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原因新探
陈铁健
以往写中央苏区的文字，颂扬者居多，批评者也不少。新近出版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截取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全盛到败走这一时段，着重探索以往基于政治考虑而被忽略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力求追寻原初的历史面貌；以当年的而非后来的，描述的而非价值评判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考察历史的本然进程。正是作者对历史的敬畏，成就了这本以客观平实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一、革命源流：物质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区之间极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本书31页)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很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
除开物质利益，农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但农民的身份意识，长期被漠视，处于沉睡状态。中共通过向农民宣传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使其抗争意识逐渐觉醒，这是农民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恰与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大小相一致。而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共仍然得到大部分民众拥护，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难以做到的。
游民也有参加革命者，多以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讨女人等为目标。游民在中共队伍中，可以发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直接或间接制约中共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和贯彻。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当不可小视”。
二、军事占领下广泛的社会动员
苏区的党与政权建设，都与红军推进和军事占领密不可分。本书指出“军事力量对政治和社会的主导作用，是观察苏维埃运动须臾不可忘却的基本背景”(109页)，即“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
如同中共建党时期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也以知识分子为主。随着红军大量进入，党员源流发生变化，人数激增。本书征引当时文件：“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打过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90页)到1934年8月统计，中央苏区的党员约15万人。中共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强调服从、忠诚、守密、牺牲和奉献。但超常发展党员，则会冲击这些标准。1933年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两万多人速成进党。瑞金用开会方式对新党员训练一天了事。博生县某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某支部“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不少人不知共产党为何物，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反水”问题。尽管如此，“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95-96页)。
苏区政权从中央、省、县、区、乡到村，村代表制度把触角有效深入到最基层，另有贫农团、妇代会、工会、反帝同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耕田队、突击队、轻骑队等。体系严密，环环相扣，层层相连。同时建立党、政、群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力求廉洁施政。各种群众组织中，群众性地方武装最受重视，发展尤快。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即提议组建农民武装，将16-45岁男女编入“赤卫队网”。城乡赤卫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从省到县、区、乡，形成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的有机链条，既保武力兵源供给，又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首开人民武装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1934年4月，这支群众队伍达到50万人。蒋介石对它的作用，赞叹不已。
革命的精义，不仅在于实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实行价值观的改造，即实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整体变革。宣传功能下的文化教育，要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服务。“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小学一年级语文《三字经》通俗易懂地鼓吹阶级观念、男女平等和反抗意识，一时激起阶级意识、拥共思想。其他如扫盲运动、民众夜校、干部教育、工农剧社、文艺演出、红色歌谣、体育运动、群众大会，等等，其社会动员的现实功用立竿见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其进步之程度与麻醉之力量，殊可惊异”(132页)。蒋介石在训斥部下时，盛赞苏区教育“最有精神”。
毋庸置疑，中共努力唤醒苏区民众，动员他们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反专制求生存的阶级斗争，为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一抹光亮。然而，它却以拉开中共夺权建国序幕载诸赤色史册，成为中共历史值得大书的一页。
三、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何以失败
中共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呈现了强悍的政治力量，何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创？本书认为中共失利既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国共力量的变化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后，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逐渐与外国建立正常关系，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日本侵华势头略缓。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依仗其武力优势(国民党50万，红军10万；前者有大炮1200门，后者只有几十门)，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蒋估量“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84页)。
军事上，面对堡垒中的敌人和愈益狭小的空间，红军反“围剿”作战已不适用诱敌深入战法，而运动战也难觅战机，犹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语)。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运用最多的就是后来备受诟病的“短促突击”战术。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将主力埋伏于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军前沿阵地时，主力“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李德、周恩来、项英、朱德都有同样主张，朱德、彭德怀、林彪曾撰文论述。这是在战略被动大背景下一种寻求机动攻势防御的无可奈何的战术选择，虽有合理性，却不像李德和中革军委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巨大效应。
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达30%以上(317页)。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288页)。
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其端的肃反运动，造成了党政军群中许多精英被错杀，元气大伤。其理论依据是张闻天、梁柏台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订法律法规的限制的理论。实践中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滥杀无辜，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之先导，贻害巨大。就中央苏区肃“AB团”的行动来说，它远早于苏俄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归咎于战时环境。
四、有准备的整军以退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转为战略防御。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中共欲迎又拒，采取关门方针，失去联合同盟军反蒋良机。蒋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击败十九路军，把福建纳入手中，转而全力进攻红军。1934年2月后，经过平寮、凤翔峰、广昌外围战，国民党军于4月逼近广昌。此时，共产党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受到不谙军事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信赖，成为中共军事决策者，掌握了红军行动决定权。在李德指挥下，广昌战役从
面对苏区危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说，1934年3月，他曾提出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瑞金会议提出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早在1931年初就指示：“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1933年3月，又提出红军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束缚于领土上，应“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之举。到1934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6月16、17日，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5月中旬后，蒋介石、陈诚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441-442页)。
为集中筹划战略退却。1934年夏中共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主持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