记时，务必记大意而少记词句；要求课后通过阅读自修，再记自学心得，用想象力阐述自己的感受，用判断力抉择要义，加强记忆。笔记随时备教师查阅，打分。
江谦认为：“以强健的身躯行教育事业，这就是南高体育教育的宗旨……学生用脑过多，非教育之幸。”因此，每年招生，必请中西医给考试成绩合格者作严格体检，体格孱弱者，概不录取；不论何科学生，体育列为必修。学生晨起后，一律要做米勒氏呼吸运动。学校设置各类体育会、体育队，开展运动、技艺、球类竞赛。1916年，开设体育专修科。把体育列为学科且为必修学科，倡全国之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江谦就提出了“调整师生关系”。他要求教师改变只管授业的状况，倡导他们关心学生，多与学生沟通，尽导师的全责；要求学生尊敬老师，引导学生主动看望老师。在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种“尊师爱生”的风气逐步形成。
1916年，由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应运而生。词曰：“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校歌内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寓意深厚，内涵宽广。
江谦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与一腔爱校之情创作出骚体歌词，充分体现其教育理念，又点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气势巍峨，文辞流畅，自有大家风范，读来朗朗上口，令人心潮澎湃。而李叔同的谱曲，浑厚有力，朴实悠扬，很好地契合了歌词。21世纪初，被定为南京大学的校歌，至今仍被南大学子传唱。
1919年，江谦积劳致疾，因病辞职。治校3年，成绩卓著，由省长韩国钧报请授予其三等嘉禾勋章。
江谦回家乡婺源养病后，一心向佛，成为净土信徒，先后皈依谛闲、印光两大法师。经修身养性，习练静坐却病之法，病体痊愈。此后，他博览典籍，研习佛学，精进不懈，不断开悟。他觉得自来讲佛法者，不是厌世之辈，就是迷信之徒，那是因为他们不知佛法的本原与世界所产生的关系。真正的佛法应该重“入世”，投入现实社会，为解救众生而不遗余力。佛学在思想体系中与其说是实现修行解脱的手段，毋宁说是处理现实社会诸多问题的方法。其注意点并非专在哲学及宗教等玄理方面，乃在解决社会及人生人群人类学等全体问题。因此他创立了“儒佛一宗”学说。1934年，他与李锦堂设佛光社于杭州、皖南等地，各省分社林立，入社者达万余人，为国内有数的佛教团体。
江谦作为大有晋盐垦公司的股东，在三余镇广运乡分得200亩红田。1935年，他从婺源迁居三余镇广运乡。该处四面环水，天高地阔，四围苍翠，江谦自称为“海滨耕读处”。此后六七年中，江谦除担任三余陆氏私立重三中学名誉校长外，家事不问，丧妻不娶，一心向佛。宅上灯火闪烁，香烟缭绕，晨钟暮鼓，佛号声声。在此期间，应各地邀请，在南通、海门、金沙、二甲、唐闸、常乐、四甲、三余等地发表演讲，弘扬佛法，精进不懈。他的演讲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引人入胜，显示出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佛学的深切体悟。
为了造就佛教人才，他还在狼山创立了佛儒合一研究社，后改为灵峰学社。他的演讲被编成《江易园演讲录》和《江易园居士讲演录》，演讲录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以自己的学佛经历来劝化人们，深受欢迎。他认为佛教信奉的“四大皆空”是教育人们豁达大度，一切随缘，不要为了名利地位去钻营拍马，也不要因为“空”而消极遁世，悲观厌世。人生应该做的事情，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正如他在偈诗中所写的那样：“做日和尚撞日钟，悟到钟声总是空。大千世界依空转，莫悟空时不撞钟。”
与此同时，江谦对儒家的“慎独”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推崇。他在《山居》诗中写道：“千人万人不热闹，一人独居不寂寞。行有千山作迎送，坐与众流相唯独。”流露出他既不离群索居，又不同流合污的入世法要，进而提出要在矛盾复杂的社会中经受磨炼，修成正果。他在《火里莲花偈》中写道：“谁解莲花火里栽，百千烦恼任它来。莫图清静山中种，被火烧时萎不开。”
1941年，江谦全家迁往上海朋友家，一边静修一边著书立说，所著《绕音》驰誉中外。此外，出版《灵峰儒释一宗论》《佛儒经颂》《东坡禅学诗文要解》《阳复斋诗偈集》等17种佛学专著。
1942年4月10日，江谦病逝于上海，后归葬三余。
（作者单位：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大赉盐垦股份公司掠影
杭开明
大赉盐垦股份公司（简称“大赉公司”）筹建于民国3年（1914）。由张謇派人到东台新街地区联络赵八用、李春杨、赵裕恒、赵益山、孙维尧、孙维坤、孟伯杨、孟晓伯等当地盐商和地主洽谈有关开垦事宜，并委托东台富安、海安角斜两场场主负责公司筹建工作。公司总部建于泰属富安，通属角斜、李堡三场之间偏北（今东台市新街村三组境内），距角斜18里，李堡25里，富安80里，如皋80里。民国4年（1915）4月，公司成立。公司集股时，周姓股份较多，取《论语》中“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语意，取名“大赉”，盐、垦兼营。前后经营30多年。
当年，海安角斜、李堡地区常年遭受旱、涝、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绝大多为荒田，而且人口稀少，为此，张謇从海门、南通等地招募农民至此开垦荒地、种植棉花。
大赉公司开垦范围南至角斜（范公堤以北），北至陈家店（老三仓河以南），划为南、中、北、元、亨、利、贞、附余8个区。角斜、李堡一带为南区，现周洋、谷丰、沈桥一带为中区，新街、来东、东闸一带为北区，方东、方塘、东兴一带为元区（亦称李友舍公司），建洋、陈文一带为亨区（亦称九沟公司），郝苴、堤利、弶港南部为利区，堤利以东、三门闸以南为贞区，渔舍、边防一带为附余区。
大赉公司筹办时，计划股本额为80万元，实际投资70万元。垦区内主要种植棉花、三麦、蚕豆、大豆、玉米等农作物，部分灶区仍然产盐。据公司生产情况报告，正常年景时每年可产籽棉3万担，麦豆、玉米7000担，盐6000担。当时公司的土地都租给佃农，佃户劳力不足时招揽临时工帮种，按农活轻重、劳力大小每天支付30～50个铜板。
为保障公司财产安全，大赉公司组建了实业保安队，配备手提机关枪2挺，五子钢枪40支，盒子炮（手枪）10支，招了50余名士兵。
大赉公司系苏北滨海盐垦区五家盐垦公司之一。由韩国钧任董事长，张謇和张詧任总理，张佐虞任协理（后由钱策安、王溯沂、朱警辞等继任）。民国22年（1933）以后，又由许棣华、朱礼若、陆永孚等代协理。协理下设盐务、垦务两经理，盐务经理裘质夫，垦务经理金言伯。下有工程主任姚邱甫，工料主任徐圣伯，事务主任徐任堂。同时设立盐垦总账房，先后由许棣华、王景春担任。以下又为盐务账房和垦务账房。公司所属8个区，大都配备了主任、账房。南区主任金言伯，中区兼北区主任金中季（金四胖子），元区主任陆永孚，亨区主任陆裕庭，贞区、利区和附余区没有配备具体负责人。
由于大赉公司等五公司启动资金不足，所建工程过于浩大，加之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初期所筹70万元股金已全部用完，并负债若干。张謇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只有向中国银行等29家金融单位组成的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认购债票，年息8厘，5年还清，6个月一转，到期如还不出，即以相关地亩等作抵押。
张謇本指望得此资助后，垦植业能有转机。不料五公司连年遇荒歉收，“支用浩繁，各公司益陷困顿，甚至经常费用，亦难筹措”，更无力还贷债票。民国20年（1931），银团接收了大赉公司部分抵押田亩进行管理。
民国21年（1932）11月11日，江苏省垦植专区筹备处何玉书、项开梯、缪斌曾陪同国民党中央实业部代表皮作、江苏省实业厅农业推广处主任许振、视察员张蓬舟、孙祖基、沈道叙和南通学院李永振等人组成视察团，到大赉公司视察灾情。但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视察，并不能给垦植业带来多少福音。到民国22年（1933），大赉公司逐渐衰落到靠卖田抵债的地步，先后将土地卖给海门的资本家商人董礼青（董家仓），上海大盐商周扶九（周家仓），扬州盐商（利扬仓），南通大生纱厂（大生仓），如皋商人陈裕记，上海钱庄（躬耕堂），共卖出土地的60%。
1941年秋，大赉公司所在地又遭日军的飞机轰炸，房舍毁去大半。如此状况，维持到1943年。新四军东进后，大赉公司的实业保安队被新四军收编。公司多数职员见大势已去，亦纷纷撤回南通。只有协理陆永孚，总账徐云山、王景春，实业保安队张丙胡等人撑到“二五”减租。1946年，大赉公司所有土地都分给贫苦百姓。至此，经营30多年的大赉盐垦公司终结。
30多年间，大赉公司“垦荒增产农业为基础，繁荣经济以推动各项实业和教育救济慈善事业之发展，造成农村新的村落，新的秩序，交通运输，水利建设，桥梁道路，学校市集，井井有条”。开挖串场河等中小河道85条，筑圩堤30公里，修公路120公里，建涵洞8座，建中、小型人行桥42座，建排水闸6座（大码头闸、木闸、符家闸、二门闸、三门闸、七门闸），架设电话线20公里。公司境内设有合作社、学校、诊所等。交通上有人力独轮木车和民船，可达角斜、李堡、富安、泰州、南通等地。
（作者单位：南通市合成纤维厂）.
张謇与上海
季真
张謇曾被称为上海的七张“面孔”之一，这里曾留下他们匆匆忙忙的身影和深深浅浅的足迹，这里曾有他们的理想希望和未竟的事业。
“兴教育，开民智”梦中的人才高地
民国10年（1921）上海吴淞第二次开埠，时年69岁的张謇由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举荐，被民国中央政府任命为上海吴淞开埠督办，并制订了详细开埠规划，不论在宏观上对开埠总区域的控制及新区与老区水路码头的运输、仓储及陆路电车、铁路的衔接，还是微观上对每一条街道的长度宽度、房屋的间距乃至街道与街道的距离都有详细的说明。后来，虽然由于民国13年（1924）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等原因，导致“经费告竭”而中止、停办，但是1923年前后吴淞开埠工作的推进和实施，张謇的“吴淞开埠计划”功不可没。
据考，张謇第一次走进上海是在清光绪二年（1876）3月13日（农历二月十八）。时年24岁的张謇从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乘“京船”回乡时，因雾“漏停”海门青龙港到了上海滩，那次张謇在上海及港外吴淞口各停留一天。此后，张謇开始与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诸多领域的“人与事”结下情缘。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史馆里就陈列着张謇和苏州人李平书、福建侯官人严复等人扶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的相关史料。1882年赴朝鲜平“壬午兵变”之际，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高级幕僚的马相伯与担任“庆军”首席幕僚的张謇相识。1901至1902年，马相伯以祖产——黄埔江畔200余亩“荡田”的使用权等与教会慈善部作交换，在上海以教会房舍创办“震旦公学”，得到张謇的支持。后因教会势力对校务的干涉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又在张謇、李平书、严复等人的扶持下，于1905年春在吴淞以恢复震旦之意创立“复旦公学”，这就是如今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同一时期，张謇在上海为宝山人袁希涛、浙江萧山人汤寿潜等创办上海龙门师范学堂筹款5000银圆。是年秋，张謇在上海县城大马路泥城桥创办江苏学务总会，并任会长，该会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省级教育类社会团体。1912年他在上海吴淞主导创办商船学校，并聘请广东水师提督、海军部正都统衔副都统萨镇冰亲任学校校长。据清末民初的相关档案所示，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中国海事人才大都有在上海吴淞商船学校学习过的经历，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校仍被称赞为“航海家的摇篮”。
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的上海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能有较为领先的地位，这与清末新政时期的张謇和马相伯等一批社会精英呕心沥血的“兴教育，开民智”是分不开的。
1906年，张謇等人为因故在海外被迫退学的留学生归国求学，向清政府及社会各界呼吁在上海议设中国公学，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张謇亲任校董，后来还兼任董事长。虽然，中国公学先在民国二年（1913）伤于军阀混战，沦为上海人钮永健的“讨袁军”司令部，后在1937年因校舍在“淞沪抗战”中全被炸毁而停办，但从该校走出的一大批学生成为那个时代的栋梁之材。1912年，经过多年的努力，张謇在上海吴淞口的常熟路主导创办了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除此之外，东华大学的前身华东纺织工学院、中国纺织大学等，都有张謇办学的辛苦。
“创实业，济苍生”心中的城乡乐土
“父教育，母实业”，综观张謇的一生，实业和教育可谓是其实现人生理想与事业缺一不可的重要抓手。张謇创办实业始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中又增添了日本人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的“权益份额”。张謇应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之令而“状元办厂”，经过三四年的奋发努力，大生纱厂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式投产。大生纱厂开办后，张謇更是将实业的触角伸向了上海。张謇早年在上海主导创办有涉及文教、商贸、交通、渔业、建筑业为主的十大公司等。例如，位于上海十六铺的大达轮步公司，位于上海县城小南门的中国图书公司，位于上海吴淞口的清海军衙门官房里设立的南洋（江浙）渔业公司，位于上海大马路五福弄对门（今中山南路与瞿溪路一带）创办的苏省铁路公司，位于上海天主堂街外马路的大生（纺织机器）公司，位于十六铺的上海大储堆栈股份公司以及位于九江路的南通绣品公司等。张謇还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搭建融资平台而奔走于沪上。
上海大生公司是张謇在沪上从事国内外纺织机器的进口业务而开设的一家实体公司。张謇还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为尚在筹建中的通州大生纱厂服务而设在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的大生沪账房。次年秋迁址于小东门，1901年春迁址于天主堂街外，1907年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其业务范围除了主要为通州大生纱厂融资、通关、采办物料、购运原料、接洽人员往返“沪通、沪海”事宜外，还联络“沪上洋行买办”等业务。
1904年，张謇与刘锦藻等人在上海集资设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次年冬正式获商部批准成立，张謇任公司总理。公司先后拥有大生、大新、大安、大和等轮，分别开设上海十六铺大达码头至通州天生港，海门青龙港、牛洪港，崇明外沙牛棚港；上海至镇江高桥港、扬州瓜州港、安庆盛康湾以及江宁、汉口等地的长江航线。
张謇两次致函时任两江总督魏光焘商谈江浙（南洋）渔业公司的筹建问题。1905年5月7日，清廷商部正式批复核准成立江浙（南洋）渔业公司。公司在上海设立南洋渔业总局，在江苏、浙江两省分设12个分局。张謇非常重视中国海权的维护，主张“渔界所至，海权所在”，1906年春，张謇根据《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的记载而主导绘制中国东南海渔界图，于当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展示，以宣示中国的领海主权。其间，张謇还与杨斯盛、史量才、狄葆贤等友人，为抵抗列强插手“铁路自办”而奔走呼号。6月19日，清廷批准在上海设立苏省铁路公司，公司由商部左参议王清穆任总理，张謇、王同愈、许鼎霖任协理。清宣统元年（1909）正月至闰二月间，张謇在上海与时任上海道台蔡乃煌和马相伯、虞洽卿等人商讨筹办南洋劝业会。在那个风雨飘摇、河山破碎的年代，张謇和他的朋友在上海滩继而创办了上海大储堆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通绣品总公司和上海南通房地产公司等。张謇为上海这块城乡乐土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开宪政，顺共和”人间的苦难历程
100多年前，以张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为杰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为抵抗列强，改革朝政而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清末，代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和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运动”，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敲响了丧钟。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11月26日，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张謇应邀积极地参与其中。1903年5月22日，张謇由上海十六铺登上日本邮船会社的“博爱丸”东渡，两个多月后张謇又乘坐日轮“弘济丸”返回上海。他在沪上访老友罗振玉、汤寿潜、张元济等畅谈赴日考察的见闻与体会。之后，张謇托郑孝胥在上海刻印《日本宪法》《日本宪法释义解》，不仅向自己的政治盟友赠阅，而且以破釜沉舟的勇气送达清内廷。1906年12月16日，中国立宪派的第一个政治性的宪政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张謇历任副会长、会长。清末的上海是张謇等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主要舞台，他们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奉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一腔热血。
1908年7月，清廷颁布了《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是年10月至次年9月，张謇由南通至上海而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为成立江苏省咨议局而极尽全力。9月2日，江苏省咨议局在江宁成立，张謇任议长。1911年11月11日，张謇在上海和庄蕴宽、伍廷芳、黄炎培等开会商讨时局，并于当日由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敢为最后之忠告”。19日，张謇发表了致袁世凯内阁的《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指出：“再进终后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下！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所有今日宣慰使之职无效可希，不敢承命。至于政体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无方，实业何从兴起？农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
12月2日，张謇在上海南洋路10号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赵凤昌等“议时局、稳社会”。22日至25日，张謇与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等发起成立“共和统一会”，并在《申报》刊发《共和统一会意见书》。1911年底至1912年2月上旬，张謇在上海与赵凤昌、程德全、章太炎、唐文治、应德闳、杜士珍、章驾时、张通典等政治盟友发起成立了中华联合会，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社会的稳定而南北奔走、呕心沥血。据《张謇日记》所示，仅12月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就近20天。张謇不但应黄兴所请以“大生企业”相抵押，先后两次为革命军筹得总额50万银圆的款项，还以江苏议长的身份召集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江苏议会犒赏攻克金陵联军函》及《通海实业公司犒赏金陵捷军函》，公推活跃于上海的名士马相伯和凌文渊为代表，向革命军馈赠牛50头、面粉1000袋、布1000匹、颐生酒1000瓶及5000银圆。
（作者单位：海门市近代史研究会）.
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袁翰青
（一）
1905年9月7日，袁翰青出身于南通市蒋家巷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育有子女三人，袁翰青排行第二。袁翰青在私塾接受了启蒙教育，后进入南通养正初小和城北高小学习。1920年，袁翰青考入江苏第一代用师范。当时的代师已建有设备齐全的化学实验室，在一次化学实验课上，袁翰青与化学结缘。这是一堂氢氟酸腐蚀玻璃的实验，老师要求学生在一块玻璃上面涂蜡,蜡上刻字,再在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萤石产生氟化氢,将蜡融化,玻璃上面就印上了字。那一次，他写的是“努力”二字，这也是袁翰青一生的准则。1925年，袁翰青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与王淦昌、葛春霖等同班。1929年，因成绩优秀，袁翰青被公派赴美国伊利诺大学化学系学习。他以专攻有机化学为志向，在化学系主任的建议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伊利诺大学研究院，破格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在美国著名有机化学家亚当斯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有机化学研究。袁翰青经过反复试验，发现了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并连续发表了相关论文及专利，提前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因其在有机化学方面做出贡献，被授予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受到众多国际化学家的关注和好评，跻身于国际化学界。
1932年，罗家伦出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邀请袁翰青任化学系教授，袁翰青欣然接受，于1933年底回国。回国后，他谨记亚当斯教授的临别赠言：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要继续研究下去，对中国有机化学的发展发挥作用。1935年，袁翰青荣获范霍夫(荷兰著名化学家、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化学家)科学奖章，被列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本部连续遭到日机轰炸，损失惨重，学校被迫迁至重庆，袁翰青及其家人于10月下旬也随之前往重庆。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依旧坚持着教学和中国化学会的工作。
（二）
为了发展中国边远地区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1940年秋，袁翰青调至兰州，负责创建甘肃科学教育馆。袁翰青任馆长后，根据当地教育落后的现状，将自然科学组分成数理化股和博物股。数理化股除了进行调查、研究、化验工作外，还附设中心实验室，为兰州各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提供实验器材，辅导中学生进行实验。该股还设金木工室及制药室，后来金木工室被扩大为仪器制造所，制造标准的中小学教学用物理、化学仪器、生物标本和挂图。博物股主要从事生物学及地理学工作，兼筹备科学陈列室，目标是基础科学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应用、转让。经过调整，科教馆的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袁翰青将此前的科学陈列室扩大为陈列厅，陈设科学标本器具，放映科技电影，举办科普演讲。将本馆科研人员采集制作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予以陈列，供民众参观。还在陈列厅内多次举办国防科学及国防科学技术出口等展览会。
1941年9月21日，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兰州附近的临洮是西北地区最佳的日全食观测点。为了对日全食进行记录观测，由天文学家张钰哲率领的中国日全食观测西北队到了甘肃临洮。袁翰青动员天文工作者放映科学影片、举办科普讲演和日食图片展览等一系列科普活动，在兰州和临洮掀起了一场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的科学普及热潮。
1943年，袁翰青接待了到西北考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一行。他邀请李约瑟专门做了“国际生物化学的进展”的学术报告，并亲自担任翻译。这是兰州早期鲜有的国际学术报告。
1944年，袁翰青冒着战火，往返于兰州与重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会、中华化学工业会3家协会同意将第二届全国化学联合年会的举办地点放在兰州。这次年会举行了3天，邀请了150多人，其中有曾昭抡、张洪沅、高济宇等著名学者。会上交流了40多篇论文，展示了众多令人震撼的学术成果。一名来自浙江大学的与会者交流了其团队在人工合成橡胶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并向大家展示了用合成橡胶制作的胶鞋，引起了巨大轰动。袁翰青还邀请12名专家做了有关科普方面的讲座。
这是兰州首次举行的大规模化学学术年会，对甘肃乃至西北的化工事业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从此，甘肃的科普教育走在了全国前列。
（三）
1945年秋，袁翰青接受北京大学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化学文献等课程，并代理曾昭抡教授负责编辑《中国化学会会志》。此后不久，担任北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化学史等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注意吸收国际最新化学研究成果，重视启发式教育，经常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极受学生欢迎。他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
袁翰青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抗战期间，作为一名爱国民主人士，他除坚持科研、教学外，还积极从事推进开启民智、宣扬民主的活动。他曾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题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无民主的时弊，普及民主与科学的概念。
1944年11月，袁翰青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讨论时局，发表政见。1946年11月，袁翰青回到北平任教后，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组织的各项活动，并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1947年初，北平军调部撤销，中共小组的叶剑英、邢西萍（徐冰）约请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袁翰青到会并发言。袁翰青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把国民党黑名单上的爱国学生掩藏在自己家中，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要负责人刘仁等脱险。一批进步学生在袁翰青的帮助下，辗转去了解放区。
1948年3月29日，袁翰青与许德珩、樊弘（三人合称北大三大民主教授）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的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发表反对伪国大的讲演，以实际行动为爱国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爱国学生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袁翰青在题为《中国青年唯一的一条道路》的演讲中指出：“做一个今天的知识青年，要永远的贡献你的一生所有的知识的力量，为中国苦难的人民而服务——这是知识青年唯一的道路，是每一个知识青年应有的抱负。”青年学生“绝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永远的为中国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坚决的为新的中国而努力”。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袁翰青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负责该局的筹建工作。他满腔热忱，殚思竭虑，规划设计，选贤任能，为新中国科学普及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充分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50年8月18～24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科学界首次盛会。袁翰青作为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总务部部长，为大会竭尽心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5年，袁翰青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秘书长，在兰州负责筹建分院。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为了发展科技情报事业的需要，袁翰青调任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由于工作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七年内，袁翰青四次调动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愉快地服从，并尽力做出成绩。
1957年，袁翰青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务，由二级研究员降为四级研究员。1959年，“右派”帽子被摘去。1961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文献馆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住“牛棚”、被批斗、干惩罚性的劳动。1968年，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罗山县劳动改造，1971年才回北京。即使身处逆境，他依然初衷不改，执着地、刻苦地进行科学研究、从事科技情报工作。
1974年，袁翰青译著了联合国编印的环境科学名著《只有一个地球》。1975年，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年事已高的袁翰青为了确保翻译精准无误，常去图书馆查阅各种书籍、资料而废寝忘食。他常说，要把多年来事业上的损失弥补上。
这一年，袁翰青突发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右手和右腿不能动弹。当他的子女赶到医院时，病榻上的袁翰青竟让他们去做联系人和送还稿件、书籍之类的事情。两个月的住院治疗后，袁翰青在家人的搀扶下进行康复训练，练习右腿迈步、左手写字。为了尽快康复继续干事业，他把“不要劳累”的医嘱置之脑后，从而引发高血压、头晕、呕吐等。即使这样，他仍旧坚持看书、写作。他在《北京晚报》“百家言”专栏陆续发表了《“科学”“技术”两词溯源》《诺贝尔遗嘱和诺贝尔奖》《漫谈X射线》《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等短文，还在《人物》杂志和其他报纸上发表纪念曾昭抡等学者的文章。
1983年，78岁的袁翰青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后来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一贯生活朴素的他为母校南通师范捐款5000元。他在给南通师范的信中写道:“我已近八旬，五十余年前由南通师范学校毕业，母校对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是我一生从事科学事业的良好基础……”袁翰青为人处世一贯如此，永远为他人着想，在他病势加重，需要多一个特护照顾的情况下，还嘱咐家人不要让所里担负过多的费用。
袁翰青在中国科技界德高望重。他正直善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开拓精神感人。著名学者王奎克和杨根为祝贺袁翰青八十大寿，作诗一首。诗云:盛世人间重晚晴，勺园秋水漾深情。坎坷志见识途马，勤奋名酬囊雪萤。格致百篇通邃奥，平龙一解见渊明。满堂济济多桃李，松峙南山祝百龄。1987年3月,袁翰青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荣誉委员称号。
1994年3月2日，袁翰青于北京逝世。在许多老一辈科学家眼中，袁翰青既是良师，更是益友，每每提到他，尊敬和思念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整理提供）.
徳耀江海
陆亚萍女，1955年9月出生，江苏亚萍集团董事长、总裁。
陆亚萍自从开始创业，就和布、衣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花布、服装几乎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是业界公认的“花布大王”。她虽身价数十亿却富而思源，先后斥资数亿元盘活了3座大型国有和集体商厦，安置下岗职工5000余名。“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立即调集1万多套高档衣被和儿童用品送往灾区，并组织员工捐款捐物合计138万元。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主动倡议承诺“不减员、不减薪”，为政府分忧。关爱弱势群体，办了“亚萍儿童慈善基金”“亚萍春蕾班”，先后捐款捐物合计4800多万元。关注女大学生的创业就业，先后给1000多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安排工作。她用爱心善举生动阐释了中华美德，被亲切地称为“亚萍大姐”“亚萍妈妈”。
陆亚萍持续多年创新创业、助人为乐的事迹被中央、省、市媒体报道，她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改革开放30年中国“十大女性改革新闻人物”、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等荣誉。2015年9月，荣获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曹建帮男，1934年3月出生，海门市悦来镇信民村村民。
2016年1月，海门市遭遇极端寒潮天气，9岁男孩徐某在冰面玩耍时不慎落入2米深的冰窟里。82岁高龄的曹建帮听到呼救声，不顾年迈体弱，二话不说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救人。他抱着孩子在冰水中坚持近20分钟，等待村民施救，最终两人都得以获救。曹建帮是一名普通的农民，脾气执拗，却有一腔热血；生活节俭，却对众人慷慨。他当了一辈子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总是把别人的急事难事当成自己的事，如：为邻居家的孩子上大学筹措学费，将自己种的粮食分给村民，将小儿子过继给亲戚照顾其生活，为过路船夫妇送菜送水，为村里修路主动让出自家竹园……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2016年，曹建帮被评为“中国好人”。2017年，荣获第六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沈亚秋女，197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如东高新区文化站站长。
多年来，沈亚秋除了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外，还照顾着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6位老人。在结婚前，沈亚秋便得知丈夫的前女友于几年前患白血病去世，她答应丈夫一起照顾其前女友的父母莫永鉴、马桂兰两位老人，不仅将自己女儿的名字中加上了“莫”字，还在马桂兰生病时悉心照料。马桂兰去世后，沈亚秋主动提出将莫永鉴接过来一起生活。婆婆全身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公公又是肺癌晚期，沈亚秋四处寻医，想方设法替老人治病。对待丈夫的伯父、伯母，沈亚秋也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小到买米买油，大到买药看病，把他们当成父母一样孝敬。
沈亚秋的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2016年，作为南通市唯一全国文明家庭赴京参加表彰大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沈亚秋先后荣获“中国好人”、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江苏最美警嫂等称号。2017年，荣获第六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赵风和男，193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海安县洪旺村村民。
1946年，根据党组织安排，当时是民兵的赵风和与战友深夜将地下党员赵坚的遗体“偷”回并安葬。从那时起，16岁的赵风和就许下承诺，永远守护烈士的英魂。一守便是44年。1990年，海安县委、县政府将赵坚烈士墓迁址，并为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其他33位烈士建碑立园，赵风和又成了烈士陵园的“专职守护者”。“既然组织相信我，我就一定为烈士守好墓、站好岗！”带着这样的承诺，赵风和一守又是27年。无论在哪个年代，赵风和都能信守承诺，勇于担当，1958年带头跳入黄海决口，用身体挡住海堤缺口。在1960年全国第一届民兵代表大会上，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20世纪70年代，在组织大队车口灌溉期间，为了不影响水管出水，赵风和用手清除缠绕在管口的水草，左手无名指被水管的铁盖砸断，他强忍疼痛，硬是把水草清理完毕，但手指就此永远残缺。
2016年，赵风和荣获“江苏好人”称号。2017年，荣获第六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用青春和汗水为警徽增色
——记“最美警察”黄建生
17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的黄建生随父亲到启东启隆乡（启东市在崇明岛上的一块飞地）打工。1985年，启东组建启隆派出所，驻地在永隆沙。黄建生经过选拔考试，成为在农场职工中招聘的三名合同制民警之一，1992年转制为正式民警。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一名人民警察，这是何等的荣耀！他下定决心，要用青春和汗水为警徽增光添色。
（一）
当妻子王桂兰知道黄建生决定要在启隆乡当警察后，毅然辞去市区初中老师的工作，带着女儿跟随黄建生来到启隆乡生活，当一名幼儿园老师。一间地处江边、一刮狂风屋顶就被掀的10平方米茅屋就是他们的新家，全部的家当是一床一桌，连个衣柜也没有，一家三口吃喝拉撒都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启隆乡没有菜市场，要买菜得赶每星期一两次的集市，集市开市时间又早，早上七八点赶过去，集市早已散了……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黄建生却很满足，有妻女陪伴在旁，其乐融融，他觉得再无后顾之忧了。黄建生经常三更半夜被叫去处警，有时天亮了还回不来。起初，妻子很不习惯，但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1986年，一个暴风骤雨的晚上，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兴隆沙最东头的三通港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黄建生是当天的值班民警，他挂下电话，毫不犹豫地骑上自行车，冒着大雨来到了渡口。夜幕下的江面一片漆黑，渡船因为天气原因早已停驶，黄建生心里万分焦急，恨不得能飞到江对面。他到附近村子借了一条船，可是船至江心，一个大浪打来，船呈90度倾斜，他被船“倒”入江中，情急之下他抓住了船舷上的一根绳子。好不容易上了岸，还要步行20多里地才能到三通港。在风雨交加的夜里，黄建生穿着被雨水和江水浸泡过的冰冷且沉重的衣服，在没有一点光线的泥泞道路上踽踽独行。幸亏他曾多次到兴隆沙做过实有人口调查，对路线还算熟悉，跌爬滚打了数小数后，终于在凌晨3点到达目的地。当黄建生找到报案人录取口供时，报案人一个个面露愧色。原来这根本算不上是“抢劫案”，而是一起数额不大的物损纠纷案，他们担心警察不来，所以故意说严重了。黄建生没有一点怨言，在他的积极协调下，报案双方达成了一致协议。也许是黄建生的“韧劲”和一身正气感动了他们，在调解完成后他们争着要送黄建生回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启隆派出所建所30年来，人员调动频繁，所长也换了7任，仅黄建生一个人没挪过地方。20世纪90年代末，组织上考虑黄建生在启隆乡时间长；他的妻子如果在市区教书，早就民办转公办了；女儿初中毕业后独自在市区上高中，家里也照顾不到她，所以多次提出要把他调回市区工作。对此，他妻子也有些动心，但他就是痴心不改，不肯离开。他说，从穿上警服那天起，就铁了心要把根扎在启隆乡。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有了很深的感情，他割舍不下这份情意。至于女儿，他认为父母不一定要陪在她身边，生活艰苦点对她是一种历练。
（二）
在启隆乡居民的心目中，黄建生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无论风有多狂雨有多大，只要他出现，陷于灾难和绝望之中的人们就看到了希望之光。
与黄建生相识35年的农场老职工黄自伟至今也忘不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1997年8月19日，11号强台风肆虐，瓢泼大雨连续下了七八个小时还没有停息的意思。晚饭后，黄自伟一家七口正围坐在一起看电视。临近21点，洪水犹如一头猛兽冲进了黄自伟家。黄自伟还没反应过来，屋子里的水已经齐腰深了，这时灯也灭了，眼前一片漆黑，他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他强作镇定，带着一家老小摸黑蹚水、跌跌撞撞向门外移去。正当一家人陷于绝望之际，黄自伟发现有几束手电筒光向他家方向照过来，知道是有人来救他们了，他激动地大声呼救。只听见黄建生高声喊道：“老黄，不要急，我们来了！快找些竹梢、棍棒，煤锹也行，等会蹚水要用。”黄建生等人用一条长绳、一捆短绳把黄自伟一家七口连接起来，牵着他们，在茫茫黑夜中一点点地摸索着行进。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艰难地走完了550米路程登上了大堤岸，黄家七口人安然无恙。黄自伟说：“老黄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及时带人赶到，我们家就要遭灭顶之灾了。”
那天，启隆乡水位高过1.7米，村里有5人被淹死，不少村民家的房屋都被大水冲垮了。把黄自伟一家送上高堤以后，黄建生一行又冲进了雨中，去救其他被大水围困着的居民。
那天夜里，黄建生通宵未归。第二天因村里死了人，他还要忙着处理后事，直到晚上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家中。进门后看到家里的整扇窗都被台风刮走了，暴雨随着狂风如饿狼般卷席了整个屋子，黄建生一阵心酸，内疚地抱住了妻子和女儿。
崇明岛位于江海交汇处，防汛抗台最为吃紧。2011年，台风“梅花”入境前，所里接到紧急警情，还有10多名养殖户在滩涂养殖区未及时撤出，而此时的风力已达10级以上。黄建生与同事们赶到现场后，凭着丰富的经验，与大家手挽手，跳入江水中，将10多名养殖户全部安全营救上岸。
后来，黄建生患上了严重的帕金森病，他每天一边服药医治，一边带病坚持工作。
（三）
提起黄建生，居民们的第一句话都是：“老黄是个好人哪！”有个农场职工家8亩地全种了蚕豆，每到收割季节就愁收割的事，黄建生主动带人去帮忙。村里有个水产养殖专业户，1997年的11号强台风把他的鱼塘全都淹没了，损失惨重，之后七八年也没翻得了身，成了村里的困难户，好不容易女儿大学毕业了，想回来协助父亲重新养殖水产，又在落户上出现了问题。因为她上学时户口迁出去了，要想再迁回非常困难。为了帮助她尽快落户，黄建生经常去市里帮忙协调，有一次因返程晚了，没赶上最后一班轮渡，只好自己花钱在小旅馆住了一宿。后来，当黄建生通知父女俩前往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父女俩都感动得说不出话了。
黄建生是“好人”，这在启隆乡，在启东市公安局是有口皆碑的。但他绝不是“老好人”。一次，农场有名女职工到所里报案，称她丈夫“老毛病”又犯了，正在聚众赌博。黄建生与她丈夫比较熟，知道这人别的还好，就是喜欢赌，也因此被处罚多次，但就是赌性不改。黄建生曾苦口婆心地劝诫多次，他也信誓旦旦地保证改邪归正。黄建生立即带人过去，将参赌的4个人全部带回所里。途中，这些人苦苦哀求黄建生放了他们，说大家都这么熟了，以后真的再也不赌了。黄建生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行！”如此“雷霆出击”数次，乡里的赌风大为收敛。那些因赌博受到重罚的也没一个说黄建生坏话的——不是不敢，而是服。
在黄建生从警以来的2000多次警情中，每个警情都与700户居民息息相关，大到农场改制，小到邻里纠纷，近到农田小路，远到江边滩涂，他用最朴实的方式赢得了居民的信任，成为他们心中第701户居民。
在南通首届“最美警察”评选活动揭晓仪式上，黄建生上台领奖时双腿打颤、举步艰难，右手也在不停地抖动，他因帕金森综合症突发，无法自控，正试图用左手摁住右手，不让其抖动。目睹此情此景，台下不少民警和市民代表的眼睛湿润了，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南通市文明办供稿）.
新年到忙蒸糕
许德忠
“新年到，忙蒸糕”，这个传统习俗算是南通人过新年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不仅因为年糕好吃，还寓有年年高的好彩头。
记得小时候，南通近郊农村每到腊月半以后，家家户户的年味便渐渐浓郁起来。乡间的羊肠小道上人来人往，人们踏着欢快的脚步，忙前忙后，蒸年糕，迎新年。每个生产队在队里都设有一二个蒸糕点，请当地或外地的蒸糕师傅来专为本队农户服务。“家家都向磨坊跑，米麦背扛或肩挑，粉屑归来忙深夜，麦蒸馒头米蒸糕”。这首民间打油诗，真实形象地描写了南通农村家家户户忙蒸馒头、忙蒸年糕的热闹景象。有人背着、扛着稻袋赶往碾坊排队加工糯米；有人挑着糯米、玉米、高粱袋到磨坊排队加工粉屑；有人在自家院内将已晒干的树枝锯成一尺长，用斧头劈成“杨柴”，铺在屋檐下的阶沿上，蒸年糕时烧灶膛用，这些忙活都是为了蒸年糕提前做准备。小孩子则七嘴八舌地问长辈，过年为什么要蒸糕？长辈回答：蒸糕是“蒸蒸日上（蒸），步步高升（糕）”，寓意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过了腊月半，父母将自家产的高粱、玉米、糯米磨成粉屑后，送到附近的蒸糕点加工。由于加工点少，排队的农户又多，轮到我家时，往往快到后半夜了。深夜，寒气袭人，我却不愿意回家，陪着母亲，不时地替母亲向灶膛里添一把“杨柴”，“杨柴”一塞进灶膛便噼里啪啦地燃开了，像过年放的小爆竹。我被熏得暖洋洋的，没有一点睡意，时不时地站起来观赏老师傅的高超手艺。
开蒸前，首先是要调好粉屑。只见老师傅将粉屑倒在长长的木质澡盆里，加入适量的糖精或红砂糖水，将其调和均匀。抓一把看看其水分含量是否适度，水过多或过少，蒸出来的糕不是太烂就是夹生。开蒸时，先在大铁锅边沿围上一圈用稻草扎成的、以防漏气的锅圈，然后把桶式圆形或方形的蒸笼叠放在锅圈上。老师傅在蒸笼内底部木格上，放一块竹片垫子，再铺一块帐纱，然后向蒸笼里一把把地撒粉屑，每撒一层，等到各处蒸气都冲出粉层后，再撒下一层，依此类推。其间，撒到有一寸多厚时，改撒一层薄薄的红粉屑（用红色素与粉屑调成），隔一寸厚再撒一次红粉屑，将到蒸顶时，再每隔一寸再撒一层红粉屑，撒两次，直至撒好最后一层粉屑，盖上木盖。糕两头的红线，既为了美观，也寓意着红红火火。这段时间，灶膛里大火要一刻不停地烧着，否则糕会夹生。每户人家一般蒸三四蒸，每一蒸笼糕约40斤，或糯米，或高粱，或玉米。那时大家条件都不好，大多蒸的是高粱和玉米糕，即使条件好一点的也只舍得蒸一蒸米糕，用来待客。只有少数富裕人家才会蒸馒头。
年糕蒸熟后就是落蒸。灶台旁放置着一张长长的台子或两张八仙桌拼成的台子，台面铺上一块偌大的潮布，为落蒸之处。老师傅将三根鞋绳线分别等距绷在蒸笼顶部，两端系紧。先把糕蒸移到台子上，反手一捧，便将糕蒸倒扣在台面上，再将一根根鞋绳线分别收拉，刻成三大片，然后根据主家要求，再用线刻成“水巾”糕或大方糕。只见，老师傅灵巧的双手不停地在糕上来回挥舞着，令我眼花缭乱，一会儿工夫，就将一蒸糕变成了主家要求的样子。最后，将每条糕在台子上掼几下后，排放在台上待凉，甜香的年糕就这样蒸制而成了。当蒸糕蒸熟时，满屋热气腾腾，糕香扑鼻，让人垂涎三尺，我便立即站在台子边等待着老师傅刻一块给我尝鲜。
制成的年糕要浸在腊月的矾水里，或切成片晒干保存，这样可以一直吃到立夏、端午时节。
如今，南通人过年吃年糕的风俗没有变，有的自己蒸糕，有的为了省事买些现成的，品种繁多，应有尽有。
（作者单位：南通市农委）.
一个盐城人游南通感怀
于海根
新的一天，太阳升起。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因江风海韵浸润，在晨雾中张开双臂。开窗眺望这苏中牛耳，感受这座城市的味道。如果没有张謇这个清末状元奋力留下政治经济遗产，脚下的这片江边湿土，也许就会缺乏其独特韵味。寻觅状元郞的踪迹，得知他的母亲是盐城沿海小城东台人。民国初，江苏沿海先后崛起的77家盐垦(垦植)公司，盐城境域就占了63家，废灶兴垦的飓风席卷苏中苏北，近代沿海大开发的先驱及倡导者张謇(铜像)永远拄杖伫立在盐城海边。通启海数万人举家北迁盐城，开拓荒地。如今824万名盐阜人中，这批当年苏中移民虽稀存今世，但其第三、第四代已成盐城的主力阵容，参与盐城经济社会发展，烙上了中国海盐文化名城、丹顶鹤麋鹿故乡盐城的印记。想要寻找其历史痕迹，只能从地方志、家谱及旧文献中捡拾碎片。驻足南通，向这座城市及人民致敬并点赞。
（作者单位：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
也谈海安方言五例
夏俊山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容。南通地区方言极其复杂，海安、如皋以及如东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泰如片。而海安境内，西北片与东部及上官盐运河以南地区也有些微差异。
民国时曾出版孙锦标所著《南通方言疏证》。刘旭东先生曾于《江海晚报》作《海安方言十四则》，探讨了一些海安方言词的写法。笔者管中窥豹，也闲谈五题。
拿乔一天，笔者跟老伴谈到某老乡找发小帮忙，发小发迹了，一直“拿乔”，没有真心帮忙。儿媳妇是湖南人，忽然插话：“有人造桥，有人修桥。你们海安人说‘拿乔’，是指造桥，还是修桥呀？”听她这样问，笔者差点笑出眼泪。
海安话中，“拿乔”与造桥、修桥都无关，与整个交通也没有任何关系。刘旭东先生《海安方言十四则》一文，对“拿乔”作了专门论述：“‘拿乔’是吾乡方言中的常用词。我曾一直以为它是个土语，其实它还是个古语。《老残游记》中就有‘拿乔’之说。《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收到这一词条。乔者，大也；拿乔，即拿大。北京人说‘大拿不拿大’，得尽北京方言之妙。乡人却没有说‘乔拿不拿乔’的。这一比，土语还是矮了三分。”
《海安方言十四则》对“拿乔”的方言含义解释，应该说既简洁，也精当。海安人说某人“拿乔”，意思就是指某人假装不会或干不好，故意刁难别人，抬高自己，简言之，也就是“拿大”。在此，笔者想补充的是：“拿乔”虽然可以解释为“拿大”，但“乔”并没有“大”的意思，“乔”与“桥”无关，与“大”同样关系不大。
翻阅经典古籍，《尔雅·释诂》：“乔，高也。”《尚书·禹贡》：“‘厥木惟乔’，《传》云：‘乔，高也。”《诗经·小雅·伐木》：“‘迁于乔木’，《毛传》：‘乔，高也。’”《孟子·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注：‘乔，高也’。”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文献中，“乔”都解释为“高”。《现代汉语词典》确实收了“拿乔”这一词条，但“乔者，大也”的理解，很可能属于一时疏忽。至于“拿乔”为什么有“抬高自己的身价”“拿大”的含义？笔者认为这跟“乔”的两大义项有关。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乔，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也就是说,乔是会意字。由夭(弯曲)，高(省去上部)会意（“乔”的繁体“喬”，下面部分是“高”字省去一点一横）。由字形分析可以看出，“乔”有两个义项，一是“高”，二是“曲”。《诗·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宋·姜夔《扬州慢》:“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诗·郑风·山有扶苏》:“山有乔松。”上述句子中的“乔”，含义都是“高”。由此又引申出“乔迁”（自低处升高处。后喻人搬到好地方居住或升官）。“曲”这义项则引申出假(扮)，如《儿女英雄传》：“戏子乔装打扮混了进来。”《红楼梦》：“宝蟾又乔装躲闪,连忙缩手。”上述例子中的“乔”，均由“假装，装作”之义。而“乔装打扮”则是改变服饰装扮,以隐蔽原来身份。比喻用假象来掩盖真面目。
“拿乔”可以解释为“拿大”，也就是摆谱，拿架子，其意义的源头当在“乔”字含有“高”与“曲”义。“拿”主要起注入动词的语法意义的作用。“乔”当属引申：抬高自己，假装难办。
总的看来，方言词“拿乔”跟桥梁没有关系，但跟做人为官还是有关系的。目前，党中央不是要求党政机关“纠四风”“走帮服”吗？那么，对待人民群众就不能“拿乔”，让他们感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男将、女将写对方言词，还要考虑其来源。有些方言词很可能受移民影响。历史上，海安地区接纳过两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特别是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明初移民，海安人称成年男女为“男将、女将”，称丈夫、妻子亦为“男将、女将”，这可能与移民有关。
海安历史上曾有多处盐场，亦多盐丁。明初，迁徙到海安的移民，部分成了盐丁。男人称丁男，女人称丁女，即男丁、女丁。明代，倭寇作乱，盐丁也有抗倭之责（类似民兵）。民间称男丁为“男将”，女丁为“女将”，就像如今老板比职工地位高，全国上下是个男人好像都能叫老板一样，属于以贵称贱，这是一种民间的风气。时间久了，男将、女将就成了海安人对成年男人、成年女人的常见称呼。
胎孩海安话中，称某人“有出息，叫人放心”，就说“他呀，很胎孩”。要是“不学好，让人反感”，就是“不胎孩”了。“胎孩”究竟应该如何写？也跟其来源有关。
胎孩，元代有人写作“台孩”，例如王实甫《丝竹芙蓉亭》(残折):“你这假古撇，乔身份，妆些台孩。”《金瓶梅》中也有该词：“恁小丫头原来这等贼头鼠脑，就不是个台孩的。”这个词还有一种写法。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歌谣》杂志搜集了一则儿歌:“小板凳，夺夺抬。嫁个老头儿不胎亥，又会吃酒，又会看牌，这个牢日子，怎哩过得出来?”
我们知道，如今北京人把巷子叫作胡同，有不少专家认为，蒙古南下统一全国，在北京建都。胡同一词始见于元人的作品，胡同有可能借自蒙古语。其实，海安方言中的“胎孩”可能也源于蒙古语，因为它跟“胡同”一样，从元代开始出现，而且也是一个连绵词。
汉语中，连绵词不能拆开解释，单个的字仅表示读音，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在使用中经常用同音字替换，从而导致一个连绵词往往具有多种形体。洪迈曾在《容斋随笔·五笔》“委蛇字之变”中整理出委蛇、逶迤、委他、蜲蛇、倭迤等12种变异形式。记录连绵词的用字一般都比较自由，“胎孩”是个叠韵连绵词，因此，胎孩、台孩、胎亥的写法都不算错。
馉饳儿《吾乡方言十四则》说：“郭朵儿”为吾乡方言，写作“郭垛儿”，比较靠谱。“古来筑城，有城堞，即有郭垛。郭垛亦为城郭之机关也。由此引申为玄机、奥妙、道理，不亦形象乎？”笔者觉得“郭朵儿”写作“馉饳儿”也许更合理。
馉饳，读音跟“骨朵”类似，是盛行于两宋三百年的一道著名食品。《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谁？王婆道：他家是卖馉饳儿的张公。”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食店》：“又有菜面……及卖随饭、荷包、白饭、旋切细料馉饳。”元代杂剧《罗李郎大闹相国寺》：“那边卖的油煠馉饳儿，你买些来我吃。”明吴承恩《西游记》：“有东西！有东西！我们都带的，有干粮果品，烧饼馉饳在此。”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也说：“敢是卖馉饳的李三娘子儿？”《清平山堂话本·简贴和尚》：“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鹌鹑馉饳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馉饳儿。’”馉饳儿种类繁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食品渐渐失传，但是，由于“馉饳”多种多样，制作方法又有不同，引伸成为计谋足、主意多的意思。海安地区保留了这个词。但在笔者老家墩头一带，它仍然指食物。如：“你吃的甚的馉饳儿（东西）呀？”
訄海安方言中的“qiǔ”字，有人写成糗、揪，也有人写成揂、搝、捄，究竟应该怎么写？笔者觉得，写成“訄”也许更合理。
“訄”在普通话中读“qiú”。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录了这个字，并解曰：“訄，迫也。”段玉裁注曰：“今俗谓逼迫人有所为曰訄。”显然，“訄”是个动词，与海安方言中的“qiǔ”，词性，词义，读音皆相近。海安方言“qiǔ”常指“迫害、伤害”，例如，某人议论社会：有的人訄人，一訄一个准。你不得不提防。有的人厚道，从来不訄人。这里的“訄”与许慎和段玉裁的解释是相符的，用的是其本义。在海安方言中，“訄”字还有更宽泛的用法，例如，“再訄一阵就收工”“我再訄一杯酒没问题”。“訄”字有做、干等义，应是本义的引申。
（作者单位：海安高级中学）.
2018年《南通年鉴》撰稿人
培训会召开
1月17日，2018年《南通年鉴》撰稿人培训会在南通市行政中心二楼报告厅召开。全市各部、委、办、局和所属事业单位、企业的年鉴撰稿人共2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邀请南通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副主任陈红作《年鉴编纂的基本规范》专题讲座。会议由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主任助理尤斌主持。
陈红从年鉴的基本知识、年鉴框架的设计、年鉴条目的编写、年鉴编纂中的常见问题四个方面入手，结合年鉴编纂过程中的具体事例，为与会者作了一场深入浅出、内涵丰富、素材鲜活、贴近实际的专题讲座，对提高《南通年鉴（2018）》的编纂质量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义。会议表彰了100名《南通年鉴（2017）》优秀撰稿人，总结《南通年鉴（2017）》的组稿编纂情况，并对《南通年鉴（2018）》组稿工作进行部署。
石港都天信仰漫谈
吴昊翔
都天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道教神祇之一，民间又称其为都天大帝、都天老爷、都天王爷等，其庙宇被称为都天庙、都天堂、都天祠或都天行宫等。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区，明清时期这一信仰尤为兴盛，民国以后日渐淡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近乎销声匿迹，但其曾经的庙宇、文物、传说等，逐渐融合进地方民俗文化，在一些地方仍然可见。
都天信仰最初是与瘟神信仰联系在一起。瘟神信仰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将瘟疫视作鬼神所散播的瘟药，于是，“祈福避祸”的实用主义心理催生出都天崇拜，人们希望这个可以“破秽”的功能神——都天，能护佑他们躲避并战胜瘟疫。宋代以前，都天神并没有与某一个具体人物形象结合起来，其庙宇是一个未被正统化的“淫祠”（即不在祀典的祠庙）。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令“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勿得至祭”。一时天下“淫祠”皆遭损毁。作为有着深厚民间瘟神信仰基础的都天神庙，也面临着或毁或留的问题。在扬州地区，一个据传能以神符治愈疫病的道教术士——孚惠先生被记载于官方撰写的《都天庙记》中，而都天神庙是祭祀孚惠先生的场所，从而得以正统化，被保留下来。这与人们认为都天神护佑众生战胜瘟疫的意愿相吻合，也是今扬州、仪征、镇江一带将孚惠先生看作是都天神原型的原因之一。然而，明清以来，张巡被普遍认为是都天神，以至于现在民间仍有“言都天，必张巡”的认识。那么，张巡又是谁？他又怎样成为都天神的呢？
张巡，唐朝大将，历任清河县令、真源县令。安史之乱时，起兵守雍丘，抵抗叛军。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精锐兵力与杨朝宗会合，率军十几万人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准备打开江淮地区门户。睢阳太守许远向守将张巡告急。张巡率兵6000人，历经大小战役400余次，死守睢阳达10月之久，不仅牵制了叛军在中原的兵力，也阻止了叛军南下，减轻了江淮地区的战乱之苦。最终因粮草耗尽、外援不至，城破，张巡被杀。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肃宗下诏在睢阳建祠祭祀张巡。随后，张巡庙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纷纷建起。
其实，从唐朝直到明朝，张巡并未跟都天神联系起来。但是随着明清历朝皇帝对张巡的重视、宣传，以及民间对张巡的传说，清朝以后，这一镇守一方、抵抗叛军的英雄，逐渐被神化为无所不能、可“祈福护佑”百姓的神灵。南通都天庙供奉的张巡神像被称作“五福都天金容大帝”。通州城东龙王庙、州城西，以及余西场、石港场等处，都建有都天神庙，可见曾经南通民间的都天信仰极为普遍。
通州地区原有的传统群众性较大型的节令节庆活动有很多。其中，都天会的规模最大，庆典最盛，参与者最多，声势浩大，名声也最显赫。
都天会也叫都天出巡，活动时间为农历五月十八。据《石港文史集萃》记载，旧时石港在都天庙会这一天，整条街十分热闹。都天出巡时，仪仗队全副銮驾，紧跟其后的是两只大幡，肃静、回避及官衔牌、各种旗帜、伞扇、兵器，以及各路神仙等，一应俱全，惟妙惟肖。都天神轿周围有提炉、托炉，香气氤氲，轿前有乐队吹拉弹唱，轿后有押轿人及八面威风旗，整个队伍绵延三里有余。都天出巡所过之处，沿街商铺要卸天棚、收摊点、摆香案，一片虔诚肃穆。
最值得一提的是都天出巡队伍中的“跳马伕”，人数多达数百人。“马伕们”口衔银针，头戴面具，手执马扦，腰系铜铃，腿裹素布，脚穿草鞋，胸悬护心挂锁，围在都天神轿子四周，目不斜视，群起舞蹈，跳跃前进，仿佛都天张巡率领镇压叛军的军队，气势磅礴。那些踩高跷的、玩杂耍的，也紧跟其后，热闹非凡。
行会结束后，都天神要到“娘家”——东岳庙看戏，戏毕后“回辕”。如遇天黑，沿街还要悬挂各种彩灯，名谓“亮火回辕”。这样，都天会活动才算结束。
以张巡为主要人物形象的都天崇拜，衍生出一种都天文化现象，包括祀奉、祈福以及庙会时丰富多彩的文娱、商业和旅游活动。有的已经成为民众的风俗习惯，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石港镇目前还保存着都天庙遗址，每年农历五月十八的都天庙会活动仍在继续。
（作者单位：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如皋史志服务经济社会的思考
王小星
地方史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年来，为传承、丰富和发展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创新发展，打造史志“文化名片”
如皋自6000年前成陆，5000年前始有人类居住，东晋义熙七年（411）置县。漫漫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如皋人民创造出灿烂的历史文明，如皋市是著名的江苏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花木盆景之都、世界长寿养生福地。对此，史志工作者要以担当的责任心，以“热心写史志，甘坐冷板凳”的决心，以甘于“艰苦、辛苦、清苦”的精神，认真整理地方历史资料，发掘历史经验和智慧，“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当代和后世服务。一要直笔著史。在整理历史文献中，敢于破除传统条条框框，直面问题和矛盾，实事求是，探古寻幽，全面真实记录历史，对历史和人民负责。要有高远的眼光、开拓的精神，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善于概括，总结，发现，不断还原、丰富、完善、修正历史。二要善于挖掘。要把经济社会活动中有特色的重大题材挖掘出来，例如如皋市持续半个世纪开展“高沙土治理”运动，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上百万名青壮年发扬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彻底改变了如皋中西部“龟背驮”地形，提高了全市粮食产量，新出版的《如皋市志》对此予以设立专记，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三要抓住特色。史志记录要全面，更要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民俗特色，例如如皋的古城文化、长寿文化、盆景文化、红色文化等，必须把它写足、写实、写活、写好，匠心独运，精雕细琢，彰显如皋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提升如皋知名度和美誉度。
主动服务，丰富资政“源头活水”
地方史志作为地情和信息的载体，资政作用十分突出。各级领导研究问题和决策工作，不仅需要现实的最新信息，同时还需要掌握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当代综合信息作为参考依据，只有全面把握地情，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否则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地方史志工作应该责无旁贷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地情咨询和业务指导，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及时的咨询。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史志工作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党史、地方志研究，宣传教育，资料征编，重大事件纪念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要与时俱进，紧扣中心工作。例如城市水系建设，东大街开发等，要主动提供地情人情资料，准确把握历史和现状，有的放矢，把城市建设得更好。二要即时跟进，撰文留史。史志部门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存史，这既是继承传统，记录地方事物发生、发展轨迹，供后世“以史为鉴”，同时也是掌握国情、地情的重要文献载体。因此，史志部门要即时跟进经济社会发展动态，编好年鉴等地情书籍，全面反映如皋现状，使其既具有资料价值，又具有实用价值，让读者全面、快速把握如皋经济社会发展脉搏，找准共振点、瞄准发展点。三要挖掘智慧，资政育人。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重大的历史故事总是暗含着经验和智慧，史志部门要认真梳理历史长河中的涓涓水流，抓住历史上的重、大、特事件，通过查找文献、走访，形成真实客观的“故事链”，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展示，让故事中崇高的精神激励人，高尚的行为鼓舞人，文明的火光照亮人。
联系嫁接，撬动经济“发展杠杆”
史志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创新，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如皋正在推进六大重点项目工程建设，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等中心工作。史志部门应主动联系嫁接，在关联性项目上争取作为。一是专题调查。围绕“对接上海”工作，发掘历史上如皋上海之间的“姻缘”，讲好“沪皋故事”，为深度融入上海奠定基础。对如皋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对白蒲、石庄、丁堰等古镇历史遗存开展调查保护，挖掘整理背景资料，提升古镇旅游价值。二是嫁接推动。根据调查掌握的资料，认真研判，评估价值，探寻亮点，形成调研报告，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尤其是对白蒲等古镇存在的历史遗存、名人掌故等，着重挖掘整理，提出合理开发建议。江安、搬经老区是华东少有的红色根据地，要充分利用较多的革命遗址、纪念碑等，会同文化、旅游、民政等部门，采取扩建、改造，甚至复建手段，培育打造一批红色旅游景点，填补如皋市西部旅游空白。三是擦亮品牌。史志独特的地情资源，可在如皋市文物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中华老字号”品牌挖掘与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宣传推广，构建乡土“精神家园”
雉水大地是如皋人生命的底色和成长的摇篮，优秀的历史文化往往能激发人们热爱家乡、思念家乡的感情。史志作为全面系统记述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资料性文献，能够很好地传承血脉，保护文化。宣传推广地方史志，有利于激发干部群众建设家乡热情，增强自豪感，让游子留得住乡愁，记得住乡音，努力回报家乡。史志人必须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需求，大力推广宣传，扩大史志影响力。一要推进史志普及化。尽力让史志书籍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各行各业。在图书馆、新华书店等设立“史志角”，供市民查阅或购买。对到如皋投资的知名客商，在外如皋籍领导、名专家、名企业家等赠送史志，让他们了解如皋的历史和现在，建立和固化与家乡的感情纽带。二要推进史志信息化。坚持与时俱进，开放用志，运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探索实施“互联网+史志”活动，帮助群众快捷、方便地查阅使用所需资料，共享史志文化成果。三要推进史志效用化。利用史志文献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开展乡土乡情教育，教育群众爱乡爱家，让他们以饱满的热情、艰苦创业的精神，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总之，要广播史志文化，广种乡愁基因，传承历史、教化斯民，构建如皋乡土“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军山农民起义史料新发现
吉祥
军山农民起义是发生在1863年南通地区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太平天国后期潜在的军事战略走向，折射出清朝官方在江苏地区军政各派势力、（南）通州地方军政以及沙土地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其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后天会更是潜在的涉及到扬州、泰州、通州等地上万人，显示了较为广泛的地域社会背景和内在社会张力，从而引起了当时清朝官方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曾国藩、李鸿章直至清朝廷的重视。因此，这一事件是观察当时太平天国革命中心地区边缘的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
关于这次起义，南通文史专家管劲丞曾编著了《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以下简称《史料》）一书。管劲丞编著该书时所据的官方文书主要有光绪乙亥《通州直隶州志》、李鸿章《朋僚函稿》。私家记载的主要有刘长华《梓里述闻》《槐云阁诗钞》、戴莲芬《鹂砭轩质言》、顾曾沐《希慥适斋笔记》、刘伟《无咎誉室笔记》。传说的有常熟柯某《漏网喁鱼集》、海门朱欣荣《深柳读书堂日记》、冯澂《瞻云楼外史》、陈坚《持庵憶语》、李仲璞《斋匪之案》等。管劲丞的《史料》出版后，成为研究军山农民起义的权威性著作。
近年，笔者因编纂《江苏省志·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纪略》中太平天国部分，从南京大学借阅到了1962年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合编的内部资料《苏松地区太平天国史料：苟全近录·癸丑纪闻录·见闻录》，其中《见闻录·通州记事》（以下简称《见闻录》）关于军山农民起义的记载是《史料》中所未见的。《见闻录》书稿成于清同治八年（1869），作者王步青以其目见耳闻写成该书稿。《见闻录》共９篇，其中记载军山农民起义的《通州记事》明载其“余避寇乱，居（通）州东乡三年，非惟耳闻，实且目见”，因此《见闻录》对于进一步开展军山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现将《见闻录》与《史料》关于军山农民起义的记载进行比照，录其记载有异处。
其一，起义首领黄朝飏。关于黄朝飏的名字，《史料》作“黄朝飏”。官方文书中均作“王朝阳”。顾曾沐的笔记中作“黄朝阳”。《见闻录》中称“王兆阳”。关于此点，《史料》称，黄朝飏祖籍崇明，世传说崇明话，即如今的启海方言，而启海方言中“黄”“王”不分，说崇明话的人是不会把字搞错的，因此《见闻录》所载的王兆阳就是《史料》记的黄朝飏。关于黄朝飏的年龄，《见闻录》称其“年龄七十余，鬓发未白，精神矍铄”，这是根据黄朝飏临刑前说的话：“兆阳临刑，仰首呼冤曰：我年七十余，岂有谋反之心……”既是临刑前呼冤，想必很多人是能听到的。《史料》则载其30多岁至五六十岁不等，则是从其外貌不显得老态而作的判断。关于黄朝飏的为人，《史料》载黄朝飏是个佃户，为人正派厚道，学过一些武功，种田种得多些，生活比较宽裕。刘伟《无咎誉室笔记》说他“里人以其长厚，遇事必推为董率”，戴莲芬《鹂砭轩质言》也说他“得民心”。《见闻录》则载他“坐拥厚资”“为人恂恂，无厉色急言”，这种性格使他在乡里拥有较好的人缘和号召力，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发动后天会的基础。
其二，黄朝飏起事的缘由。一般来说，农民起义都有主客观原因和条件。《史料》从外因方面讲到了太平天国在江南的处境以寻求向江北的战略突破，但没有交代农民为什么会起义的自身原因。《见闻录》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点作了分析：由于黄朝飏家境较为殷实，所以当太平军在一江之隔的常熟似有北上之势、西边的捻军又大有东进之势，战火似将燎及通州地区时，他“每虑贼至，避则恋田舍，处则忧家财。人劝其结民团，练乡兵，则又以不敌为惧”。作为一个本分厚道的百姓，黄朝飏的这种患得患失、胆小怕事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居然后来成了策划起义的首领，主要原因应在于太平军在通州地区的宣传对当地民众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见闻录》载：“辛亥（酉）夏，贼氛渐逼。乡得伪示，有降者弗杀，执官出献者赏职，举兵助应者世袭爵禄等语。”这些宣传很明显起了作用，“乡中无赖，阴与贼通。贼厚待之，授以伪职捐照，使分给各乡，出资领照。有照之家，贼至不敢扰。资之多寡，视官之大小为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黄朝飏也加入了捐资保家的行列，并领取了太平军的“照”，在这份捐照上，太平军授职黄朝飏为“超天义”（相当于清兵的游击参将）。黄朝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行列。《见闻录》记载的黄朝飏捐资领照授职的个案，揭示了太平天国在通州地区发展革命力量的策略手法。
其三，太平军与通州革命力量的联络。1863年，由于长江南岸江阴、常熟地区太平军反攻常熟不克而自动撤退，形势对江南沿江一带的太平军变得非常严峻，太平军急切地要求获得北岸的应援，以打开新的局面，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中，太平军酝酿新的战略，即移师北渡，通过占领通州、泰州，进而占领里下河一带，以孤立扬州，并与淮北捻军取得密切联系，凭借后方作战，来松弛清军对天京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加强了与北岸的联系。对于这一情况，《史料》只是笼统地记述了江南太平军经由盛广大的组织和介绍，与北岸通州联系并约定后天教队伍的接应，以便为其北渡创造条件。但江南江北的具体联系情况是怎么进行的并没有记载。《见闻录》则对这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事实上从1862年开始，南岸太平军就与北岸通州的革命骨干频繁地发生秘密联系。“同治壬戌，贼氛浸盛，觊觎北岸州郡，潜遣使结好于兆阳，且馈之物。兆阳不得已遣使答溃”，太平军将黄朝飏作为重点发展的骨干对象，加封他为“朝将”（类似清军的总兵提督职）。1863年四月，太平军攻打上海，“阴使兆阳起兵，扰官军后路”，黄朝飏仍然没有动作。“秋，贼围镇江，以兆阳兵不起，遣使促之”。黄朝飏以力量不够、兵数不足搪塞。“九月，贼败官军于扬州”，再三催促黄朝飏乘机起兵，黄朝飏迫不得已“乃听之”。冬，太平军攻打扬州失败，又特地派一名检点与黄朝飏取得联系，催促黄朝飏袭击通州，以分散清军的兵力，并将太平军的战略计划告知了他，“通州克，则如皋、泰州、高邮等县必望风溃降，乘胜直捣淮安，席卷徐、扬，四郡十三城可唾手而得”。并约定事成后，封黄朝飏为淮南王。直到这时，黄朝飏才真正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其四，起义力量的组织形式后天会（教）。《史料》说，黄朝飏等所信奉的宗教最初只是一种散漫的结社形式，后因接受了盛广大的启发和策动，改组成属于或接近于八卦教派系的后天会（教）。对于后天会（教）的活动和组织发展模式，《史料》没有记载，《见闻录》则称黄朝飏之所以称“后天会”，“盖以粤贼起于前，国曰天国，朝曰天朝，皆尊以天字，斯其后起，故称后天”，还记载了后天会（教）的组织、宣传、活动等情况：凡入会者，先署姓名于册簿，以朔望日，人各执香一支，赴会堂行礼。会堂建于狼山西北麓，南向，两旁各有会舍十余楹，阶庭宽广，丹垩焕然。堂中设会主座，前排香案，高燃画烛。会主即兆阳也。赴会者升堂，向座拱手，插香于炉，然后拜座。会主衣淡黄衫，如僧服然，立座左答揖。拜毕，会主始升座乃禁喧哗，听宣会教。宣教之言，不过以天下大乱，普贤菩萨使大弟子下降救世，大弟子即今会主，代菩萨宣言，尔众生听之，违者有殃，从者有福……宣教毕，会主入后舍，会中人设宴于堂。宴罢，人各分钱二百，曰“会赠”，即击钟散众。会中有劝人入会者，以人数计功超职。其职有会副、会总、会长等名。月得金三两，曰“会俸”。妻亦如之，曰“会养”。男有男神、煞神、瘟神之号，女有电母、月母、星母之呼，皆假流俗鬼神传称以加之，曰“会爵”。月给米五斗，曰“爵粮”。有事，则会聚会爵、粮者议之，指为头目。于是贫民之乐于入会者，纷至沓来，数月之间，蜂屯蚁附，不下万人。兆阳阴为部勒，私备火器军械，人皆未知……
由上述记载可知，黄朝飏是以传统的民间宗教形式来组织聚集革命力量的，并且在后天会组织中，将家产宽裕的骨干的家财用作活动基金，以致贫民者纷至沓来，革命力量迅速扩大。
其五，关于起义方案的酝酿。《史料》对起义方案的情况并没有记载。《见闻录》则载黄朝飏曾与太平军方面就起义的时间方案商定过两次。第一次的方案是“于七月朔起事，求贼策应。贼许之，促以兵贵神速，缓则变生”，于是，黄朝飏与骨干分子商定后，决定“约贼先以舟师攻狼山各港口，伺官军出敌，通城空虚，然后举兵袭之”，但太平军则认为这一方案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辞以孤军不可深入，且曰非见狼山烽燧，则不策应”。于是，黄朝飏等重新拟订了一个起义方案，“议定于（五）月晦日晨，伏众通城西门外，故杀一人于东郊，州官出验，并杀之。总兵率军东来，而西门之伏可遽入，内外合击。胜则报捷与贼，不胜则闭城拒守，而举烽燧于狼峰”，太平军认同了这一方案。
其六，消息泄密和起义流产。《史料》称，由于起义之前会众在亲友间传递消息导致不同程度的泄密，直接的原因是张芝山镇后天会骨干袁廷爵将消息告知了其妹婿朱一诚，而朱一诚又透露给了他的干爷张莘田，张莘田则与“沙董”高天成查抄了起义的证据从而报告官府。《见闻录》则载称黄朝飏与其他起义首领在马鞍山中废寺商议起义具体时间时，恰巧被一到此上吊自杀的人听到，从而叩城报告，使酝酿多时的起义流产，功亏一篑。对于黄朝飏的结局，《见闻录》称他在州城外五里之虞帝庙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僧人。州兵对黄朝飏家进行了抄家，“得贼书信、伪诏、策命、伪印及袭衣等不法之件，又得后天教友名单并头目册。合家二十余口，悉解入城，州守审定，与僧同戮于市”。由于后天教会徒众多，知州乃焚其后天会簿册于通衢，示不追究。“凡被诱入会者，一概不问，人心始安”。同时，当局还紧急分兵严守沿江各港口，防止太平军策应。由于南岸太平军没有见到狼山的烽烟信号，出兵北渡的战略计划被迫放弃，“贼意不至，以狼山无烽燧也”，太平军后期酝酿已久的江北战略也因此胎死腹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南通建州前的那些事
陈炅
南通的前身通州建立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这个建州的时间已为人们所公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方志及宋代以后的史料基本都是这样记的。史料反映，通州建州是以静海都镇制置院为基础，经历了静海军的阶段。现存明代嘉靖、万历《通州志》中都说，周世宗显德五年把南唐静海都镇制置院升为静海军，不久即在静海军的基础上建立通州，一般采用这种说法。
李渊建立的唐朝到907年结束。唐代，南通为淮南道的辖地；唐末，军阀割据，南通一带又为浙西观察使掌控，曾设有狼山镇遏使之职。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南通先后属吴国、南唐、后周等政权，其间，南方的吴越也曾控制过江口一带的沙洲。五代十国时期，南通一带吴国建有静海都镇，南唐设立静海都镇制置院，后周于此地建立静海军，不久改设通州。
五代十国建立通州之前，统治南通这一带的是姚氏政权，姚氏集团实行家族统治。从目前已经掌握的史料来看，姚氏政权先后有姚存、姚制、姚廷珪、姚裕、姚彦洪等10人在静海、东洲一带担任军政职务。姚存的职务最高，任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制任东洲镇遏使，姚廷珪是姚制的儿子，任东洲静海军使，他们父子的任职时间并不太长。姚裕是姚廷珪的儿子，以吴国左军押衙的身份担任静海指挥使兼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可能是继姚存之后任职最高的了；姚彦洪是姚廷珪的侄儿，曾任静海都镇遏使、静海制置使。
当年的南通称静海，由于位于长江江口北侧，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静海和其东方的东洲，控制着长江出海口，所以静海和东洲都有数量巨大的水军部队驻扎，建有军事要塞。姚廷珪和他的侄儿姚彦洪先后修筑城池，加强防卫。
公元10世纪前20年，吴国与吴越之间曾有三次重大战事。后梁开平二年（908），双方军队在东洲一带交战，吴越一度攻占东洲，后东洲又被池州团练使陈璋率军夺回。乾化三年（913）三月，吴国出兵2万人，进攻吴越。吴越则派水军进击吴国的东洲，以牵制吴军的攻势。贞明五年（919）三月，吴越王钱鏐大举进攻吴国，“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双方在狼山一带江面交战，“传瓘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千余级，焚战舰四百艘”。八月，吴国与吴越双方言和，此后双方休兵息民，20多年间再无战事。
静海及其东边海口的东洲与布洲都是吴国和南唐的海盐生产基地。自后梁贞明五年吴国与吴越休战以后，吴国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环境以发展生产。据史料记载，吴国在大和年间（929～935）对东部沙岛进行了经济开发，一名蒋司徒到了布洲，“教民经营煮海，盐利之获不赋而羡”。自此，在10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洲一带生产海盐的盐灶都归入吴国的管辖之下，“风帆浪泊奔走赴集，民区吏廛日益繁夥”。到了三四十年代，静海成为海盐生产的集散中心。静海和东洲管辖下盐灶生产的海盐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静海的盐仓，盐仓里的盐包堆积如山，运盐河里往来船只运输繁忙。海盐和其他物资通过古运盐河运往海陵、扬州。静海成为吴国与南唐的重要经济支柱。
静海既然是南唐的富庶之地，北方的后周政权当然会产生将之纳入囊中的强烈欲望。《资治通鉴》说，显德三年（956）二月，后周军队占领扬州、泰州，迫使南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率兵民万人弃城逃奔吴越。此后，扬、泰二州又复为南唐占领。几经易手。所以，后周夺得静海以后，把静海都镇制置院改为静海军。然而就是这个静海军，在史料中有些情节，却往往让后人弄不太明白，产生误解。
显德五年正月，后周军又进攻淮南，以战舰百艘自淮河进入长江。《新五代史》记“壬辰，取静海军”，《资治通鉴》亦记“壬辰，拔静海军，始通吴越之路”。这里有个疑问，既然后周军在显德五年正月壬辰就已经“拔静海军”了，那么这个改静海都镇制置院为静海军的时间不就应当在此之前？后周改南唐静海都镇制置院为静海军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显德三年二月后不久。史料只说扬、泰二州几经易手反复争夺，静海都镇也是如此。显德三年二月，后周夺得南唐静海都镇制置院，当年有足够的时间做出改制置院为静海军的决定。因为升格为静海军，侧重军事，是对反复争夺扬、泰二州且最后得之的结果。静海设军之后，后周军回师，静海重新为南唐占据。南唐重新得到静海大致也就是光复失地，恢复对静海的控制，就静海而言当仍用静海都镇制置院名称，而后周则称其为静海军。直到显德四年（957）十二月，后周军把战线稳定地推进到长江北岸重新占领泰州时，静海仍然为南唐占领。这样，到显德五年正月，才会有“壬辰，拔静海军，始通吴越之路”的说法。上述后周显德五年正月的军事行动，陆游《南唐书》记为“交泰元年春正月……壬辰，周师陷静海军”。南唐交泰元年即后周显德五年，纪年不同而已。《新五代史》称后周军“取静海军”，《资治通鉴》及陆游《南唐书》亦称“拔静海军”“陷静海军”，我们也只能理解为后周再度攻占南唐静海都镇制置院，恢复静海军。
显德五年三月，后周军兵临长江北岸，江南的吴越政权立即做出了反应。《资治通鉴》记，吴越“遣上直都指挥使、处州刺史邵可迁、秀州刺史路彦铢以战舰四百艘、士卒万七千人屯通州南岸”。从《资治通鉴》看出，显德五年三月，静海军已升格为通州。明代嘉靖《通州志》中对五代后周设通州的那段历史做了如下记述：“南唐置静海都镇制置院，后周显德五年改为静海军，寻改为通州……”这种说法为后来编志者所用。
对于静海军，明万历《通州志·遗事》中出现了两条记录：一条是说“梁开平元年加刘隐检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静海军节度安南都护，三年封南平王”的史事；另一条则是记的“唐孙德昭拜静海节度使”的那段历史。这两条“遗事”极容易让人误认为当年南通这里的静海军就是那个静海军节度使的军镇。
静海军节度是唐末方镇之一，曾经有如下变化：唐咸通七年（866），升安南都护为静海军节度使；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升桂管经略使为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和桂管经略使都是大唐西南边疆的军事重镇，孙德昭受封的静海军节度、安南节度军镇就在那里。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中都有“唐孙德昭拜静海节度使”的记载，各史所记略有差异，说的是光化三年，宦官刘季述等软禁昭宗，孙德昭等人斩杀叛党，帮助昭宗重掌大权的故事。孙德昭等因功受封，孙即获静海节度使之职。《旧唐书》中有记：“天复元年春正月乙酉，制以孙德昭检校司空，充静海军节度使。庚寅，制以孙德昭为安南节度、检校太保。”孙德昭为静海军节度使及安南节度使的身份得以明确。唐末南通这一带还处于淮南与浙西两大军事集团的争夺之中，唐末不可能在这里设置节度使，孙德昭怎么会受封到淮南、浙西掌控下的静海一带来呢？
（作者单位：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海安县志（1993～2008）》
获江苏省地方志书综合优秀一等奖
1月23日，《海安县志（1993～2008）》在江苏省地方志书优秀成果评比中，获地方志书综合优秀一等奖，受到江苏省政府办公厅通报表扬。全省仅9部县（市、区）志获此殊荣。同时，《海安县志（1993～2008）》获内容记述、特色创新、篇目设计三个单项优秀，囊括省地方志书优秀成果全部奖项。
《海安县志（1993～2008）》为《海安县志》1997年版续志，于2015年5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全志共33篇221万字，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93～2008年海安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现状，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地方性综合百科全书和信史。
（文/图海安县委史志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