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谦厚谈抗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实际出发，从中国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并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实行立足于人民战争的持久战和游击战的军事战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如何尊重事实，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贡献？本报记者采访了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岳谦厚。

　　国共两军规模相差悬殊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抗战全面爆发时，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在规模上相差悬殊。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岳谦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或称国军总人数包括预备役部队超过259万人（亦有170余万人之说），而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有3个师4.5万余人（含总部直属部队），约为国军的六十分之一左右，如加上1938年初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万余人，总兵力约为国军的五十分之一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人数有多少？

　　岳谦厚：我知道，现在有一种声音说中共军队“牺牲的高级将领人数太少”，并以此来判断其抗战贡献。我们要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番号变更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军衔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上将外，其余最高者不过中将而已。据统计，当时中共军队接受改编时，国民政府授予中共将领总计31名（含新四军），其中上将1人、中将10人、少将20人。

　　“游而不击”与“坐大”系悖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问题来了，一些观点认为，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规模与抗战胜利后的规模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于是，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坐大”等各种言论。

　　岳谦厚：“游而不击”与“坐大”论产生于两个不同时期。前者产生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的所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至年底和次年国共第一次“摩擦”发生；后者产生于国民党内战失败后，有人认为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损失惨重，实力被严重削弱，共产党军队则通过抗战实力不减反增，在后来的内战中占尽优势，以此来为内战期间国民党的彻底失败进行辩护。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言论？

　　岳谦厚：“游而不击”与“坐大”本身就是个悖论。如果共产党“游而不击”，又怎么能够壮大或所谓“坐大”？怎么能建立了面积那么大、数量那么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力由最初的四五万人扩展到近百万人呢？

　　进一步说，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冲突危机增大、国共军事冲突发生，国共两党通过双方实力的对比作出判断，国民党方面认为仅需5个月时间即可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共产党方面则认为至少需要5年才能打败国民党。抗战后实力“大为削弱”的国民党军队，为何对自己实力的自信程度远远超过“坐大”的共产党呢？

　　实事求是评价两个战场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抗战研究中的“八年抗战论”和“十四年抗战论”仅仅是起止时间界定的差别吗？

　　岳谦厚：中国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是符合国际认知的。日本在表述侵华战争时也是将其作为时间起点的；而且，从日本的侵华计划与线路来看，先“满蒙”或东北，后华北，进而整个中国，这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

　　之所以有“八年抗战论”与“十四年抗战论”的不同认识，是基于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再到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最后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其间的战事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存在“间歇期”，甚至出现过短暂的“中日敦睦”期，亦未形成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战争动员，国民政府甚至对爱国官兵的主动抗战采取打压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抗战研究中，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岳谦厚：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开辟的敌后战场和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遥相呼应，互为依存、互相支持，相辅相成，共同支撑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局并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种看法是学界经过不断解放思想、克服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上的歧见而得出的科学的历史判断。

　　但有人借共产党军队除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外并未组织过其他大规模战役而否认或贬抑敌后战场的作用；亦有人认为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独当一面，而敌后战场则是国共双方共同支撑的，并以南岳军事会议之后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战区的设立、阎锡山晋西根据地等的开辟以及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存在作为“铁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所谓的“铁证”足以判断国共双方在两个战场上的作用吗？

　　岳谦厚：实际上，学界达成基本共识的依据是各个战场以谁为主体、谁在各个战场发挥的作用大小。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全面抗战初期亦参加了正面战场的抵抗，如忻口会战、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等，特别是晋东南反击日军“九路围攻”时国共双方军队就是在朱德和彭德怀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国民党军队有敌后战场或敌后游击部队亦是事实，只是从有到不断萎缩直至基本丧失，其军队打散的打散、投降的投降，到抗战胜利前夕已所剩无几。而共产党方面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或抗日战场则不断扩大，并在日军投降前夕能够在局部地区展开全面反攻。

　　国民党片面消极抗日造成不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当时具有合理性。

　　岳谦厚：著名史学家魏宏运教授曾批评这种论调“实际上就是重复蒋介石当时讲的话……这亦算研究历史？历史研究是要结合历史实际考察的。日本会允许中国积蓄力量吗？反过来，即使中国能增加一些力量，而日本因占有中国更多资源，其力量不是增加得更迅速吗？这是普通常识，这就是历史实际！”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声音认为，国民党军队并未有过片面抗战。您怎么看？

　　岳谦厚：按照通行的认识，所谓片面抗战路线就是说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所走的是一条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而单方面依靠军队的路线。

　　实际上，国民党方面亦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动员，比如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讲话就指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再如滇缅公路的修复和中印公路的打通及大量物资的运送均动用了包括南侨机工在内数以千计的民力。所以，与其说国民党方面在主观上不发动群众或不想发动群众、不想依靠群众，倒不如说其发动群众无序、无力，甚至屡屡发生军队扰民现象。这又何以能够赢得民众信任与支持呢？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态度，您怎么分析？

　　岳谦厚：关于国民党军队是否“消极抗日”的问题，从历史实际或比较的眼光看，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确实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而到中期则明显“消沉”了好多，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主观上就有了“等待”的思想。

　　当然，这种思想是在一个复杂而综合的背景下产生的，一是前期战事消耗很大甚至说达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二是日军进攻势头弱化，三是盟国迟迟不予开辟亚洲战线，四是担心共产党“做大做强”，等等。不过，要说其彻底或完全“消极”亦是不尽客观的。比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在整体上或战略上可谓大溃败，但“衡阳保卫战”就是个例外，是役国军打得很英勇很顽强。再如，其间中国入缅军或远征军同样打得很艰辛很顽强，甚至一时享誉国内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从整体抗战实践来看，上述“片面”和“消极”因素，都给抗战造成很大不利。

　　岳谦厚：确实是这样。与共产党方面相比，亦从抗战具体的整体的实践来看，国民党方面抗战路线的“片面”性，直接后果是丧师失地、损兵折将，间接后果是各种战争资源得不到发掘并有效配置己方，甚至为敌所掠而变成了敌方的战争动力。

　　“消极抗日”特别是三次大规模的国共军事“摩擦”，直接后果是国民政府对内失信于民、对外毁掉了中国抗战的声誉，间接后果是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而增强了敌方的实力并使中国抗战立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战争评价不可“唯武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声音认为，中国装备落后、不足以抵抗日军，整个抗战是靠美式武器打下来的。这种认识与历史事实有哪些偏差？

　　岳谦厚：中国军队，姑且不论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就是国军的装备来说也相当落后，但不能因此下结论“整个抗战是靠美式武器打下来的”，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唯武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美式武器什么时候开始供给中国战场？

　　岳谦厚：至少是在1940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了。

　　而此前中国军队已凭借自己原始落后的武器先后组织了多场大规模会战，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四次会战。总的来说，均打得不错。不仅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亦赢得整个战略转移的时间，奠定了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武器先进与否，对战争胜利有多大影响？

　　岳谦厚：武器先进与否确实很重要，并对战争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但绝非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中国是大国而非强国，日本虽强却是小国，它以少兵临大国，是经不起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战争一旦进入拉锯或胶着状态，其疲相就显现出来了，攻陷广州和武汉之后的战略调整即是最好的例证。

　　再者，中外兵家或军事学家均有类似“失道寡助、得道多助”的认识。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性的，亦即“失道寡助”；而中国进行的是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正义战争，亦即“得道多助”。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比不上日本，甚至官兵的整体军事素质亦远远落后于日本，战争初期被动的军事撤退或主动的战略转移，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无奈的军事溃败这也在所难免。但贵在坚持，整整坚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战，这亦验证了人们日常所云“坚持就是胜利”的箴言。