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春秋》2018年02期
亮剑除敌
——纪念掘港镇解放七十周年
杨自强
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军队入驻掘港，盘踞15个月之久，掘港成为敌方在如东的军事指挥中心。为了消灭敌人，我军曾4次亮剑，攻打掘港。
1947年3月22日，华中九分区主力七团攻克虹桥敌据点后，顺势攻打掘港，与敌激战一夜，未能攻克。次日晨，敌军来援，我军撤出战斗。
随国民党军入驻掘港的国民党如皋县副县长兼掘港区区长王宗林恐慌起来，决心增强掘港防务：一是大力扩充自卫队，招募土匪、兵痞、流氓等400余人，编成5个中队，加上原有的自卫队100余人，国民党军200余人，共有驻敌800余人。二是加强布防，增设龙王桥、烟墩桥、天后宫桥等处军事据点。三是抢夺树木、棉花等物资，利用街北土山的有利地形，构筑核心工事。街北土山高约10米，三面环水，南面三元池宽达30余米，仅西南、东北两处有小码头与外界相通。工事四周凭河夯筑约2米高、7米厚的土墙，墙外布满鹿砦，前卫筑有多个碉堡，向里还有两道厚墙，墙体内建有暗堡，枪眼密集。每道围墙之间，可以通过地下暗道或地面战壕相互交通。三道围墙圈成圆形，子母堡密布，组成三层防御体系，正中构筑巨大的核心高堡。高堡是将土山挖空后，以砖石砌成外壳，再用一层木板、一层棉絮加土夯实建成。堡内各层次墙壁里架上粗木，铺上两层厚木板，木板间又压上一层厚棉花。堡内架有电台，既是战堡，又是指挥中心。工事里有2000余人和大量军用物资，被国民党南通绥靖公署称为“苏北模范工事”。
王宗林在掘港镇及四周城镇实行“三光政策”，带兵纵火烧光兵房镇半条街，在桐本区杀害群众300余人，抢劫1600余家。曾经繁荣的掘港镇，商店一家家倒闭，群众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兵灾人祸。至掘港解放时，全镇1.5万人锐减至1万人。王宗林为防我军袭击，下令将掘港镇郊外地藏桥至龙王桥4里地内的民房全部夷为平地。敌自卫队带着一桶桶煤油，分散到地藏桥、校场桥、烟墩桥外和丁家棚一带，先强迫群众拆房100余户，因嫌拆房速度慢，就将事先带来的煤油浇到屋子里，纵火焚烧，一共烧毁300余户。这一天，掘港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群众哭声震天，悲惨至极。王宗林又抓100余名青年编成壮丁队，进行训练。自卫队头子当着受训人员的面，将2名被捕民兵杀害，然后把他们的遗体当成靶子，轮番用刺刀乱戳，凶狠残忍，令人发指。
4月27日夜，华中野战军十一纵九十二团。在九分区七团特务营和当地游击队、民兵的配合下，第二次攻打掘港。28日凌晨1时，战斗打响。早上七八时，东、南、西街的敌碉堡全部被我军攻克、炸毁，敌人躲进了土山核心工事，掘港街道被我军占领，共捕土顽等300余人。至29日晨，敌四十九师七十九旅二三七团从东台回援。我军目的达到，主动撤离。
12月7日夜，我军对掘港守敌再次发动进攻。掘港守敌利用天然地形进行抵抗，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敌军全部龟缩到土山核心工事内，拼死顽抗。由于我军缺少重炮，经两天两夜苦战，没有攻克土山。这时，十一纵三十一旅接到命令，支援围歼刘庄、白驹敌人20个团的战斗，三十一旅从掘港战斗中撤离。敌方借此机会夸张报道、大肆吹嘘，掘港守军如何英勇顽强，土山工事怎样固若金汤，等等。
1948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总体战”的阴谋，如东各级党组织发动全县人民作战前准备。从3月4日起，掘马北区6个乡和岔南坚决、胜利2乡组织千余群众，在串场河蔡家渡筑成20余米宽，高出水面1米多的大坝，防止敌军增援。3月10日前后，华中野战军十一纵三十一旅在扫除东台至海安间全部敌据点后，奉命挥戈南下东进，准备攻打掘港。
此前，我军已相继攻克了丰利、栟茶、马塘、岔河、双甸等敌据点。敌所占掘港已成为如东县东南部一座孤城，掘港守敌惶恐不安，陷入悲观绝望之中。
3月13日晚，华中野战军十一纵三十一旅九十二团到达掘港郊外阵地，14日拂晓，向镇区发起进攻。敌方吹哨鸣锣，向土山发出信号。我军进展顺利，占领街道，全歼守敌1个营，将敌自卫队逼进土山核心工事。随后，我军将土山团团围住，主攻部队立即开展近迫作业，破除土山四周鹿砦等障碍物，为总攻做准备。王宗林率部龟缩土山里，不断鼓动士兵反抗。
15日清晨，掘马北区情报人员及时给主攻部队指挥员送去《掘港敌占详图》，提供了攻打土山核心工事可靠资料。上午10时，阴雨绵绵，我军用山炮和迫击炮集中攻打土山，经数小时连续轰击，前部碉堡大部被摧毁。下午3时，总攻开始，我军枪炮齐鸣，加强火力。突击一连工兵班2名爆破手抱起炸药包，跳出掩体，在机枪掩护下，冒着弹雨，冲到土山东南角，炸毁了鹿砦。架桥组5名战士跟着冲向坝头架桥。一连六班班长不等浮桥架好，就率12名战士，个个端着冲锋枪，边扫射边涉水冲锋，迅速占领了土山东南角的前卫碉堡。随后，一连全体指战员勇猛地冲上前，但在敌猛烈的炮火下大部分牺牲。后续部队像潮水般涌上，以集束手榴弹杀伤和驱赶敌人，向纵深发展。三连二班的速度更快，最先突入围子，一名机枪手架起机枪向敌猛射，掩护战友们冲锋。接着敌我短兵相接，开展了激烈巷战。战士们用炸药逐一炸毁明堡、暗堡，炸得泥土纷飞，木板、棉絮着火冒烟，一些敌人被呛得跑出来投降，还有部分敌人退守高堡。这时，一股敌人向西猛冲，跳入河中，企图突围，被扼守在土山北侧的主力部队1个连和三民乡民兵、掘马北区队迎头痛击，残敌30多人立即缴械投降。掘马北、掘东、桐本等区区队和民兵英勇参战，他们和主力部队一样冲锋陷阵，冒着枪林弹雨，及时救护伤员。掘港周边的乡民有组织或自发地行动起来，站岗放哨，把守所有大小路口。掘北三民乡民兵和妇女成群结队，手拿铁叉、木棍等器械，四处搜索逃散之敌，先后活捉了散敌50多人。
高堡内敌人自认为工事坚固，拼死抵抗。华中野战军九十二团继续对其攻打，四连指导员率领二排战士，冲上高堡顶，一名战士先用手榴弹炸开了碉堡枪眼，战士们随后将一颗颗手榴弹塞了进去，并用柴草点着火扔进堡内。随着声声闷响，高堡里烟火骤起，在一片鬼哭狼嚎声中，敌人纷纷从高堡里举着双手走出来，缴械投降。还有部分敌军企图顽抗，全被烧死。王宗林负伤后举枪自杀。掘港解放。
解放掘港战斗结束后，掘港、掘东等地万余名群众自带工具，浩浩荡荡开赴土山，平毁工事。10多天后拆毁所有碉堡、土墙，王宗林苦心经营一年多、先后动用数万人修筑的核心工事被夷为平地。掘港之战共击毙敌人450余人，俘虏敌二十一师留守处新闻室主任以下包括敌自卫队3个中队、三青团分队、垦卫队、四三六团10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800多支、掷弹筒3个、短枪40支、电台1部等大批军需品。
如今，掘港人民过着幸福美好的日子，这和党的领导，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是分不开的。我们要牢记过去，不忘初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发有为，谱写出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我的传家宝
马汉坤
我家世代务农，从父辈起才有读书识字的机会。父亲一生清贫，他和母亲的精神品格一直影响着我们。父亲没有给后辈留下什么值钱的物质遗产，有的只是那青石磥、算盘、扁担和奖状、记事本，而这些老物件儿我珍藏至今，是我深爱的传家宝。
青石磥
青石磥还放在老家院子里，它默不作声，静静地望着已经老去的房子。父亲对青石磥是情有独钟的。当年，他上私塾、读论语，回家后，石磥成了他的书桌。我孩提时，父亲常陪着我坐在石磥上乘凉、认星座、讲故事、唱儿歌、学识字，教我做人的道理。
记得我5岁那年初夏，与几个小伙伴玩捉迷藏，不小心将邻家田里的麦子踩倒。父亲知道后，将我喊到石磥前，让我学背《悯农》，从一粒米讲起，教育我要懂得农民的辛劳，珍惜粮食。这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父亲要我学《弟子规》，给我讲解《千字文》。他反复告诫我：孩童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读书都要讲规矩，要“泛爱众，而来仁，有余力，则学文”，要“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父亲时常抽查我的学习情况。有一回，我在背诵《弟子规》中“信”部分60句时，磕磕巴巴，被父亲责备并罚站于石磥前。对我疼爱有加的祖母见状，便出来说情，嘱我要用心熟记，并答应第二天熟背，方得解围。从此，我对读书学习始终不敢懈怠。
父亲严教严管，让我终身受益。时至今日，年逾古稀的我每逢节气，都要到祖居地父母亲坟前祭拜，回老家看看那条石磥。
我无数次抚过石磥上粗糙的沟纹，思绪万千，仿佛能听到它的话语，禁不住眼眶湿润。
算盘
父亲好学上进，在青少年时期便与算盘结下不解之缘，练得一手珠算的好功夫。算盘从此成为父亲工作的好帮手。
朴实仁厚、忠正勤廉的父亲闻名乡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父亲当上了贫农代表，在土改运动中，负责丈量土地、发放土地证等工作。他积极参与乡村变革，组织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成立互助组、组建初级社、建立人民公社。在担任生产队、大队会计期间，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白天干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为集体记账理财，经常忙到深夜。
乡亲们称父亲是公道的老会计、精明的好管家。他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把好集体钱物收支关；他工作顶真，办事丁是丁、卯是卯，账目一清二楚，从不出差错，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和认可。那时，公社经常开展会计工作互查交流，父亲是标杆。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起早摸黑用算盘工作，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十分好奇。父亲见我感兴趣，便让我背《珠算口诀》，教我学打算盘。他手把手耐心教，我专心学、反复练，渐渐掌握了算盘加减乘除等基本技巧。后来，我上学时数学成绩好，与学过珠算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望着这把老算盘，我好像又看见了昏暗的光线里父亲工作时的背影，听见了富有节奏的算珠碰撞声。
桑树扁担
父亲送给我的扁担，寄托着他对我的厚望，也让我懂得什么是担子。
20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入了党，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担任大队会计、党支委。他不畏艰苦，总是与村民们同甘共苦，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奋斗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到了60年代初，国家大力精简城镇人口，动员1958年以后进城的职工返回原籍。当时，我作为已统配在无锡机电行业一家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团干部，决定为国分忧，主动报名回乡。组织上派人到我老家调查，父亲未曾犹豫，欣然签下同意安置的意见
1962年的8月，周恩来总理做出关于“国家统配生不在精简之列、已下放的应予纠正”的指示。而此时，我已回乡务农，虽然我没有提出重返工厂的要求，但父亲怕我动摇，嘱咐并勉励我：只要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办事，清清白白做人，不论在哪里，干什么工作，都会有出息。
我与父老乡亲一块儿下地干活，样样学着做、抢着干，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当时口粮很紧张，父亲自己喝稀粥、吃野菜，将口粮省给母亲和我们三兄妹，还要从中挤出一些送给村里两户特困家庭的老人。那个年代，我是经常饿着肚子挑担。父亲看我个儿不高、体力小，挑大担太吃力，特意从宅基河边的老桑树上选料，定做了一根两头翘起的省力扁担，还配制了一对杉木桶。这样，即使重担在肩，走上四五百米长的田埂，或踏过长长的独木桥，还是能顶得住的。
现在，这根扁担放在老家的旧屋里，每当见到它时，就想起了父亲对我意志的磨砺。
父亲的奖状
父亲因长期在农业一线工作出色，上级组织曾安排他到一家市属大集体企业当会计，父亲毅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坚持就地务农。有人议论：老马糠箩里不往米箩里跳，真傻！父亲笑眯眯地说：这么多年，与乡亲们一起干，既踏实又开心，多好呀！55岁的时候服从公社党委的决定，到社办针织厂工作，一干就是13个年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假期回家探亲，在老家橱里偶然见到父亲荣获南通市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的奖状，颇为欣喜。问及由来，低调的父亲只是笑笑。
后来，我从他同事那里听到一些讯息，说父亲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在厂里任金工车间主任，自学车、钳、刨、铣机加工技术；他细心地做思想工作，组织带领一批回乡知青苦干巧干，不断刷新生产纪录，把一度后进的车间变成全厂先进。
厂里为解决急需的原料，由父亲负责开发绵纶加弹丝，筹建加弹车间。在一无人才、二无技术、三无设备的情况下，他边学边干，带队到外地学习取经，消化吸收、不断摸索、反复试验，并与同事们日夜奋战，自行设计、制造纤维假拈机、合股机、成绞机、恒温湿设备。仅用半年多时间，建成了生产车间，拿出了优质产品，填补了南通市在该领域的空白。
……
奖状背后的故事，让我知道了父亲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往事，也明白了父亲68岁时组织才让他退休的原因。
一摞笔记本
父亲去世后，我翻阅了他留下的一摞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工作上的大事小事。既有集体财务的笔笔细账，也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笔记本上的内容一直记到他患重病前夕。
在1996年的一本笔记本首页上，父亲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首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的《秋日偶成》。我猜想，父亲抄录此诗或许与他年近八十的心境有关。
父亲的笔记本成了我加深了解父亲的一把钥匙。随后，我通过笔记本里记录的人与事，留心拜访父亲生前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得知了父亲许多不为我所知的事情：
村办厂生产出混织沙发布，虽向公社报了喜，但该产品技术和质量不过关，造成积压。父亲坦实向上级反映，使之停产，避免了更大损失。
一位曾有经济问题的上级机关干部到企业担任厂级领导后，企图通过关系入党，在党支委会讨论时，父亲等人未留情面，大胆提出不同意见，结果该干部没有通过入党。
车间女工小施，家境贫寒，临产前突发重病。父亲不遗余力，恳请医院抢救治疗，并带头捐款，帮她渡过危难，终让其母子平安。后来，为了照顾她，父亲让她上常日班。
一些熟人、亲友或为子女工作或为经济纠葛或为职务升迁，托父亲找我出面说情，父亲总是耐心劝导他们，不要走旁门左道。
父亲退休后主动帮教邻村的失足青年小薛，劝其改邪归正，并帮他找工作、找对象。
……
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教育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做事。父亲一生胸襟开阔，坚持原则，艰苦朴素，骨子里充满男子汉的豪侠之气。
泛黄的笔记本里，那一行行圆珠笔或钢笔字，记载着父亲平凡的生命历程，那么遥远又如此亲近。忠厚、坚韧的父亲对群众忠诚无私，对子女大爱深沉。从我童年时陪我读古文，到上小学后教我学珠算；从初中升学临考前递我一包薄荷糖，到我去无锡工作时推着一辆装有行李的独轮车送我到南通港；从回乡务农时定制一根扁担教我干农活，到我去大生一厂上班后给我买的那辆自行车……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石磥、算盘、扁担、奖状、笔记本，这是多么厚重的传家宝啊！它告诉我和我的子女们，人该怎样活，路该怎样行。
（作者单位：南通市政府）.
记忆中的老镇西亭
徐新民
我离开故乡通州区西亭镇已40余年，但它一直在我的梦中出现，故乡的老街、故乡的古井、故乡的小河、故乡的桥……在我的记忆中，依旧是那么清晰。
说起西亭，就不能不提起西亭的那座古庙——旧场庙。镇上的老人说：先有旧场庙，后有西亭镇。旧场庙大门的东边有一座平瓦翘檐的古亭，亭子向东不到一华里便是西亭镇区。所谓旧场庙，是建在旧盐场上的庙宇。先民们在黄海边引海水晒盐，为避龙卷风和痴潮（不按初一、十五的涨潮规律的潮水），保佑平安而建此庙宇。盐民们在下海前，都要到旧场庙内进香磕头。久而久之，集居于此地的盐民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了小镇。清末状元张謇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初七过太平桥时，看着一波河水荡漾南去，西亭老镇近在眼前，不由诗兴大发，作《过太平桥》诗一首：“旧场庙外太平桥，疏柳丛芦渐向凋。林月濛濛天影压，岸风飒飒涨浪消。乘除世变疑千劫，游钓童时亦两朝。感逝吊亡成底世，渔灯蟹火尽无憀。”
太平桥，一座横跨在古运盐河上的木桥，位于旧场庙侧，河边柳树成荫，芦花飘荡，顽童在河边戏水玩耍，钓鱼摸蟹。这一幅描写乡间太平盛世的野趣画图，正是老镇西亭的美景之一。下太平桥向东走去，就进入了西亭老街的河南街西街。街面并不宽敞。街道是用不规则形状的石块铺就而成，石街上的石头已被岁月磨得无棱无角，平滑光亮。街的两侧，店铺林立，有银匠店、杂货店、布庄、药铺……
张謇祖孙五代居住的张公馆即位于西亭湾子头西南，南临老街，北倚古运盐河。其西侧便是张志良银匠店，店里木柜台上摆放着一张玻璃框小橱，橱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银质饰品：有老太太的发簪，有孩童的铃铛手镯，有掏耳屎的耳扒……一件件银质饰品，在景泰蓝的点缀下极为精致好看。“呼，呼，呼”，柜台内的操作台前，一名戴着老花镜的老者将一根黄铜管衔在口中一鼓作气地吹着，两腮鼓得像两个大球，一块瓦片似的盆子上跳跃着绿色的火苗，这是老工匠张志良正在全神贯注融造精美的银器。
沿银匠店向东走去，是宋小山铁匠店，忙碌中的铁匠师徒们正在为即将农忙的农民赶制铁锄铁镰。只见宋师傅左手持一把小铁锤在牛头般的铁墩上轻轻一点，两名光着膀子的壮汉轮流飞舞着又重又长的铁锤，准确无误地落在宋师傅控制着的铁块上。“叮叮叮叮”的敲打声如此清脆。宋师傅的小铁锤犹如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两名壮汉的甩锤犹如打击乐器，在宋师傅的指挥下敲打出和谐又动听的“交响乐”。拉着风箱的小徒工将炉火烧得正旺。
铁匠店隔壁是徐鸿记、徐鑫记兄弟布庄。这家布庄，其实并不真卖布，而是相当于中介，为南来北往的布农、米农以物易物，从而收取中间费用。当年南通农村皆种通棉（南通地区特有的棉花物种），秋季摘后即纺纱织布，织成宽幅一尺五寸的白土布，俗称尺一五。而苏北里下河农民以栽种水稻为主。这样苏北的农民将收获的大米通过船运至南通，通过布庄以斗米换取丈布。虽然像徐氏兄弟的布庄在西亭不止四五家，但因徐氏兄弟布庄经营诚信，深得布农、米农的信任，生意最为兴隆。到大忙季节，农民要排队、领号才能交易。
布庄以东便是老镇的胜境之处。抬头望去“復兴门”三个大字醒目而又庄重地镶在高高的圆门之上。这圆门其实为城门。黑色的城楼像守卫老镇西亭的卫士，与西边的太平桥、旧场庙相互呼应。
徐氏兄弟布庄的对面是復隆茂号脆饼店。“復隆茂号”四个黑色大字由张謇亲笔书赠予店主冷纯溪。復隆茂号脆饼店实为前店后场。前面是出售脆饼的店面，后院是加工脆饼的工场。人还未进店，一阵阵香味已扑面而来。后场的师傅们手持木槌在案板上敲打个不停，左翻右翻后，十八层芝麻饼由老师傅手工贴入烧得正旺的桶炉内壁上，一定火候后一只只香甜的脆饼便由师傅用特制的铁铲取出，有序地放在炉面上。改革开放后，西亭镇政府挖掘和开发了此地名特产品，西亭脆饼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名优商标。
復兴门东的湾子头是水龙局（即消防队）的办公地。一间独立的坐北朝南的青砖黛瓦的大房，两扇大门日夜敞开。屋内置铅制消防水龙一尊。墙壁上挂有一副铜锣与锣锤。老镇哪处发生火灾，便立刻有数名健壮的义工，或抬水龙，或紧敲铜锣，直奔火场。义工每次出动灭火，从不向受灾户收取分文。如无火警，水龙局也会进行灭火演练。
水龙局南门不足三丈的地方便是一口古井。这口古井存在了多少年已不能考证。看那石头井栏上一道道凹陷的石沟绳迹，就会读懂这口古井悠久的历史了。像这样的古井，老镇上至少有5口。
沿古井向东走去即是一处S型石街，这正是曲径通幽的绝妙之处。湾子头最弯处是汪矮子豆油坊。其西山头的一对麒麟说是用玉石制成或许有些夸张，但观其色，确实洁白如玉，故老人们都管它叫玉麒麟。再沿湾子头东行，又走过一处弯，有“同善堂”邵子和药店和“天益堂”周夕凡药店，两家药店相邻而市。药师们或用特制的切药刀具熟练地将中药材均匀地切成片状，刀下的药材似雪花在飞舞；或端坐在凳子上，双脚不停地前后推动铁制药槽中的圆轮，将药材碾成粉末；或将称好的药材倒入一黄铜罐内敲击数下后，从罐中抓出几把，用小秤称一称，倒在柜台上的草纸并包好，再用关子草扎紧后交给顾客。像这样的药店在老街河北街上亦有数家，如徐德余家的“培德堂”，周伯渠家的“天寿堂”，等等。再东行几步便是李生缸爿店、羌同猪头肉店、王沐华豆腐店、周家八鲜行……
一条东西方向的运盐河支流穿越西亭，将老镇分成河南、河北两条石街。河北街的李国光南北货店比较有名。李国光是镇上的名人，自幼精读古籍，被称为神童，非常健谈。他的货品亦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李国光胞弟李春鸣，在黄炎培的推荐下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先后辗转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万隆会议期间，李春鸣率数千名学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并时刻注意特务的一举一动，以实际行动保护了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安全。李春鸣还与周总理合影留念，这在老镇上传为佳话。李国光四子李俊民为南通地区较早中共党员之一，是曾被鲁迅多次赞扬的青年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堂兄李也止是一名烈士。
李国光南北货店西边为季驼子染坊。染坊内有一枚青石元宝，记得常见一名染工站在青石元宝上，将一段段白布摊放于元宝下，用力将青石元宝左右滑动，深蓝色的染料水在青石元宝的挤压下吐出泡沫，尔后将一幅幅已染色的蓝染布挂在4米多高的木架上晒，布在微风吹动下犹如蓝色的瀑布自天而泻，极为壮观。
染坊的东首便是有名的西桥了。现在的西桥是一座麻石结构的大桥。据说此前是座木桥，因年久失修，常有腐木断裂，行人过桥十分危险。清末某年，恰逢老镇秀才巫蕴玉六十大寿，四里八乡的富人绅士纷纷前来贺寿，巫秀才将收到的礼金全盘托出，重建了西桥。桥下有25级石阶，两边各一块麻石铺就，中间留有一条5寸宽的石槽，专为独轮木车设计。旧时的妇女足裹三寸金莲，行走极为不便，从乡下到镇上来都得乘坐独轮车。车至西桥下，车夫推着独轮车沿石槽上下桥，老太太无须下车行走。
晴天的傍晚，站在西桥上向西望去，一轮夕阳渐渐西沉，在最宽阔的河面上，也会看到一轮夕阳。一轮在天上，一轮在水中，这就是西桥一大景观。张謇也曾为之动容，欣然挥毫泼墨，特撰写一副对联于西桥的桥壁上：南瞻迭翠堆狼阜，东去流波绕鹤城。
运盐河的南岸较西为禹王庙，庙前河岸石驳上嵌有“江海分流”四个大字，喻义水从这里东流入海，西贯长江。
离西桥半华里处又有一桥谓之东桥。东桥是用史门锭（音译为德国造水泥钢筋浇铸物）浇铸，两边铁管栅栏。此桥是张謇之兄张詧将原先一座木桥拆除改建的。相传，因张謇父亲张彭年常在西亭与海门常乐间走动，每次路过金沙的石桥，便想能在西亭的运盐河支流上再建造一座石桥，该有多好。后来他把这个想法告知了张謇兄弟。民国15年（1926），张詧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桥北东侧一石碑刻有《西亭东桥铭》：宋盐官，故此亭。亘千载，沿其名。官久废，市未更。庋两桥，桥庚庚，木易蚀，久辄倾。祖若父，市之甿。涉斯涉，知几经。艳邻市，峨矼闳。父有志，子勿成。奚负荷，怀屏营。荷斯责，健者兄。舆菪菪，筑砰砰。日而月，瞻驷星。和里老，嘤鸣赓。翼虹双，跂以峥，旅有道，市有型。土臧心，视吾铭。三字一顿的韵文，记载了老镇的历史和东桥的建造过程。
清晨，站在东桥上看旭日东升，心旷神怡。旭日的朝霞，映红了沿河两岸的民居。桥下，一弯河水自西向东缓缓流去。两岸河房的街民将吊桶抛到河里，一桶桶清澈的河水被提入家中饮用。一条条载满了大米和蔬菜的小木船从农村方向慢慢驶来。
西亭，我留恋的故乡！
（作者单位：通州区人民法院）.
穿行在多彩的时光隧道
——记倪健报刊收藏馆
曹璟如
从事报刊收集几十年的倪健怎么也没想过会拥有一个自己的报刊收藏馆。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涉足报刊收藏起，至今已收藏了古今中外各类报刊2万多种、数十万份，时间横跨3个世纪。早在1995年，《解放日报》就对倪健集报、用报一事专门作过报道，并被当年《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人民日报社时任社长邵华泽为他题字“倪健个人集报展览”，同年，倪健被接纳为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集报专业委员会会员。倪健先后当选海门市收藏家协会理事、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理事，被誉为“中国农民集报大全第一人”。倪健的个人事迹被载入《中国当代集藏家辞典》。近年，到收藏馆参观人数每年约5000人次。
“报痴”
小时候，倪健看到邮递员给村里的队长送报纸，特别羡慕。他心里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要拥有许许多多的报纸。别人看完的报纸多数会扔掉，倪健就把它们一张一张地收集归纳起来，久而久之，家里的报纸越来越多。
最初的羡慕，在多彩时光隧道中变成了兴趣。因为兴趣，倪健无论什么时候、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充满动力，四处“搜刮”各类报刊。在学校的时候收藏校刊；进了企业，向同事们索要各类报纸；当新闻干事的时候，单位里要处理的报纸都被他带回家；在当《商务时报》和《家纺与市场》记者的10多年里，他收藏了家纺城大小所有报刊，包括企业的内刊。
早年在朋友的引荐下，倪健走入集报圈子，猛然发现原来和他一样对报纸痴迷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在加入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江苏省报友联谊会后，倪健搜集报纸的渠道一下子拓宽了。他通过订、买、索、换等方式，收集各类报刊。家人和朋友们看到他这般痴狂，都唤他“报痴”。倪健倒也乐呵呵地接受了。
报纸的收藏一般以试刊、创刊、复刊、停刊、号外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间节点等为佳。倪健收藏报纸的门类则非常广泛。他总说，报纸记录历史，定格历史事件，收藏报纸就是珍藏历史。仅仅就有关重大事件发生当天的不同种类报纸就收集了很多。如，收集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日发行的号外、通版报20多份；收集了全国各地国庆60周年当天的报纸50多份。除此之外，他还收藏了一些有趣的报纸，有关生肖的，如《兔报》《马报》《猴报》《猪报》等；有关姓氏的，如陆姓、傅姓、袁姓等家族或个人创办的报纸；还有一些微型报纸，有手掌大小的《家》报、大拇指大小的《达人秀画报》等。这些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或稀奇古怪的报纸，都是他走南闯北、千辛万苦获得的。
原先因为没有地方展示，这些报纸都被捆扎在纸箱里。2012年底，倪健家3层高、约500平方米的楼房建成。这么大的房子，倪健只给自己留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卧室，其余的都用作存放报刊，并命名为“倪健报刊收藏馆”，又取雅名“藏报苑”。
有了展示的空间，倪健乐此不疲地给重要报纸制作了相框，挂上墙壁。他将收藏馆的底楼命名为家纺展厅，展示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家纺类报纸。二楼展示社会各界人士参观收藏馆时留下的题词，还将这里作为国际展厅，展出收藏的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报纸。三楼则为历史展厅，收藏了发行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谓大清第一报《政治官报》，民国25年（1936）头版刊登了纪念孙中山诞辰的《救亡情报》号外，被称为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申报》，中国报界寿命最长报纸之一《大公报》，毛泽东题写的3种不同报头字体的《新华日报》……倪健说，三楼收藏了从清朝延伸到现代的报纸，可以体现出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在2015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倪健拿出他收藏的一份民国35年（1946）4月27日的《新华日报》，报纸第四版“新华副刊”上，刊登了一组以南通血案为主题的文章，控诉反动当局在南通犯下的罪行。还有一份日本《朝日新闻》报的号外和一份日本《每日新闻》报的号外，两份号外均不同程度记录了战争，成为日本侵华的铁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份由家庭创办的报纸《家》报问世。该报大小如手掌，受到全国关注，被录入当年的中国新闻年鉴。倪健参加外地组织的集报活动时，在主办方举行的报纸拍卖会上，以自己两个月的工资拍得该报创刊号。上海、北京、浙江等图书馆均有收藏。
上海报业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一直与倪健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16年11月17日，《新民晚报·社区版》社长、主编周忱带队到倪健报刊收藏馆参观，并赠送了上海各个社区出版的报纸和合订本，丰富了倪健报刊收藏馆的收藏。
2017年6月，上海大学、上海市收藏协会、上海市报纸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集报成果展在上海大学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展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报成果展。倪健也受邀出席这次活动。
赵宪初的题字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赵宪初与倪健父亲倪冲还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1954年9月至1961年7月，倪冲在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学习，当时赵宪初是该校的副校长，教授倪冲数学。倪冲高中毕业后，留在校务办公室工作。这样，倪冲和赵宪初便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后来，倪冲离开了南洋模范中学，与赵宪初慢慢失去了联系。
20世纪70年代末，倪冲又与赵宪初取得了联系，专门去上海拜访了赵宪初，一起共叙师生情。之后，倪冲和赵宪初书信不断。倪冲把倪健集报的相关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随信夹寄给赵宪初，并向他汇报筹办报展的事宜。未曾想到，赵宪初在回信时，竟夹寄了用毛笔为集报展题写的字“倪健集报展赵宪初”。倪健将与赵宪初的这段往事发表后，被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作为珍贵资料加以收藏。学校还向倪健赠送了《南洋模范报》。
2010年春暖花开之际，倪健专程到浙江省嘉善县西塘古镇——赵宪初故居，寻访名师的足迹。2011年11月17日，倪冲病逝。在整理遗物时，倪健意外发现赵宪初还为倪冲题写了“倪氏旧事室赵宪初”的一个条屏。
每当倪健看到赵宪初与父亲的往来书信以及为他集报展的题字时，就更加坚定了集报在个人，服务于社会、奉献于大众的信心。
在倪健执着细致的经营下，倪健报刊收藏馆已成为三星级中国集报之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家纺报刊收藏展示基地。每年都有不少学生、社会各界人士慕名去参观。
（作者单位：南通市楹联学会）.
忆王明吉创办南通晶体管厂经过
王龙飞
曾经在南通乃至全国有名的南通晶体管厂，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衍生出如今的南通华达微电子公司和南通富士通公司。在父亲王明吉百年诞辰之际，提笔陈述当年创办晶体管厂初期的艰辛岁月。
（一）
1965年1月，父亲在南京参加工作会议，正好我也在南京光学仪器厂为单位接收教学仪器转产工作。一个休息日，我与他一起登上雨花台，缅怀了革命烈士后，坐在凳上休息、闲谈并远眺美景。当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是《争取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保证》，父亲与我一边议论这篇社论，一边考虑我们能做点什么。他问我：“南京中山东路新街口一家电讯商店，每天门未开，门口就有许多青年、学生排队，是在争购什么吗？”我说：“他们是在买处理品锗晶体管,然后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他又问“哪家产的？”我说：“南京灯泡电子管厂。”就是这一次的聊天，启发了父亲创办晶体管厂的念头。
在会议结束后返通之前，父亲去参观了南京灯泡电子管厂。该厂的保密措施很严，但因请会议会务处出了介绍信，厂里还是热情接待了他，并破例让他去车间参观。此次参观给了父亲很大的启蒙和启发。
一回南通，父亲即刻向市长陈世魁汇报了参观南京灯泡电子管厂的情况及自己的想法，陈世魁表示支持。后父亲被抽调专门启动此项目,并担任市仪器仪表办公室副主任。多年后，厂里老人王坚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陈市长刚被“戴高帽”游完街，10多分钟后就跑到晶体管试制场地，送来一张签署的借条,正遇当时在门口的我，便让我去对面手工联社借办厂启动资金。
父亲又向市仪器仪表办公室通报了要办晶体管厂的事，全体同志都积极支持。当年，南通无线电厂（筹）试制野外土壤测试仪，在市场上买不到三极晶体管，只好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将机内的三极管拆下供试制样机。这更加坚定了大家支持办厂决心。
1966年初，父亲带领我和赵定发、谢昌俊等有关人员到上海无线电七厂参观考察。上海无线电七厂是从上海灯泡厂分出来的，是当时国内生产收音机配套晶体管大型企业。
一天中午，我们坐在上海无线电七厂的操场上休息，正巧遇到该厂厂长乐雨，得知我们是南通老乡，十分高兴，便邀请我们去厂会议室商谈，还让劳资科科长蒋仲庚洽谈培训事宜。当时，全国各地的有关厂家蜂拥似的要到上海无线电七厂培训学习，时间表已安排到第二年年底了。乐厂长作为南通如皋人，非常愿意为家乡出点力，同意我们派30多人去进行为期近三个月的培训，还要蒋科长想办法尽快安排。
（二）
南通解放后，父亲进入公安系统工作,后又成为报社新闻记者，因此认识的人比较多，办厂之事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支持。
在市劳动局全力支持下，父亲从有关单位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青年，还亲自走访了市棉检所一些待转青年家庭,为择选做到心里有底。他走访的花名册和走访谈话记录，都写在日记本中。被录用的人员先后到南巷子南通电镀厂、无线电厂（两块牌子一个厂）报到。父亲让我辅导已经报到的人员半导体基本知识,等待参加赴沪培训学习。又从老厂中挑选了一批仪表、模具、工夹具机械等有优秀技术的工人师傅加入。从南通广播电台借来团国才工程师，向市卫生学校、医学院抽借物理等专业的老师，如钱大钟夫妇、田应平等。他们都为创办晶体管厂做出卓越贡献。
1966年3月底，我和团支部书记李锦渠带领30多人背着行李，从南巷子厂部整队步行至南通港登船赴沪培训，兴奋地奔赴上海神秘“战场”。
到了上海，在进入车间生产线实践前，上海无线电七厂蒋科长给大家上了安全生产、劳动纪律课，并介绍了厂的发展历史。在生产线上班的前一天晚上，大家穿上新佩发的雪白的衣、帽、鞋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节省开支，我们先住在上海北火车站旁的一家小旅馆二楼的大统仓，全地铺。从这里去上海无线电七厂还要穿插两站多的里弄小路。下班后，因没有桌子，大家就趴在地铺上，认真整理学习笔记并相互交流讨论。培训后期，通过关系，趁学生放暑假之际，借住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宿舍，虽节省一笔开支，但上班比原来还要远些。因有早、中班，故要起早和带夜，十分辛苦，但大家毫无怨言。这些人后成为建厂和发展技术骨干。
我作为技术带队，还兼顾有关器材采购和南通晶体管厂试制技术问题，不仅要巡回各车间生产线，边学习、边了解培训人员的学习情况，还要与车间老师傅和技术员搞好关系。因市面上买不到氢气表头，二车间副主任李士明借给我们一个，让我连夜乘船送回南通试制急用。
在上海无线电七厂培训期间，技术人员张自生去农药厂学习去离子水的制备工艺，派田应平老师赴锦州学习单晶硅生产工艺。
高纯氢气是生产晶体管必用关键气体，南通本地无厂家生产，需从上海用危险品专运船舶运达，周期长，成本高。父亲在某刊物上发现杭州浙江大学有“液氨分解制氢工艺”，如获至宝。6月，他带领秦宏成、赵定发、团国才、陆文静、李树定等人，冒着酷暑，赴浙江大学参观，收获颇丰。晶体管生产制约瓶颈迎刃而解。
6月17日,父亲由杭到沪。19日，带领在上海培训的所有人员，从同济大学浩浩荡荡步行到外滩十六铺码头，乘船回南通。23日上午,市长陈世魁专门约父亲深谈。父亲向陈市长汇报了这次培训和参观学习情况。27日下午，父亲奉命调回市广播电台，参加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告别了他曾注入全部心血的、刚起步的南通晶体管厂。
（三）
1958年，父亲和张自强作为代表参加了在中南海政协礼堂举办的全国电影工作者会议，会上观看了南通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搞钢铁》，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号召全国影视界要向南通电影制片厂学习，做好宣传工作。此情此景，父亲终身未忘,时时以此鞭策自己，并成为他克服艰难的决心和动力。
在解决晶体管厂场地时，父亲找房产公司熟人刘经理帮忙解决办厂的临时场地。刘经理非常支持试制晶体管，立即将正在分配的人民路15号大楼（现润友大厦）居住房停止分配，无偿借了该楼的底楼和三楼的两个单元给他。纺工局想方设法抽出2万元借给他作为启动资金。
在上海的培训人员，白天跟班，晚上卧地铺做笔记。留在南通的技术人员，夜以继日，边筹建，边试制。干群老少同战场，年迈的父亲佩戴着老花眼镜,再手持放大镜,与年轻同志一起没日没夜地钻研试制。他患有很严重的胃病,发作时疼得直打滚，口袋里常塞着一块缸爿（南通的一种类似烧饼的面饼）,病发时就咬一口,可缓解疼痛。最终，试制成功了！还组装了收音机向市长陈世魁报喜。
1968年8月16日，我正在大庆路新厂区主持在南通市召开的上海和江苏省半导体情报会议时，得知被隔离审查的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感到天旋地转，陷入悲痛之中。
后来，我翻阅了父亲生前的日记、笔记和书信，深受触动。一个初小还未读完的人,参加革命后,坚持边工作,边上机关补习学校,刻苦钻研，带领同志先后创建了两家企业——南通电影制片厂和南通晶体管厂。还成为省、市劳模，省、市摄影界理事，著名学者。
为创建南通晶体管厂，父亲曾先后考察了上海无线电五厂、无锡742厂、石家庄国防科委十三所、北京774厂及省内同行兄弟厂。父亲老花镜配放大镜的形象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石家庄国防科委十三所的高级工程师、南通人周春林回乡探亲，参观晶体管厂时还提到：十三所人人敬佩南通这位老人的钻研学习精神。
（作者单位：南通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
七十二周年
黄波
风雨迷漫锁通城，
和平民主敢斗争。
坚决等待①殊轻死，
长江拍浪卷怒声②。
七十二载还旧梦，
两个百年攀高峰。
神州步入新时代，
告慰英烈再长征。
注：①1946年3月18日上午，千余人组成的请愿团体在南通大码头，迎接旨在监督国共双方停战的“三人调处小组”的到来，国民党官方却企图延迟小组到南通的时间。队伍一直等待不愿离去。请愿队伍唱起了临时创作的歌曲《坚决等待》：“凄风苦雨，我们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自由；等待着幸福。不怕风吹雨打，不怕肚子饿！坚决等待，等待不到不回家！”
②1946年3月23日至4月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残忍杀害8位进步青年，或溺死，或杀害后抛尸长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通惨案”。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玉米育种家
谢孝颐
许德忠
谢孝颐，1938年出生，海安人，是中国著名的玉米遗传育种专家。他毕生致力于玉米杂种优势研究，特别是在中国糯质玉米的种质创新和遗传改良以及杂种优势模式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和独到见解，并在实践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荣获江苏省优秀知识分子称号。同年，被南通市政府评为科技功臣。1997年，被江苏省农科院评为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江苏农学院上大学期间，谢孝颐攻读植物遗传育种专业，受到中国著名玉米遗传育种专家、生物统计学家范福仁和著名农学家、遗传学家蒋涤旧的影响，对杂交玉米神奇的杂交优势倍感兴趣。从此，他刻苦学习专业理论，努力积累基础知识，这为他后来从事玉米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模式研究奠定基础。
因谢孝颐在大学里被打成了右派，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鲁中南山区莒南农业实验站，边改造边工作，开始了玉米育种生涯。他不畏艰辛，奔走在山村，考察玉米生产，收集了150多份地方玉米品种资源，为开展品种间杂交育种准备了大量的种质原始材料。他从这些材料中筛选出45份特优品种，配制成33个杂交组合，安排在山区各地试种。他来往奔波于各试点间，认真观察，研究分析。一次去大山公社观察试种情况，他骑着自行车滑下山崖，顿时成了血人，不省人事，幸亏被当地老乡及时发现，第一时间送至附近区卫生所抢救才脱离危险。
在试种工作中，他还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田间试种有序进行。山区老百姓的善良温暖了谢孝颐的心，让他更加坚定了要为中国农民献身的信念，也为他从事自交系间杂交育种奠定扎实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谢孝颐回到江苏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在教授范福仁主持的国家项目玉米自交系间杂交育种课题组从事田间试验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迅速熟悉并掌握了玉米自交系育种的基本功。
“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孝颐作为一个正在接受改造的人，在东台农业试验站、苏北盐碱土改良试验站等单位之间频繁调动。每一次调动，他都服从组织安排，不管到哪里，仍坚持他所喜欢的育种事业。
80年代初，南通地区农科所（后为江苏省沿江地区农科所）希望谢孝颐回家乡工作，他欣然应允。从此，迎来了他的人生转折，可以自主地做研究工作了。他收集到中外数百篇玉米遗传育种经典论文，惜时如金、夜以继日地勤奋研读，将所理解的知识转成田间实践。
为加速育种进程，1991年冬，谢孝颐带领着几名研究员到海南繁育种基地考察，结果发生了意外，摔断股骨，继而引发股骨头坏死，给他田间工作带来极度不便。然而，他不顾自身残疾，拄着双拐，坚持亲自到田间做套袋和授粉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奋斗在他最心爱的科学园地。直到2003年才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蓄之既久，其发也速。谢孝颐在沿江地区农科所拼搏了近30年，带领团队奔波于数十个试验区间，寻找特优品系。谢孝颐在普通玉米育种、糯玉米育种和玉米育种基础研究三个领域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普通玉米育种领域，当时育种界普遍偏向于选育高秆大穗型品种，但是谢孝颐看到它的弊病：产量高而不稳，抗倒性差，不耐荫蔽，不适宜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复种指数高的南通地区种植。于是，他从高产植株群体形态和生理基础出发，考虑选育既适宜间夹种，又适宜单作密植的中早熟高产型品种，即中高强秆。这类植株中上部叶片挺而不披，果穗中大均匀，耐荫蔽。按此目标，他整天在玉米“丛林”里漫游，寻找奇迹，终于选出8～10个性状突出的优良自交系，组成育种群体。这些丰厚种质资源为培育新系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他筛选出414、75、249等10多个早熟耐密植的骨干系，并用这些骨干系成功组配了一批国家审定新品种。其中，植株性状优秀、配合力极高的自交系414，被用作母本或父本，与其他系组配育成了20多个苏玉系列新品种，还被育种界广泛用作亲本系和选系的基础种质，成了国内一致公认的高配合力骨干系之一。尤其是用其组配育成的苏玉9号新品种，成功地解决了高产与早熟、紧凑株型与单株生产力低和高产而不耐瘠的矛盾。苏玉9号迅速成为南通乃至全省的当家品种，并在全国许多省市得到推广应用，深受各地农民朋友的青睐和赞赏。它荣获2000年南通市政府科技进步特等奖，2001年江苏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九五”攻关二等后经济补助。
在糯质玉米育种领域，谢孝颐并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完全抛开了国内外回交转育的传统方法，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糯质玉米传统品种资源，大胆开展品质育种。他认为，先选育原创性一环自交系，再采用二环系的方法选系，才是中国选育糯质玉米新品种的根本出路和途径。由于糯质玉米地方品种抗病性差，倒伏严重，产量低，因此从地方品种群体中直接分离高配合力自交系极为困难，成功概率很小，这是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谢孝颐却提出他的独到见解，利用一个或复合品种群体作为基础种质进行群体改良，通过反复循环的目标性状强选和配合力选择，从中分离出农艺性状优良和配合力高的改良群体，从而提高选择优良自交系的成功概率。经过10年田间苦战，他终于从分离小群体中选育出抗病抗倒、上部叶片坚挺直立、株型紧凑、配合力高的国内第一个原创性“通系5”一环系，用其作母本与改良“衡白522”杂交，成功育出国内第一个经国家审定的“苏玉（糯）1号”新品种。之后，他还利用其祖系或其衍生系先后育成20多个系列品种。“通系5”一环系被国内育种者广泛利用，成为中国糯质玉米育种核心种质。而“苏玉（糯）1号”则成为国内糯质玉米推广时间最长、推广面积最大、被大家广泛喜爱的品种。“苏玉（糯）1号”荣获1996年南通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玉米育种基础研究领域，谢孝颐颇有创新。一是创立群体遗传学新概念和利用分离小群体选系的方法体系。分离小群体是在遗传歧异性高的育种群体中，通过目标性状和配合力的反复选择，从中分离出高配合力的选系基本群体，这种具有连续性产量改良效应的分离小群体育种方法，由于实现了农艺性状和配合力同步改良，所以被学术界视为传统轮回选育方法的拓展和补充。二是创建首个糯质玉米单交种杂种优势模式T5×H2。T5是以启东、海门和崇明地方品种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的种质，而H2是以河北衡水的地方品种为代表的华北地区种质。从两者中分别选育出原创系“通系5”和改良系“衡白522”。“通系5”×改良“衡白522”成为T5×H2杂种优势模式典型组合。这种优势模式已成为中国糯质玉米育种的主要模式。三是创建温带与热带种质间杂种优势模式T5×T2。谢孝颐曾从泰国获得了一个糯质玉米地方品种样本，将其连续做了两轮早抽丝植株的混合选择。这种以早熟为目标而选择的后代，就更能适应温带的生态条件，并形成一个改良的品种群体T2。双列杂交分析表明，T2改良群体是个高配合力群体，用这个热带改良群体与T5杂交，表现出很强的群体间杂种优势，可直接应用于杂种优势育种。学术界一致认为，T5×H2和T5×T2两个杂种优势模式的发现和创建，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理论体系。谢孝颐“糯质玉米的种质创新和应用”荣获2011年南通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2012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退休后的谢孝颐仍继续带领他的团队，对30年种质创新研究进行总结，在晚年还获得过有分量的科技大奖。谢孝颐的名字和业绩被分别载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两种权威典籍。他带领的团队成员在他的指导和教诲下，业务水平大有长进，成果不菲，陆续被评为研究员或副研究员。
（作者单位：南通市农委）.
投身革命献忠诚
吸引敌人救众生
——纪念钱亦青烈士
何苏平
革命烈士钱亦青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至今已牺牲71年。他的头颅仍未找到。2018年是钱亦青诞辰100周年，他出生的具体时间无人知晓，只知道1918年出生于泰县所辖的钱庄乡（今隶属海安县），家境清寒，家里兄弟3人，他排行老三，原名钱贵新。其父亲钱玉斋，设私塾馆。钱亦青幼年读过几年私塾，成年后接替父业做过私塾先生。1926～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如泰地区农民运动，在钱亦青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他懂得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广大穷苦人民才能翻身解放的道理。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钱亦青目睹祖国山河沦入敌手，毅然在四王垛参加了闾鸿祥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即泰州文化工作团雅周分团的前身，团结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宣传抗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为革命孕育了一批干部。1939年冬，钱亦青经闾鸿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雅周区钱庄乡建立了党支部，钱亦青任支部书记、乡农抗会会长。新四军东进时，他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工作。黄桥决战后，他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并带领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包抄顽军，追击残敌，收缴武器，打扫战场，对打垮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做出了贡献。泰县民主政权建立后，钱亦青在地方做群众工作，在钱家庄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春荒斗争，积极做好党建工作。
1941年夏，在保卫夏收的王垛战斗中，钱亦青和姜一鸣、闾鸿祥等带领基干民兵和群众配合泰县直属中队伏击，围歼下乡“扫荡”的日伪军，解救了300多名被捕的群众和被敌人掳去的大批牲畜。
1942年，钱亦青调任中共泰县海南区委书记。他大胆整顿区游击连，清除了混入革命队伍内的汉奸。1943年发展壮大了地方武装，成立了“海六连”。同时，发展民兵基干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破公路，割电线，埋地雷，坚持敌后游击斗争。他带领民兵斗垮了以恶霸地主何叔斋为头目的，号称“一龙、五虎、十八猴”的封建势力。组织群众在钟庄、乔港、南田、南屏、南阳、新民等乡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和抗日宣传，并争取两面派的乡长、保长为抗日民主政府服务，为坚持敌后游击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钱亦青在海南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内，深入基层，平易近人，虚心好学，不骄不矜，乐于帮助同志。不仅熟悉了海南区的地形地貌，而且摸透了群众的心理，与群众成为知心朋友，深得群众的爱戴。有一次，钱亦青去乡里走访，晚上遇到大雨，浑身被淋湿，他到一户老夫妇家投宿，主人连忙打来热水给他洗脚，还让出自己的床铺给他睡，嘘寒问暖，亲如家人。他的音容笑貌牢记在海南区群众脑海里，甚至连他走路和咳嗽的声音都很熟悉。钱亦青很有号召力，他布置的工作，大家都积极配合；他讲的话，人人都愿接受；连小夫妻吵架，也常常来找他调解。
在紧张艰苦的斗争岁月里，钱亦青从来没有放松过政治理论的学习。他说：“马列主义和党的文件是我们革命斗争的指南和取得胜利的法宝。”他总是跟大家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作为帮助大家、教育大家共同进步的一种方法，并嘱咐大家从实际工作中去体会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他常说：“政治理论水平越高，工作效率也越高。”
钱亦青积极发展党组织，十分注重培养积极分子。他认为：斗争越激烈，就越要加强党的领导，而培养土生土长的干部会给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更大的便利。他积极培养和考验有觉悟的贫雇中农，介绍他们入党，选出优秀分子担任乡长、农会主任、民兵干部和妇女干部。戴成裕、马瑞琴、何沁梅、王骏等人都是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
1944年冬，钱亦青任泰县县委委员、民运部部长兼姜南区委书记。一上任，钱亦青便首先抓武装斗争，整顿区武装组织，发展党组织，选拔干部。一次，区民运干事江学贤到姜堰据点侦察情况，不幸牺牲。当晚，钱亦青带领武装人员到江学贤牺牲的地点抓了几个保长，查明了原因。当他发现区队付陈崇坤生活腐化、搞反动小团体，还勾结姜堰敌人时，在报请上级审查批准后，将陈崇坤在梁徐庄枪决。
1945年春，钱亦青带领区队、基干队4个班，长途奔袭河北军铺税警团的1个班和伪乡公所。他亲自和公安助理宋春霞等人到敌伪眼皮底下的姜堰西桥活捉了日本特务曹矮子。7月，为迎接抗日大反攻，他积极做好干部配备工作，建立了江村、林黄两个粮站，同时发动群众磨炒面做军粮，做好支前准备。8月，成立了400多人的姜南区反攻营，各连配备了连长、指导员，钱亦青兼任营长、教导员。在伪军撤逃时，他带领反攻营战士拦截“尾子”，缴获土造七九式步枪子弹和六○炮弹千余发。9月初，姜堰伪军撤逃泰州时，钱亦青积极参加接管姜堰镇的工作，任中共泰县县委社会部部长兼县公安局局长。
1946年夏，解放战争爆发，苏中新四军在粟裕的率领下，在敌强我弱、以一敌四的劣势下，与国民军反动派展开了一场谋略赛并七战七捷。随着两淮告急，粟裕率主力北上后，对敌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为了加强敌占区的领导，钱亦青以泰县公安局局长的身份要求回到最艰险的海南区坚持原地斗争，带领武工队员们在边区打游击。
1946年11月，钱亦青任城海中心区委书记。敌人在城海地区筑下据点，经常进行梳篦式的“围剿”“扫荡”。一次，敌人下乡“扫荡”，得到消息的钱亦青跳到河里隐藏起来；敌人走后，他又带领武工队员与敌人展开游击战。敌人贴出悬赏布告，扬言：谁要能捉住钱亦青，便赏他千担大米。面对如此恶劣的斗争环境，他丝毫没有动摇和怯懦。他鼓励大家说：“不敢面对面地斗争，就是动摇！我们需要隐蔽，但不能因隐蔽而放弃斗争，更丧失气节。敌人越猖狂，我们就越要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才能粉碎敌人的阴谋。”
1946年初冬，国民党反动派又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一分区司令部的电台与苏中军区司令部失去联系。在这关系到南线几百万军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解决与苏中军区电台的联系问题，正患着疟疾的钱亦青不顾疾病折磨，主动提出亲自去台北（今大丰市）联系。他化了装，冒着生命危险，机警地越过敌人控制的如（皋）海（安）、海（安）栟（茶）两条封锁线到达军区，解决了电台联系问题。完成了任务后，他又迅速返回到海南坚持斗争。
1947年1月，城海地区不少基层党组织遭到破坏，部分干部变节，反动地主、富农进行收租复辟。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钱亦青沉着地作了新的斗争部署。就在钱亦青牺牲的前一天，他还在龙登桥河东一户人家召开区委会议直至凌晨3时，会上讨论决定了四项紧急任务：一是做好发展地下党的工作，建立新的秘密联络地点；二是抓紧发展武装力量；三是撤销动摇分子单子成的区委委员职务（单以后叛变）；四是撤走部分同志，由戴成裕公开坚持斗争。会议快要结束时，钱亦青说：“我们是坐守待毙还是起来斗争?斗争才能生存……现在形势十分紧张，我们时刻都有牺牲的危险。希望大家做好思想准备，万一发生意外，要有应急措施。”
会后，他约马瑞琴到祖师庙去研究东北战区的工作。钱亦青带着通讯员王金余，先到祖师庙东南的虾儿湾了解情况，然后到祖师庙等候马瑞琴。就在1月17日上午，从东边柴湾、南边袁家桥、西南边花园桥冲出来3股敌人，绕过虾儿湾，包围了戴庄南小桥。
钱亦青得到情报后，心急如焚，担心那边10多名乡游击队员的安危。为了解救这些游击队员，钱亦青迅即带着通讯员绕道到陈家庄的路上，找了一个隐蔽点，用二膛短枪向3股敌军的交叉点连续射击，以转移敌人视线。敌人听到枪声后，集中火力向钱亦青这边扑来。10多名乡游击队员安全脱险了，可钱亦青却在与敌人周旋中大腿中枪。通讯员要把他背走，他对通讯员说：“你快走，不要管我，你一定要突围出去!”说着，把自己的短枪交给通讯员，令他立即突围，并嘱咐通讯员突围后把枪交给政委戴成裕。
通讯员在钱亦青的命令下，趁敌人搜索的空档突出了重围。通讯员没走多远，就听到钱亦青临危不惧地高喊声：“打倒反动派!你们的日子不长了!共产党万岁……”钱亦青忠贞不屈，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9岁。
凶残的敌人割下了钱亦青的头颅，并带到如皋县柴湾镇，在白果树上挂了3天，以示警告。但海南区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了眼泪，安葬了钱亦青的遗体，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了钱亦青的遗愿，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新胜利。
区委书记钱亦青，投身革命献忠诚；
围歼日伪抗清剿，吸引敌人救众生。
（作者单位：海安县烈士陵园管理处）.
张謇勤俭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蒋春升
张謇在兴办实业、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倡导勤俭的思想、精神、品德，更有着身体力行的实践和传承。研究张謇勤俭思想，对加强南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謇勤俭思想的突出特点
张謇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总结，在总结中积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勤俭思想。
强调勤俭是一种美德。张謇说：“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多求于人则人必不愿，则信用失而己亦病。是奢之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他把勤俭定为所办学校的校训，如盲哑学校为“勤俭”，农校为“勤苦俭朴”，商校为“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
强调勤与俭的统一。张謇将节俭省用财富和勤劳创造财富视为一种美德的两个侧面，同加称颂和倡导。他认为：“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成功之不二法门。”“俭可以凝贫苦之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勤俭是做人的本色，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在生产中，他嘱咐身边的人，寸纸尺线都不要丢掉，要好生节约。并告诫大家：“坚苦奋励，则虽败可成；侈怠任私，则虽成可败。”张謇曾写了一篇《变法平议》，要求政府实行议会制，提出分职省定官俸，减少国库开支；通过办工厂，垦荒地，以达富国强民的愿望，要求“国民咸须出力以奉公”，连僧道也不得“不农不工不商”而惰游。
强调道德以护勤俭。张謇认为“道德者良心而已。良心之生廉耻，有廉耻故有为有不为。能有为有不为，故有常。有常，故信。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张謇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有时，我觉得情感和价值的取向能超越金钱。他还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政治与学问，应该让普通老百姓至少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昔人谓朱子之学，得之艰苦。其实古今学者之所以能成其学，何一非从艰苦中来”。不耐苦，不坚毅，便不能修得正果。
强调勤俭以养德。张謇说：“诸生既投身行教育，苟不自俭，何能教人？”“孔子中国古时大教育家也，其美德曰温良恭俭让；孟子言古之仁君曰恭俭”。可见张謇对儒家所提倡的美德是何等的赞赏。有意识之民，就是“明公理、修公德之人”“有礼法、不苟简之人”“能成一业之人”，只有持之以恒，“必有积累，乃有人格”。张謇认为，做官不为地方兴利除弊，造福人民，那不是和历代贪官污吏一样吗？为了国计民生，虽说吃一点苦，心里也是痛快的啊！
张謇勤俭思想的主要表现
崇尚“勤勉节俭”。张謇认为，“俭”是一种美德，“俭”是实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他目睹了一些实业家因不注意节俭、生活奢侈而“倏而即败”的现实，从而指出：“所谓实业家，驷马高车，酒食游戏征逐，所业亏倒。”“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一次，张謇应日本博览会的邀请前去考察，为了节约，购买了三等舱客票。张謇中晚年虽事业有成，但生活极为俭朴。他50岁之后自号啬庵，即是警诫自己，倡廉倡俭。晚年更自称啬翁，表明了他对节俭这一生活方式选择的自信自得。
倡导“勤俭以养德”。张謇认为，人只有在学习中，才能得到知识，获得才能。他一再强调，不学习则“昏庸者乐于因循”。张謇有句警言：宽以待人，即修身之实践也。生活在清末那样一个混乱的时局中，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毕露，而张謇却能做到洁身自好。他强烈谴责那些趋炎附势的行为，认为这都是“社会之恶习”。他说，做人就是要“求当为人所敬爱，毋至为人所畏忌，勉循职分，保全信用，行之以谨，持之以恒，自得社会之欢迎”。张謇用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行为，告诫自己修身正己。
重视“道德教化”。清末民初，读书做官，鄙视劳动的思想在学生身上影响很深，许多人眼高手低，怕苦畏难。张謇多次提出要明白“成大事业必从艰苦得来”的道理，树立不怕辛苦，热爱劳动的思想。张謇十分重视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坚苦自主”“勤苦俭朴”创业精神的人才。“要注重学生的道德、思想，这是首要问题，也是学生的立身之本。”张謇特别注重“知耻明志”的教育，让学生了解国耻，激发爱国的热情。他认为“耻人所不可不知，人而无耻，尚不可以为人，矧在一国之大者乎？第中国何为而有国耻？应亦反省”。
张謇勤俭思想的现实价值
要树立勤俭理念。张謇崇尚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和“不二法门”。张謇认为“俭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相反，奢侈危害极大，它既妨人而亦妨己”。张謇的这些思想说明，“崇节俭”是立家之本。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勤俭持家”“艰苦奋斗”“清贫朴素”等，与张謇的勤俭思想相一致，可谓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每一位为官从政者要树立节俭理念，就是要把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反对纵欲享乐的人生态度。古往今来，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是崇尚节俭、艰苦奋斗，还是奢侈挥霍、铺张浪费，直接关系着其事业的成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忘本，可以奢侈挥霍、恣意浪费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既定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谁都没有理由去挥霍这来之不易的财富。即使物质生活达到了较高水平，我们也应该注重勤勉节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注意从点滴积累财富，就无法维持国家昌盛。领导干部只有甘于过俭朴的生活，才能与民同甘共苦，才会在清苦中奋发进取，做到为官一任、振兴一方。
要带头力行节俭。张謇兴办实业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自己以身作则、力行节俭、做好样子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张謇作为企业领导人在为筹建纱厂到处奔波的5年间，有时因旅费不够，宁可上街卖字维持，也不肯动用厂款；“生计赖书院月俸百金”，未支厂一钱。张謇的榜样作用，带动全厂上下节俭办事。张謇节俭的事例告诉我们：为官从政者是社会的一杆标尺，一面镜子，他们爱好什么，追求什么，对社会具有极大的暗示、引导和示范作用。因此，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树立节俭之风，关键是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贯彻勤俭节约原则，精打细算，严格把关，真正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刀刃上。在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才能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要重视道德修养。张謇把勤俭看成是“修身”的一种思想境界，德行的一种表现，自觉做到勤俭以养德。我党总结历史经验，把艰苦奋斗作为我党的政治本色，融入到党的宗旨、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之中。在实践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渡过道道险关，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和成就。因此，我们要把艰苦奋斗作为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工作和生活中，包括在一些小事细节上，都能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腿，坚决抵御各种落后思想和腐朽文化的侵蚀，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要坚持勤奋劳动。张謇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开创了佳绩伟业。一生创办了众多的企事业。他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可以说，张謇是一位勤俭兴业的楷模。勤奋出财富，勤奋出成果，勤奋出奇迹，勤奋出威望。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来之于勤奋，每一个人要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主要靠顽强勤奋。然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潜伏着与顽强勤奋相反的好高骛远、偷懒怕累、不劳而获的三大恶习。这些恶习一旦发作，就会变得面目狰狞，与勤奋思想相违背。所以，只有勤奋工作，廉洁从业，改掉这些恶习，才能去实践好我党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要求，才能干出一流的工作业绩。
（作者单位：南通市粮食局）.
啬公挚友——孙赞清
孙海雄
笔者的先曾祖父孙伯龙有一个同族堂兄叫孙赞清，此公少时与张謇、范当世、周家禄、陈国璋等南通本地才俊为文友，常在一起说文论道，诗酒酬酢。《张謇日记》中有近30处提到他足见绝非泛泛之交。
孙赞清，字襄治，号穆如，南通州人，祖上世居东门湾子头，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享年五十有一。自明朝万历年初，我崇川孙氏祖孙彦宝（号维善，附贡生）从高邮迁居南通算起，到孙赞清这一辈，已有十六世。有清一代，崇川孙氏一门有五代6人中进士，3人被列为乡贤，这在南通州是绝无仅有的，在整个清代也是极为罕见的。清人朱彭寿所著《旧典备征·卷四·科名佳话》中载：“累代甲科：单一家人成进士逾三世以外而世系直接者：江苏通州孙闳达（康熙甲辰）、闳达玄孙兆鳌（嘉庆辛未）、兆鳌子廷元（道光甲辰）、廷元子铭恩（道光乙未）。”可能是因为著书人写作的时间所限，漏载了孙铭恩之子孙登灜（咸丰二年壬子恩科殿试二甲第九十七名进士，《张謇日记》中称“痴丈”）和孙兆鳌曾孙、孙铭恩侄儿孙赞清。同乡周有恂撰联专赞孙氏祖德，其联曰：“五代六人成进士，一门三世列乡贤。”而张謇则在《科第记》中赞叹孙氏为“吾通科第第一家”。
孙赞清8岁丧父，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祖父孙廷光虽怜爱孙子，但在教导其学业和处世为人方面却从严要求。孙赞清不辜负祖父厚望，自幼寝馈诗书，用心举业，文采粲然，与张謇、范当世、周家禄等本邑才俊为友，时相过从，以文会友。周家禄早年有诗《张育才招同陈国璋、孙赞清、束纶会饮城南水亭》：
建安才子赋新诗，淮海文章仗主持。
画舫水波生酒气，少年衣褶对花枝。
清风倚槛山容醒，斜日登城鸟意迟。
莫上城楼还极目，郊南芳草系人思。
从诗名看，此诗当是张育才（张謇）请周家禄、陈国璋、孙赞清、束纶等文友会饮于城南水亭，作者乘着酒兴，有感而作。显然，此时的张育才已与孙赞清、周家禄、陈国璋、束纶等是彼此相知的文友了。
孙赞清的科举之路，要比张謇、范当世、周家禄及先曾祖父孙伯龙他们顺畅得多。清光绪元年（1875），孙赞清中乡试举人，时年25岁；光绪三年（1877）殿试三甲第29名进士，与王仁堪、樊增祥等为同年，时年27岁。清《光绪朝实录》载：“引见新科进士。得旨……孙赞清、晏安澜……姜应齐俱著分部学习。”光绪皇帝将新科进士安排到六部任额外主事，学习办事。孙赞清被安排到户部，3年的实习历练期满，经户部堂官（即户部尚书、侍郎等）考察引见，授户部福建司主事，加员外郎衔。
孙赞清在京为官若干年后，辞官回到家乡。他恪遵祖训，持躬以正，敦亲睦族，乐善好施，有乃祖遗风，“人咸称其乃祖诒谋云”。
孙赞清于清光绪某年被延聘为东渐书院（今海门四甲中学前身）山长。在任期间，他呕心沥血，尽心尽职，把书院办得有声有色，享誉一方。由于操劳过度，孙赞清于光绪二十七年去世。闻知噩耗，张謇撰写挽联曰：
论交三十年，尊闻行知，不害占睽有同异；
感时百六运，道丧文敝，更堪哀逝到亲知。
张謇与孙赞清相识交往30年，一起闻道受业，此后虽然人生的轨迹与从事的事业各有不同，但并不妨碍彼此的深情厚谊。如今列强横行，国家多难，人民有倒悬之苦，礼崩乐坏，斯文不再，今又痛失良友，令人何堪。此联表达了张謇与孙赞清真挚情感以及痛失老友的悲痛之情。
孙赞清病逝后，通州知府汪树堂致电当时在北京任候选光禄寺署正的好友范伯子，聘请他继任东渐书院山长。范伯子对孙赞清这位发小兼文友的辞世深感悲恸，撰挽联曰：
严事吾亲三十年，
丱角论交，
敬任袁丝呼作弟；
才去家乡一千里，
皋比遽撤，
愧从张载继为师。
范伯子说孙赞清拜其父荫堂公（范如松）为师30年，与自己是丱角之交，将孙赞清与性情豪爽、敢于直谏的袁盎作比，说他待己如兄弟，情深数十年。远在千里之外的自己，惊悉老友驾鹤西游，自己愧为其继任者，并将孙赞清比成关学创始人横渠先生。该联上叙情谊，下谈功业，并以袁丝、张载作比，从孙赞清的性格与教绩可得知。
孙赞清在东渐书院山长任上尽心竭力，点拨后学，积劳成疾，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人世，遂自撰挽联。其联曰：
如临渊，如履冰，
谨持数十年，幸免而今而后；
无挂碍，无恐怖，
旷览三千界，方知即色即空。
孙赞清说自己一生如临渊履冰，持躬惟谨，回首往事，无疚于心。无愧于天地君亲师，故能心安理得；放眼大千世界，才悟得色即是空，心无挂碍，又何惧之有。是为历尽人间沧桑，看破红尘的空门悟道之语。
祖上传下来一副翁同龢写给孙赞清的楹联，其联曰：中论亦祖道德意，权书欲跋纵横家。上款为：穆如吾友雅属；下款为：叔平翁同龢。钤印：翁同龢印（白文）；叔平（朱文）。落款中未提及此联书写的时间，可能是孙赞清当年在京为官时翁同龢所赐，也可能是因翁同龢与张謇的师生关系拜翁同龢所赐，今已难知其详。
（作者单位：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
中国核农学事业的先驱
——徐冠仁
著名核农学家徐冠仁（1914-2004），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195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及植物遗传系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所长、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理事长、《原子能农业应用》（季刊）（后改为《核农学报》）主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
1914年3月7日，徐冠仁出生于江苏南通。父亲徐由白曾是数学教师，母亲严冰如操持家务，育有6个儿女。虽家境清贫，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造就了徐冠仁好学上进的优秀品质，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1930年，徐冠仁于南通学院附属高中毕业，考入南通学院农科，他对农业有着强烈的兴趣，尤其在研究植物遗传性质方面更有非同一般的见解。1931年9月，他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获得了学士学位，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被留校任教，并从事水稻遗传研究。他和同班同学蔡旭、俞启葆都是当时从事稻、麦、棉研究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1946年，徐冠仁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奖学金，赴美留学，主攻遗传学，辅修植物学，同时兼职任教。他的博士论文《正常玉米与矮生玉米生长发育的比较研究》对杂交种优势的产生与表达提出了新的观点，为美国作物遗传育种学家海斯专著《玉米杂种优势》一书所引用。1950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被推荐为美国西格马赛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留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及植物遗传学系当研究员，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子能和平利用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徐冠仁采用热中子和Ｘ射线处理小麦种子，得到抗秆锈病突变体，为抗病育种指出了新的途径，受到国际育种界的重视，其论文刊登在《第一届国际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论文集》。因成就突出，他被载入联合国1954年出版的《世界小麦育种家和育种站名录》。
徐冠仁还撰写发表过不少研究报告，皆因其报告内容分析之透彻、证明之严密有理而获得不少奖项，如《水稻植物性状遗传研究》《水稻抽穗期遗传研究》《不同类型水稻杂交、不孕性遗传研究》在《印度遗传育种》杂志上发表，曾获自然科学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他编写的教材《稻作学》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二）
徐冠仁曾言：“传是会被人遗忘的，甚至被人改写的，碑是会受到风蚀，甚至倒塌的。唯有对人民有利，不断兴旺发达的事业，可与日月同辉，永放光芒。”怀揣着这一份信念，徐冠仁从始至终、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的核农学事业辛勤奉献着。
20世纪50年代，核技术于农业上的应用研究在国际上发展迅速，但这对于各方面均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仍是一块短板：技术人才匮乏，相关材料不足，先进设备更是稀缺，中国在核农业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当时徐冠仁在美国有不错的发展，可是怀着一颗赤诚爱国心的他在了解到祖国的困境后，决心回国，致力改变中国核农业技术发展的现状。他积极响应新中国向科学进军的召唤，毅然放弃了美国条件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携夫人黄小玲及幼子回到了祖国。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徐冠仁心潮澎湃，心想：一定要把中国和世界在核农事业上的差距缩小。1956年9月6日，北京永安宾馆一个普通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刚刚回国的徐冠仁在这里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原子能农业应用实验室和发展中国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事业》的建议报告。党和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他的建议，决定由他负责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室。
就这样，中国核农学技术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国家全力支持，但在核农学技术上的探索仍举步维艰。为了开展筹建工作，在资源有限、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徐冠仁决定“白手起家”。几间矮旧的平房成为放化实验室和物理测量室。到国内的相关单位借聘了7位专家。徐冠仁非常相信团体的力量，时常强调“开创事业要有理想，重实干，刻苦钻研，团结协作”。自此之后，放化实验室与物理测量室几乎成了徐冠仁与其他7位专家的第二个家，熬夜是常事。在这里他们常常进行着思想的交流、思维的碰撞。一番番的深思熟虑，一次次的精心操作，使得队友间的默契不断加强，许多难题都在相互讨论、相互启发中迎刃而解。经过一年的努力，1957年9月，中国第一个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室（1960年成为研究所）正式诞生，徐冠仁任主任。研究室成立后，徐冠仁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为中国核农学技术寻找开拓的途径。他与苏联专家一起设计了援华的第429项工程，即中国第一个核技术应用研究的专业设施——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所429实验大楼和第一个农用放射性辐照装置。
在此基础上，他与原子能利用研究室的专家广泛开展了辐射诱变育种、同位素示踪技术农业应用、低剂量辐照刺激农作物增产、辐射保藏食品和辐射消灭害虫等研究工作，为新型农用生长素、作物的营养与代谢、栽培技术及养殖技术的改进、农业生态学、土壤改良、生物固氮、防治病虫害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徐冠仁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在核农学技术道路上的步伐日益稳健。
（三）
在应用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徐冠仁提出了要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并专门评述了前人对辐射诱变机制在分子遗传学水平所作的解释。他在支持开展荷能离子的生物学效应研究的同时，也强调要重视辐射诱变育种的机理研究。由于之前的多数研究表明，经诱变育种的多数变异是不利的，但也能出现早熟、秆矮、抗病、抗逆、品质优良等有益变异，因此，徐冠仁指出在诱变育种方面存在着可突破的空间。而对于核辐射诱变，一般生物学家均认为基因突变的发生是偶然的，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判断，徐冠仁认为偶然性与规律性是辩证的，他主张深入展开诱变机理的研究，从重复发生的偶然性中找出必然发生的规律性。
徐冠仁不断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他总揽全局，分析总结中国核技术农业应用30多年的成就，提出发展方向和新观点，改进与创新核技术，更广泛地将核技术应用于生命现象及环境的研究中。这些观点对于指导中国核农学继续深入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徐冠仁非常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回国后，他曾先后访问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奥地利、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在访问期间，徐冠仁谢绝常规考察项目，而是关注该国科技发展状况和新动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对口学术交流，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核农学的发展现状及所取得的成就。他利用小麦“单体”“缺体”全套材料，指导研究人员利用农作物非整倍体开展遗传育种工作，在应用染色体工程与作物育种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在筹建原子能利用实验室的同时，他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高粱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材料，向青年研究人员讲授应用“三系”配套生产杂种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成功育成了中国第一个高粱杂交种；为开辟新糖源，他主持“粮糖兼用杂交高粱育种研究”，从收集国内外甜秆高粱种质资源入手，到引进国外甜高粱不育系，为开创中国粮糖兼用杂交高粱的利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冠仁不忘对青年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室的正式诞生，徐冠仁一边进行中国核农学事业，一边注重人才的培养。他求贤若渴，希望在核农学建设道路上多一些年轻人的身影。为此，他先后举办了5期原子能农业应用培训班，亲自给青年学员讲授核农学的相关理论，带着他们亲身实践，一同发现问题，一同探索解决问题。徐冠仁培养了3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徐冠仁在北京农业大学讲授辐射育种课程兼带研究生，亲自主持辐射遗传育种研究课题，指导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开展辐射诱变育种工作，面对青年研究员的困惑，徐冠仁总是耐心地指导，为他们答疑解惑，并给予他们鼓励。
徐冠仁曾说：“知前人所已知，识时人所未知，为后人导新航，乃科学家之本色。”知前人而导后人，徐冠仁以满腔的热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身体力行地激励着青年科技工作者，带领他们为中国核农事业添砖加瓦。
（四）
退休以后，徐冠仁仍心系中国核农学事业，依旧孜孜于农业科学事业。1984～1985年，他担任国际水稻研究所董事会董事及国际科联亚洲生物科学网理事会理事。徐冠仁在进行和农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时，仍是精神饱满，丝毫不输青年研究人员，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他时常应邀外出讲学，参加学术会议、项目论证、成果鉴定、职称评审以及研究生论文答辩等活动。作为《核农学报》的主编，他对所有文章字斟句酌、细心审阅，给予必要的修改，有时常常因为一篇文章而批注到深夜。
徐冠仁在写给挚友、中国著名茶叶专家庄晚芳的信中说：发自真挚的爱，而止于伟大的事业。徐冠仁的一生可谓是这句话最真实也是最到位的写照。
2004年，徐冠仁逝世。他将毕生奉献给核农学事业，不求名利，从未主动申请过任何荣誉。他曾说道：“对一个团队或个人作出评估，要看这个团队或个人所开创和从事的事业，是否对人民有利，是否后继有人，是否不断兴旺发达，而不是靠树碑立传。”徐冠仁用赤诚、奉献、付出、成就，为自己书写了一块流芳百世、永志人心的功碑。
（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整理提供）.
如皋治沙改土中的民谣
王小星
如皋高沙土主要分布在如皋中西部地区，总耕地面积约60万亩。该地区地势高、土质沙、水利差、地力薄，粮食产量较低。如皋解放后，如皋人民在中共如皋县委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彻底改变了地形地貌，增强了土壤肥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甩掉了如皋在南通地区的落后的帽子。笔者在翻阅20世纪如皋市治沙改土相关材料时，发现了很多民谣，它们生动形象、直白押韵、朗朗上口，从侧面反映了高沙土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体现了如皋人民勇战高沙、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乐观主义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
描述高沙土地形复杂、土地贫瘠状况的。“高沙土，龟背驮，犹如盖着的铜镗锣，水肥流失禾苗瘦，收粮不够交地租。高沙土啊高沙土，我俫穷人祖祖辈辈吃了淹心的苦。”这是广大群众对高沙土和旧社会的血泪控诉。
“一场大雨泪汪汪，三日无水尘飞扬，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儿他乡做新郎。”高沙土是一种干粉型的细沙土，特点是漏水、漏肥，地形高低不平，呈“龟背驮”“锅底洼”状，易涝易旱，农作物产量低，人们粮食短缺，经常挨饿。这首歌谣是劝姑娘、小伙远离高沙土，去他乡安家。
“站在田南头，望不到田北头，下起雨来四边流。太阳一晒沙灰扬，三寸土下砂码响，不栽水稻种杂粮。”田地高低不平，土丘遮挡视线，以致一块地都不能看完整，天气干旱时沙土厚达3寸，这样的土地能有什么高产呢？
“起水好撑船，抗旱没水源”“龟背驮，荒沙荡，一朝大雨水汪汪，东倒西塌不像样；三日不雨起盐霜，风吹日晒沙灰扬；水灾排不出，天旱灌不上；不能栽水稻，只好种旱粮，遇到台风刮，断的断来，躺的躺；种子下地百虫食，几乎年年有灾荒”“高沙土，鸟儿高飞不歇翅，兔子经过不屙屎，麻雀常洗沙灰澡，只长旱粮不长稻，产量横竖提不高”“中间高，四面低，种得密，长得稀，种一葫芦收一瓢，谢天谢地落草烧”“东一沟，西一塘，低凹地，破草堂”。这些流传久远的民谣，正是高沙土地区地形复杂、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恶劣条件的真实写照，体现出高沙土地区人们面对贫瘠土地时的无奈心情。
体现改造高沙艰难的战斗历程的。“土质赶苏杭，产量过长江”“人人总说江南好，誓建如皋赛江南”。这是1960年如皋县委提出的改良土壤口号。
“举纲带目学大寨，削平高沙重安排”。这是1968年原磨头公社东冒大队对照大寨、昔阳的经验，从思想上找差距、从路线上找原因，树立重新安排田河的决心而提出的战斗口号。
“要想削平高沙土，除非水面浮秤砣”。东冒大队听说要改造高沙土，大部分群众拍手叫好，但有小部分人对此有些怀疑。
“穿钉鞋、带拐棒、小脚女人难打仗”。削平高沙土的规划公布后，大队党支部怕担风险，思想上犹豫，迟迟不组织实施，群众批评党支部领导态度不坚决。
“人老心红志气高，世界革命肩上挑，奋战高沙绘新图，学习大寨不动摇”。治沙战斗开始后，70多岁的贫农冒瑞祥带头组织了“八老突击队”，他们每人平均挑土8方多，削平高沙土就是支撑他们奋战的坚强信念。
“红泥是个宝，改土真正好，垩田有长劲，今后要大搞”。为了改良土壤，东冒大队用14条水泥船到如海河罱红泥，运回来盖在沙土上，增加土壤黏性，提升肥力，取得了良好的改土效果。
批评治沙改土中的不良工作作风的。1975年2月，如皋县委《关于召开如皋县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经验交流会议的情况报告》批评了各级干部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想大干，怕苦干，想革命，怕拼命。”批评少数干部怕苦怕累，有理想，没行动。
“唱功好，做功少，不读书，不看报，不动脑”。批评某些干部工作停留在嘴上，只说不做，不学习，不思考。
“（工作）紧紧松松，私字严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活做大头梦”。批评某些干部工作态度不敬业、不负责，混日子，还存在私心杂念，永远干不成事。
“十天九不到，一到就发躁，东一枪西一炮，大会小会喳喳叫”。批评某些干部工作不扎实、不深入，脱离基层，脱离群众，只会骂娘，不解决实际问题。
反映高沙土改造后粮食丰产人们激动心情的。新民公社二大队是如皋县向高沙土宣战的典型之一，从1958年开始，该大队自力更生削平高沙土，艰苦奋斗实现旱改水，棉花和粮食产量大幅提高。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毛主席指示放光芒，学习大寨好榜样，削平高沙建良田，革命道路宽又广。”
石南公社五大队六小队坚持大干社会主义后，生产队农业经济状况大变样，群众说：“田成方，树成行，猪满圈，鱼满塘，家家点灯亮，户户喇叭响，队里有储备，户户有余粮。”
磨头公社东冒大队经过平田、做渠、建灌溉车口后，大面积实现了旱改水，1971年大队粮食产量单产957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群众说：“大寨之路宽又广，高沙土上稻花香，感谢恩人毛主席，感谢救星共产党。”
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有关如皋高沙土治理的一些民谣已经逐渐被人淡忘，还有些不为人所知。但这些在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生活气息的民谣，鼓舞、激励了一代人，它们如擂鼓、如冲锋号、如旗帜、如皮鞭，激发如皋人民勠力同心、善作善成。
（作者单位：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如皋及周边地区民间祭祀舞蹈
程太和
如皋及周边地区（如东县、海安东部及通州北部地区）民间祭祀舞蹈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濒临失传。近年来，经过一些文化工作者及民间艺人的挖掘、整理和加工，又逐步登上舞台。有的还成为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简介几种较有特色的祭祀舞蹈。
跳马伕流行于如东县及海安东部地区，源自迎神赛会中的“马叉鬼”。该舞蹈气势雄壮，表达古代劳动人民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旧时，都天庙里供奉五福都天金容大帝（都天菩萨）。传说，安史之乱时，唐朝大将张巡坚守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孤军奋战，命士兵身缚铜铃，夜间在城头疾走跳跃，使敌人误以为援兵来临。后因粮草耗尽、外援不至，城破，张巡以身殉国。安史之乱平定后，唐肃宗追封其为都天王爷，下令建祠祭祀张巡。后来，农历五月十八，都天王爷生日这天，会有庙会活动，大批头戴面具、银针封嘴、身缚铜铃、手持马扦的“马叉鬼”在轿前跳跃前进，手舞足蹈，铃声叮当。1980年，南通市及如东县文化部门在文化普查时，将“马叉鬼”这一民间祭祀舞蹈挖掘出来，经过整理、加工、改编取名为跳马伕。跳马伕摒弃了原有马叉鬼中封建迷信部分，突出质朴、刚劲和粗犷的风格特点。改编后的跳马伕，由男子群舞，无音乐伴奏，主要靠身上佩戴的马铃声伴舞，表演者头扎青布头巾，鬓角处戴黄表纸折成的扇形百叶蓬，嘴衔银针，身系铜铃，上身赤裸，腰束黑色暖腰，下着红布兜裤，脚蹬草鞋，鞋头饰绒球，在锣鼓声中边走边舞，把自己比作是供神使役的“马”，以此虔诚的心理求神保佑。20世纪70年代末，跳马伕被收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并多次到南京、北京演出。2011年，跳马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倒花篮流行于如皋西南乡一带。青苗会、关帝会行会时人们以此舞蹈敬神，祈求幸福吉祥如倾倒花篮中的万朵鲜花一样撒满人间。关于它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清同治年间，如皋西南乡久旱无雨，一天中午，灾民们望着久旱龟裂的土地叹息，忽然听见从村外传来阵阵歌声，只见一位面色憔悴的老人，拉着胡琴，身边如花似玉的姑娘手持花篮伴着琴声歌唱。其时，官府正在物色歌女进皇宫，当地财主立即带领家丁赶来捉拿，准备将姑娘绑送官府领赏，情急之下，老人气绝身亡，姑娘不从，便一头撞死在路旁的界石碑上。顷刻间，空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财主被吓走后，雨过天晴，彩虹当空，乐声自天空传来，只见那个姑娘身着红衣红裤，倒提花篮，鲜花从天而降，落在地上化作座座粮囤。南通解放后，该舞蹈失传。1958年，该舞蹈由如皋县文化馆挖掘整理后赴南通会演，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后又参加省文艺会演、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并被选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红花处处开》。1960年2月中旬，《新华日报》发表了空政文工团团长汪洋的署名文章，题为《一枝独秀，压倒群芳——“倒花篮”观感》，随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南京日报》对这篇评论文章进行了转载，由此，舞蹈倒花篮轰动全国。20世纪80年代，如皋县文化馆对倒花篮进行再次编排，并赴京会演。2009年，舞蹈倒花篮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钟馗嬉蝠流行于如东县双甸、岔河一带。该舞集灯彩、木偶、舞蹈、杂技于一体，扑打嬉戏，妙趣横生。唐朝以来，钟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驱邪斩祟的化身。“蝠”与“福”谐音，此舞蹈意为祈求安福。1980年，经如东县文艺工作者挖掘整理和再创作，设计了一个近2米高的钟馗木偶，京剧脸谱，众小鬼则五短身材、滑稽脸谱，两者形成了大小、高矮的强烈对比，表现出钟馗身材魁梧、气度威严、公正清明、执法无私。又通过多个连结机关，表演出钟馗舞扇、追逐扑打蝙蝠的笨拙、稚气的动作，与小鬼逗趣、嬉闹、身段敏捷灵活的动作形成鲜明对比，使整个舞蹈风趣诙谐。蝙蝠则由5个身着蝙蝠服饰的演员表演，取意“五福临门”。2007年，钟馗嬉蝠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跳财神流行于在如皋及周边地区。活动一般在大年初一至初五进行，年初四下半夜至初五这段时间为高潮。旧俗中，春节期间，一些穷苦人家便模仿庙堂中财神的形象，借春节的习俗，游街串巷到各家去“跳财神”，讨吉利，主家都要在这天接财神，以求赐福得财，保佑平安。表演者用油彩在脸上画成财神模样，或戴着财神的假面具，左手托圆盘，盘中放“金元宝”，右手执拂尘，在铜锣伴奏声中，从室外跳到室内，从堂屋跳到房间，边舞边说吉利话，如：“财神请到家里来，金银元宝送进来，福禄寿喜财，全到你家来……”跳完后，将元宝放进店堂或屋内圣柜上，谓之招来“财气”。主家则以钱物相谢。
判舞主要流行于如皋雪岸及海安东部的西场、李堡、角斜等地。该舞将判官形象融入到民众祈天地神灵、求吉祥平安的心愿中。舞蹈一般由1人表演，有时为了烘托判官的威严或增加热闹气氛，增加几个人扮演判官身边的小鬼。每逢五月或七月城隍会、龙王会时，西场、李堡、角斜、老坝港等乡的艺人自发筹集资金，购置服装、道具，扮演红、白、粉红、青等各种类型的判官。表演者动作刚柔相济，形象生动有趣，可临时发挥。该舞有文、武之别，文判表演近似戏曲中的身段，动作优美，惹人喜爱；武判以毯子功为主，在4人肩抬的高椅上，左右仰卧，翻扑倒立，有很高的技巧。演出时，有二胡、笛子、唢呐、月琴、鼓、锣、钹等乐器伴奏，还有专人演唱民间小曲，与表演者配合默契，烘托舞蹈氛围。
荷花盘子舞流行于如皋东南乡及通州骑岸、石港一带。该舞蹈取材于放荷花灯这一祭祀习俗。旧时，每逢中元节，人们为不幸溺水遇难的人作野祭，行盂兰盆会，在水面漂放河灯。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民间又会祭祀幽冥地藏王，家家制作荷花灯，烧地藏香的习俗。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荷花盘子舞。南通解放后，荷花盘子舞经加工改编，由一群村姑手捧点着烛火的荷花盘子灯，围着一朵硕大的荷花，翩翩起舞，变换队形与步法，荷花舒展开放后，荷花仙子立在花中，众村姑雀跃频频，满台荷花大放光彩。1954年，经南通县民间文艺工作者挖掘整理，将《荷花盘子舞》搬上舞台。1986年，几经修改的《荷花盘子舞》到北京怀仁堂献演。
跑祭又称跑方、西祭、嘶祭，流行于如皋西乡及海安西部地区，是道教祭祀活动中的一种舞蹈。民国时，为上层知名人士行丧礼所用，主持祭礼的多为功名者和地方书香人士，仪式颇繁。祭祀时，身着黑色八卦道袍的道士们手持黑幡、乐器和供品托盘，列队在前厅、中厅、后厅和天井院落内来回穿梭舞动，步法以碎步、快步为主，中间即兴穿插后退步、倒八字步等，讲究舞姿优美和跑动的快慢节奏，在道教音乐的渲染下，道场呈现出悲伤的氛围。跑法有1人跑“奠”字，2人跑滚绣球、流星赶月，5人跑五瓣梅花，人多跑的花式更多。伴奏音乐有《水龙吟》《到春来》《傍妆台》《贺圣朝》《奠真章》《朝天子》《得胜令》《山坡羊》《醉仙喜》《玉芙蓉》《青天歌》《柳青娘》《柳腰景》《哪吒令》《劝君杯》《老八板》《小开门》《小华严》《吉利牙》《雁儿落》《四合如意》《花柳分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跑祭仪式逐渐淡没。“文化大革命”时期，跑祭服饰、帽靴及器皿都被损毁，跑祭仪式消失。如今，如皋、海安的民间送葬仪仗队中此祭祀形式又开始出现。
此外，如皋及周边地区民间祭祀舞蹈原来还有“盘果舞”“迎帛舞”“钟馗出巡舞”等，今多已失传。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安支公司）.
邢白在南通的岁月里
钱泽麟
邢白自2008年1月驾鹤西去，至今已整整十年了。2018年清明节前夕，我应邀参加邢白追思会，感慨良多。他任南通市委书记时，我在报社工作，接触不多。后来我调到南通市委党史办，在采访上海市委副书记钟民时，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邢白是他的秘书。邢白曾用名徐亚南，南通如皋人，1940年12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
1942年是敌后斗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日寇在连续遭到苏中四分区（通、如、海、启）军民反“扫荡”、反“围剿”斗争的打击后，又开始酝酿对我进行“清乡”，妄图通过封锁线，分割解放区，限制我军及党政机关的活动，进而达到围歼消灭我党政军，建立顽化统治的目的。根据苏中区党委的部署，四分区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以反“清乡”斗争为中心的各项备战工作。
当时，邢白在四地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地委书记是吉洛（姬鹏飞），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是钟民。大敌当前，邢白在吉洛、钟民直接领导下，对机关实行精兵简政，把干部充实到基层，对年老体衰和伤病员及女同志适当安置，做到“三加强”（加强基层、加强交通、加强敌占区的工作）。
11月间，钟民安排邢白以地委交通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和名义，去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系统，能够使我方人员安全地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接受任务后，邢白从海门、启东开始，通过县委及乡党委了解情况，选调秘密交通员，并对推荐对象逐个考察，进行选择。确定对象后，再个别谈话，布置任务，交付联系方式、暗号及纪律。最后到如东结束。春节前回到地委向钟民汇报，并把有关人员名单交给地委。此后，邢白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最使邢白难以忘怀的是在海安西噇区的锄奸斗争。西噇区位于海安、东台、如皋三县交界处，下辖东屏、立发、西场等20多个乡镇，邢白时任西噇区委书记。
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后，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北撤。12月,东台失守，海安之敌向东推进，形成了对海安、富安、李堡三角区的全面封锁。环绕在西噇区周围的据点就有10个，还有3个流动据点，西噇区也被包围。敌人常以千余机动兵力，兵分数路下乡“清剿”，企图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我游击武装和党政干部。
面对严峻的斗争环境，邢白和区委领导班子坚决贯彻执行地、县委关于“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精神，认真分析当时斗争形势，确定工作方针：一是在党内外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党员干部树立坚持斗争必胜的信心；二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集中打击“土顽”武装；三是组织武工队开展锄奸斗争，镇压反动分子，来振奋群众的志气。通过乡民的检举揭发和核查，公开逮捕了3名敌方暗探，并召开170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当场处决2人，宽大释放1人。此后不久，敌人抓走了区队付的妻子和大公镇周镇长的母亲。邢白即组织武装人员予以还击，在贲家巷抓获顽方28人，并镇压了其中4个作恶多端的土顽分子。敌人吓得赶紧把我方干属放回。
几个月的锄奸斗争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乡村政权恢复，地主、富农退租还田，坚持斗争的局面基本打开，西噇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949年初，邢白担任海安县县长。
为了南通成为“明星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邢白担任南通市、县主要领导20多年，注重地方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注重改善和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邢白调任南通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在广大干部心中，邢白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表里如一、公道正派、作风深入。在分管郊区工作期间，他经常带领农业系统的干部、技术人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田头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召开农业方面的现场会，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在日常工作中，邢白作报告从不用秘书代劳，都是自己动手写讲稿，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条理分明，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邢白一贯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从不允许搞特殊化，对同事和部下宽宏大度、关心帮助。
“文化大革命”后期邢白被“解放”，分配到市革委会当生产组组长。面临国民经济满目疮痍，邢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刚上班即带领有关干部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在邢白直接主持下，狠抓“电子工业会战”“五小会战”“汽车工业会战”“天生港电厂2.5万千瓦发电机组会战”“通棉二厂化纤上马”等。这些“会战”和“上马”，在那个年代，给濒临崩溃的地方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20世纪80年代南通经济的飞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底，邢白任南通市委书记。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南通市实际情况,他对今后的发展战略提出如下设想（1983年3月27日《人民日报》）：立足城市，依托农村，利用江海，内联外扩，建立起一个以轻纺工业为主体,其他经济合理发展的经济网络……要有计划地引进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博采众家之长，发展高、精、尖产品，赶超国际水平。采取内挖、外招、借助、培养，大力开发科技人员、管理人才。要在港口开发上大做文章。抓紧港口建设，大力发展江、海、河水运，发展对外贸易，发展为港口配套的工业、商业、金融和服务行业，使南通港成为长江流域的一个商品集散中心和外贸出口基地，充分利用港口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面向国际市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争取多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源，向外销售商品，挤进国际市场。要与苏、锡、常之间保持和发展横向联系。特别强调要广泛开展同上海的经济技术协作。南通历来与上海交往密切，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一部分。要依靠上海市经济中心和工业力量，科技优势，来武装和提高自己。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展战略，即使放在当今也不过时。
在以邢白为主的市委常委会领导下，全市工作目标明确，各项工作都有明显进展。特别是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2.7%,1981年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43%。城市里没有一个失业人员。此时的南通，得到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注并批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南通市工业经济效益跃居全国前列，成为继常州市之后又一个人均产值万元，人均国民收入超1000美元的中等城市。从此，南通被誉为“明星城市”，极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的士气，推动南通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快车道上前行。
让狼山法乳堂十八高僧瓷砖壁画扬名南通
在邢白的支持下，南通籍著名画家范曾创作了狼山法乳堂十八高僧瓷砖壁画。
1982年春天，我听时任南通政协副主席的曹从坡提起：范曾与他联系过，准备为狼山广教寺画几位高僧。佛教无小事，他作不了主，需请示市委主要领导。1个多月后，曹从坡说，他已向邢白书记汇报了，邢白当即表示同意。还提出几条意见供参考：一是狼山是佛教八小名山之一，如果能绘画高僧像将为名山添彩；二是范曾是著名画家，又是南通人，而且擅长古典人物画，由他来画很适合；三是凡有利于宣传南通、扬名南通的活动和做法，我们都会支持；四是画哪些高僧，如何画，还需与佛教界人士商量后再定。并让曹从坡具体过问。曹从坡曾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是一个文人，还可认定他是南通一代文人的代表。
邢白的眼光真准,选定范曾画高僧确实是非常合适的。1981年初，我曾采访过范曾，与他较为熟悉。访问记中写到：“古往今来，有不少人物画，特别是古典人物画，给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觉。范曾根据不同时期创作的需要，把容易混淆不清的人物，画了挂在房间里，房间里都挂满了。范曾风趣地说：‘我和他们（指古典人物）天天见面，每个人的身份年纪、脸型身材、高矮胖瘦以及性格特征，都深深地嵌印在脑海中，焉能不熟耶。’细看范曾笔下的人物，确实栩栩如生，别开生面……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崇尚、景仰、传颂、喜爱的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无论是炼石补天的女娲、镇鬼捉妖的钟馗、行吟泽畔的屈原，还是号为‘诗仙’的李白、逐鹿中原的曹操、铁面无私的包拯，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骨和魂，无不是形神兼备的上乘佳作……”
后来得知，范曾先前已找过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赵朴初非常赞赏范曾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大德高僧造像，并恭请巨赞法师和净慧法师协助和具体指导。最后商定选出中国佛教史上十八位代表人物：安世高、道安、慧远、法显、鸠摩罗什、菩提达摩、智颉、吉藏、道宣、玄奘、善无畏、慧能、法藏、一行、鉴真、怀海、敬安、弘一。邢白表示赞同。
范曾很快地进入了迷狂般的创作状态。他夜以继日，恣性挥洒，历时数月，灿然诞成。后由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根据范曾的创作烧制成每块为高2米、宽1.2米的瓷砖壁画。洁白如玉的瓷砖上以泼墨写意为主，兼以工笔重彩。群像中的高僧或坐或立、或喜或忧，静动各宜、姿态各异、色泽典雅、神情毕肖。
1983年3月，狼山广教寺法乳堂建成。法乳堂是由广教寺的大雄宝殿改建而成。“法乳”二字源自《涅磐经》：“饮我法乳，常养法身。”意为以佛正法，滋养弟子之法身，犹如母乳之于婴儿。赵朴初亲笔题写法乳堂的匾额，并题“一堂都圣哲，万派尽朝宗”楹联为贺。巨赞法师也题联：“江海大观，米芾数名山第一；高僧十八，精蓝澍法乳无穷。”
就在此时，邢白调任江苏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应该说是高升了，但是邢白没有马上走，作为南通市委领头人有许多工作要交接。还是曹从坡了解他，说邢白待十八高僧壁画落成开幕仪式后才正式去省里上班。时任省委书记韩培信在邢白和曹从坡等人陪同下预先参观了狼山法乳堂十八高僧瓷砖壁画。
5月23日落成开幕仪式召开，一大批闻名遐迩的文化界、宗教界大师结伴而来，有丁玲、楼适夷、张仃、侯宝林、郭兰英、黄宗英、文怀沙、康殷、方成、净慧、袁运甫、王莉……真可谓群贤毕至，精英荟萃。
落成开幕仪式由邢白、朱剑、徐虎、曹从坡等市领导共同主持。会上，邢白即兴讲了几句话，大意是：紫琅山（狼山）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它是佛教八小名山之一，是大势至菩萨的道场，大势至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宝”。而今天十八高僧瓷砖壁画的落成，加上玉佛、郑板桥的“十指成林”匾，就是法乳堂三宝……法乳堂三宝就这么叫开了。
因为这次来的名人比较多,不能算“绝后”，也应该是“空前”。如何采访和宣传成了难题。经曹从坡与范曾商量，再和市委宣传部通气，初定丁玲、侯宝林、郭兰英和黄宗英4篇专访，交邢白最后审定。邢白说4位大家有代表性，如可能的话再多点几位名人的名字。于是增加了一篇特写，提到著名画家张仃、书法篆刻家康殷、漫画家方成、古筝演奏家王莉、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南通籍画家袁运甫等。范曾为文章书题：“名山添彩群彦雅集”。
邢白完成了他在南通市委书记任上的最后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后来，无论是任省纪委书记，还是任省人大副主任，他都一如继往地关注和支持南通的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和改革开放。
南通人民不会忘记邢白为南通做出的重大贡献，更记住了他的崇高气质、淡定风度、深刻睿智、宽容儒雅。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是人们对邢白的思念之情却只会与日俱增，值得永远回味。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曾在南通求学的周恩来两位亲属
陈广德
在周恩来的亲属中，曾有两人在南通求学。
一位是周恩来的表哥陈式周。陈式周（1882—1954），字逸石，名武臣，号式周，江苏宝应人，清末秀才，清宣统二年（1910）毕业于南通师范，是第五届毕业生。陈式周曾任《江苏通志》编纂、《申报》编辑。由于报馆收入菲薄，他应聘教授李鸿章孙子李国超的国文。他的笔名有存悔、芜城、石勉等，代表作《此登临楼笔记》。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宝应从事慈善事业，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奔赴上海等地筹集资金，创建宝应育婴堂、贞节堂，收养孤儿寡母。
周恩来不满周岁时，就被过继给病重的小叔父周贻淦为子，嗣母陈氏。陈氏的父亲陈源有3个女儿，陈氏行三。陈源无子，而侄儿陈宝斋又是独子，不能过继，故将陈宝斋的次子陈式周作为承宗孙过继给陈源为孙，以撑门立户，存续香火。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氏是陈式周的亲姑母。周恩来与陈式周则为亲表弟兄。
1907年夏天，周恩来嗣母陈氏肺结核病日渐严重，而陈式周的哥哥陈伯容懂医术，在家悬壶问诊，陈氏便想回娘家探亲兼请侄儿看病。时年9岁的周恩来随同嗣母前往位于宝应水巷口的外婆家。陈式周比周恩来年长16岁，博览群书、思想进步，在宝应城小有名气，且在一家私塾执教。陈式周的书房里有许多书：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亚当·斯密的《原言》等，还有进步刊物《妇女界》。陈式周与前来的表弟周恩来终日相伴，同窗共读。他们一起游览宝应名胜，向周恩来灌输新思想、传播新知识。在宝应的三个月，陈式周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13年，陈式周从担任《江苏通志》编纂转任上海《申报》编辑不久，正在天津读书的周恩来便与他取得了联系。这期间，周恩来在上海发表的文章都由陈式周推荐介绍。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陈式周建议并给予资助的。临别前，两人彻夜长谈。第二天清晨，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陈式周将周恩来送上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周恩来旅法期间，与陈式周书信往来不断。在致陈式周的信中，周恩来显露出的中国革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想法，得到陈式周的赞许。这不仅体现了周恩来对陈式周的深厚感情和信任，也表明了两人心灵相通，都在思考和探索国家、民族的前途。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来书语重心长，读之数遍，思潮起伏，恨不与兄作数日谈，一倾所怀。积思愈多，执笔亦愈迟缓，一函之报，竟至今日，得毋‘望穿秋水’耶！”
1928～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陈式周曾为他做过掩护。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恩来为了不牵累陈式周，主动终止与他的联系。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陈式周也携家眷回宝应家乡，从此二人失去联系。多年来，周恩来一直牵挂着这位给自己许多帮助的表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委托有关人员去江苏宝应、扬州一带查找，未果。又安排卫士成元功与生母万氏家的表哥万叙生联系，寻访陈式周。万叙生因病去世前将此事又嘱托给在扬州工作的女儿万明珠。几经周折，终于与陈式周之子陈莱官取得了联系，可惜的是，陈式周已于1954年1月在北京去世。在去世前一个多月，陈式周随调京工作的陈莱官在北京居住。当时，周恩来与陈式周都在北京，近在咫尺，但失之交臂，成了一件憾事。
为什么陈式周不主动与周恩来联系？其实，1950年初，陈式周曾给周恩来写过信，希望取得联系。多日之后，收到来自政务院有关办事机构的复信，大意是“建议来函者可向当地政府联系……”这使已近古稀之年的陈式周陷入深思和困惑，之后再未联系。这里有一个误会：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社会上经常会有一些假冒周恩来的本家或是亲戚的人，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工作。为此，周恩来就让当时健在的六伯父周嵩尧写下了五服以内的所有人员名单，所有来信来访，都按照“图谱”办理。周嵩尧在写到“嗣母陈太夫人娘家”时，写了“仅存一人”，这一人指的就是陈式周。但他在“仅存一人”旁又加注了四个字“却非血亲”。这样，秘书人员很有可能因陈式周与周恩来“非血亲”关系，而没有把陈式周的信件转呈周恩来，只当作一般信件处理了。
另一位是周恩来的侄儿周尔鎏。周尔鎏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南开大学，1946年至1949年就读于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前身）畜牧科。
周尔鎏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亲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两家同时从绍兴举家迁往淮安定居，同居一宅，不分彼此。周尔鎏的父亲周恩霔是周恩来同辈中最幼小的兄弟，比周恩来小10岁。周恩来常对周恩霔言传身教、爱护有加。
周尔鎏的生母在其出生不久后便去世了。周尔鎏在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周恩来、邓颖超为七爸七妈，一生受到他们的关爱。1939～1942年，周尔鎏的父亲和继母分别去了重庆和苏北，留下他一人在上海读书。1946年，周恩来辗转找到周尔鎏，自此周尔鎏就由周恩来和邓颖超抚养。
1946年9月，周恩来要转去延安，与邓颖超商量后决定安排周尔鎏在当地读书。周恩来说:“现在国共和谈面临破裂，全面内战可能加剧发展，你年纪小身体弱，但是你学习很好，是不是可以到上海念完高中，我们来抚养你。一切留待以后解决。你可以在学习期间努力充实自己，作好准备，以便迎接胜利的到来。”当时的周尔鎏生活很贫困，对襟短褂破旧不堪，脚管粗大的长裤子用布条束腰，赤脚穿着一双脚底有个大洞、露出脚趾的布鞋，周恩来说：“我看到你也更加理解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困苦”，“他们坚持斗争，支持前方是不容易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是没有钱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对你的帮助也是有限的，组织上的钱还要用在照顾烈士子弟以及应付其他需要上，对于亲属我们也要避嫌。同时延安没有高中，我们不希望你失去学习的机会，而且你身体瘦弱，随军行动身体也受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由重庆迁往南通，并在上海招生，凡初中毕业皆可报考。因此，周尔鎏决定放弃教育质量较好的普通高中，准备报考国立高农。因为国立高农学费全免，可以住校，还按月给每名学生提供约两斗三升米的补助。周恩来尊重了周尔鎏的决定，给了他一点生活费用，并连声说：“你是一个老实孩子，你这样很好……”周恩来嘱咐周尔鎏要学习一些进步书籍，要善于隐蔽自己，注意安全，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团结好、工作好。临行前，周恩来夫妇将自身使用的两条棉被送给了周尔鎏，并让卫士长将其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周尔鎏被国立高农畜牧科录取时还有一个插曲。他在《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中回忆道：“学校规定新生入学时必须提供担保人的证明材料，否则不能入学就读。我在上海举目无亲，这个入学规定确实难坏了我。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原来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有一位好心的学长帮助了我，而我和这位学长并不熟识。他是清末状元、全国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孙子，高我两个年级。他同情我的处境，看我可怜一人无依无靠，就帮我出具了担保书，这样我才顺利入学。”
“1948年暑假，一位广东籍的青年教师有亲戚在台湾开办农场，热心的他们给我们这届学生谋取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前往台湾淡水、台南等地的农场和相关研究所实习”，“他们还想办法争取到往来台湾和上海的货船免费输送我们这批穷学生往返，使得我们的行程有了保障”，“那次实习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我们那批学生中，我是被误认为父母双亡的孤儿，因为平时衣衫褴褛以致个别同学一度不愿意我随团出发。而我此行的有关费用还是从两年前七爸给我的必要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积攒后支付的。”
周尔鎏在国立高农读书期间，办了《牧声》墙报，撰写了“春天快要来了”的发刊词，表达期盼解放的心声。1948年，南通即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要求学校从南通迁往上海。全校师生准备迎接解放，反对搬迁，并自发开展护校斗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尔鎏从国立高农毕业后，加入了第二野战军。1954年，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系半工半读。后来，曾任对外文委和中联部司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社会学所所长、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任文化参赞近五年，曾多次陪同周恩来、邓颖超会见外宾。
周尔鎏是与周恩来关系最为深厚亲密的堂侄。“文化大革命”期间邓颖超和周尔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周恩来不仅重病缠身，同时在政治上还处于一个危难的时刻。周尔鎏在书中回忆：“1974年的这次谈话，七妈避开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秘密地打电话约我个别见面。她用了很长时间让我详尽地汇报‘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遭遇，看来她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后来总理不幸病逝，举世悲恸。
（作者单位：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忆鹏千情万千
滕杰
南通市委宣传部原部长沈鹏千离开我们已有13个年头了，每每忆起，情系万千，久久于心。他诞生在枪林弹雨中，他父亲是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他是将军的儿子，可从未在我们面前炫耀过。
他从学校到市委组织部工作时，我们便相识了。当时，我在市委农委从事宣传工作，同在一个大院，天天相见，中午饭后还在乒乓球室打上几个来回。他为人谦和、待人以诚。1963年，他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后参加“社教”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我得知他是重点培养对象，被列为后备干部。
1971年，我被调至南京，先后在省委写作组和省委宣传部工作，沈鹏千时任《新华日报》编委、驻通记者。他每次来南京开会或送稿时，总要与我联系，不是约我早上去新街口吃山西刀削面，就是约我晚上到新华日报社食堂共进晚餐。不知他什么时候知道我喜欢吃面食，他说他也喜欢。久而久之，每次打电话给我，其他一言不提，就只提“刀削面”三个字，我在电话那头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噢！‘胖子’来了！”由此“刀削面”也就成了我俩相约的代号。
每次南京相见，只要有空闲，他都不准我吃了饭再来，一定要让我跟他去吃刀削面。按他的话说，多留点时间交谈交谈，我也老实从命。每次吃面，他都不让我掏腰包，由他请客，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一次，他来南京跟我联系，我连忙说：“今儿不吃刀削面，去山西路吃盐水鸭，我来做东，这是我的心意。”谁知，当我去柜台结账时，他早已把账结了。我急得对他说：“你这就不对了。”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在南京开销大，家里还有老母亲，两个孩子要上学，我比你好得多呀。”又不知他如何得知，“你在省委大院，南通经常有人来，你都是在省委机关食堂招待，不是红烧鲢鱼头、炒猪肝就是狮子头、炒鸡片，是吗？”我被他说呆了，心想：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原来，每次他在南通遇见我爱人，总要扯扯家常。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每次约我吃刀削面时，总是不准我掏钱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随沈鹏千到了南通广电系统工作，无论在电视初创阶段，还是在建台后，他都十分爱护我、关心我、信任我。记得我在电台编辑部任职时，宣传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同时挑起创办南通电视台的担子，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非常犹豫，当得知组织上早已商定好了时，我顿时无话可说，只好硬着头皮摸石头过河。可是石头如何去摸？电视是高科技、电子化的东西，我一个连英文字母都识不全的人，能摸吗？急得我彻夜无眠。就在这时，沈鹏千调至宣传部担任部长，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就到电视制作部看望我们电视新闻新兵，并找我交谈，给我打气，鼓励我拿出年轻时的闯劲，说：“你是一个追求事业的人，部里的同志都会支持你的。”听了他这亲切而暖心的话，我的双眼不禁湿润了，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笨鸟先飞，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把南通电视台尽快开办起来！那段艰苦的时期，沈鹏千时时关心我们，常来电视制作部了解情况，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问题，我帮你们解决。”
在开创南通电视事业时，沈鹏千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1983年，拍摄江苏及南通历史上首部三集电视连续剧《蛇侠》时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若不是沈鹏千做了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事情就会陷入僵局。当时我们的人力、设备都不具备拍电视剧的要求，可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想去探知电视摄制奥秘，尽快让这棵“嫩芽”茁壮成长。经制作部四方求助，筹集到拍摄资金，又得到江苏电视台的大力支持，组成联合摄制组，邀请到南通籍著名电影艺术家钱千里执导，市政协副主席曹从坡任顾问，以南通著名蛇医季德胜的传奇故事为蓝本。就在全片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出了岔子。剧组从最后一站浙江天目山外景场地拍完全部镜头撤回南通，准备稍作休整后，再去南京省台后期剪辑合成。就在这时，作为剧组负责人、制片主任的我被“撤”了，而且已经另外派人去省台洽谈后期剪辑工作。蒙在鼓里的我还在家里制订去南京剪片的工作计划，当收到让我去党校学习的通知时，我愣住了。剧组离开天目山时已和钱千里导演约定了分赴南京剪片的日期，省台台长韩玲已安排了一台高档的剪辑机负责给剧组剪片。怎么让我在这个时候去党校学习呢？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了半天终于明白：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是我无组织、无纪律，剧组拍摄选景，今天到狼山新港镇，明天到仓巷、寺街，后天去上海、天目山，不请示不汇报，自作主张。其实，去天目山拍外景时，就已有人跟着剧组了，我当时还以为是来协助工作的，实际上有关领导早就考虑换人了。想到这里，我平静下来了。就在到党校报到的这天，我骑着自行车到易家桥，忽然一辆小面包车从后面超车拦住了我，司机老刘面带笑容地跳下车，急促地对我说：“沈部长叫你不要去党校，赶快回头，他在制作部等你。”当我来到制作部时，相关领导都已在场，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三堂会审”了。沈鹏千叫我坐下，并递给我一支中华烟，很严肃认真地批评了我：“你这犟脾气要好好地改，你一跑了之，剧组、制作部，还有电台编辑部，你什么都不问啦？你知道钱老从上海打来多少电话，老头都发火了！省台韩台长也把电话打到我家，难道你不清楚剧组后期剪辑合成是多么重要的事？你这个制片主任该负什么责？亏你还做了这么多年的宣传文化工作，赶快打个电话给钱老，一齐去省台剪片……”我越听越觉得，这哪里是“三堂会审”，分明是给我台阶下。
在筹建南通电视台时，沈鹏千几次约我谈谈建台的想法，白天没空，就通知我晚上去他家里。他提出的一套方案非常实用：机构部门设置，摊子不宜过大，人才选用可向社会公开招聘，先把新闻宣传搞起来，等等。他除经常亲自过问，还请宣传部副部长章立功具体负责该工作。建台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难事去向沈鹏千汇报，他哪怕工作再忙，都会帮助协调。遇到这样的领导，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地工作，才能不负他的期望。
更令我难忘和钦佩的是，他那“当官不特权”的品德。电视台初建时确需人才，可要进电视台的人都想扛摄像机，而我们紧缺的是文字编辑、记者，找沈鹏千的人不少。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你不是要笔杆子吗？今天我介绍一位同志来找你，你看看如何？”他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不要因为是我介绍的就搞特权，你一定要按条件办事。在与那位同志的交谈中获知，他是沈鹏千父亲战友的亲戚。我们很当回事，也认真地对他进行了考察，着重对他文字水平进行了测试。首先我们让他根据摄像记者拍摄的图像写出解说词，阅后感觉一般，随即我们又安排他跟随摄像记者同去现场采访，再写解说词，可仍然平平，词不达意。这就让我们为难了，虽然，沈鹏千事前已交代按标准录用，可这是他难得推荐的，而且还是他父亲战友的亲戚，我实难以启口向他汇报。结果，沈鹏千先打来了电话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这种选才进人的做法很好，我也与他本人谈了，看来他的笔杆子是不灵，思维也不敏锐，不宜做记者、编辑，你们就不要考虑了。”他还特别嘱咐，“要进电视台的人不少，找我的人有一桌了，欢迎推荐，但不管是领导，还是亲戚朋友，你们一定要坚持原则，按条件办事，不要有什么顾虑。”听了他这番话，我既感动又敬佩。曾有人几次向他建议，叫他的女儿进电视台，可他从未向我们开过口。
鹏千同志患病期间，我曾多次去看望，可是想不到2005年的一天，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和爱人葛美娟前往康复医院看望他。一见面，我觉得他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坐在病床上的案板前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天南地北聊了很多，相谈了很久，我想让他休息了，他见我们欲有辞行之意，又叫我们坐了一会儿。四个多月后，鹏千同志就离开了我们。
鹏千同志，你没有走，你的一身正气、你的高风亮节、你的坦诚待人、你的大公无私、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单位：南通电视台）.
古镇吕四叙略
张建国
千年古镇吕四，是启东市成陆历史最长的地区，始设吕四场。吕四处在“南襟大江，北负沧海，东极扶桑，西连通泰”的独特地理位置，加上盐业和渔业的发达，历来成为国防要塞。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倭寇海上，朝廷命靖海侯吴祯督沿海卫所兵备之，筑海上备倭城，设立吕四场大河口寨，督统扬州卫军兵把守海口。明嘉靖元年（1522），为抵御倭寇入侵，两淮运盐御史崔栋倡议在吕四修墙筑城。到清康熙年间，因盐业和渔业兴盛，吕四镇一度繁华，方圆数十里成为商贸集散中心，曾有“小扬州”之称。
清末状元张謇在吕四场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和同仁泰盐业公司后，吕四集镇逐步形成盐业、商业、海运、海洋渔业等产业集散地。20世纪50年代，吕四镇对工商业、文化设施、居民区域重新规划，拓宽主街道，沟通陆路、水路交通，修理加固桥梁。到80年代中期，吕四集镇形成6条街道、22条巷子、4个居民新村、13条道路、10座桥梁，以鹤城路为主要街道的集镇建设粗具规模。在拓宽的鹤城路、纯阳路、来鹤路两旁新建和翻建百货商店、文化宫、电影院、供销社、学校、医院、书店、公园等公共建筑。1996年起，聘请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吕四镇总体规划，并开展吕四镇的新一轮规划和建设。古镇修复工程有效实施，多层次保护开发有序进行。1997年和1998年分别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为新型示范小城镇。
进入21世纪，经三次调整规划，吕四港镇由一个海洋渔业、商业经营、轻工工业为主的集镇发展成为上海北翼重要的国家特大型渔港和全国重点镇，江苏沿海重要的临港产业基地，具有海风古韵特色的生态型滨海港城。近三年来，吕四港镇确立“以港兴城”融合发展理念，积极打造创新引领的吕四制造名镇、熔古铸今的历史文化名镇、滨海特色的生态旅游名镇。镇区交通基础设施完成九横九纵框架网建设，商品房、安置房开工建设面积近50万平方米，农民集居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五星级酒店、鹤城苑商业中心、翰林苑商业街、仙渔小镇、魁北克海洋文化艺术之城、鹤城公园改造、鹤城中学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到2017年，吕四港镇核心区面积10平方公里，辖9个居委会，为启东市第一大镇。
清末民初，吕四的工商业达到一时之盛。当时吕四镇的6条主要街道都有米店、布店、药店、染布店、点心店、杂货店等。民国中后期，吕四镇工商业发展缓慢。1956年，掀起对私改造与合作化高潮，建立17个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商业组成纯商、饮食、服务三个行业，后调整为20个核算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吕四镇的工商业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吕四港镇迎来三大产业协调发展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创办渔轮厂、油米厂、石灰厂、海洋化工厂等10多家国营企业和搪瓷厂、橡胶厂、标牌厂、彩印厂等18家镇办企业。作为国营、集体经济的补充，个体工商业发展到631户，从业人员超千人。90年代中期，全镇已有440多家工业企业，其中镇、村办企业46家，个体私营企业395家，职工万余人。进入21世纪，吕四港镇工业生产进入跨越发展新阶段。积极贯彻“江海联动，接轨上海”的发展理念，“以港兴港、以工强镇”，加快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推进力度，工业生产和现代服务业超常发展跨入新阶段。电动工具呈现高端产业发展趋势。全镇形成电力能源、金属冶炼、机械电子、超纤材料、化工建材、水产加工、现代物流、星级酒店等二、三产业集群。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9.4亿元，工业总产值422.4亿元，完成服务业投入37.5亿元。吕四港镇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苏中农村综合实力百强镇，并跨入中国重点中心镇行列。
吕四海鲜甲天下。“天下第一鲜”吕四文蛤形态体大、肉质鲜嫩、滋味甘爽。松脆可口的吕四海蜇被誉为中国“海产八珍”之一，驰名中外，2010年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名录》。富含高蛋白、低热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吕四条斑紫菜，已形成良种培育、育苗、栽培、干紫菜加工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栽培面积和干紫菜生产量分别占江苏省和全国条斑紫菜的75%和70%以上，80%以上的产品外销美国、加拿大、巴西、欧盟、日本和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中华对虾、条虾、金钩虾等虾类和鲳鱼、黄鱼、带鱼等鱼类。启东先后成功举办7届中国·启东海鲜节，五大洲宾朋聚会吕四港镇，品尝吕四特色海鲜。
吕四历来崇文重教。唐宋时期便有义学、私塾，清代吕四场大使魏大升创建东瀛书院，名士张朴庄、李草堂创办鹤城书院，进士李磐硕晚年协助张謇在吕四兴办教育、实业，到民国年间，陶桂林在吕四创办志诚土木工程专业学校，那时比较知名的私塾已有7所，为吕四培养大批能人志士，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四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52年吕四镇创办私立海滨初级中学。1965年吕四中学7个初中班学生393人。改革开放后，吕四港镇开创了多元化办学、多渠道筹资的新格局，迎来教育事业大发展。1981～2009年，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启东市吕四中学从高中四轨制发展到十四轨制教学，并按江苏省四星级高级中学标准规划建设吕四中学新校区。与此同时，水产职业高中、成人教育中心、水产专科学校、农业高中、文化技术学校向社会输送了大批实用专业人才。2017年创办的鹤城中学新校区完成主体工程。吕四港镇的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升。
历代吕四渔民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粗犷豪放的吕四渔民号子以优美的旋律，记录着吕四传统海洋捕捞作业出海、打渔、接潮、归港全程。铿锵激昂的号子充斥着渔民扬帆出海、辛勤劳作、满载而归的无限喜悦。2007年，吕四渔民号子被列入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明代，崔桐在京任礼部侍郎告老还乡，精通声乐的他在皇家礼乐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完成著名的乐谱《吕四十番锣鼓》。该乐谱悦耳动听，既有皇家音乐的高贵典雅，又有吕四当地渔民搏击海浪的雄浑激昂，适宜在喜庆和丧事场合演奏，几百年来广泛流传于南通、海门北部和通东地区，2008年3月，《吕四十番锣鼓》被列为南通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吕四人杰地灵，文脉源远，代代精英，人才辈出，从这里走出去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人才不计其数。明清时期有进士、举人、贡生40多人。民国时期，以陶桂林、陈兆民、黄克贞、陈一心为代表的工商实业家成为造福乡梓的杰出人物。当代，有以黄嘉祥、毛凤鸣、虞成康、包裕平为代表的数位将军，和以包盈盈为代表的国家级体育名将。都可谓声名显赫。
吕四人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各地移民，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民间习俗。吕四庙会源远流长，是流传区域广、规模大、历史影响深远的民间盛会。吕四的宗教文化也颇有特色，佛教、道教、基督教同处一镇，汇聚交融。宗教盛行之时，庙宇多达数十座。
吕四名称的由来流传着诸多美丽的传说，最出名的是说八仙中的吕洞宾来过四次而得名。相传，吕洞宾遨游至此，见白水荡狂风恶浪，便拂帚轻掸，从此涛平波静，麋鹤云集，引得吕洞宾去而复返，故有吕仙四次临此，结庐海边，栽松放鹤，故吕四也叫鹤城。千年历史留下许多历史遗迹：纪念吕仙的洞宾楼，唐骆宾王系船缆的木桩港，北宋时修建的沈公堤，千年古刹集庆庵，元末明初建成的三清殿，明朝抗御外侮的烽火台，近代实业家张謇在吕四兴建的挡浪墙，还有传说中黄海女神吴妃娘娘的金身墓冢……清代吕四曾有“五山八景”之说，“五山”指洛伽山、东皇山、观音山、太平山、香堂山，“八景”指廖角嘴、放鹤田、吴妃冢、沈公堤、大河营、桃花村、古鹤城、鱼骨桥。泱泱千年文明的进程，尽在古镇浓缩显现！
吕四的旅游业也是一大特色。站在吕四大洋港海堤上眺望远处，海浪滔天，水天一色，海鸥飞翔，让人心旷神怡！
（作者单位：启东市委宣传部）.
一本别具一格的摄影集
——读《一方水土一方人》有感
肖正德
2017年底，南通摄影家管平的新著《一方水土一方人——南通寺街西南营名人影像选集》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南通寺街、西南营名人的摄影集，是一本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摄影史料集。
独辟蹊径，以独特视角观照历史文化街区。寺街、西南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通的一个历史街区。寺街、西南营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南通市和省内外众多摄影家及国际友人的目光。他们曾用镜头留下了这两个古老街区的历史文化根脉，寻觅失落的沧桑和梦中的记忆，多年前就曾经出版过《崇川名居》影集、《寺街、西南营记忆》大型画册，以及有关寺街、西南营的多种文史专著。如何从新的角度去拍好寺街、西南营两处历史文化街区，成了摆在管平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他避开了前人的老路，试图探寻一条与别人不一样的思路，拍一些和别人不同风格的照片。几经思考后，他决定把视角定格在从寺街和西南营走出去的先贤名流、革命志士、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等名人的身上。他认真学习了南通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最后浪里淘沙，选定了顾养谦、范应龙、李方膺、胡长龄、顾乐夫、江平等37位名人，作为自己作品的表现对象。
三位一体，以丰富的史料加重作品的厚重感。为了编著好《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本摄影集，管平先后花了8年时间拍摄照片、搜集和整理资料、撰写文稿。他突破了单纯影像记录的框框，集摄影、历史图片、文字资料于一身，形成了一个个综合反映老街名人的专题。这比一本单纯的摄影图集更有分量，也更有看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管平对历史资料进行了严格的求证和勘误，比如人物的出生地、生卒年代，他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以保证准确无误。可以说，不管是摄影爱好者，还是文史爱好者，他们阅读这本摄影集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真正做到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
精雕细琢，以多种手法强化作品的表现力。摄影集给读者最大视觉冲击力的当然还是照片。围绕着37位名人，管平从8年来拍摄的78户人家数万张照片中，精选260余张编进影集。这些照片，除了少部分是从有关单位或个人处收集来的以外，其余都是管平亲自拍摄的。从展示寺街、西南营宏观全景的大幅照片，到表现一塔一寺、一院一巷、一人一树的中观聚焦，再到反映一砖一石的檐头、砖雕、石鼓的近距拍摄，无不显露出作者非同寻常的创作构思和艺术灵感。虽然如今已进入“读图时代”，但光有图还是不够的。于是，管平在选用精美图片的同时，还辅以生动形象的文字，以达到图文并茂、珠联璧合的效果。尤其，管平收集到不少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顾养谦、周懋琦、徐赓起、邵大苏、陈金渊等人的资料，对研究南通的地域文化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影集中照片的文字说明也不乏诗的意境，诸如“寺街在悠扬的风铃声中是那样的平和温馨”“白雪覆盖的寺街显得那样的静谧安详”“幽深的柳家巷见证了多少老街沧桑的故事”“破敝不堪的屏门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代显赫的家族史已经翻了过去”……读着这些文字，给人以身临其境、浮想联翩之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古朴典雅的装帧设计于整体和细微处均颇见功力，充分展现了历史文化街区丰富的文化底蕴。
作者取“一方水土一方人”为书名是有着朴实的寓意的。南通这块几千年来浸透了先辈鲜血与汗水的“水土”，养育了诸多名人大家，也养育了更多勤劳、善良的普通南通人，其中也包括出生在异乡，而后来生活在南通的“新南通人”。管平原是上海知青，“文化大革命”初期从上海到南通插队落户，后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南通女婿，在南通生活了近50年。长期以来，在他脑海里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回报抚育他成长的第二故乡。于是，他用8年的辛劳和汗水，换来了这本图文并茂、别具一格的摄影集。管平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南通这方水土养育了我们，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实际行动回报养育我们的这方水土呢？或许这也是该摄影集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更有意义的思考……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局）.
北固山人的
篆刻印章之谜
江乐
先父自幼喜好绘画，曾收藏了一些明清、民国时期通城书画名家的作品。可惜的是，先父所藏书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尽被烧毁，仅幸存数方印章。其中有一方边款“北固山人”的刻印。这“北固山人”何许人也？先父生前从未谈及过此人，这也成了笔者心中的谜团。笔者曾请教过方家，也曾借助网上搜索工具查询过，但终无所获。直到最近，笔者读到南通博物苑赵鹏先生的一篇文章，觉得或许是解开此谜的线索。
赵鹏在编辑《张謇全集》时，曾见张謇等为吕海岑鬻画而订的润例，并提及请吕海岑画《林溪精舍图卷》一事。赵鹏为弄清吕海岑其人和这幅画的去向花了不少工夫。巧合的是，这幅图卷竟在2015年的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上露面，被赵鹏友人拍得。赵鹏终得一见这幅图卷，并逐渐了解了吕海岑。
关于吕海岑，在通城有文字记载的是他于民国34年（1945）去世，其子吕怀官领衔发布讣告，另有其友人仇淼之、费范九等通城名流为其募集丧葬费而作的《为吕海岑先生征赙启》：“丹徒吕海岑先生讳瀛，别号北固山人……精书画，尤擅山水，早岁即驰名海内。南通张啬公先生招致来通……曾绘山水、佛像，由中国美术家余沈寿女士手绣，一时传为双绝……任张吴女红传习所教职，兼以鬻画糊口……先生自有不朽之名作流传后世……”此处提到北固山人即吕海岑的别号，是一位享誉通城的画家。张謇为其订润例时赞誉有加：“见吕君画，笔意沉着，气韵清妙，诧为美才。进而不已，必造石谷、墨井之室也。因属画《林溪精舍图卷》颇惬浑厚华滋之趣。”也曾有时人回忆评价他：“画山水寓豪放于整饬之中，造诣颇高。虽鬻画为生，可脾气高傲，不肯逢迎拉拢，所以生意不大发达。”窃以为，这或许是吕海岑的作品存世较少，从而渐渐被后人遗忘的原因吧。
在张謇的简短记载以及少数时人的回忆中，都未提到吕海岑的篆刻作品。现存的《林溪精舍图卷》，也只钤有一方其朱文篆刻的“吕瀛之印”落款章。如若张謇提及的“北固山人”与先父遗存的印章主人是同一人的话，兴许这枚印章就成了存世孤品了。
先父遗存的“北固山人”的篆刻印章，寿山石材质，随形素章，近似长方柱体，高6厘米，印面2～3厘米见方。印面阴刻篆书“有情痴”三字。字面布局将印面平分为二，右半幅刻“有情”二字。其中，“有”字占三分之一篇幅，突出“情”字；而“情”字布局则一反常态，偏旁“忄”占三分之二，“青”占三分之一，突出了“情”由“心”生之意。左半幅全被“痴”字独占。整幅印面侧重在“痴”字上，篆刻者把自己痴迷、陶醉于“有情”之中的率真性灵抒发得淋漓尽致、痴情四溢，极具艺术感染力。印章顶部的随形斜面上，刻草书“有情痴”三字，行笔豪放洒脱，铁笔流畅刚劲，与印面工整沉稳的篆书遥相呼应，体现了作者潇洒的心性和纯熟的功力。
读这“有情痴”三字，会让人产生诸多遐想。作者是沉湎于风花雪月之中，还是另抒胸臆。“有情痴”三字最早出自北宋欧阳修的名诗《玉春楼》：“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参考前人的回忆、介绍，“北固山人”的性格、为人并不风流放荡，倒与诗句描述相似，无关风花雪月。那么他所“痴”于的“有情”有什么含义呢？笔者分析，他作为一名画家，他的“痴”应该是沉湎于书画艺术之中。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中所述“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这里的“有情”才是他“痴”的真正所在。“北固山人”痴迷、陶醉于把自己的感情融入画作中，一心追求以情染笔、以笔造形、形中有情、情透画中的艺术境界。
如果吕海岑就是笔者苦苦寻找的印章的主人，那么，印体侧面紧挨着“北固山人”四个字的右边还刻有行楷“乾隆乙丑二月”六字。这又不免让人困惑，心生疑窦：生于清光绪九年的吕海岑，怎么会在边款上刻上乾隆年号？若不是吕海岑，那么，印章上刻的这位“北固山人”究竟是谁？
对此，笔者只能妄作推测，以图自圆其说：一是此“北固山人”并非吕海岑，而是乾隆年间的一位同样号称“北固山人”的印家，这正是其当年的作品。二是别号“北固山人”的吕海岑，收藏着一方乾隆年间无名氏印家的作品，十分欣赏，就情不自禁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号。若仔细观察边款十字，年号行笔随意潇洒，而名号则稍显刻意拘谨，且在年号、名号之间，笔势稍欠连贯，不像一气呵成，名号似有后刻之嫌。三是吕海岑藏有一方边款刻有乾隆年号的印章，他对这枚印章进行了重新篆刻，在作品完成后加刻了自己的名号。孰是孰非，正解何在？
（作者单位：南通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