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春秋》2017年05期
工业名镇唐家闸双甲子回望
顾德山
城以人兴，人以城著
在江苏南通，谈到近代发达的唐家闸（简称唐闸），离不开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当年，张謇弃京官返故乡，苦心经营，在唐家闸以工立镇，兴实业、办教育，举公益，使通扬河畔名不见经传的乡间野渡嬗变为大生集团的隆兴之地、南通早期城市化的发端之基。据说，20世纪20年代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在中国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字。一个弹丸小镇得以有幸标注，在当时唯有美国的黄石公园与之并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广大工人阶级和一批能工巧匠继承先贤开拓创新的精神，砥砺前行，使唐家闸成为改革、开放、建设的一方热土。20世纪80年代，南通市区工业经济效益走在全国前列，成为继常州之后又一个人均产值超万元的明星城市，而唐家闸的工业产值占南通市区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4。
回望唐家闸，认知唐家闸，它始终贯穿并凸显着以工立镇、以工兴镇的鲜明主线，倾力担当并不断发挥着工业主体、产业支撑的历史作用。
穿越时空，迈开五步
唐家闸一路走来，迈出坚实而显眼的五大步：
第一大步，张謇构筑实业根基：大生纱厂横空出世。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贤达先驱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中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在通扬河畔的唐家闸开启。
大生纱厂于清光绪二十一年着手筹划，光绪二十三年（1897）破土动工，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投产，它的惊艳亮相，祭起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大旗。张謇亲自起草《厂约》，慷慨陈词：“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在另一份受两江总督张之洞所托起草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张謇坦陈“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主张。
张謇“仿照洋厂”，创造性地运用股份制向社会筹集资金。经历“商办”“官商合办”“绅领商办”三个阶段，千磨万折，首尾五载，忍侮负讥，才渡过难关办起大生纱厂。到大生纱厂正式投产时，共筹集原始资本以白银计44.51万两。其中，以长期搁置上海杨树浦路码头4.08万锭英制设备（俗称官机）的一半折银25万两作为官股；143户商股股东投股19.51万两。由于官机锈损严重，先期实际只开出8000余锭。即便如此，此举不仅为民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拓展了融资渠道，而且为采用民办企业振兴民族工业开了风气之先。
大生纱厂成套自动化、连续化纺纱机器，在遍布唐家闸周边农村古老手摇纺车和小木织机中间鹤立鸡群，开辟了南通从农耕文化转入工业文明的新纪元。自大生纱厂建成投产之日起，唐家闸率先跨进工业化社会。港闸一带以及通海地区的农民，从观望到自愿进厂。据通州工料总账房报单记载，仅大生纱厂细纱车间日夜两班就有工人802名，其中童工250名。进厂当工人的农民逐渐有了组织性、纪律性、规范性，特别是后来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熏陶，逐步具备了产业工人的素质。
第二大步，张謇后半生多元拓展：唐家闸工业开泰八面来风。
大生纱厂投产后，张謇在区域经济方面，兴办以大生纺织公司为核心的包括工业、电力、交通、金融、贸易在内的37家企业，崛起一片新兴工业区，形成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企业集团。工厂的兴旺发达、工人的大量集聚，相应带动了交通运输、商业店铺、文教卫生、工房建设等的繁荣昌盛，使当时的唐家闸享有“小上海”的美誉。
民国8年（1919）初，一位到南通考察的日本人上冢司在《以扬子江为中心》的考察报告中这样记述唐家闸的景象：“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唐家闸约五千人口，全靠这些现代化的工厂提供衣食。”这是当时对新崛起的唐家闸工业城镇最详尽、最客观的写照。
第三大步，南通解放前夕至解放后头八年革故鼎新：从纺织工人护厂到全市带头复工复业、全国率先实施公私合营，再到投身建设区域性工业基地。
南通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日趋恶化，国民党企图将大生资本集团机器设备迁往港台等地。在中共地下党的坚强领导下，大生纱厂纺织工人提出“保厂如保命”口号，与之展开英勇斗争。1948年到1949年初，纱厂、面厂、油厂联合成立工人纠察队护厂迎解放。
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党和政府把复工复业作为接管城市后的首要任务，发动工人群众恢复生产。在大生一厂等单位带动下，全市工厂商店18天复工复业，揭开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国民经济的序幕。一方面，将党的组织伸展到工厂企业，实行民主改革，以大生一厂废除抄身制、火烧木栅栏为标志，确定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明确公方代表领导权，成立工会组织；办职工夜校，开展劳动竞赛，激发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另一方面，率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小手工小作坊走向合作化。1952年开始，大生一厂等10家大中型企业先行一步公私合营。至1956年11月，包括造纸厂、面粉厂、油脂厂、恒益公油米厂、资生铁厂等企业在内的工商业，全面实行了公私合营。
南通市唐闸镇乘势而起的举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褒奖。1950年7月17日，朱德总司令欣然为大生一厂厂报题写报头“东方红”。1956年2月1日，在招待全国政协会议代表的宴会上，毛主席接见了大生纺织公司资方代表张敬礼，肯定了南通的成绩。这使南通人民信心倍增，提前一年实现了“一五”计划。
20世纪50年代后期，唐家闸的工厂企业响应市有关会议精神提出的将南通建成区域性工业基地的号召，以赶超常州为目标，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增产节约运动。
第四大步，20世纪60年代末及七八十年代，老企业强筋壮骨：坚持革新改造升级换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唐家闸的工业企业利用轻纺基础，借助大生一厂等老企业的辐射力，采用“母鸡下蛋”等途径，填补工业门类，延伸产业链条；坚持挖潜革新改造，博采众长，自我武装，培育内生动力，一批企业在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南通磷肥厂创造“三高一细”（即硫酸浓度高、搅拌速度高、温度高、矿粉细）新工艺，提升了生产水平。1965年6月30日，化工部在通召开全国磷肥行业现场会。国际著名化学家、时任国家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侯德榜亲临会议，号召全国学习南通经验。
南通国棉一厂在旧设备上创造了棉纱单产43.5公斤的奇迹。1969年10月15日，国家纺织工业部在南通召开全国纺织工业抓革命促生产棉纺细纱高速高产经验交流会。196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随后，该厂移植采用了国内33项成熟的科研成果和新技术，到1977年配套成龙改造建成2.3万锭的新型纺纱车间，实现了“三个三”（即件纱用工3人、细纱车间含尘量低于3毫克/立方米、细纱千锭时断头少于30根）指标，一举达到国内棉纺行业先进水平。
1970年，南通油脂化工厂职工代表向国务院呈送了“棉籽虽小，浑身是宝”的信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出“此件很好”的批示。国务院办公厅专发〔1971〕40号参阅文件，推介该厂大搞棉籽综合利用做法。
20世纪70年代初，天生港电厂制造安装了两台2.5万千瓦机组，装机容量从4万千瓦猛增到9万千瓦，在全国电力系统产生了“小鸡生大蛋”的轰动效应，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
唐家闸的工厂企业不懈创新，创造了诸多奇迹。1978年3月，在全国首届科技大会上，就有国棉一厂的2.3万锭棉纺车间技改项目、纺机厂生产的74型印染机械、碳素厂的500KYA石墨化炉、醋酸化工厂的石油化学催化剂研制4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大奖。此外，还有自力更生建造千吨水压机，填补江苏空白的南通碳素厂；获得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授予发明创造科技之星奖的南通轴瓦厂；三次荣获商业部科技奖的南通棉机厂等，技改工作硕果累累。
第五大步，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破茧蝶变：在更大空间调整转型发展。
随着南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布局结构深度调整，环境保护治理从严，唐家闸工业区承载了100多年的产业功能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从以发展工业为主转向以文化旅游为主、工业发展为辅，原有的工厂企业随之出现“三个一批”格局。
坚守一批。江苏大生、扬子碳素、轴瓦制造、复新面粉等工厂，依然屹立在通扬河畔生产经营。江苏大生集团在核心企业国棉一厂邻近新建大生工业园区后，于“十二五”期间全力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建成生产能力为4.56万锭的全国第一家数字化纺纱车间，万锭用工减少68%，生产效率提升10%以上，再度展现百年老厂的亮丽风采。曾被誉为全国碳素行业四大天王之一的扬子碳素，瞄准大熔量电炉所需，专注生产超高功率电极。1999年以来，为降低用电用工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探索出一条外协加工之路，先后与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11省区的33家企业开展协作，年产超高功率电极超过4万吨。
外迁一批。南通鼓风机厂较早移师国家级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醋酸化工、棉花机械紧随其后，相继整体迁入国家级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全国供销工业园，仍然不失为南通版图上的宠儿。
转型一批。唐家闸是中国近代工业遗存保留最为完整的城镇之一，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理念和建设风貌均有着鲜明特色和不竭生命力，被誉为活态博物馆。地方政府对其保护、开发和利用已初有成效。江苏大生集团利用旗下原实验棉纺厂等4家单位旧址，与南通报业集团联手创办了大生众创街区，推开了文化创意、展览等业务。停产多年的油脂厂率先得到保护性开发，成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区，1895创意产业园区的起步区。
对所辖城镇的功能、规模、布局进行调整，是地方政府推进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常态工作。具有优良历史传统和现代精神风貌的唐家闸人懂得，调整和转换并不是走向衰败，而是在新的领域重获生机，拓宽前程；单个企业持续发展，也并非唯有固守原地，而是在新的环境中施展身手，续写辉煌。
人文积淀，灿若星河
回望唐家闸走过的120多年，人们既为她贡献的可观经济成就和城市建设“一城三镇”奠定的坚实基础感到惊叹，更为她积淀的人文精神和生成的工业文化无比惊羡。
成套的经济主张。近代，以张謇的经济主张为代表，通过他在创办企业过程中制定的管理制度、各类章程得以体现。现代，则体现为唐家闸工业企业的思路，不守摊子，要有发展，立足现有基础抓好挖潜革新改造。
独特的企业精神。如国棉一厂“不怕厂老人老机器老，一定要压倒美国佬”的改革韧劲，磷肥厂“木棒加大缸”的苦干精神，醋酸化工厂“创新创效闯市场，群策群力展宏图”的逐梦志气，造纸厂“千人工厂千人办”的民主作风等奋斗口号，无一不是企业文化的结晶，汇聚凝炼成唐家闸工业区坚毅、拼搏、自主、自强的精神财富。
出色的人才摇篮。张謇亲自创办或在其思想影响下创办的职业学校中，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创建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迁至上海与其他学校组成华东纺织工学院。40年间共培养出1793名毕业生，为中国纺织工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学校被誉为“中国纺织工程师的摇篮”。在唐家闸这个近代工业、教育基地，由于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系统教育，接受党组织的精心培育，从厂门、校门走出来中科院院士、全国劳模等出类拔萃的人才。
（作者单位：南通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
刘景韶抗击倭寇卫海安
夏俊山
出海安县城东行10余公里，便到了西场古镇。这里有两座仿明建筑：一座是“刘公平倭冢记”碑亭，树立在镇中心地区的文化站内；一座是“平倭古战场遗址”碑亭，矗立于历经沧桑、汩汩东流的栟茶河畔。阳光下，碑亭默默地向人们述说着明代刘景韶抗击倭寇保卫海安的沧桑历史。
刘景韶，湖广武昌府大白（今湖北崇阳县）人，字子成，号白川，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正月。明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刘景韶为官，初任潮阳令，后来提拔为刑部主事、贵州佥事，再后来担任浙江海防兵备副使。
明嘉靖年间，日本正处于割据分裂的“战国”时代，一些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
嘉靖三十一年（1552），刘景韶奉朝廷之命到如皋、海安一带布防。此时，已有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等地的沿海登陆，抢掠了几十个城市。上海被围困，上海知县以身殉职。有些沿海的官吏和士兵怯懦，不敢抵抗，这使倭寇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刘景韶到任后，考虑到海安为淮扬咽喉，如果有城垣，驻兵据守，那么倭寇只能游扰于外，可保内地无虞。于是，他在海安征调民工，构筑土城。在他的组织下，不到一个月，就在海安筑起了一道6里多长的城墙，并设立3座城门：东为泰宁门（大约在今东大街复建的牙桥一带），西为永安门，北为镇宁门，同时拓宽北护城河，宽4丈，深丈余，设水关三处（北水关在今团结桥附近）。明代泰州人王陈策在《报德祠碑记》（笔者注：报德祠是海安人为报答刘景韶的功德，在海安镇北的凤山为其建造的祠堂，祠堂中供有刘景韶之像）中赞扬此举：“民之局斯镇者晏如，而兵之守斯镇者恃之无恐矣。”
除了修筑城墙，刘景韶还关心民生疾苦，争取百姓的支持，并抓紧练兵。他提出：“承平日久，武备废弛。老弱贫寒者应役，精壮富豪者买闲，及至地方有事，却转全靠民力，是籍军本以卫民，今乃籍民返以卫军，非法也。”“钱粮之完欠，视老百姓之存亡，百姓已逃者尚欲招来，见存者岂忍重困。与其待逃而后招抚，孰若减税以图存恤。”他重视战备、体恤民情，这些为接下来的抗倭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倭寇的兵船从海门杨树港驶出，停泊在狼山沿江一线。由于狼山镇副总兵邓城抵御无能，致使数千倭寇围攻通州，并直逼如皋、海安。刘景韶与边将邱陞率官兵御敌。到了七月，从江南溃逃而至的倭寇，由南通再犯海安，刘景韶挑选战车数百，扼守岔河，以截阻敌人。自己率兵同邱陞布下口袋阵，埋伏于西场。
不久，倭寇果然向西场进犯。刘景韶命骑兵分两路从左右包围。又用大炮从中间猛轰，倭寇大乱，成群地奔入仲家园，刘景韶率兵围困。经过三昼夜激战，斩倭寇大酋长以下1527人，活捉15人。此次战斗中，海安及周边应征的“团练”乡兵表现非常突出，他们勇猛杀敌，倭寇惊之为“天兵”。平倭战役大胜，刘欣然挥笔，呵成《平倭曲》，“团练从今须土著，莫凭征调作长城。满地流亡须抚字，眼中谁复是阳城”。由此可见，刘景韶为筑海防“钢铁长城”，倚重的不是征调来的官兵，而是海安“土著”。此战过后，刘景韶继续驰骋于通（州）如（皋）扬（州）淮（安），衣不解带长达三个月，先后歼灭倭寇共达3000多人。
西场仲家园大捷，使屡犯江北的倭贼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西场人将倭寇尸骨收拢在一起，埋进了大坑，并筑坟其上，当地百姓称之为“倭子坟”。为表彰刘景韶的功绩，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如皋知县童蒙吉特意在坟前立碑，题写“刘公平倭冢记”的碑额，并写下26行、每行45字的碑记。在碑记中，童蒙吉写道：“于戏，自倭犯中国未有能一大创者，公以文墨儒绅，义激于衷，兴师挞伐，横厉岛夷，前后折馘约三千有奇，铭纪旆常，有国史氏在，蒙吉何能与焉！”
平倭冢原在西场镇东郊大路旁，为避免风雨剥蚀，冢前石碑在清代被移置西场后街惠民寺大殿东壁。清末民初，如皋名士郭雍南题写了对联：“薄海奉金仙，梵宇恢弘千载上，偏师扫倭寇，苍碑突兀两楹间。”1941年冬，惠民寺毁于大火，独存此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倭冢记碑被移置西场文化站内。1982年3月，平倭冢记碑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省政府拨款4000元建亭安碑。1992年，西场镇人民政府又在镇东侧原仲家园，树立“平倭古战场遗址”碑。1998年，再次重修扩建了碑亭，以纪念前贤，策励后代。2005年８月12日，刘景韶平倭纪念馆落成，西场举办了隆重的开馆仪式，平倭冢记碑得到了更好地保护。2010年10月18日，刘景韶平倭纪念馆被评为南通市第三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安籍著名书画家仲贞子曾赋诗以纪：“昔日倭氛炽，惟公御侮多，勋碑今不灭，字迹久难磨。古诗初经燹，神州未止戈。誓为公继起，一举靖风波。”
刘景韶在西场等地抗击倭寇取得赫赫战功后，升为浙江按察使、都察院右佥都御使，之后还担任过提督淮阳军务兼巡抚凤阳诸府。
当时海安有风俗，可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之风，这样的祠谓之生祠。海安人民不忘刘景韶平倭之功，在凤山选址，为他建起了生祠。祠前立碑，王陈策〔泰州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丁未科进士，时任浙江诸暨知县〕满怀深情写下“碑阴记”（写或刻在碑背面的题记），记叙了倭寇之暴行，赞扬了刘景韶之德，充分肯定了刘景韶筑城于海安的战略意义。
明万历六年（1578）五月，71岁的刘景韶与世长辞。
明代唐顺之在《条陈海防经略事疏》中说：“访得淮扬海防兵备副使刘景韶英敏多谋，临机立断。运筹足以破鬼夷之算；贾勇足以汗懦将之颜。”在著名的海安花鼓表演中，有一段唱词至今为西场人津津乐道：“花鼓唱起一条声，国泰民安出忠臣。刘公平倭安天下，三世难报子成恩……”刘景韶在海安的时间虽不长，然而，海安人民却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平倭战役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以及他给海安人民带来的不再受倭患骚扰的和平生活。刘景韶抗击倭寇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像那巍巍矗立的平倭石碑，永远屹立在海安人民的心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日本侵略者在如东犯下的罪行
杨自强李榕
明朝时期
元末明初，日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期，内斗严重。他们中某些手握兵权的人，支持一些武士、浪人、政客等勾结海盗、走私商品，侵犯周边国家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凶悍狠毒。国人称这批来自日本，身材矮小、罪恶昭彰的入侵者为倭寇。中国东部辽、鲁、江、浙、闽、粤沿海诸省，受其侵害达200多年，被杀民众数十万之多，凶杀手段骇人听闻。据传：倭贼侵入浙江台州桃花村，除奸淫烧杀外，还将婴儿绑在竹竿上，用开水浇，听到婴儿大声啼哭，倭贼拍手狂笑，以此为乐。
如皋东乡（今如东）东临大海，屡遭倭患。明朝初年，就开始建军营防倭。距离掘港七八十里西北部栟茶一带，倭寇多次入侵剽杀，无恶不作。明嘉靖十六年（1537），倭贼从东台丁美舍海滩登陆，侵犯栟茶。义士缪滂与其子召集民众数百人，手持刀刃和各种器械，至栟茶北乡奋勇杀敌，立斩倭贼10多名。倭寇见我人多势旺，寡不敌众，只好仓皇逃窜。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连年入侵，官府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黄沙洋（今小洋口）特设备倭营，派兵防守。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倭寇百余人从海上登陆，入侵掘港，西行到马塘、双甸南乡丛家坝，屯驻丁堰，一路焚掠杀人。但不少地方民众都奋勇拼杀。是年四月，又有倭寇数百人从海上轮番上岸劫掠。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倭寇90多人登陆，焚掠掘港，当地军民英勇抗击，倭贼流窜至白蒲，狂烧滥杀。时隔一年，从四月起，倭寇多次入侵掘港、岔河、双甸、栟茶等地，历时4个月。
明隆庆三年（1569）六月，倭寇侵犯掘港沿海。明万历元年（1573），倭寇舰船入侵掘港。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3月27日，日寇一支机械化部队从掘丁公路向东直扑掘港，日寇闯入在外辞官回掘定居的王泽三宅，逼问：“大日本好不好？”王答：“因病久未出门，不知外界事情。”日寇恼怒，将王打倒在地，王不久死去。5月23日早晨，日寇在石甸西边公路上的崔港河桥上架起大炮，向陈家庄园厨房开炮，正在吃早饭的人多数被打伤。随后鬼子将庄园房屋全部烧光。6月7日，侵占丁堰的日军到石甸附近的崔家河“扫荡”，遭到国民党薛承宗部队伏击，死伤30多人。日寇很快从如城派出200多人包抄薛部，薛部8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接着进行了7次55天疯狂报复，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在崔家河、石甸、双甸及其周围一带，共烧毁231户2375间房屋，平民死亡32人，烧死猪188头，抢走38头，另有耕牛多头、鸡鸭数百只，其他财物不计其数。
1939年4月9日晨，一支60多人的日军骑兵队伍由一个骑自行车的汉奸带路，窜出如城，直趋栟茶。中午进入镇区，舞刀弄枪，遇到躲避不及的就砍，见到不顺眼的就开枪。顷刻之间，10多名无辜民众倒在血泊之中。日军直到第三天才离去。9月13日，一架日本飞机在掘港镇投弹4枚，爆炸3枚，炸死居民3人，炸伤1人。
1940年的一天，日伪路过潮桥附近的新市街。此街是四五年前开始形成的小型集市，有10多家店铺，生意兴隆。商人们听说日伪来了，弃店逃难，结果房屋全被拆毁，敌人运走所有材料，用去筑炮楼，新市街消失。
1941年4月18日，日机再次轰炸掘港镇，炸死炸伤军民10多人。8月13日晨，日军中队长林幸七在伪7师的配合下，率1000多人从石港出发，进犯如东，占领双甸、岔河、马塘等重要集镇。进驻岔河的日伪随即强占殷氏别墅，构筑工事。他们一路作恶，14日到达掘港。不久又有日军和伪第5师、第32师跟着进驻掘港、马塘等地，另有部分日军及伪教导旅进驻丰利、栟茶。不几天，如东大小集镇大多被占领。一时间碉堡林立，伪政权挂牌成立，日寇、伪军日夜不停地巡逻、搜捕，频繁下乡“清乡”“扫荡”，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绑票抢掠。日寇占领岔河镇后，岔河小学南分部停办，小学里的祠山小楼和周边住宅被拆毁。没几日，日伪又侵犯岔河西南的汤园。途经一片草荡，荡中有一处由破庙改建的瓦屋，约20间。日伪一把大火，将瓦房和草荡烧成一片火海。驻马塘日伪同样凶残，他们到马塘北乡“扫荡”，将平房、楼房200多间、占地50多亩的邱陞中学烧得只剩下一口水井。同一日，日军还将过去隶属马塘的环镇一把火烧掉。丰利镇西北有户刘姓地主家的大宅子，叫瓦车篷，日寇常来此歇脚，并在周围抢掠、绑票，抓青壮年去做苦工。马塘以西（今马丰村）有座公墓，埋葬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抗争中罹难的旅沪同乡。是年秋，日寇强将地面建筑全部拆除，并毁去此墓。12月7日，日伪军在掘港等地施放毒气。8日，新四军3旅8团与地方部队、民兵紧密配合，在丰利、苴镇、马塘三区交界处双灰山设伏，击毙日中队长以下30多人，伪团长以下300多人；俘日军2人，伪军197人；另外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马塘镇双灰山有个乡村集镇花子街，是棉花收购、加工、运销的集散地，街市繁荣。日寇吃了败仗，疯狂报复，10日傍晚，一把大火将这条街道烧光。
1942年5月11日晨，8名日军从兵房镇据点下乡“扫荡”，途经协和镇（现属丁店村），镇边开豆腐店的陈维高来不及躲藏，被日军放出的东洋狗咬得遍体鳞伤。初夏，新四军进军丰利。一天拂晓，日寇动用10多架飞机轰炸丰利。因地面雾气浓重，日机飞到丰西壁角坟，错把此地当作丰利镇，炸弹一泻而空。丰利逃过一劫，但壁角坟却遭到灭顶之灾。6月，县警卫团突袭马塘镇以东的七里镇日军，全歼其一个小分队。日伪报复，拆光七里镇一条街180多间店房、民房，用于构筑炮楼和营房。最后火烧七里镇，将明末清初形成的一条长约1里余、乱石铺成的朝南街面、20多家店铺、200多间房屋全部烧光。
1943年4月，日寇从江南运来500多万支毛竹，从长江边的天生港向北到丁堰，折而向东，直到黄海边构筑篱笆，在如东境内就长达百余公里，日寇称之为封锁线。差不多每隔二三里就筑一座碉堡，并设瞭望哨，日夜看守巡逻。这条封锁线从构筑开始，就被我方军民进行了60多次的破击，到12月8日止，这道封锁篱笆终于被彻底烧毁。封锁篱笆前后存在8个月之久，给我方军民往来交通造成极大困难和危险，当时流传着“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等民谣。而枉死在篱笆两边的无辜群众，数以百计。
1943年秋季的一天下午，30多个驻曹埠的日伪军，因从三总车路下乡搜捕我地方干部未果，气急败坏，烧掉民兵分队王队长家的房子，并在王队长妻子身上戳了7刀，又抓了住在三总车路旁边的陈长清、金福强等20多人，由于只有陈长清是农抗会小组长，其余都是普通老百姓。敌人将注意力全集中到他身上，先用枪托狠砸，后“灌肚肺”，弄得他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因天色已晚，敌人害怕遭到袭击，才缩回敌据点。9月的一天，新店镇伪军团长朱开聪搜捕我方干部，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见船工在对岸，就大声吆喝让其撑船过来。船工故意拖延时间，朱开聪十分恼怒，开枪打死船工。
1944年初，栟茶镇大窑村村民陈荣华为逃避日伪抓壮丁，躲在沟岸草中，被发现后遭日伪的刺刀活活戳死。5月下旬的一天，日伪在掘东地区抓了一批老百姓，强迫他们抬木头到丁家店去。在丁家店附近，县警卫团袭击日军，打死日本兵1名、伪军2名。不久敌人进行报复，放火把丁家店烧光。6月22日，在袁庄镇海河滩村东南耙齿凌，新四军1师3旅7团打死、打伤、俘虏日伪军近320人，并缴获了敌方大量武器弹药。事隔3天，日寇纠集数百名日伪军前来疯狂报复，除了奸淫掳掠，还火烧海河滩62家、大小200多间房子。9月，苴镇人民为防止日伪进驻，积极响应地方党政“坚壁清野，毁家纾难”的号召，一天之内拆毁房屋1600多间，包括两座寺庙及古建筑，避免了日寇的焚掠。12月10日，日伪从潮桥据点倾巢而出，从汪家巷（潮桥街西约1里）到张家堡抓人、烧房、抢粮，顷刻之间，火光四起，哭喊声响成一片。这天敌人烧毁民房22家93间，抢去粮食16000多斤。把抓去的男女老幼33人关进岔河据点，逼其家人拿钱赎人，不然就拷打折磨。
1945年2月26日，日寇将掘港镇洋岸街烧得所剩无几。原来的洋岸街东西长近3里，南北长约2里，素有“小掘港”之称，街道西首设船运码头，船只往来如梭，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有商号店铺70多家。日寇占领了一段时间后要从此处撤离，就放纵士兵大肆抢劫。有些市民上前说理拦阻，遭到毒打，甚至被杀害。被打死打伤的群众有数十人之多。
抗战期间，日伪在如东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罄竹难书。据苏中四地委统计，1943年4月至12月，如东仅马塘等3个区就有百姓250多人、区乡干部55人被杀害，乡级以下干部59人、区干部2人被抓捕，绑票平民1290人。烧毁民房111间、干部房屋74户687间。强奸妇女105人。另据《日出南黄海》一书不完全统计，抗战中，日伪在全县烧毁房屋1328家，计3900多间，杀害平民百姓582人，抢劫10000多户。
笔者根据县、镇等史志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日寇从1938年春侵犯如东直到投降的恶行主要有：一是焚毁石甸、双甸东西街道、新市街、环镇、花子街、七里镇、丁家店、洋岸街等9处街镇集市，计380多户，约3560间房屋；另有苴镇170多户1600多间，长沙150多户1400多间，因不让日伪进驻而自动拆除。两者相加，被焚毁和拆除的街镇房屋有700户左右6560多间。二是日伪烧毁、拆除集镇以外的民户、住宅、庄园、别墅计1515户6300多间。三是烧毁小学3所、中学2所、纱厂1家，约340间房屋。四是施放毒气。五是一些公墓和坟地亦遭毁灭。最为惊心和恐怖的就是日寇的残杀。据有关史志书籍不完全记载，如东乡村平民百姓约780人被杀。另外，日伪大肆绑票，任意抓人，严刑毒打，勒索钱财，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无以为生，对我党员干部、民兵，更是凶残无比。日寇侵犯如东后，饿死、冻死、病死、累死、气死、生存权被剥夺而死的如东群众，数以万计，被掠夺的财物更是无法统计。
（作者单位：杨自强，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李榕，如东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
君于南通 誉永世兮
——南通市港闸区档案馆珍藏特来克史料延续百年情缘
陈天扬
“君于南通，誉永世兮”是百年前张謇对亨利克·特来克治水功勋所表达的哀思与赞誉；充分挖掘其档案史料，发挥更大作用，是百年后港闸档案人对他敬业精神所表达的纪念与崇敬。
荷兰水利工程师特来克，是张謇较早聘请的外国专家，他把知识、才华和生命，都献给了南通水利事业。为了更好地收藏、宣传、展示“特来克与南通保坍史料”，2015年，南通市港闸区档案馆向亨利克·特来克家人赠送档案复制件的申请获得省档案局批准。2016年，开启了港闸区档案馆向国外征集档案资料的先河。
珍贵档案，记载感人历史
港闸区档案馆馆藏的38399卷68639件档案中，有86件民国档案，其中绝大多数是“特来克与南通保坍史料”，有南通保坍会会长张詧与特来克签订的中（英）文版聘书、特来克撰写的南通保坍计划报告书和特来克设计的水楗图及说明等，这些是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打开档案馆特藏室的保险柜，翻开一件件泛黄的原始档案，100多年前，那个名叫亨利克·特来克的英俊年轻人正向我们走来。他受张謇聘请，不辞劳苦、远隔重洋从荷兰来到江苏南通。针对天生港至姚港10多公里坍塌险情，他留守江边3个多月，整日奔波在长江沿线，观测水情水势，掌握水文资料，并通过仔细分析研究，做出了在天生港至姚港建筑12条水楗的科学论断。根据判断，他提呈张謇和南通保坍会批准实施，在他逝世前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主持修筑了10座水楗，有效地稳固了南通江岸线。
他通晓治水技术，把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南通水利事业。他不仅督造沿江水楗，还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水利工程日夜操心。他足迹遍江海，操持通如海水利，设计出一批水闸、桥梁、涵洞、船闸和公路等工程，这些水利设施在此后的百年里，一直保护南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些水利工程时至今日还在发挥作用。
他工作认真负责，生活简单朴实，做事吃苦耐劳。由于工地条件十分艰苦，加上日夜操劳，特来克最后因感染霍乱，不幸以身殉职。张謇亲撰墓表，写下“君于南通，誉永世兮”，镌石纪念。
特来克在南通工作的3年多里，在南通水利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100多年来，南通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特来克，他的墓园如今仍在剑山南麓，他的塑像矗立在濠河之滨，他的事迹已经成为中荷两国人民友谊史上的一段佳话。
不朽精神，激励后人传承
特来克治水安民、利水富民的壮举，以及他无私奉献和爱岗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2009年，区档案馆与张謇研究中心联合编辑出版了《特来克与南通保坍史料》一书。
2013年，区档案馆购置防火防盗保险柜专门存放“特来克在通治水档案”，并在《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南通卷》一书“人物档案”中，将特来克编入其中。2014年借“国家二级综合档案馆”复查之机，设置特藏档案库房，存放“特来克在通治水档案”等一批民国档案，并将特来克与南通保坍会的聘约图案做成档案文化产品——扇子，发放给参观者及前来查档的人员。2015年3月，区档案馆邀请江苏省档案局专家组对“特来克在通治水档案”进行调研。区档案馆向特来克家人赠送档案复制件的申请获得准予，成为全省首例档案行政许可案例。
镇馆之宝，
架起友谊桥梁
在纪念特来克在通治水100周年之际，港闸区档案馆也积极参与了南通市、区外侨办的一些纪念活动准备工作，举办展览，制作了“特来克在通治水档案”简介、镇馆之宝、誉永世兮、功绩流芳、专家调研、考察交流6块展板。
2016年5月底6月初，以荷兰新任驻沪总领事艾晓安为团长的荷兰代表团一行21人陆续抵达南通。特来克侄孙培尔·特来克及其夫人玛丽柯·哈枫也到南通考察和参加纪念活动。港闸档案人第一次与特来克的后人近距离接触。
荷兰代表团到港闸参观考察的第一站便是区档案馆。在馆里，培尔一眼认出亨利克·特来克的亲笔签名，激动万分，并饶有兴致地查看其伯祖父当年的原始资料，不停地询问、拍照……他们为港闸区档案馆如此重视收藏、保管这些档案而感动，表示回国后要与当地档案馆联系，为两地的档案交流搭建平台。参观完档案馆，培尔夫妇还到吉宝船厂的江边实地察看水楗方位和现在依然发挥作用的特来克主持建造的水楗。访问结束后，玛丽柯收集了纪念特来克来通治水100周年活动情况及参观考察的精彩图片，准备编辑成画册。2016年底，玛丽柯还给区档案馆传来了特来克父子100年前的合照。
由于特来克档案宣传取得成效，2017年3月，港闸区档案局作为南通市9个县（市）区中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全省档案宣传文化工作研讨会。港闸区档案局通过“特来克在通治水档案”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作为典型经验在会上交流。
（作者单位：南通市港闸区档案局）
“海门”的由来
李元冲
古海门建县于后周显德五年（958），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对于“海门”地名的由来，众说纷纭，但我们听到比较正统的解释一般有以下三种：一是“江海门户”的简称，但“江”和“海”是如何组成“门户”的？可能谁也说不清楚。二是“海之门”的简称，这种说法似乎“海门”与“江”没有关系，而把港口理解为是大海之门，因而认为古代的“海门”是吕四港，现代的海门是东灶港。三是“扼守江海门户之地”（或“扼江海门户”），虽然持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然，如果认为是这种说法首先要解决这个所谓的江海“门户”在哪里的问题，然后才可以谈“扼守”的问题。
《嘉庆海门厅志》对“海门”做出如下解释：“过九江道、金陵，出金、焦二山之间渐趋于海，故昔人名其处曰海门；由金、焦北至圌山折而东过狼山江愈阔，俗即谓之海，而实则江，以南有高家嘴，北有料角嘴（笔者注：或称廖角嘴，下同），出是二嘴方入大海，二嘴遥遥相对，为江水朝宗（笔者注：朝宗指臣下朝见帝王，这里比喻小水流注大水）门户……”这段话实际讲了两个“海门”，即昔日“海门”和后来发现的“海门”。
昔日“海门”是指长江中相邻的两座山，即金山与焦山，这两座山犹如一扇守卫江海的大门，故古人称此为“海门”。这里我们先要认识一下金山和焦山。金山在今镇江市区的西北角，焦山在今镇江东北约5公里的长江中，两山之间相距约8公里。原先两山都在江中（金山在清光绪年间才与陆地连成一片），两山的西侧江面较狭，东侧江面宽阔，古人以为两山东侧就是大海了，所以把金、焦两山视为江海的大门，并称之为“海门”。
以上这种说法确实也有记载，据《旧唐书·韩滉传》载，韩滉率“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州师五千人由海门扬武威，自申浦而还……”这里的“海门”就是指金、焦二山间（申浦指的是今上海市区一带，当时申浦还未成陆）。又如北宋初著名诗僧子熙《登京口古台夜望》中的诗句“海门帆正泊，京口雁初来”。其中的“海门”也指的是金、焦二山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在焦山东北的江中有两座一近一远的小山（属于焦山的延伸），称之为松廖山和夷山，好像两块石阙（石关）守卫在古代大江入海的海口，故而称此处为“海门”。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说明古人曾把金、焦二山处说成是“海门”。
但后来人们发现，长江水从金、焦二山流过后，到了北固山、圌山折而东，过了狼山以后江面更阔，人们称这里是海，但实际是长江。真正的大海是狼山向东出了“二嘴”才是大海，所以“二嘴”间才是江水“朝宗”、大海的“门户”，即真正的“海门”。“二嘴”指的是料角嘴和高家嘴。
料角嘴是长江北岸江岸线与海岸线的交界处，在今启东境内。历史上的料角嘴曾几度移动。据史料记载，六朝时期（222～589），长江北侧岸线大致在今泰兴、如皋以南至白蒲以东一线，料角嘴在今如东掘港镇附近。唐初，胡逗洲并岸后，料角嘴推展至今通州区余西镇附近。宋初，东布洲并岸后，料角嘴则延伸至今启东吕四附近。清光绪年间，海、启群沙并岸后，料角嘴移至今启东寅阳镇附近。
关于料角嘴之名的由来，据明代一部政治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料角嘴为江海海会，水分咸淡……中有积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故名料角，明不可度越云。”
高家嘴曾是长江南岸的江岸线与海岸线的交界处，明清时期，高家嘴在今上海市金山县金山卫东南，现为一个历史地名。据明《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记载：“倭贼百余，由华亭县漴缺登岸……参将汤克宽引舟师追击，及于高家嘴，毁其舟，斩七十三级，生擒十四人……”又据清《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松江府华亭县的高家嘴“在府东百余里翁家港口……今属青村所”。同时，《读史方舆纪要》还引用了《海防考》的记载：“高家嘴突出海中，与江北料角嘴相对。”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在明清时期，长江南岸的高家嘴与北岸的料角嘴是遥遥相对的，两嘴相距100多公里。必须指出的是，江北的料角嘴曾几度随着江岸线的移动而移动，那么，地处江南的高家嘴是否也曾移动过？笔者查阅了上海市金山区（县）相关史料，得知金山县是上海市成陆最早的地方，其前身是华亭县，华亭建县于唐天宝十年（751），至于其成陆时间则更早。也就是说，唐代至清代的较长历史时期内，高家嘴作为长江南侧的江海交界处，其所在位置变化不大，不管江北的岸线怎样移动，它始终与北岸的料角嘴形成二点一线的“门户”。而海门，就处在这个“门户”的中间，扼守这个“门户”就成了海门人的天然职责。
海门原名东布洲，于后周显德五年建县，当时海门尚未并岸，只是江海中间的一群沙洲，那时候的料角嘴大约在今通州区余西镇附近。这群处在“江海门户”之间的沙洲，建县前为吴国的东洲镇，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优势，它既是一座军事重镇（吴国的水军训练和战船战舰的屯集基地），又是一座经济重镇（渔盐业基地），更是扼守江海门户的重要地方。吴国正是靠了这样的优势，使周世宗（后周国主）在统一的道路上，与吴国的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后周消灭吴国后，便决定在东洲建县，并仍要利用东洲这个优势，使其继续成为“扼守江海门户之地”。为区别于前朝，同时也为彰显此地的重要性，故对东洲重新命名，谓之“海门”。
（作者单位：海门市交通局）
一生奋斗为理想
——写在朱理治诞辰110周年之际
吉春发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化名王志、大朱、玉苔等，1907年7月25日出身在南通县余西镇光荣村（今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余西居）一个中医世家。15岁考进南通省立第七中学（南通中学）。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自取雅号“慕飞”，以此立志效法岳飞精忠报国。1926年，朱理治读完高二，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学校同意以高中同等学力推荐他报考大学，后被清华大学经济系录取。从此，他走上了追寻治国方略与救民真理之路。
一
1927年3月，朱理治经同学余冠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表明他的入党志愿和理想信念，毅然改名为“朱理治”。入党后，他相继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北平市委临时工委书记。
1928年初，因党组织暴露，被反动当局通缉，朱理治在同学冯仲云（中共党员）等人的掩护下，南下上海寻找党的关系，未果。同年5月，回到余西小学当教员，一边教书，一边组织革命斗争。其后，因遭人告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秘密组织中共临时支部并担任书记和同难会会长。
1930年4月，朱理治出狱后前往上海。随后，担任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及该会中共党团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局和北方局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等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及红29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职。西安事变前夕，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负责领导东北军地下党组织和东北流亡民众的爱国运动，为贯彻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七七事变前夕，任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8年11月，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会主任等职。
二
朱理治统战工作出色，为军事统战献计献策，免动刀枪，达成和平。
1935年，在担任陕甘省委书记期间，朱理治认真领会瓦窑堡会议精神，坚决贯彻中央争取同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方针。次年，朱理治被任命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8月上旬，随同叶剑英、彭雪枫前往西安做统战工作。
朱理治广泛宣传党的抗战思想和爱国政策,与官兵广交朋友，互认老乡，帮助东北军解决柴草、粮食和副食品缺乏的问题；经常组织联欢，促进友谊；印发各种小册子；组织火线喊话，消除敌意，达到和平争取的目的。走“上层路线”争取军官，东北军67军105师驻洛川一带，朱理治亲自给其师参谋写信认同宗，还指导当时的省委白区工作部灵活运用各种“攻心法”开展统战工作。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由党秘密领导，策划西安“学联”文化协会和“各界绥战后援会”，组织东北军军官家属成立妇女研究会，组织抗日救亡群众集会和请愿示威，造成逼蒋抗日的声势。朱理治又以特派员身份到达西安，首要工作便是向地下党组织传达《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关于迫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中央的指示精神。
三
朱理治在抗战初期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努力开拓河南乃至中原抗战的新局面。为粉碎国民党“扫荡”，巩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导成立了豫鄂挺进纵队，发展成有万人的主力游击兵团，作为独立战略单位的骨干力量活跃在豫鄂边区，不断粉碎敌顽夹击，在当时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委派朱理治领导鄂豫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和创建红军游击队，朱理治努力保存和扩大红军武装，开辟了以竹沟为中心的豫南桐柏山区根据地，使陕北、豫西南、豫南连成一片，成为中原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他撰写了《回乡工作之基本任务》《保卫河南宣言》等，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和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至1938年8月，河南省委恢复和新建了9个地、市、县委，在黄河以南64个县中，有59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全省发展党员8000多名，并为其后新四军4师、5师输送了大批干部。
1939年10月，朱理治率600多人南下四望山，与李先念部会合，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担任纵队政治委员、中共纵队委员会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在中原工作的3年里，朱理治积极执行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的正确路线，为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精心献策。1940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如此评价朱理治的工作：“创造武汉附近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四
1940年3月，朱理治奉命回延安。此时的陕甘宁边区遭受经济封锁，他被任命为边区贸易局局长、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为开展边币对法币的斗争和运用金融手段支持边区生产多有建树。
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朱理治阅读了大量金融学书籍，写下10多万字的金融文稿，主张稳定币值与平衡货币供求，提出中央银行具有发展经济与稳定物价的职责，必须遵循市场规律。
朱理治的金融思想为当年稳定陕甘宁边区金融秩序做出重要贡献，其金融策略成为新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科学雏形，促进了金融稳定。他指出：“不能把银行视为财政出纳机关，边区要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过渡，银行的作用是‘巩固与加强边区金融，刺激边区生产’。”他认为，要发挥银行作用，必须使金融职能专业化：其一，银行有资本金，财政不得随意借款；其二，银行增加金融资产种类；其三，金融体制健全，形成总行与分行、本币与外币交换的“金融网”。他妥善处理货币发行，维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周转，扭转了通货膨胀的逆势，他科学运筹疏导：“加强运输，增加土特产输出；加大贷款力度，将钱投入生产；节约财政支出，开源节流；制订新货币政策，允许边币与法币兑换”，终使边区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他还优化资源配置和信用文化建设。他指出：“金融不仅是简单的资金融通，本质上是优化资源配置。”
当年，边区银行通过信贷指导，使用信贷手段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将资源投放到效益最高的地方——民需工业、出口工业、发展较为规范的合作工业。同时，还采取有力手段进行信用文化建设，例如促进贸易收支平衡、稳定国内物价、严申法令保障金融主权等。规范货币兑换，颁布规定：发行边币，禁用法币。朱理治认为，推行边币一方面靠政治力量，因为边币是短脚，法币是长脚，但政治力量有限，不能无视经济规律。其办法是：一是由银行管理法币，实行外汇专卖制度；二是依据边币和法币比价调剂边币发行量；三是建立货币交换所，实行挂牌公开交换，建立浮动汇率制度。朱理治关于“严格贸易与调剂外汇，边区银行实行外汇管制和统一调剂”的策略，奠定了新中国外汇管理的法则基础。
他在金融领域上的有益探索与突出贡献，曾经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与公开表扬。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理治赴东北解放区，历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等职。
1946年8月，在南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切断、南满形势危急时刻，朱理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肩负起特定历史使命，成为中朝两国友好的重要人物。在他主持全面工作中，圆满地完成了2万多名伤病员的优抚安置，转移与运送战略物资70余万吨，又安全输送了数万人员经朝鲜的过境任务。同时，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1948年9月，朱理治领导的驻朝东北局办事处，在胜利完成东北局交付的各项任务后，还与朝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广泛接触，互通情报，互相支持，互济帮助，建立了真诚友谊。在实践中，他摸索出一套系统科学的外交策略和外交原则。此外，朱理治还主持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为中朝联盟两党与人民架起首座友谊桥！
1948年10月，辽沈决战前夕，奉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任副部长（常务）兼秘书长。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朱理治先后当选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朱理治调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物资分配局局长，国务院交通部中共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
朱理治调入中央工作后，一如以往地简朴度日。住的宿舍阴暗又潮湿，机关管理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他翻新、铺设地板，他始终没有同意，只同意在原来的地面上加一层普通的瓷砖。1975年初，朱理治被安排到河北省革委会工作，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有时因外出或者开会回来晚了，食堂关了门，他也不麻烦厨师，索性就吃点饼干充饥。他和夫人每月工资加在一起也有600多元，但大都接济了革命战争年代帮助过他们的同事、朋友，以及生活上有困难的亲戚。“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他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批斗劳改，封查他的卧室时，仅发现800元存款。平反昭雪后，他把组织返还的薪水全部交了党费。
1978年4月9日，朱理治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于北京医院逝世。4月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陈云等送了花圈。李先念、粟裕、萧劲光、王震、胡耀邦、张爱萍、谷牧、康克清、胡乔木等500余人追悼送别。当时，中共中央批准的悼词说：“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1989年6月10日，朱理治故居成为南通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7月，中共余西镇党委、余西镇人民政府在余西小学内敬塑一尊朱理治铜像。2007年6月，二甲镇人民政府在余西小学内设立朱理治同志纪念室。2008年6月，余西小学更名为通州市理治小学，成为通州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9月，首届理治教育奖励基金颁发奖学金。2010年9月，通州市理治小学更名为南通市理治小学，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题写了校名。2012年2月，由朱理治亲属发起并筹资建立的公益性慈善社会组织“南通理治教育发展基金会”获省教育厅、民政厅联合审批。10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南通理治红军小学”挂牌，成为全国第123所红军小学。
（作者单位：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政府老促会、关爱下一代协会、老龄文化协会）
《朱理治小丛书》和电视传记片《信念》
座谈会在南通举行
10月10日上午，南通市举行《朱理治小丛书》和电视传记片《信念》座谈会，怀念追忆朱理治革命的一生。
在朱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朱治理小丛书》，在原有传记和纪念文集基础上选辑《纪念朱理治文汇》《朱理治回忆录：往事回忆》《朱理治的青少年时代》《朱理治与中共东北军工作》《朱理治中原抗战文稿》《朱理治金融论稿》《朱理治经济工作文稿》7册，每册一个主题，收入与主题相关的朱理治文稿、回忆和纪念文章，以及《朱理治传》中的相关章节，让三部分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主题更为突出、内容更加丰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信念——朱理治的革命一生》于2012年开始摄制，历时五年，十易其稿，最终完成，该片通过“选择”“奋斗”“坚守”“无悔”4集的篇幅，全面回顾朱理治革命生涯。
市委副书记张兆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代表朱理治亲属致辞，市委副秘书长任新峰主持会议。
张兆江在讲话中希望要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以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动事迹为教材，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传承革命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发行和宣传工作，通过征订、赠阅等方式，扩大发行面，电视台要做好传记片的播放工作，让更多家乡人民了解朱理治同志的革命事迹；要广泛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好读书会、观摩会等活动，深入学习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格；要充分发挥党史研究作用，继续深化对党史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研究，为全市发展提供现实借鉴，发挥好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奋力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加快建设上海“北大门”。
朱佳木在致辞表示：朱理治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逝世的半个世纪里，被敌人追捕过，也坐过牢，但从未动摇、未退缩，相反在狱中继续组织党支部，出狱后积极寻找党组织;他为革命做过贡献，也犯过错误，受过冤屈，但从不居功、不讳过、不消沉，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总能干出成绩。这源于坚定信念和高尚人格。纪念先辈业绩，弘扬先辈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等思想相一致。他希望南通进一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富民进程、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取得新成就。
《朱理治小丛书》和《信念》的主创人员分别介绍丛书编辑出版、传记片摄制情况。
《朱理治小丛书》的责任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姚建萍说，我们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也包括千千万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奋斗和探索。朱理治于大革命时期入党，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一分子。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党的宣传、组织、统战、军队政治、金融、经济、计划等各种工作领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党的历史上有着显著位置。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朱理治的忠贞、诚实、正直和理性，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和与人为善。
《信念》的导演、央视新影制作中心沈芳说，在片子创作中，始终围绕“忠诚、信念”这个主题，以朱理治一生的革命生涯为主线。通过采访朱理治的战友、亲人、学者，以及拍摄他一生战斗和生活的足迹，深深体会到，使朱理治顽强奋斗、至死无悔的“奥妙”，确实就是两个字：信念，是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人民解放的信念，对中华民族振兴的信念。
南通市委党史办、通州区二甲镇负责人和理治小学、南通中学的师生代表分别发了言。
市委党史办主任张鹏飞说,《朱理治小丛书》的发行和电视传记片《信念》的上映，既是对朱理治同志一生光辉业绩的深切缅怀，也为我们广大史志工作者系统研究朱理治同志的革命思想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作为史志工作者，要善于挖掘、真实记录和全面整理朱理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和卓越的实践成果，为后人留下了解历史、学习先辈的资源，永远成为激励我们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宝贵财富。要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通过不同形式、不同载体，让人民群众学习他们的光辉业绩、伟大精神和高尚境界，使之转化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昂扬斗志，转化为加快“两聚一高”南通实践的强大动力。要借助举办座谈会等纪念活动，用最新最全的研究成果，最翔实最可靠的史实材料，最生动最活泼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正面宣传，讲好我们党的红色故事，传播好我们党的主旋律。
通州区二甲镇党委副书记吴鹏云说，理治精神是朱理治同志交到我们手中的“红色火把”，是指导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精神食粮”。作为朱理治同志的家乡人，将进一步传承好红色基因，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经常对标定位、增强压力动力，始终保持一心为民的思想境界，始终保持勇于担当的英雄气魄，始终保持大义忠诚的优秀品质，始终保持敢为人先的拼搏意志，做到在实践中示范带动传承弘扬理治精神；进一步建好用好红色文化阵地，让人们在参观游览中重温革命历史、感受革命传统、砥砺理想信念；进一步发扬好红色传统，继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教育、服务、凝聚群众真正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将始终以理治精神为引领，开拓进取，携手并进，努力学习，扎实工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践行理治精神。
南通理治小学教师代表葛忠华说，今天的理治小学校园里，有朱理治塑像、纪念室，有长征主题广场，理治精神和红军精神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弘扬。理治精神，已经成为家乡校园里的一座精神丰碑。要学习朱理治同志“忠诚于党的坚定信仰”，始终坚守教育事业；学习朱理治同志“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关心关爱全体学生；学习朱理治同志“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持续探索科学教育；学习朱理治同志“高山仰止的人格风范”，努力提升师表形象。
南通中学学生代表姚靖烨说，通过校史馆里的初次接触，到班会课上的专题宣讲，再到暑假集中收看电视传记片《信念》，对朱理治这位杰出校友的认识逐步清晰起来，对他的革命一生和卓越贡献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朱理治给她的印象有：忠诚信仰，百折不回；善于开拓，贡献突出；善于开拓，贡献突出。学习传承朱理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为青年学子补充了精神之“钙”。
会上，市委党史办、南通大学、市图书馆、市革命纪念馆等单位接受了赠书。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信念》的第一集。
（文/图史志）
在部队里成长的青年指挥家
——顾军
陆子森
2013年7月25日至28日，“同一个未来”国际器乐艺术节在维也纳及周边地区举办。维也纳国际器乐艺术节是国际顶尖艺术盛会之一，10多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乐团登台献艺，而中国受到邀请的只有北京、上海、舟山3支乐团。其中，舟山巿青少年管乐交响乐团登上了世界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并荣获金奖。喜讯传遍了杭嘉湖平原，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自然而然就讨论到带领海岛儿女登上世界音乐圣殿的领路人——舟山巿青少年管乐交响乐团团长兼指挥顾军。
沿通州小路走来
顾军，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于家坝村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家境贫寒，年少的顾军跟随着大人们去海边踏、挑文蛤。深夜一两点起床，步行五六十里路赶海，早上七八点退潮后，跟着光膀子的汉子们在百里黄海滩上跳“迪斯科”，在潮水到来之前往回赶，大人们挑100多斤，顾军虽然个儿小也能挑个七八十斤。贫穷有时往往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更是磨炼人成长必不可少的催化剂，繁重的体力劳动锤炼了顾军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意志和决心。
1985年秋季的征兵是顾军的人生转折点。当时，顾军在上海当学徒，听到征兵消息后，连夜赶回家，可是，家乡的征兵工作已经过了报名、体检，到了军地两方圈定对象阶段了。迫切向往军营生活的顾军，硬是缠着正在田里割稻的大队党支书放下镰刀，到镇上说服镇书记给于家坝村增加了一个名额。
然而，好事多磨。部队带兵的连长目测顾军时，看到他偏矮的个头后直摇头，差点把他刷了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后来的正式体检中，他的体能竟达到了潜水兵的标准。于是，那一年，顾军光荣地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员。
从海岛军营起航
顾军入伍的部队驻地舟山，当他穿上海军服装，走上了保卫祖国海疆的岗位时，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在新兵连的时候，顾军是个活跃分子，在训练休息间歇或部队活动时，他总想着把自己的“乐子”表演给大家看，逗着大家乐一乐。他把小时候和伙伴们玩翻跟头的把戏都拿出来了，甚至还有不少即兴“创新”表演……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当了部队的一名文艺兵，顾军追梦的小船就这样扬帆起航了。
顾军成了部队军乐队的小号手，每天，他都是第一个起床练功，那不太圆润的号音就在海岛上空“滴滴答滴答”地回荡，似乎喃喃倾诉着顾军对艺术的美好向往和执着追求。即使在顾军回家探亲的那几天，从他的小屋里，或是通州的十总竖河边，也会时不时传出“滴滴答滴答”的号声。那飘荡在原野上的乐号声，正是这个通州小伙搏击人生的一个个的铿锵音符。
命运总是眷顾执着追梦的人。1986年，部队文艺兵举行基本功大赛，顾军从师团到军区一路领先，最后他凭着熟练的指法、清晰圆润的号音，一举夺得全军小号比赛第一名。由此，他在部队中声名鹊起。
但顾军并不仅仅满足于吹奏，他还学习了作曲、给乐队配器编排以及乐队指挥等，对音乐的悟性和理解也得到全面增强和提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音乐知识，觉得自己天生和音乐有缘，立志要当一名出色的音乐人。
顾军在部队各项工作成绩优异，曾多次荣立三等功并受到多次嘉奖。1994年，机会终于来了，部队要挑选一批文艺工作佼佼者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顾军凭那圆润动听的小号声和对音乐的悟性折服了评委，从报考的28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管弦乐录取者。
在上海音乐学院这个摇篮里，他全身心投入学习，除主修管弦乐外，还兼修了作曲指挥专业。他的音乐畅想曲在那里飞旋、升华。
在舟山上空翱翔
1998年，顾军转业到地方，满怀着对音乐的梦想，他到舟山文化馆工作，想为地方艺术普及做点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在“和者盖寡”的环境里，他没有泄气，而是凭着执念，手把手地教出一批种子乐手，进而又积极串联学校、机关和部队，先后组建了数十支管乐团队。那时顾军的梦想，是希望仿效厦门的鼓浪屿琴岛，让管乐之声响遍舟山千岛。
2006年8月，顾军在舟山组建了浙江省第一支青少年管乐交响乐团。多年耕耘，一路走来，他的乐团成员发展到300余人，分成演出一团和预备二团、三团。徜徉在傍晚的舟山，常闻管弦袅袅，乐音绵绵，给人一派和谐温馨的感觉。
2009年7月，管乐交响乐团受邀在浙江音乐厅举行了专场演出，浙江省领导和有关专家对舟山管乐的演奏水平给予了较高评价。几年来，顾军带领着他的乐团举办了上百场专场音乐会，在部队、校园、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基层，赢得了人们的好评。舟山文化局的领导说：“市青少年管乐交响乐团一直是我们舟山文化界一张闪耀的名片，他们在海洋文化名城建设中功不可没。”
顾军很重视与国内、国际其他青少年乐团的交流和切磋。2009年8月，迎来了德国巴登符腾堡州JSO青少年交响乐团75名小乐手的访问交流。2010年7月，北京·舟山青少年管乐交响音乐会更是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多年来，顾军潜心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音乐艺术苗子，他精湛的教学水平使诸多学子圆了名牌大学梦。经他辅导的数十名艺术特长生先后考取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及各大艺术院校。
临音乐之都圆梦
舟山青少年管乐交响乐团多次在不同场合的闪亮登场，引起了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的注意。中国音协副主席徐沛东、著名指挥家卞祖善、解放军军乐团王贵华大校、清华大学教授朱汉城等国家顶尖音乐大师多次到舟山考察和指导，乐团的整体演奏水准得到了快步的提升。
喜讯传来，“同一个未来”国际器乐艺术节组委会给舟山青少年管乐交响乐团发出请柬，热情邀请他们赴维也纳参会演奏。自2006年建团以来，顾军就希望乐团能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奔向世界，近8年的酝酿，终于让梦想成真。解放军军乐团王贵华大校说：“作为地（市）级的乐团参加国际器乐艺术节，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它不仅代表着舟山、浙江，还代表了全国青少年乐团的形象。”
2013年7月28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顾军站在世界顶尖艺术殿堂的指挥位置，坚毅沉稳，潇洒飞扬，他的面容和手势诠释着他对中外音乐的悟解深度，展示出他驾驭和控制乐队的非凡能力。在他的指挥下，舟山青少年乐手们出色的演奏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面对着上千名各种肤色的观众，此时的顾军内心感慨万千，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血管中跳腾奔涌，他在心里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来自舟山，我们来自中国！”后来，他还悄悄告诉我们，在那个激动的时刻，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有一句心里话几乎脱口而出：“我，顾军，来自中国——南通！”
（作者单位：南通市通州区关工委）
英年陨落的才子徐铭延
江乐
在南通市中心繁华的南大街商业圈旁有一片粉墙黛瓦斑驳,雕梁画栋洇蚀的历史街区，它有一个古朴的名字“寺街”。提到寺街，常常令人想到近现代从这里走出去的革命志士和文化名人。而我常会想起一位不为人熟知的、已离我们远去半个世纪多的才子徐铭延先生。
徐铭延是先父沈俊仁学生时期的好友，两人一起参加抗战、投身革命。翻开父亲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美专求学时的同学赠言录，有一页写道：“我们相识在多难的阴暗的路上，是狂徒、叛逆、厌世的不被礼遇的人呵，生命是一束一堆飞灰和落叶，风吹了也将散开！听凭凡庸的市侩的嘲笑！向伪善的牧师者吐出我们的怒恼！笑呵！诅咒呵！我们是罗亭，也许是沙宁……让忧郁的面目，隐藏住我们的灵魂，怀抱着心的寂寞，直到生命的终止。献给在患难不幸的境遇中相识的涛。——明然”。
这是80年前，徐铭延留给父亲的赠言，也许是先生遗存最早的文字。“明然”二字是徐铭延学生时期用过的笔名，它的读音在南通方言里与先生的大名“铭延”二字完全相同。这段赠言，诠释了“明然”的内涵：人类社会的光明、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流露出先生内心深处爱憎分明，敢于抗争黑暗，奋发向上、追求真理、追求人类社会光明与进步的浩然正气，也是先生一生追求的理想。
1964年，“左”倾思潮袭人，徐铭延不堪重压，英年陨落，年仅47岁。噩耗传到家乡南通，父亲深感震惊，默默叹息，一语不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徐铭延的名誉，父亲给我讲述了先生的一些经历。
1917年，徐铭延出身南通寺街的一个教师之家。自懂事起，他看到的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进入敬孺中学时，与史白等组织进步团体“文艺组合”，创办《孺言》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33年，徐铭延在通州师范加入了共青团，因身份暴露被学校开除。同年转入浙江省立民众实验学校，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总联盟和反帝大同盟，因在校外散发传单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因证据不足被保释。1935年进入上海美专，后转学新华艺专，其间与中共党员石西民取得了联系，在进步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徐铭延回到南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救亡时报》绘画撰文。之后参加了李俊民主办的《新通报》的编辑工作，唤醒民心，团结民众，宣传抗日。
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徐铭延加入了新四军，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奉命接管原国民党机关报《东南晨报》为新四军报，任首任总编辑兼经理。此后，服从组织需要，在根据地，他先后办学任教，担任编审、杂志主编、调研室负责工作等。他是根据地文化界的才子，能画会写，文笔极佳；他在根据地《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以史白父亲为原型的纪实散文《我的第一个先生》，把一位身经两朝、年届花甲、清贫自尊的小学校长，思维清晰，明辨是非，痛恨黑暗，老朽之身无力抗争，只能明里启发、暗中支持自己的学生和子女参与革命活动的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与李俊民、俞铭璜、吴天石等革命文化人一起，为党在革命年代的宣传、文教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底，徐铭延调任苏南行政公署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负责起草向中央报送的政府各项重要的工作报告。
1952年，徐铭延调任苏南师范学院（后改名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他在搞好行政工作的同时，担任了习作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1955年该系调入南京师范学院，他任中文系副主任、系总支部书记，同时，在专业上开始了对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
1959年，系党支部接受了选编一本批判性小册子的任务，徐铭延负责编审古代文学方面的稿件。当时，“左”倾思潮泛滥，文教界尤受冲击，一些文章的分析简单粗暴，强词夺理，徐铭延不愿违心附和，思想斗争许久，直接指出不妥之处。结果，他被当作学院党内右倾的代表，受到批判，下放劳动，饱受冤屈，单薄的身躯默默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1961年，徐铭延一度借调到上海做《辞海》文学词目的修订工作，同年又调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研究生导师，主讲元明清文学史。此时的徐铭延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致力于传承、发扬中华文化中精华的工作。然而，在“左”倾路线高压下，文教界狠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氛围中，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正如老一辈的革命文化人李俊民回忆徐铭延时所说：“我们这批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的流徙中，没有条件从事专业的钻研，只能在党所指派的工作岗位上竭尽自己的绵薄，同时点滴地积累一点知识。徐铭延同志直到进了大学担任领导和文学教学工作时，凛于党的委托的重要，凛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凛于教学和研究的神圣使命，才刻苦认真地进行扎实的研究工作，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样一个好党员，好同志，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打击彭德怀等同志的同时，在基层搜寻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中遭到了飞来横祸的打击，受到莫须有的批判、处分和撤销职衔。他的精神已受到严重的摧残，随后愈来愈‘左’的政治气氛浓雾般的压在神州大地的上空，‘文化大革命’的征兆愈来愈显露，过分敏感的徐铭延同志不堪这一气氛的重压，不幸自杀。”
写至此处，回看80年前的赠言，不难得出结论，徐铭延的一生不正是在实践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与追求吗！在“左”倾路线盛行时期，权势一手遮天，人们狂热跟风，无视法制，醒者丧失话语权，个人无力扭转荒唐局面，只能痛苦煎熬，无奈之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唤醒世人的觉悟，不亦透射出一股浩然之气吗！悲哉，壮哉，徐公！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徐铭延得到彻底平反，他生前所在的学院和当年的师生为其出版了文集，以告慰徐铭延的在天之灵。
（作者单位：南通市中医院）
邻里自理：社会治理创新的崇川实践
黄波
社会治理提出的背景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基础依然薄弱，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空间无实质。以居住生活空间为核心的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从微观层面担当起造就城市社会的重任。但目前一些城市社区更多的只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和行政上的区划，守望相助、出入为友的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尚未完全形成，居民之间缺少共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认同和秩序规范。
二是有人际无组织。组织化生存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传统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解体后，人们自我发展的空间转向社会。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位”体制阻碍了社会组织体系的正常发育，“单位制”解体后的“原子化”个人缺乏社会组织依托，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
三是有组织无凝聚。“政府—社区”的组织架构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形态，上级政府和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下移或转移给社区，社区蜕变为“小而全”的“行政化社区”。但联系服务居民不够，影响力和感召力不足，社会动员功能弱化。同时，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尚不能很好地承担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社区公共参与和人际互动欠缺，居民归属感、认同度有待提升。这些问题反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在服务基础、组织基础和共治基础等方面的短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服务群众的基层基础，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用“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来替换“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变为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一字之变”，它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区别，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
南通崇川区的创新做法
南通市崇川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1万人，辖12个街道、106个社区、1个省级开发区。作为南通市中心城区，崇川区人口密集且结构复杂。尤其在老城区、城郊接合部，基础设施、环境配套正处在改造提升期，利益调整引发的各类矛盾集聚交织，加强社会治理责任重大。崇川区委、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要破除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关键不在于“管”而在于“理”；要变单向管理为双向互动的协同治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要以群众为基础搭建精密的基层自治网络，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为此，崇川区积极探索，创新实践“邻里自理”社会治理新模式。
2013年7月28日，崇川区下发《关于加强社区邻里建设的意见》，提出以“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为基础，构建以邻里为单元的服务群众模式，畅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500米，形成“邻里有形覆盖、服务有效落实”的良好局面。具体做法为：
设置邻里。以社区为单位，按照“地域相近、楼幢相连、资源相通”原则，因地制宜组建社区空间基础单元——邻里。在设置邻里时，充分考虑到城乡社区差异，涉农社区村组结构基本完整的，按原村民小组建制、150户左右设置邻里；城市社区以3~10个楼幢、300户左右设置邻里；拆迁安置小区参照城市社区设置邻里。邻里划分一般以现有小区为基础，以居民共同居住空间和习惯为要素，以路、河、标志性建筑等为界，包括机关、企业、学校、商店、居民户等，各邻里之间有机衔接，做到全覆盖。
明确架构。邻里建立党支部和和谐促进会。邻里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邻里和谐促进会由理事会开展日常工作，理事会由理事长和理事组成，原则上每个楼道选出1名邻里居民代表（楼道长），每幢楼选举产生1名社区居民代表（邻里理事、楼长），每个邻里选举产生1名居民小组长（邻里理事长）。每个邻里设1名干事，由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工担任。邻里建立以居民、社会组织、辖区单位为主体，由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的共管、专业、志愿三组服务力量。以社工、辅工、志工服务邻里为基础，选优配强信息、保洁、保安、调解、巡防、宣传、评议、秩序、帮扶九类服务人员，形成“一心一会三组力量九大员”的邻里服务架构。
界定职责。邻里履行服务、信息、自治三项基本职能。服务工作主要包括代理服务和志愿服务，主要提供就业社保、民政福利、卫生计生等社会事务、生活服务代理，大力开展环保、睦邻、慈善、敬老、爱幼、创文等志愿服务；信息工作包括日常居民服务性信息及邻里公共性信息的采集和反馈；自治工作主要通过召开邻里评议会、邻里议事会、居民代表大会，开展制定落实邻里公约、评议公共服务、协商公共事务、推选居民代表等居民自治活动。
同年，崇川区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邻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辅助人员队伍规范管理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为巩固深化邻里自理工作实效，2015年初，崇川区召开了“深化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主题大会，下发了《关于深化“一心三体多元”的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放大邻里建设的创制效应，以满足居民需求和解决基层实际问题为导向，以体制机制达标准和机制作用求实效为目标，以“贯标工程”（推动基层基础标准化建设，建立和完善社区邻里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简称“贯标工程”）、基层党建、志愿服务、社会组织、“街邻互动”等重点工作为抓手，不断提升全区社会治理水平。制定《崇川区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标准（试行）》，将推进“贯标工程”作为全区深化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支撑性工作来抓。
通过“贯标行动”，崇川区各街道将社区邻里标准化建设作为落实民生服务载体的重点来抓，统筹多方资源参与到基层邻里治理上，实现了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同时将规定动作和特色服务品牌相结合，服务项目各具特色，成为打通为民服务最后500米的重要基石。2015年，全区108个社区、828个邻里、422个服务处完成标准化建设验收，全面实现了街道、社区、邻里三层架构，以及硬件、人员、机制、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
创新取得的基本成效
崇川区“邻里自理”的推出，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矛盾纠纷的“缓冲带”和“减压阀”。
新城桥街道易家桥社区是一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小区，常住人口超过7000人。社区被分成10个邻里，每个邻里设一个党支部，而10个邻里的理事长皆由邻里党支部书记兼任，每个理事长下辖9个理事，理事中有党员，也有热心群众。80多幢居民楼随处可见各类“邻里”字样的标识，一些带着红袖套的志愿者慢悠悠地在小区内“巡逻”。77岁的徐连英老人是一名邻里理事，她说：“以前社区内发生的琐屑小事，社区干部没少烦神，有时前脚刚走，后者问题又来了。现在好了，有了邻里自治，邻里理事长和理事们通过几次登门拜访就能自个儿解决了。”有居民说，自从实行邻里自理后，大家都爱管事了，遇到事，不仅党员干部，连普通居民都愿意献计献策，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区共同的家园。67岁的居民金萍只要发现有人乱倒垃圾，她就上前劝阻；发现公共设施损坏了，她就自己动手修补；还主动带着老伴与空巢老人结对帮扶。2016年12月，72幢的居民李某与其子均被查出患有肺癌，一家人自此陷入困境。得知这一情况后，易和邻里理事长魏励发出捐款倡议，居民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两天时间，就有105户居民捐出了7000元的善款。“邻里自理”运行的几年来，不少群众认为，过去邻里之间往来较少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和睦相处。居民们经常聚集在小区里唱唱歌、跳跳舞，还相约到社区里免费开设的书画班、园艺班、科技班、烹饪班学两招。老人与子女间的沟通多了，了解的东西也多了，和邻居交流的话题自然也多了，交上了朋友后，邻居间也更愿意互相帮助了。
虹桥社区惠美邻里社工缪冬萍在邻里走访时，家住202室的花女士向她反映，三楼邻居家楼板隔三岔五漏水，水都滴在了她家床上。经细访，缪冬萍发现，原来是住在三楼的马大妈患有间歇性老年痴呆症，时不时会产生家里着火的幻觉，然后就在房间内四处泼水“灭火”，久而久之，水便渗到了楼下。经过缪冬萍现场协调，马大妈的女儿同意给马大妈的房间做个防水层。
邻里对理事长、理事、社区干部每周走访联系居民的次数都做了明确规定，还开发了信息化应用系统，把居民服务需求和社区动态信息都纳入其中，让社区干部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学田街道紫荆花社区互融邻里70多岁的理事长王燕梅对本邻里的情况非常熟悉，2015年底，在得知楼里有人家要嫁女儿后，她马上联系社区干部送上婚姻贺卡。此卡不仅是贺卡，反面还标注了办理准生证、孕前检查等相关服务信息以及理事长和社区干部的联系方式。社区干部们表示，选择在这些时候致意，群众不仅不会反感，反而能拉近距离、掌握信息，同时也更能让群众产生邻里的归属感。诸如此类的卡片还有生育庆卡、辞世哀卡等。现在群众有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理事。
“邻里自理”通过组建新型社区基础单元邻里，将党组织和党建工作的触角延伸进邻里、进楼幢，实现了服务群众工作的三个转变。一是变“坐等”为“主动”，服务距离进一步拉近。社区干部由原先坐在办公室等群众上门来找，变为每天主动深入邻里群众家中；党员群众个体由原先的“找组织”要到社区服务中心，变为在自己住的楼幢里就能找到党员中心户。二是变“单一”为“组团”，服务实效进一步彰显。社区服务力量由原先单一依靠社区干部，变为多方资源同时集聚到社区邻里、集聚到群众身边。三是变“管理”为“自治”，邻里关系进一步融洽。将邻里工作与群众工作、志愿服务等相结合，通过召开邻里评议会、邻里议事会，引导居民群众发挥自身特长，开展社区管理、矛盾调解、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催生了车库议事会等一批邻里相亲的群众性组织，孕育了爱心接送邻里子女上学等一批邻里爱心小事，提升了自治水平，融洽了邻里关系。
“邻里自理”彰显了“信息渠道更畅、服务距离更短、自治程度更高、基层基础更稳”的社区治理要求，取得了“党在邻里建、人在邻里走、事在邻里办、忧在邻里解”的社区治理成效。崇川区民政局将《崇川区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标准（试行）》申报2016年江苏省地方标准立项，力争将崇川区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标准打造为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首个地方标准。“邻里自理”模式荣获2014年江苏省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品牌，南通市崇川区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称号。
从城市社区发展实际来看，南通市崇川区“邻里自理”模式，不仅找到了社区治理工作的总抓手，创新了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同时也回应了群众的迫切期望，顺应了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执政智慧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内参》曾对崇川“邻里自理”创新之举进行过专题报道。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并在《人民日报·内参》上作出重要批示：“这个做法值得总结推广。”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七绝·喜迎党的“十九大”
周玉甫
十月秋光胜似春，神州大地尽欢腾。
闻鸡起舞老犹壮，跃马扬鞭捷足奔。
（作者单位：通州区平潮高级中学）
张謇：
捍卫领海主权的杰出代表
王兴相
张謇是爱国创新的政治家，他不仅是南通近代经济发展的第一人，而且为整个国家民族工业的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和创新。在为捍卫中国海权方面也做出了不懈努力，是捍卫领海主权的杰出代表。
创办渔业公司，
保护渔业，保卫海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迭遭帝国主义侵略，外国渔轮不断侵犯中国所属的海上岛屿及其附近海域，强行从事捕鱼活动，直接影响和威胁中国渔民生计。晚清时期，凡是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无不表示极大愤怒。
张謇痛感：“渔业者，海线之标识也……故今日中国之所谓渔界，即前所云外人公认之海界也。有公认之海界，即当自行我领海主权。”
张謇是个讲究办实事的人，按照他保护渔业、保卫海疆的思路，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首先在吕四创办了一个渔业公司，规模虽然很小，却是全国较早创立的渔业公司。在经过不到两年的实践，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张謇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上海创办了江浙渔业公司，以上海为总局，另设江苏分局5处、浙江分局10处，计划逐步推广到直、奉、鲁、闽、粤等处。
在江浙渔业公司成立当年，由官款垫购，在青岛购买了1艘德制蒸汽机拖网渔轮，定名为“福海”。从此，揭开了中国利用机轮从事捕鱼的生产序幕。
渔轮实行劳武结合，由官府发给快炮1尊、后膛枪10支、快刀10把，管驾大副定时督同水手操练，借以“保护官船”、保卫江海洋面各渔船。公司还与各地渔会结合，把渔会作为公司与沿海渔民联合的基层机构，对船主、船只进行登记造册，分发旗号，日间悬红白旗、夜间悬红白灯于桅顶，渔轮在海面捕鱼时，设或遇盗，在渔船相距目力能到之地，其他渔轮便可速往救援。公司的渔轮平时主要从事生产活动，在嵊泗列岛海面实行新法捕鱼。嵊泗列岛原是个“兵来盗去，兵去盗来”的荒凉之地，公司渔轮在这里实行新法捕鱼后，水产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居民也日增，逐渐形成了繁荣的渔业基地，开辟成中国外海渔业的重要渔场。当时该列岛的花鸟山岛被美国人占领，张謇经过奏请清朝廷，才得以收回该岛。张謇创办的渔业公司，为保护和发展中国的渔业、捍卫中国领海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持绘制渔场海图，
展示中国渔权渔界
1905年初，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请派人参加米兰渔业赛会，张謇奉命筹办。他仔细考察各国兴办渔业赛会历史，发现自1862年英国举办渔业赛会以来各国竞相扩张，“不数十年，由三海里渔界拓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德、法、美、俄、义、奥继之，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之关系”，便立即上书清廷商部，提出划定捕鱼区域的建议，并区别近海和远洋，主张“以内外渔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保护中国近海“本国自主之权”。他慷慨陈词：“渔业和航政到哪里，国家的领土主权就到哪里。假如只有海，而没有渔业航政，试问主权从何表现？等于空谈。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注意，一致挽回已失的权利和发展沿海的渔航业。”（引自《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张謇的意见和建议，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开始采取措施制止他国在中国海疆的侵渔行为，但张謇对此并不满足，他深知，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广泛宣传中国的海权主张。
1906年，清政府根据张謇上书的建议和广大有识之士的呼声，为了表明中国疆域的管辖范围，彰显捍卫海疆国土的立场，指令由张謇主持，并由外务部和广东水师提督、南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绘制《江海渔界全图》。张謇要求：非绘成全图，不足划清渔界，即不足表明领海……南洋为要冲之区，江海各防尤关重要，应将此项图志，加以考核，准经纬线，着色精绘……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
由张謇主持绘制的海图，标明了中国渔界的经纬度，这是中国首次绘制的渔场海图。在他的倡导下，公司的渔轮和民众的渔船都升挂国旗。他把渔场海图分发给广大渔民和船工，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海权渔界。从此，中国的渔民出海捕鱼，桅杆顶飘扬着国旗，中国渔民无不为之感到扬眉吐气。
参加米兰赛会，
彰显中国海洋主权
张謇非常有远见卓识，积极主张参加意大利的米兰赛会。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联合国组织，世博会称博览赛会。1906年，张謇积极筹划中国渔业参加博览赛会，他认为，利用博览会平台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的海权。但许多人对他的行为无法理解，正如张謇后来在《謇事记略》一书序言中所描述的：“我士夫夙习闭关主义，其稍闻大势者亦惟海疆是保，而不知何者为海线。”听说张謇要以渔事参加博览会，“非笑之声腾都下，或且诋海权何以若事。刊章集资，应者俱寂”。张謇就是在这样的嘲笑声中，克服重重困难，募集资金，把搜集到的中国海产品物，中国渔具、渔史，以及中国江海渔界图送往国外展览，以达到“彰我古昔领海之权本为我有之目的”。他在《赛事纪略》的序言中还提到，是他物色了两位“目能辨鱼类，口能说渔具，而手能记渔事，与之谈渔业渊然莹然”的“能明渔业之才”，前往博览会参与赛事。正是有了张謇的精心筹划，才使得中国首次向世界宣示了海洋主权，展示了悠久的海洋渔业历史。
综观张謇在渔业上的多方面活动，可以说，他是振兴中国渔业、捍卫领海主权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建立渔业公司和使用渔轮实行新法捕鱼的先驱；还是积极创办水产学校，培养渔业专业人才的倡导者。他为中国渔业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开创的事业对中国渔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通州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通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首位海安籍中科院院士周成虎
程太和
2013年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公布201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和外籍院士选举结果的公告》，选举了53名中科院院士和9名中科院外籍院士。在中科院地学部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周成虎，这位从海安走出去的科技人才，是中科院较为年轻的院士之一，也是首位海安籍中科院院士。
1964年8月，周成虎出生于海安县雅周镇东楼村。周氏是雅周望族，雅周的得名即源于周氏家族。相传，清代此地有两位姓周的秀才，文雅、谦逊，故得名雅周。
1969年9月，年仅5岁的周成虎开始上学，在雅周小学、雅周初中、迮庄中学和曲塘中学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
1979年秋至1980年夏，周成虎在海安曲塘中学求学，因当时学生宿舍不够，他借住在老校长俞广杰家中。俞广杰同时还是一名地理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专业，也许是因为与俞老师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的缘故，1980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周成虎毅然填报了当年俞老师就读的南京大学地理系陆地水文专业。考入南京大学时，周成虎才16周岁。2012年，曲塘中学建校60周年庆典时，周成虎专门回母校参加庆典，并在会上代表校友发言。
1984年7月，周成虎从南京大学地理系陆地水文专业毕业。随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跟从导师开展水文地理研究。1986年，周成虎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地理学会“全国水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初识了施成熙、华世乾等中国著名的水文地理学家，目睹了大家的风范，聆听了大家的教诲。同时，这些大家对周成虎所做的“比较水文学研究”报告，给予了诸多学术指导和建议。就在那一刻，周成虎明白了：做学问必须要有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这也成为他今后在科研领域不断拓进的宝贵财富。
1987年7月，周成虎从中科院地理所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中科院工作。两年后，年仅25岁的周成虎即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成为当时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1992年，周成虎和几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学者一起，被中国科协授予第三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这让年轻的他倍感荣幸和自豪。受此鞭策和鼓励，周成虎的人生和事业也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1996年，32岁的周成虎担任了中科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6年，周成虎提出了“数字海岸海洋”理念，建立了海洋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体系与示范应用系统，其研究成果已在海洋渔业生产与指挥、海岸带环境管理等方面得到应用推广，取得了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2008年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这一年，在继承两代前辈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周成虎主持撰写的，历时10年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貌图集（1:100万）》问世，作为全世界第一部国家级地貌图集，它实现了中国海陆地貌图的无缝拼接，是反映中国自然资源、自然条件以及生态和地理环境的重要基础图件，是研究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灾害监测等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和依据，更成为全国农业、林业、水资源等区划或规划、地域性工程建设，以及军事和科研部门与公众教育等必备的参考资料。周成虎用并不十分宽裕的科研经费，完成了这件地理科学的基础性工作。
2009年，作为中国地理代表团的核心成员和申办陈述人之一，周成虎参加了申办2016年国际地理联合大会。在申办过程中，中国代表团与日本、俄罗斯等国展开激烈竞争，经过一次次的艰苦答辩，最终取得了举办权。
2011年12月15日，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和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周成虎在中国科协会员日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颁奖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在这次发言中，周成虎《学会助力我成长，我为学会争荣光》的发言，介绍了自己在成长及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周成虎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空间数据的知识挖掘、地学智能计算、洪水灾害的数值模拟分析与评估信息系统、遥感影像的地学分析与应用。主持和参加“重大自然灾害遥感监测与评估运行系统”“香港环境遥感综合研究”“Multi-ResolutionLandUse&LandCover”等国家“九五”攻关、863计划等项目。
周成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SCZ论文4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图集2册。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地理信息系统概要》《洪水灾害评估信息系统研究》《遥感影像的地学理解》《香港揽胜》等专著与图集9卷册，《Flooddamageevaluationinformationsystemanditsapplication》《Anewconceptualmodelfornetworkanalysis》《对地球信息科学认识》等论文60余篇。主持承担了国家973、863和自然科学基金等6项科研项目，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1项。获国家、中国科学院、省市等科技进步和自然科学成果奖7项，各种荣誉奖11项。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安支公司）
德耀江海（四）
单志浩
张红英女，1947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通市港闸区陈桥街道河口村退休村干部。
张红英坚持数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家中身患前列腺癌的伯父、患严重心脏病和肺痨的伯母、因中风长期卧床不起的婆婆和因中风大小便失禁的公公4位老人，每天为他们端水送药，洗澡擦身，努力让他们忘记病痛、安享晚年。特别是退休后，在张红英的时间表里，只有对4位老人的生活安排。在伯父和公公相继去世后，她继续服侍在世的老人。邻居们都称赞张红英是孝敬老人的楷模。
2009年，被评为南通市第32次文明新风典型。同年，荣获第二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欧言男，1950年12月出生，如东县掘港镇五总村村民。退休前一直担任原九总乡建筑工程安装公司副总经理。
作为工程负责人，欧言从未欠过民工一分工钱。他承诺：“我有责任把工人应得的每一分劳动报酬如数发给他们。”1990年10月底，民工浩志明经人介绍来到欧言所负责的工地打工。后因为种种原因，浩志明没有领取最后一个月计278元工钱。浩志明本人早已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欧言一直将此事牢记在心上。在其后20年的漫长岁月里，欧言苦苦寻觅，最终把工钱交到了对方手中，诠释了诚信的真谛。
欧言不畏寻找的艰辛，不欠良心账的举动受到广泛关注。2011年，荣登中国好人榜。同年，荣获第三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杨志南（1957.6—2011.1）男，中共党员，生前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杨志南从事法院工作25年，在信访接待岗位一干就是22年。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情，把全部精力投入信访接待工作，为党委、政府分忧解难，为百姓奔波劳碌。杨志南生前平均每年接待来访群众1500多人次，成功化解重要涉诉信访案件60余件，解决了大量的涉诉信访难题。他全力做好驻京接访工作，曾带队赴京接访累计长达160余天，在京成功劝返南通市涉诉上访人员200余人，办结了一大批全国人大、中联办交办的重点案件，使南通市维稳工作得到上级的高度肯定。
杨志南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法官、江苏省优秀政法干警、江苏省十佳法官、南通市劳动模范、南通市十大平安卫士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个人二等功3次、个人一等功1次。2010年，荣登中国好人榜。2011年，荣获第三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武彤 女，1959年11月出生，江苏省启东市王鲍镇塌水桥村村民。
武彤幼时父母双亡，从山东泰安远嫁到江苏启东。第一任丈夫于1994年突患肝癌去世，留下她和幼子及年迈的公婆相依为命。第二年公公也患癌去世。1998年，她带着婆婆和孩子一起改嫁，4年后，第二任丈夫因病离世又给她留下了公婆两人。武彤毅然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将3位老人接到一起，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重担，不仅悉心照顾好公婆的晚年生活，还盖起了新楼房，给儿子娶了媳妇。
武彤先后获得首届感动启东人物、南通市第35次文明新风典型等荣誉称号。2012年，荣登中国好人榜。2013年，荣获第四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志愿服务
乐在其中
——记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原站长徐尔铸
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原站长徐尔铸，于2013年7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通大附院逝世。噩耗传来，通城人悲伤不已。徐尔铸原是南通市青年宫副主任，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45年。1998年3月，退休后的他参与筹建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并担任站长，为南通的志愿者工作默默奉献。他以站长身份通过新闻媒体和热线电话向全社会公开双向招募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服务。徐尔铸的心始终和一群朝气蓬勃的志愿者们一起搏动，深入社区帮贫扶困、进入家庭助老助残、走上大街排忧解难，让志愿者净化心灵、让受助者感受温暖，在南通这块精神文明底蕴丰厚的土地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唱响了一曲曲动人的文明赞歌。
徐尔铸在担任江海志愿者服务站站长期间，接待来电3万多次，接待来访群众1万多人次，组织上门服务2.5万多人次，帮助结成“一助一”长期服务对子1500多对。在他的感召和组织下，江海志愿者队伍由成立之初的34人发展到1个总站、130多家分站、800多支志愿服务队的志愿服务组织网络，83万余名志愿者。
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南通现象”的重要标志，几乎囊括了国内有关志愿者的所有最高奖项。徐尔铸作为这个群体的领头人，先后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江苏省道德模范奖”“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江海志愿服务十周年最具影响十大人物”等荣誉。2008年，徐尔铸作为奥运火炬手，参加了火炬在南通的传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等多次报道过他的事迹。
“我志愿、我快乐”
1998年11月，25岁的下岗职工何国森不幸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沉重的医疗费让原本就比较贫穷的家庭无法承担。当徐尔铸得知何家的不幸遭遇后，和一名江海志愿者老中医一起，跑遍了整个南通城的各大医院，邀请了南通医疗界的8位专家志愿者一起到何家会诊，为他制定了一套中西医相结合的促醒方案。几年后，在志愿者们的努力下，何国森四肢开始有了知觉，一步步走向康复。何母激动地说：“没有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和8位好医生的关心，就没有国森的今天。”
得病10年的红斑狼疮患者范春辉饱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不时流露出轻生的念头。绝望中的她给在服务站值班的徐尔铸打来电话，表达了因进食不便、想要补牙的愿望。得此消息后，徐尔铸一晚都没睡好，满脑子都在想如何帮助范春辉。第二天，徐尔铸在志愿者登记注册的名单中挑选了一名牙科专家，并亲自陪同上门为范春辉看牙病，后又5次上门为她配制假牙。除此以外，徐尔铸还带头并通过媒体、报纸、电话等形式发动江海志愿者给她捐款。并经常开导她：“有这么多人帮助你、关心你，你一定要珍惜生命，和病魔做斗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徐尔铸不懈的努力下，范春辉的心情开朗了起来，她对丈夫说：“假如能闯过这一关，我一定要报名参加江海志愿者。”而徐尔铸所做的一切也深深打动了患者的丈夫张泽生。病魔无情，范春辉带着假牙安详离开人世的一幕至今让丈夫张泽生唏嘘不已，为了实现爱妻的遗愿，在妻子的灵位前，张泽生佩戴上了志愿者服务卡，他感慨地说：“是这些素昧平生的江海志愿者给了我们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这辈子我要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去为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困难者服务，回报大家的一片爱心。”从此，他成了志愿服务中的骨干分子，为困难家庭免费维修灶具。
说起徐尔铸的影响力，不得不提到一位已故的江海志愿者——田建凤。下岗职工田建凤是位癌症患者，当初去找徐尔铸求助，后来在徐尔铸的影响下，加入了江海志愿者队伍。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她放弃了治疗，把宝贵的医药费捐献给宁夏的两名特困生，并把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
“爱心是一条传承的链，在这里铺就一条绿色通道”
2008年3月，徐尔铸收到一封来自山东省的求助信。这名求助者想在南通寻找失去几十年联系的老同学，但只知道同学家原来的地址。徐尔铸立即走街串巷帮助寻找，询问当地居民，并与市里多家报社、电视台和网站取得联系。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找到求助者老同学的新住址，并转交了来信。使这对失去联系几十年的老朋友恢复了联系，重温旧情。
同年5月，徐尔铸接到一个来自河南省的电话，据来电者自述，他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养父母从南通福利院领养的，现在想向江海志愿者求助寻找亲人，但他的唯一线索就是母亲可能是上海人。徐尔铸理解到寻亲者的急切心情，发动志愿者帮忙寻找，自己则亲自到福利院打听，询访老同志，但因那时的档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落，最终没能找到确切的线索，但他将南通人的热情、亲切关怀给了思乡人，寻亲者真切地说：“虽然在这里我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但是我却又多了一位家人，十多次的电话和一遍一遍地寻访让我感到了家人才有的关爱。”
“每次看到愁眉而来，笑容满面而归的求助者，心里也感到安慰，这一刻才能真正感到人生的价值所在。”徐尔铸动情地说。
“青少年是祖国的栋梁，要正确引导和服务好”
曾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45年的徐尔铸，一直关心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曾帮助家长和学校寻找逃学、出走的青少年达150多人次，与青少年成了忘年交，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伯伯、叔叔、徐老师。2006年，徐尔铸发动一批志愿者为甘肃省康乐县的贫困失学儿童进行资助，帮助近20名学生恢复学业，他自己也资助了两名特困生。
2007年6月的一天，一名少女在车站给徐尔铸打来电话，询问去西部做支教志愿者的手续如何办理。徐尔铸从她的话音中听到了几分不寻常，通过与她细致入微的交谈，最终了解到，该女生是名在校生，因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而想到逃学出走。听闻此情况后，徐尔铸一边安抚稳定她的情绪，一边请车站志愿者留意关注。他不顾烈日炎炎，立即走访女孩所在学校，通知家长，寻找线索，最后在车站找到女孩。事后，徐尔铸还邀请了女孩及其家长进行了一次心与心的交流。女孩感动地叫了声“徐爷爷”。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期间，望着荧屏上一幕幕抗震救灾场面，徐尔铸吃不香、睡不着，心系灾区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们。他号召江海志愿者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捐助受灾地区青少年”活动，为灾区奉献一份力量。
10多年来，徐尔铸还深入学校为青少年做《雷锋精神与时代青年》《开展志愿服务，构建和谐社会》专题讲座，向青少年宣传雷锋精神、志愿者精神；他组织志愿者去南通监狱为在押的青少年讲课，为他们提供法律心理咨询，净化他们的心灵，促进他们改造。
“弘扬志愿精神，学习道德楷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徐尔铸的努力下，江海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壮大。志愿者队伍中，有各类专业人士，有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学生、下岗职工、个体户，有在南通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不分民族、国界、贫富，都捧出了一腔热情、一颗爱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将关爱和真情播洒于社会，南通市民亲切地称他们为“不走的活雷锋”。2004年10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作出批示，称江海志愿者是“江苏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伟大创造”。2005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南通考察时，握着徐尔铸的手，盛赞徐尔铸获得的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含金量很高”，江海志愿者等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具有全国示范效应。
2008年，作为“江苏省道德模范奖”“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徐尔铸往返于南通各大院校、社区、街道，为青少年学生、市民做了“道德的力量”专题报告，广泛宣传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及全国、江苏省道德模范的事迹，倡导全市人民以道德模范为榜样，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宣传江海志愿者事迹，使更多的人参加志愿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新南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还进行“开展志愿服务，构建和谐南通”、“百年奥运梦”、“星星火炬永放光芒”等专题报告会30多场，听众达6000多人次。
徐尔铸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南通日报》记者黄凯与徐尔铸在同一层办公，在他眼里，徐尔铸精神矍铄，爱说爱笑，两条长长的白眉，颇有仙家的味道。他认为，唯有“尽心”二字能形容他：再烦、再累、再苦的事儿，他都悉心办好，不计酬劳，他的后半生是在用一件件小事，诠释志愿者精神。
（南通市委宣传部供稿）
逝去的草堆
王志迁
在广袤的江海农村大地上，最美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莫过于碧波万顷的田野和黄灿灿的草堆了。我对家乡的草堆有着难以割舍的记忆，在一簇簇草堆里，承载着老一辈对未来的希望，也掩藏着新一代对幸福的渴望。
我留恋儿时的草堆，是因为草堆顶是狗儿的“瞭望塔”，草堆肚是母鸡的产房，更是我们孩童的娱乐场，草堆对我们来说，就好比鱼和水，向日葵和太阳。在生活单调的乡村，唯一能给我们带来乐趣的是麦场和草堆。每到收麦打场季节，小伙伴们就三五成群，以草堆为“碉堡”据点，或捉迷藏，或打游击战，或讲故事，或滑滑梯……
我们在草堆这个没有任何装饰的舞台上，轮番上演从课本中学来的小英雄雨来、王二小和英雄王成、董存瑞的故事，做一回“舍生忘死”的英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当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将里面掏空的草堆掀翻时，那草堆轰然倒下，满足了年少轻狂的我们做一回英雄的自豪感和虚荣心。每到夜晚，我们在成群的草堆中东躲西藏，母亲们则围着围裙站在暮色染红的麦场上，扯着嗓子喊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我们哪里顾得上吃饭，手持木棍，刀光剑影、短兵相接，“杀”成一团好不热闹，把母亲的呼唤全然抛在脑后，直到母亲拿起棍棒追赶过来，拧起耳朵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分手时顾不上抖掉满身的草屑，就彼此相约明晚不见不散。
村庄里偶尔会在麦场上放一些露天电影，我们会早早地赶到草堆，占据有利地形划分各自的阵营。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儿聚在一起，我分你一块水果糖，你分我半个小瓜，一起挤在草堆上面看着电影慢慢品尝，巩固着在草堆上建立的“战斗”友谊……
走进现在的乡村，那高高矮矮的草堆在人们的视线中渐渐隐去，大多数的农户已经不再靠燃烧秸秆来生火烧菜，取而代之的是沼气、液化气、电饭锅……一个时代远去了，又一个新时代到来，留恋中也多了一分从容。草堆曾经是一个时代乡村家庭鼎盛的见证，是朴实的乡村名片，给人们留下太多幸福美好的记忆，但旧的事物终将被新的事物取代，落后终将被先进征服，贫穷终将被勤劳富裕剥去斑驳的外衣。
草堆远去了，但农民的土地仍在，并且各种政策更加放宽，他们在自己的那份田地里更新理念、拓展视野，搞起现代化多种经营，走市场化路子。他们通过多种养殖、种植、苗木生产等措施，使得经济效益节节攀高。如今，住在乡村的人们早晨醒来看到的是蓝天下粉墙黛瓦，葱茏的绿，绚丽的黄，一溜烟进进出出的私家车……
虽然儿时碧波万顷的田野和黄灿灿的草堆交相辉映的美景已经不再，但是，草堆给我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也挥之不去！
（作者单位：盐城市响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稻耥耙
许德忠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四句诗出自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农人劳作的艰辛，感叹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告诫世人要珍惜每一粒粮食。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完全没有农业机械化参与的岁月里，亲眼目睹了年复一年的农村耕作，深深地体会到农民耕作的艰辛，也自然更加理解这四句诗的深刻寓意。
在几大主要作物的种植中，要数水稻生产管理最为繁杂，农民在种植水稻过程中付出的辛劳也最大。从耕田、车水、耱地、落谷育秧、拔秧移栽、水稻田一系列田间管理及收获脱粒等，要经过数十道生产工序。其中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耥稻。耥稻就是用耥耙在水稻行间除草松土的过程。在秧苗活棵后至封行前，正值水稻分蘖时期，田间各种不知名的小草种子，纷纷萌发透出绿叶，多时几乎铺满秧苗之间，与稻苗争肥又抢占生长空间。如果采用人工拔草，效率比较低下，小草也很难被彻底清除，而且长时间在稻田里低头弯腰会使农民腰酸腿疼。面对这种无奈，智慧的古人发明了稻耥耙这一小农具，解决了水稻田中快速生长幼小杂草难以清除的困扰。
稻耥耙，在南通俗称稻耥子，是旧时水稻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小农具。其形状像木屐，木板2寸左右厚，1尺左右长，4寸左右宽，前端为三角形的头，木板底部安装着几排短铁钉，钉齿约2寸长，均略向后倾斜，上面有一根约2米长的竹柄或木柄。长柄一端套装在三角形头的铁环内，木屐后端安装一根垂直细木棍，与竹柄相交扎紧。在水稻行间推拉，松土除草。元人王祯所著《农书》也有记载：“耘荡（原名，后俗称耥），江浙间新制也。形如木屐而实长尺余，阔约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簨（音笋，古代悬挂钟鼓的架子）其上以贯竹柄，柄长五尺余。耘田之际，农人执之，推荡禾垅间草泥，使之溷（音混，浑浊也）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可见耥耙的创制，对于减轻中耕除草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使水稻产量大大提高。
现在看来，虽然用稻耥耙耥稻这个方法比较原始，但比弯腰低头拔草要省力得多，而且速度快，容易操作，既除草彻底，又疏松了土壤。旧时，南通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三四把稻耥耙，不用时都有序地挂在墙壁上。中耕耥稻时，家里劳力不足的农户要请四五个具备熟练操作技艺的耥稻好手（均为男劳力）一起来完成。每人持一把稻耥耙，头戴草帽，裤管卷到大腿，赤脚进入水稻田，有序排列。耥稻也有讲究，双手握竹柄在水稻行间多次来回推拉，进行松土除草，操作时要注意不能碰伤稻苗。四五行为一段，完成一段后再前行继续另一段操作。新手使用耥耙并不容易，不是推得太深，就是拉得太浅；不是耘到稻秧，就是漏掉杂草；别说在水田中端着把耥耙，磕磕绊绊站也站不稳，更别说去挥洒耥耙。老话说“一株稗草一碗粥，百株稗草一担谷”，可见稗草的危害极大。所以说，耥稻是前期除稗草的重要措施，这一过程为水稻生长发育营造了最佳环境，是水稻种植中必不可少的。
如今在南通地区的农村，水稻生产从育秧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收获脱粒烘干，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而稻耥耙这种曾经在水稻生产中发挥过大作用的小农具，早就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单位：南通市农委）
志书收录客籍名人之浅见
周宏文
人的活动是一个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映一定时期某一地域内人类活动的全面情况。因此，历代史书、志书均十分重视人物的记述，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人物传及各类人物的收录占据了志书很大篇幅。志书中收录的人物可分为本籍和客籍两类。笔者结合两轮修志的实践，谈几点粗浅看法。
客籍名人入志的必要性
关于客籍名人是否入志，历来有两种主张，一是主张入志入传，二是主张不入志不列传。清代学者钱大昕力主本籍人物入传，客寓者不记，但也有学者主张要收录客籍名人的活动，故有旧志设有流寓、名宦等类目，简要记述客籍人物在当地的活动。在1998年的全国人物志研讨会上，与会人员提出入志人物以本籍和客籍并重的收录原则，也有的主张以本籍人物为主，兼收客籍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轮全国性修志，有关客籍人物的收录情况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客籍名人在行文中有所反映。主要记载本籍名人，客籍人物收录除担任过当地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外，其他一些有影响或在当地作过重要贡献的伟人及名人，均未专门收录，即使有所记述，也仅是一笔带过，缺少系统全面的叙述。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地的活动，多数志书未能系统反映出来；一些著名的客籍文学家、艺术家在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活动也没有全面体现出来。
二是有的客籍名人虽然列了传记，但记述过于全面，当地的活动和所做贡献未能充分体现出来，而不在当地发生的事情却记载得比较详细，该详未详，该略未略。
三是有的名人在几个县市的志书中都列了传，对其籍贯含糊其辞，存在争抢名人入志的现象。
四是有的客籍名人仅仅是经过当地，并未对当地产生重大影响，也列了传记。
第二轮志书的编修在收录客籍名人尤其是伟人活动方面虽有重视，但仍存在不足，一些已故伟人在当地的活动未有专门记述，仅收录在当地任职的已故主要领导人，或在当地病逝的著名人物。
客籍名人特别是伟人在当地的活动，是当地重大历史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的人物甚至带有传奇色彩。这部分内容如果志书不记载，其资料及细节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就难以全面反映该人物的活动轨迹，因为客籍名人原籍所在地未必清楚其在外地活动的具体细节，正史、国史也未必记述其在各地的具体活动。再如，革命战争年代一些革命家的活动范围很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移民支边，许多人把青春献给农村和祖国的边疆；改革开放后，东部干部支持西部，人才流动非常频繁……诸如此类，由于原籍所在地不一定清楚他们在异地的具体活动，很可能没有记述。因此，志书记述人物活动关键不在于此人是本籍的还是客籍的，而在于本籍、客籍人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否有贡献和影响。
试想，如果编修《井冈山志》《瑞金志》不记载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井冈山、瑞金的活动，那么其所编志书就难以称得上是一部内容丰富、高质量的志书，也就不能成为名志。因此，志书收录客籍名人入志十分必要，应当充分反映其在当地的革命活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和生产生活等真实情况。
设专节收录客籍名人
有些地方的二轮志书的人物篇专设章节收录客籍名人，这样可以全面反映地方历史，补国史记述之不足，既有助于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也有助于激发当地人们的家乡自豪感。
客籍名人入传要明确其入志资料范围和收录标准，不是所有到过或经过当地的客籍人物都要列传。所入传客籍人物必须在全国或全省有一定的影响，在当地活动一段时间，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行文记述要以客籍人物在当地的活动为主，兼记其与当地有关的事件，同时可以简记人物的生卒时间、籍贯、主要职务职称及何类名人，至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件则不必记述。
革命战争年代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陈毅、粟裕、黄克诚、叶飞、陈丕显、姬鹏飞、张爱萍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都曾在苏中苏北地区战斗过、工作过、视察过，留下许多闪光的足迹。然而，在首轮修志中，苏中苏北地区的市县志书均未专门记载他们在当地的活动，仅有零散的记载。在二轮修志中，不少志书仍是如此。
当然，也有志书注意到对客籍人物的记述。如《海安县志（1993-2008）》在历史文化篇“历史人物”章专设“名人与海安”节，收录范仲淹、胡瑗、文天祥、李渔、龚贤等古代名人和近现代伟人陶勇、刘少奇、陈毅、粟裕、许世友、管文蔚、陈丕显、张爱萍、姬鹏飞、叶飞等在海安地区的重要活动。这些资料既弥补了正史记述的不足，丰富了名人形象，与国史、党史、军史互为照应，又充实了《海安县志》的内容，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提高了海安的知名度，也便于人们系统了解这些名人在海安的活动情况。《如东县志（重修）》在“人物”章增设“名人屣痕”节，先后收录了圆仁、文天祥、李暹、郑燮、黄慎、左宗棠、亨利克·特来克、张謇、邹韬奋、陶勇、季德胜、张震东、粟裕、周一峰、沈亚威、姬鹏飞、梁灵光等57位客籍名人，重点记述了他们在如东地区活动的情况及对如东所做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如东县志（重修）》“人物”章的内容。著名方志学者李明在细说《如东县志（重修）》闪光点时，认为此栏目设计得非常好。他认为：“‘名人屣痕’一节为57位旅居如东人士列传，他们为如东的解放流过血，为如东的发展流过汗，将他们事迹入志，增强了如东人物的厚重度。”在已启动的名镇名村志编纂中，江苏省便要求于人物部分设“名人履痕”分目。这说明人物篇设客籍专栏（节）已经成为江苏方志界的共识。
人物篇设客籍专栏（节）可以“名人徙痕”“名人履痕”为题，或以“名人与××”为题，两者各有所长，也可借鉴旧志以流寓作栏目标题，总之，以有利于记述客籍名人在当地的活动为原则，不必强求一致。中国泰山、黄山、长江、黄河、桂林漓江、太湖等之所以成为名山大川，正是因为有历代名人、伟人留下了赞美作品和闪光足迹，才进一步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试想，《泰山志》《庐山志》《黄山志》等，若不设专栏系统收录历代客籍名人及文化艺术大家的足迹，其志书就会失去许多闪光点和可读性。各类志书设置专栏集中反映客籍历史名人的活动，既扩大了二轮志书入志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志书的可读性，又有利于全面反映客籍人物与当地的关系，充分展示其所做贡献及其重大影响。笔者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栏（章、节）目，也是对传统修志单设一个人物传体例的创新。
全面体现客籍人物在当地的活动
记录客籍人物的活动也应与本籍人物活动一样，要在志书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展示。已故的、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客籍人物可以在人物传中体现；对于一些到过当地、对当地影响较大的在世客籍人物来说，则应坚持以事系人原则，对其典型活动事例要在志书有关部分反映，也可以在人物部分以表的形式集中收录。
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随着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活动的广泛开展，人才流动性加大，东部干部到西部挂职，中西部群众到东南沿海城市打工，一些商人、企业家、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到各地经商、创业、支教等情况均应在志书中有所反映。有的客籍人物在当地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有着深远的影响。二轮修志应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时代的修志思维模式，充分体现改革开放时代人才大流动的特点。凡是对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客籍人物或到过当地的名人、伟人，均应在志书大事记和相关门类中反映出来。对当代客籍人物收录有以下列9种类型：
一是投资数额巨大（上亿美元或数十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奉纪守法的客籍人物（包括外商、港澳台企业家），对于当地税收贡献大的外来客商所创办的企业，志书可以在大事记、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工业、商贸、城市建设等部类中以记事的形式，反映客籍人物在当地的重大活动及贡献。
二是到当地考察调研、为当地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两院院士、国家级或省级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应在大事记、科技、工业、农业等部分与本籍人物一起加以记载。
三是在当地创业的客籍博士、硕士、学士等成功人士，也可以在农业、工业、商贸、文化等分志中体现出来，记述他们对当地所做的贡献。
四是外来打工者也是当地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员，在反映打工群体的同时，可以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会、共青团等部分反映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五是在当地城镇建设、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有过较大资助的模范客籍人士，应当在相关部分予以充分褒扬。如《海安县志（1993-2008）》在精神文明建设篇“文明新风典型”中专门介绍了一位连续10多年资助海安一家两个孤儿的“南京妈妈”马敬东，她的事迹在海安广为流传，是海安县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兵。
六是在当地进行采风、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学家、艺术家、摄影家，可以在志书大事记、文化、附录著作辑录（存）等部分体现其主要活动，记述其与当地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文学家、艺术家笔下描绘的当地风物景象。
七是长期在中西部或山区支教的典型人物，应当在当地教育篇有所反映，记载其主要事迹。如海安在云南宁蒗县支教的优秀教师代表就应在《宁蒗县志》里有所记述。
八是省级以上主要领导人到当地视察调研的情况，可以在大事记等部分中反映，其中国家级领导人到当地视察的情况也可以专记的形式反映。
九是一些对当地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物，可以设表格集中反映。比如，《南通市志》（1983~2005）人物篇设“南通市荣誉市民”节，收录对南通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的外籍人士。《张家港市志》人物卷第三章人物名录设“荣誉市民和城市贵宾”节，以表格的形式收录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表彰的在张家港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中做出贡献的外籍人士及港澳台人士。这有利于激发当代客籍名人对当地建设多做贡献的积极性，值得学习和借鉴。
综上所述，随着修志实践的深入，修志工作者对人物入志的认识水平有很大提高。二轮修志及以后的新一轮修志，均应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本客籍人物平等对待、一视同仁，要以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所做贡献大小和影响深远为收录标准，充分反映本客籍著名人物在当地的活动；在行文叙述中则坚持以事系人原则，尽可能多地反映本客籍人物的重大活动和贡献，以体现志书以人为本的记述宗旨，增加志书的可读性。
（作者单位：海安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申报单位（海安）初审会召开
8月22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申报单位（海安）初审会在海安县召开，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牟国义、年鉴处处长吉祥，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张鹏飞，海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秦艳秋，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江苏协作组专家，南通市地方志办相关领导和年鉴编辑负责人，南通市及盐城市各县（市、区）地方志办主任或年鉴分管负责人，精品年鉴申报单位年鉴分管副主任和年鉴编辑负责人等近50人参加会议。
会上，牟国义对年鉴精品工程初审工作作了说明。他要求以培育精品年鉴为抓手，进一步提高年鉴质量标准，通过质量标准的建设在全国年鉴的质量评审、质量建设方面发挥参考作用；以评审精品年鉴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年鉴编纂体例的研究，调整完善纲目，充实年鉴内容；以争创精品年鉴为目标，进一步提升年鉴编纂的整体水平，提高工作效率，为打造精品年鉴打好基础。
张鹏飞表示，近年来海安县史志工委积极作为，成绩明显。他强调，海安申报单位要认真消化吸收专家的建议和意见，进一步修改、打磨、润色，提高质量，真正打造出精品。
秦艳秋希望，海安从事地方志工作者要把握机会，虚心请教，抓紧完善提高，以精品良鉴参加中国精品工程评审。同时，她希望与会的专家为《海安年鉴》支招，为海安的地方志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与会专家从《海安年鉴（2017）》（送审稿）框架设计、内容编排、文稿编纂等方面提出评审意见。海安县史志工委认真听取专家评审意见，根据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继续修改年鉴文稿，提高年鉴编纂质量，提升《海安年鉴》编纂水平。
（文/图海安县委史志工委）
中共如皋县委成立时间考
王小星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内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政治混乱，社会不稳定，大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人活动多处于地下，各类文件属于秘密，不可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如皋县委组织遭到多次破坏，后如皋又经历多次战火，以致县委成立的文件及相关资料全部丢失，如今已无迹可寻，关于中共如皋县委的成立时间自然也无从查证。目前确定中共如皋县委诞生的日期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根据当年县委成立时的参与者回忆的，为1927年元旦；二是根据相关史料推断而确定的，为1927年7月。笔者在翻阅相关史料后，对中共如皋县委成立时间有新的理解和判断，现整理如下，仅供参考。
1927年元旦
如皋福成庵发生了什么
关于中共如皋县委成立的具体时间，据中共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版的《陆植三》一书，中共如皋党组织创始人陆植三《回忆如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的建立》中说道：“一九二六年底，省委批准建立中共如皋县委员会，并派戴盆天来帮助筹建。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我们在如皋城西南角福成庵里正式成立中共如皋县委会，由戴盆天宣布我任县委书记，委员有王盈朝、叶胥朝、陈其理、徐芳德、张连生、苏德馨。”
中共如皋首任县委书记王盈朝回忆录《解放前的一生》中，《中共如皋县委会在庵堂》一文如此记述：“1927年元旦上午，中共如皋县委会在福成庵宣布成立，我和陆景槐、张连生、徐芳德、叶胥朝、陈其理等7人被选为县委委员，我被推为县委书记。”
两位如皋早期党组织负责人都把县委成立时间指向1927年元旦，成立地点都指向如皋城福成庵。那么，1927年元旦这一天，在如皋福成庵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皋人民革命史》“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一节中，实录了国民党省党部戴盆天向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报告：“到了翌日（1927年元旦）早晨开会，本言明8时开会。到了10时半，还有几个学校部分代表没有来。我叫陆景槐着人去问，回来报告说：……知道今天省部派人来，所以校长召集我们学生开会，今天虽是元旦，但不准我们出门……已有4个侦探在外，侦查开会地点……我于是对陆说：改地点或改期开会，地点最好定在乡间。”文后补记：“戴盆天将事情交代后，去了鄂家埭，委托同来的国民党省党部李诚代表出席会议。戴盆天离开如皋城的当天下午，陆景槐等决定将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大会，移至北门许秀龙家举行。”
以上这段话是戴盆天写于1927年1月31日的，与1927年元旦间隔时间较短，事件发生时间、地点、人物、对话、经过等细节交代非常清楚，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这段实录表明，1927年元旦上午，戴盆天、陆植三等人忙于召开国民党县党部大会，但由于学校阻拦，特务侦查，会议没有开成，下午转移地点举行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大会。从时间、场地、出席人物等几个方面来说，1927年元旦的福成庵不具有成立中共如皋县委的外部条件。故而，陆植三、王盈朝关于如皋县委诞生日期的回忆应该有误，他们或将国民党成立大会混淆为中共如皋县委成立大会。
中共五大召开之前
是否存在中共如皋县委
如皋最早的党组织是1926年9月在江安鄂家埭成立的，当时江浙区委指派杭果人、张连生到如皋帮助成立，陆植三任支部书记。
1926年9月至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之前，中共党内组织设定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决案》，《决案》第五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决案》第六条：“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直接隶属中央。”也就是说，在1927年6月1日前，中共党组织各层级有5种情形，即：
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支部—小组；
中央—支部（附近无区执行委员会）；
中央—小组（附近无区执行委员会、无支部）；
中央—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
中央—地方执行委员会（无区执行委员会）。
这5种情形中都没有省委、县委这一组织名称。因此，从组织史上说，陆植三、王盈朝回忆的1927年元旦成立中共如皋县委没有凭据。
县委这一组织形式是192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后出现的，《决案》第十七条规定党的组织系统为：
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
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
《决案》规定按行政区划来改变党的组织系统名称，并在省委之下设置县委以指导区委、支部工作。因此，县委这一组织形式应该在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以后才依法产生。
中共如皋县委成立时间
可能在1927年8月或9月
目前，如皋市将县委诞生时间约定俗成为“1927年7月”。《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如皋县委成立”中记述：“7月，中共如皋县委于如皋南门福成庵成立。”该文下面备注，详细说明依据：
1.《中共江苏地方史》：“1927年6月底，能与省委发生工作关系的地方党组织只有南京、无锡、宜兴、江阴、如皋、丹阳、苏州、徐州八地。”
2.据当时南通县委书记刘瑞龙生前回忆：“南通县委是1927年8月成立的，在南通县委成立前，如皋县委已经成立。”故将如皋县委成立时间定为1927年7月。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推断可能存在瑕疵。
1.《中共江苏地方史》记载了1927年6月底如皋党组织能与省委发生工作关系，但当时江苏省委各地党组织有县委、独支、特派员三种形式，当时与省委发生工作关系的究竟是哪一种并不清楚。
2.时任南通县委书记刘瑞龙生前回忆：“南通县委是1927年8月成立的，在南通县委成立前，如皋县委已经成立。”这个回忆由于时间久远，不一定准确。《江苏省委关于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报告）中，《最近外县组织统计列表》（表一B2）：“独支十一县（丹阳、金坛、六合、青浦、松江、金山、扬州、镇江、南通、靖江、吴江）。”这表明，截止1927年9月底，南通还没有县委，只有独立支部。因此，根据刘瑞龙的回忆推断如皋县委成立于1927年7月不成立。
《江苏省委关于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这份报告称：“省委本身亦在6月底7月初迭遭破坏，重要负责同志几乎全数牺牲，组织部长亦在此严重打击之下（笔者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抓，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于是（1）省委与外县的关系全断；（2）临时省委忙于应付上海目前的困难，也无力顾及外县。”
1927年六七月，中共江苏省委遭受破坏，自身尚不能顾及，与各县市党组织关系全断。中共江苏省委按照规定派员到各市县指导成立委员会，或者批复各市县成立委员会不大可能。
该报告又称：“经过两个月（即1927年八九月，笔者联系报告上下文推测）的艰难险阻困难时期，省委的委员也渐次补充完全，上海的组织也渐次走入常轨。在八月下旬开始注意外县工作……奉贤、青浦、苏州、如皋、宜兴、江阴、丹阳八县均有组织与省委接头。”“兹将最近外县组织统计列表如下：
表一B1已准允成立县委者八县（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如皋、宜兴、江阴、徐州）
表八九月内各县同志之统计：如皋24南通10……”
也就是说，中共江苏省委从1927年8月下旬才开始与各县组织接触，其中包括如皋；至当年9月底，如皋县委已由江苏省委准允成立，并且有党员同志24名。这基本限定了中共如皋县委成立时间范围：最早在1927年8月下旬，最晚在当年9月底。
作者单位：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如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青墩遗址出土文物流失原因
王其银
1978年4～5月，南京博物院、南通博物苑、无锡博物馆和连云港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学者对1973年在海安县沙岗青墩村（现南莫镇）发现的青墩遗址进行正式发掘。1979年4～5月，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授和学生对青墩遗址进行再次发掘。两次发掘，先后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1000余件，其中带柄穿孔陶斧、刻纹麋鹿角、炭化稻谷、干栏式建筑和众多玉石器、陶器、骨器的重大发现震惊了中国考古界，刷新了江淮东部地区无史前遗址的传统考古理念。但由于遗址被发现时，因水利施工有大量文物已经出土，加上正式发掘滞后了五六年，而近几十年又不时有人在遗址附近动土，因此，不少出土文物流失了。
遗址发现初期民工哄拾
1973年8月，海安开挖青墩新河时挖掘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和麋鹿角等兽类化石，在这之前谁都没见过，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因此在场的民工们便将自己看中的东西哄拾分掉了。陶钵被拿回家做了鸡食盆，石斧被带回家装上木柄做成“掏扒”（又名掏灰扒，是民间炊饭时用来从灶膛掏取灰烬之物的工具），破损的灰陶器则被扔掉，至于施工现场发现的大量麋鹿骨角等兽类化石，听说可以做治病“秘方儿”，则被许多人拿回家当药引。有的麋鹿骨角上就有远古青墩人留下的刻纹，可惜当时骨角上沾了泥，谁也没在意这些痕迹。这是青墩遗址出土文物流失最多的一次。
青墩水利施工现场发现了远古人类遗迹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很快派人到青墩调查并征集文物。但由于已过去数年，工作人员虽尽力搜寻，也征集到部分文物，可终究不可能全部追回。据当地村民说，当时出土的麋鹿骨角能“用拖拉机拉”，说明数量之多，而现在散存在南京博物院和南通博物苑的只是极少部分。据青墩村参与水利施工的老人回忆，当时那么多鹿角有的被人拿了，有的被碰碰打打毁坏了，有的又被填埋了……
如今，若是到青墩庄上走一走，有意探访一下还会在有些居民家中见到当年出土的麋鹿骨角。麋鹿骨角等兽类化石已是如此，陶器、石器、骨器等容易让人看上眼的文物散失更不在少数。
正式发掘时亦有人捡漏
南京博物院、南通博物苑等牵头单位，在青墩遗址正式发掘过程中，虽然对遗址发掘现场进行了严格管理，也规定了相关纪律，但依然有人在遗址发掘时，在运土或帮忙过程中捡拾了文物，特别是石斧、玉器等令人瞩目的。笔者所认识的两位古玩收藏爱好者家中就都藏有精巧的石斧（一件有点残缺，另一件类似《青墩文化》一书封面刊载的石斧）。
由于考古学家在正式发掘过程中，对出土文物均进行了详细的编号登记，后将其分别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和南通博物苑，不可能遗失；而两位古玩收藏者都肯定他们的所藏是青墩出土的文物，且从实物质地、造形看也确实与青墩出土的石器相一致，因此这极有可能是在遗址发掘现场捡漏的，或是1973年被民工哄拾未被征集的文物。
另外，197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到青墩遗址参与发掘，也有少数学生出于好奇带走了部分文物。这次发掘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华东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对出土文物保护并不重视。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的文物虽集中严格保管，但也出现了有人将比较稀罕的物件私自带走，带柄穿孔陶斧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当时有几名学生将各自私下带走的东西拿出来炫耀，巧的是居然凑合成了一把陶斧。而麋鹿骨角、骨匙、骨针等物件由于量多且器件较小，有学生出于好奇或研究的需要而带走，时间一长，大宗文物被运送到南京博物院或南通博物苑，而这些“小玩意儿”就没有再上交。有一名曾经参与发掘工作的学生，其家人在20多年后向外人展示过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和骨匙、骨针等文物，这就是实例。
麋鹿角和骨匙的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即便是带穿孔的骨针也是古青墩人用麋鹿骨角打磨出来，用来缝制衣物的，同样具有文物价值，这也许是南通地区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有力的证据。
小范围试掘、盲目动土等造成散失或破坏
1978年和1979年的两次正式发掘后，青墩遗址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小范围试掘或在遗址上盲目动土时有发生。
青墩遗址南侧的一个居民用网兜在河里捞螺蛳，捞出刻纹麋鹿角和一枚玉戒，玉戒被不小心碰坏了，而刻纹麋鹿角则被送了人。据知情人透露，南京某单位的专家曾带着几个人用钉耙在青墩遗址北侧北塘河里打捞，当即捞出许多文物，都被带走了。有考古专业的教授为了指导学生学业，在海安县文物管理部门默许下进行小范围试掘，有些出土的文物便没有依法登记。
在遗址南侧有很大一片村民居住区域，有些村民盲目动土，常常在宅基地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有的村民及时向上级报告，并上交文物，如1992年一户居民翻建住宅时，从地下挖出文物，当即向上级报告，南通博物苑派人赶赴现场，征集了出土文物；有的村民因怕麻烦，或怕耽误施工日期而干脆不上报，文物则自然也不上交。一居民家中就有多件青墩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有石器、陶器、玉器等，且大多完好无损，均无上报上交。
在开挖东西向的青墩南河时，也发现了文物，南通博物苑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征集到韩瓶和宋碗两件重要文物。而在博物苑工作人员赶去考察之前是否有其他文物散失则不得而知。
（作者单位：海安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