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发生重大转折。中共成立后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第一次大革命。但那时党还不善于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由于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及驻中国但并不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等原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此后又未能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导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共产国际的指导反而更加言听计从，特别是出现对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照抄照搬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把中国革命引向了失败的道路。事实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有着许多马列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的复杂矛盾和特殊问题。正如毛泽东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此必须实际地调查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军事斗争策略，引导中国革命日渐走向发展和胜利。但是，这些正确的路线策略并未被全党认识和接受，反而受到排斥。只有到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才实现了从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转变。因此，遵义会议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思想路线实现转变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军事指挥，并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终结。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作战原则和军事指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行军作战，不断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毛泽东成功指挥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之战。接着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越过湘黔公路，急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从此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种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机动灵活，声东击西，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有利时机歼敌有生力量的战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动战战略思想的正确性，也更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而正是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军事指挥下，尽管也难免还有小的失误和失利，但总体上看，中国革命战争实现了由失败到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未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到开始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得了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名义上还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遵义会议后他“说话就算数了”。后来虽有张国焘、王明的挑战，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而经过长时间的身处逆境和被孤立的磨炼，毛泽东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据贺子珍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正是经过他的艰苦努力，特别是经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的实践检验，在他周围开始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遵义会议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渐形成的。”他还说：“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而遵义会议后，“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所以，从组织上看，遵义会议正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由“左”倾错误的领导转变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的历史转折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为娄山关战斗胜利所写的著名词作中吟叹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实际上也是他本人当时对任重道远的中国革命的转折认识和担当精神的自然流露。
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从而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史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未能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解决，几乎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害，乃至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而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得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并为后来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自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律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就抵制，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